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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木华，薪火相传。12世纪20年代，徽州婺源茶院朱瓌的第八世孙朱松因官而徙居福建，于是开建阳考亭朱氏一族，成为“入闽朱姓始祖”。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都有它的“源头活水”，它就是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它来自社会现实，根源于日常生活，受益于周边环境。那么，朱熹的精神世界都有哪些“源头活水”呢？就让我们从他的父亲朱松说起吧。
第一节 蒙以养正
一、乱世得子
金兵烧杀掳掠后的杭州城满目疮痍，生灵涂炭，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朱熹的父亲朱松就生活在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的乱世。
朱松（1097—1143年），字乔年，自号韦斋，出生于徽州婺源松岩里一个官绅家庭，是婺源茶院朱氏第七世孙朱森的长子。朱松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心怀大志，把“治国安邦、大济苍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强烈的士大夫意识可谓根深蒂固。
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朱松考中进士，第二年被任命为迪功郎。
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被外派到福建建州任政和县尉，但是由于家贫，没有赴任的路费，便将婺源老家的百亩土地变卖，然后扶老携幼举家迁往福建建州政和县，开建阳朱氏一族。从此，朱松被推为“入闽朱姓始祖”。
宣和七年（1125年）五月，朱松的父亲朱森去世，朱松为父守丧，暂时丁忧离任，艰难度日。由于家贫无力将父亲归葬故乡婺源，只得就近葬于政和县西的公共庙田。
靖康元年（1126年），也就是朱熹出生的前三年，金国大兵南下，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徽、钦二帝被俘到金国，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建炎元年（1127年），金兵分三路大举南下，赵构逃往扬州；第二年又逃到杭州，此时朱松被调至南剑州（今南平）任尤溪县尉；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金兵再次分四路南侵，势如破竹，赵构仓皇逃往明州（今宁波），金兵渡过长江一路攻城略地，抵达江西万安县，直逼福建省。十二月初，一支金兵从江西突入到福建邵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时朱松代理建州职官（没有正式岗位临时负责公务的官员），听说金兵进入福建，慌忙带着全家老小弃官逃往政和县避难。直到建炎四年（1130年）夏天，在宋朝军民的奋力抵抗下，金兵退出福建和江西，朱松才准备带家人返回建州。
可是，还没等朱松启程，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攻入福建，不久建州的王燮和龚仪又连续发动兵变，龚仪攻打建州，闽北顿时风声鹤唳，朱松回不去建州了，便买了一条小船携家眷顺水路南下，奔尤溪而来。因为尤溪地处闽中，距离闽北的战乱区域比较远，相对较为安全，更因为朱松曾在尤溪县担任过县尉，对这里比较熟悉。朱松逃难来到尤溪后，就将家人安顿在尤溪县城南的郑氏馆舍中。郑安道官拜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这座馆舍就是他在尤溪县修建的南溪别墅。朱松在尤溪担任县尉的时候，郑安道的儿子郑德与担任尤溪县令，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至交。
后来朱松只身去了福州，本来是想到福州拜见福建安抚使领罪的（因为朱松在金兵进攻福建时擅离职守），但到福州时却听说叛军攻南剑州很紧急，便立刻赶回尤溪。当朱松到达尤溪时，叛军就在十数里外了，幸好两个弟弟朱柽和朱槔已经带着母亲和朱松身怀六甲的妻子一家老小逃到附近深山避难去了。
郑氏馆舍依山傍水，门前有一座山峰挺拔秀丽，造型酷似“文”字，遂被称作“文山”；背后是一座峻峭的山峰，造型酷似“公”字，遂被称为“公山”。尤溪人称这两座山峰为“文公二山”。一天傍晚，文公二山突然同时起火，火被扑灭后，令人惊叹的是文山上过火的痕迹看上去像个“文”字，公山上过火的痕迹看上去像个“公”字。朱松夫妇非常惊诧。据《尤溪县志》记载，朱松当时感叹道：“天降祥瑞，必有所印，此喜火祥兆也！”
就在文公二山起火后的第二天中午——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在这颠沛流离、兵戈扰攘的战乱之中，朱松的夫人祝五娘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朱熹。想起前一晚的喜事之火，朱松就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熹”，就是“喜”与“火”二字的结合。朱熹名字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笃信地理风水的朱松根据“五行八卦”中“木生火”的原理，又因自己名中带“木”，孩子这辈名讳偏旁部首为“火”，便为儿子取名为“熹”，希望朱家香火延续，发扬光大。由于朱熹出生在尤溪，古称沋溪，朱松还根据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中“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的句子，为朱熹取乳名“沋郎”（一说称“沈郎”）。按照伯仲季的先后惯例，加上“蒲伏连延”之意，就把朱熹的字号定为“季延”。因为朱熹在同辈中排行第五十二，乳名也称“五二郎”。
由于生活颠沛流离，母亲营养不好，朱熹出生的时候又黑又瘦，而且一出生右眼角还有七颗黑痣，这令朱松和妻子祝夫人惊异不已。
还有传说，绍圣四年（1097年），朱松出生时婺源朱氏古宅的古井白气如云，经久不散。如今季子朱熹在尤溪出生的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这口古井又忽然紫气如虹，似乎预告着“紫阳先生”降落人间。笃信风水术数的朱松曾请过一名山人问将来富贵，山人回答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尧山堂外记》卷六《朱熹》）其实，古往今来人们对圣人等奇人异相的传说由来已久。据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孔子圣迹图》记载，孔子出生后有异相49处，其中身上长有奇异的黑子，近看像昴星，远看似斗星。出生前有麒麟玉书，出生当天有二龙五老（仙人）出现。
按照当时风俗，在朱熹出生之后第三天即九月十七日，照例举行“洗儿”典礼，亲友邻居纷纷前来祝贺，大家看见小朱熹脸上的七颗痣很像北斗七星，都很惊奇，一致称赞小朱熹“奇人异相”，长大之后，一定会成为非凡的大人物。典礼上，朱松十分高兴，但想想儿子生在这内忧外患、烽火连天的乱世，不免忧心忡忡，悲喜交集，随即咏出《洗儿二首》。
洗儿二首（其一）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
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洗儿二首（其二）
举子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掀须。
厌兵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①
诗中表达了朱松对儿子朱熹早日成才、为国出力的期待，既充满了希望，又有忧国忧民的不安。
朱熹出生刚三个多月，范汝为、刘时举、余胜起义军发生内讧，建州、剑州一带动荡不安。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朱松便带着襁褓中的朱熹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先是从尤溪逃往古田，躲避在县西三都口的龙爬；当年六月，朱松又逃到长溪，寓居龟灵寺。朱松曾先后上书参知政事谢克家和李回请祠。后来朱松又携家由桐江经福州逆闽江而上返回尤溪；途经福州时，朱松拜谒了福建路抚谕使胡世将，向他进献了进据中原、光复神州的良策。正是这次拜谒给胡世将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发现了朱松的才干，便向朝廷极力推荐，使擅离职守四处逃亡的朱松从县尉降为镇监，免遭重罪。
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初，范汝为再次叛乱，占建州，破邵武，欲攻福州。朱松又携家眷前往福州，由于中途受阻就暂住在桐江。正月初九，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韩世忠收复建州，叛军被剿灭，范汝为自焚身亡。
绍兴三年（1133年）初夏，朱松因反对朝廷与金人议和，被贬为泉州石井镇（今晋江安海）监税，这是一个比乡长、里正还低一级的基层小吏。但是好在保住了这个小小的官职，也保住了一家赖以生存的俸禄。因此，这年五月刚过了四个月安定生活的朱松便又携家眷到泉州赴任。
作为北宋末年知名的理学家，监税石井镇对朱松来说并不得志。朱松早年受二程学说的影响，是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与李侗同学，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是挚友，因此，朱松在公事之余经常召集镇中士子讲习“理义之学”，当地富商黄护还出资在官署旁建了一栋“鳌头精舍”作为朱松讲学之所。朱松在石井镇居住了两年多，是泉州开讲理学的第一人，对当地的教化启蒙影响深远，安海石井镇因此有了“闽学开宗”的美誉。
二、读书开蒙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朱松经泉州太守谢克家的举荐，前往杭州入朝应诏。在离开石井镇前将家人送回尤溪，安顿在郑氏馆舍，然后只身到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对策纵论中兴之大业。十二日，朝廷任命朱松为秘书省正字，后历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转司勋、吏部两曹等官职，最后官至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
朱松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儒家学者，早在任政和县尉时，他就在当地兴建了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教育当地子弟，对自己的孩子朱熹更是倾心教育，因此朱熹幼承庭训，深得家学真传。他曾说：“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又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这说明朱熹在入小学之前，已从父亲那里熟知《左传》。而“为己之学”指的就是正心诚意、明辨笃行的孔孟儒学。由此可知，父亲朱松的家学正是朱熹儒学思想启蒙的“源头活水”。
有一天，朱熹听完父亲讲授《管子·上篇·权修》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道理后深受启发，便亲手在馆舍旁种植了三株香樟树，以此来激励自己终身向儒、矢志不渝的志向，并借以答谢郑家的恩情。今天在五夫里还有两株朱熹当年栽下的香樟树，后人称之为“沈郎樟”，又称“朱子树”，以缅怀朱熹。
朱松迁居建瓯后广交学者，谈经说理、谈天论地。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从小就耳濡目染宋代理学思想。当朱熹听大人们谈论天地有边无边的道理时，常常托腮苦想，以至于“思量得几乎成病”，天真的孩子竟严肃得如同一个哲人。《宋史》卷429《朱熹传》记载，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在小朱熹刚会说话时，父亲指天示之说：“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朱松非常惊异。很显然，这都是父亲朱松濡染教育的结果。可见，朱熹自幼聪颖过人，天赋极高，好奇心极强。从此，朱松逐渐转变了“有子添丁助征戍”的看法，把望子成龙、继承儒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朱熹身上，把年仅5岁的朱熹送进塾学，并耳提面命，亲自授课教育。
为了激励朱熹，朱松还特意写了一首《送五二郎读书》诗，告诉朱熹说，他们家里没有丰厚的产业，希望他好好读书，以便日后诗书传家、光前裕后。诗曰：
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
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
?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
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①
正是在父亲严格的道学家教和正规的儒家启蒙教育下，朱熹自小便立志埋头苦读圣贤书、奋发学圣人，期待化鱼成龙、功成名就之日。
小学的教材首先是《孝经》。李方子《紫阳年谱》和《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均有记载：“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通《孝经》，即了其大意，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宋史·朱熹传》原文：就传，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与此大意相同，略有出入。）说的是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到京城临安任职，将妻子和7岁的朱熹安置在福建浦城的寓所里，让朱熹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有一天，朱熹听了老师讲解《孝经》之后，拿起笔在《孝经》上题了八个字：“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意思是，如果（我）不按照《孝经》的要求去做，就不是人。可见，儒家的孝道很早就在朱熹幼小的心灵中扎根了，这也是7岁的朱熹离开父亲之后想念父亲的表现。
在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下，五六岁的朱熹便已通读“四书”“五经”，知晓五行八卦。《宋史》还记载了童年朱熹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八卦的佳话：一日，朱熹在郑氏馆舍门前“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因此大家都称朱熹为“神童”。直到今天，尤溪人还把传说中朱熹画卦的地方——尤溪水岭西岸的沙洲称为“画卦洲”，还在那里盖了一座画卦亭。
朱熹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是与父亲朱松的启蒙教育密不可分的，朱熹后来对《周易》的兴趣很浓，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如乾道六年（1170年）他在41岁时完成了《太极图说》，晚年写成了《阴符经考异》，还与高徒蔡元定合作完成了《参同契考异》，等等。这些成就其实都主要源自父亲朱松的影响。
朱松也许注定一生与升官无缘，任职仅半年，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母亲程氏去世，他便辞官回到尤溪为母亲守丧。这一年朱熹4岁，也是朱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第二年年初，朱松携家眷离开尤溪到政和守丧，将母亲葬于将溪山铁炉岭，并寓居在政和星溪守丧，再次失去了升职的机会。而刚过了不足一年安定生活的朱熹，也只好再经一番折腾来到政和，就读于父亲倡议修建的云根书院、星溪书院和松溪吟室。
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朱熹的两位哥哥在饥寒中夭折了，这使4岁的朱熹再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朱松更是将全部的爱和希望寄托在季子朱熹身上，百般呵护，谆谆教诲。朱松在丁忧期间，除开办私塾以谋生计之外，一有时间就亲自教授朱熹，朱熹因此受教于父亲膝下，随父亲往返于尤溪和政和之间。这样，朱熹4岁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了。
三、广延名师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丁忧期满。六月，由于左丞相张浚的举荐，朝廷再次召朱松。朱松将妻儿寄居在浦城长乐里萧〓老师家。萧〓是理学家杨时的弟子，讲究“仁熟”“义精”。朱松在任政和尉时，曾经慕名去浦城拜萧〓为师学习义理，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朱松在浦城给朱熹请来塾师，开始让小朱熹接受正规的儒家启蒙教育，学习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可以说，这些濡染教育对后来朱熹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
次年三月，朱松接朱熹母子到临安后，为培养教育朱熹，还特意延请名师杨由义教子读书，主要教授了管仲的《弟子职》、司马光的《居家杂仪》等。杨由义是一位出入公卿门的布衣贫士，忠义爱国，曾奉命出使金国，不肯屈膝跪拜，全节而归，名动朝野，后来官至刑部侍郎。
受父亲家庭教育的熏陶，朱熹10岁左右就开始发奋攻读“圣贤之学”，立下成圣之志。绍兴八年（1138年），朱熹在临安继续苦读“四书”，据说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孟子》这本书。9岁那年，立志想做圣人。朱熹后来回忆说：“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全要人自己去做。”又说小朱熹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非常高兴，心想圣人与我是同类，我也能做圣人，从此便在心里埋下了成贤成圣的种子，立志学做圣人，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国之栋梁。
朱熹在临安期间不但攻读经典，还随父出行游历，认识了不少著名的理学先辈。先是拜见了程颐四大弟子之一的著名理学家尹焞。尹焞是众望所归的大儒，也成了朱熹心目中的圣人。绍兴八年（1138年）四月，尹焞向朝廷进呈自己的《论语解》，朱熹借来这本书，如获至宝，抄录备份，以便随时诵读。后来他特别爱读《论语》，在“四书”中首先集诸家之说写成《论语集注》，就是受到尹焞的影响。
五月，朱熹又见到了湖湘学派的理学大师、吏部侍郎胡寅。胡寅是胡安国的侄子，是龟山杨时的弟子，也是理学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十一月，朱熹又初见应召入都的刘勉之和上疏反对议和的胡铨。这期间朱熹还亲身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事情。
第二节 言传身教
由于时局动荡、兵荒马乱，朱松一家始终在辗转逃难，他们往来于建州和剑州之间。朱松在福建一方面热衷研究河洛“二程”之学，广交理学名流；一方面将心血倾注在对儿子朱熹的教育上。直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因为喜爱建州的佳山胜水，便带着8岁的儿子朱熹从尤溪迁居到建瓯，并在那里建了环溪精舍。
一、忠心主战
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南宋朝廷罢免主战派领袖张浚，正式定都临安，形成苟安东南半壁的局面。这一幕在朱熹心中留下深深的创痛，以至到了垂暮之年提起这件事还忧愤交加。五月，金国对南宋展开诱降，派遣乌陵思谋携“国书”到临安进行秘密和议。其主要内容是金国同意送还赵佶棺木，放回赵构生母韦氏，并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地区划归南宋，但先决条件是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赵构取消帝号和大宋国号，只做金国的藩属。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议和”，赵构、秦桧竟然全盘接受。“国书”到达临安时，胡寅与秦桧在朝堂上激烈争论。赵构、秦桧的无耻求和在朝野内外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主战派纷纷上疏抗争，尤其是枢密院编修胡铨最为铁骨铮铮，他直接上书请求立斩秦桧、孙近、王伦等三人之头，这消息一时在民间争相传颂。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松又同胡珵、张扩等人联名上奏，言辞非常激烈，强烈反对向金称臣，堪称宋南渡以来最慷慨激昂、酣畅淋漓的一道奏章，再次在朝野引起巨大震动。这道奏章由胡珵起草，内容主要是朱松的建议。当时父辈们在一起草拟奏章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朱熹，激发了其浓浓的爱国情怀。奏章虽然是民心所向，但赵构和秦桧“乞和”之心已决，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亲往左仆射馆，以屈膝跪拜礼接受了金国诏书。绍兴九年（1139年）元旦，赵构诏告全国，宣布议和“成功”，这一年正是宋朝开国180年。
朱熹晚年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十分痛苦地说：“记得我10岁的时候，父亲感慨地对我说：‘宋太祖开国建立大宋王朝，迄今已经有180年了！’父亲说完这句话，一直在叹气。父亲这番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可是又一个甲子过去了，我却身体有病，沦落到如此地步，根本无法尽一个臣子的责任啊！”朱熹深情地怀念父亲，铭记父亲的教诲，可见当时父亲内心的痛苦是如何强烈地震撼了朱熹幼小的心灵，成为朱熹心中永远的痛。
绍兴和议“成功”，主和派气焰更加嚣张，主战派朱松随即遭到排斥贬谪。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十五日，秦桧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的“莫须有”罪名将朱松的京官罢免，改任饶州知州。朱松感到回天无力，大势已去，便愤然辞官，于四月同好友范如圭悄然南归，带着朱熹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
二、谨承庭训
朱松早在任政和县尉时，就曾往返于政和与建安之间，建炎三年（1129年）年底又曾短时间代理建安职官。这次罢官请辞后，朱松决意在建州城南建环溪精舍继续授徒教学。
环溪精舍建成之前，朱松一家曾一度暂住外甥丘羲家。丘羲是朱松二妹之子，与朱熹年龄相仿，他俩非常投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就载有多首朱熹与丘羲的唱和诗作及多封往来书信。在建阳丘氏居所，朱松要求朱熹、丘羲刻苦读书，用“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的思想道德教育朱熹，用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启迪朱熹，决心把朱熹培养成为“济苍生、安社稷”的英才。
朱松精通《春秋》，他经常给朱熹讲述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故事，以激发朱熹心怀天下、中兴大宋的志向。而此时宋金和议只是一纸空文，南宋小朝廷尚未喘息过来，金人便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南宋军民纷纷奋起反击。六月，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以5000精兵出奇制胜，大破10万金兵。岳飞攻打金兵，恢复中原也是势不可当，取得了朱仙镇大捷，前锋离开封仅四十五里，闽北军民闻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宋军大捷，中兴有望！”朱松更是振奋不已。
有一天，朱松照例给朱熹和外甥丘羲授课，这次讲的是《后汉书·光武本纪》中彪炳史册的“昆阳之战”，说的是光武帝刘秀身经百战、历尽艰辛打败篡汉的王莽建立东汉的故事。朱松讲得精彩，朱熹听得认真，朱松又拿出苏轼的《昆阳赋》向朱熹讲解，第二天，他还用行草抄写了《昆阳赋》全文，并在正文前写了一段小序：“为儿、甥读《光武本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子瞻作此赋时方二十一二岁耳，笔力豪壮，不减司马相如也。”
朱熹非常珍惜这段受教于父亲的童年时光，从小便有齐家、治天下的宏愿，因此，他一直随身珍藏着父亲手书的《昆阳赋》。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一晃朱熹已是年届古稀，但他仍然深情地回忆起父亲执教此文时的情景，慈父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于是他展开字幅，题跋曰：“于今匆匆，五十有九岁矣。病中因览《苏集》，追念畴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余，霜露永感，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朱熹这段文字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距父亲手书此文已经相去整整59年，可见此事对朱熹的影响之深远，为朱氏子孙后代树立了孝子践行父教的典范，也永续传承了朱松父子忧国忧民、心怀大义的优良家风。
朱松与崇安五夫里的刘子晕是好友。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朱松应邀从建阳前往五夫里拜访刘子翚，朱熹随父同行。在五夫里，朱熹认识了这位未来的老师刘子翚，也为他后来的求学生涯做了重要铺垫。
三、“唤醒”环溪
十年寂寞抱遗经，圣路悠悠不计程。这年秋天，建安城南紫芝上坊的环溪精舍终于建成。环溪精舍其实就是家塾，朱松举家迁居于此，朱松就在这里奉祠居住，全心授徒教学。朱熹自然也是其学生之一，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读书、学习生涯。
朱松的思想源自洛学，师承程颢、杨时和罗从彦，把《中庸》放在“四书”之首。因此，朱松对朱熹和精舍弟子启蒙教育以“四书”的《中庸》为本，注重内心的自我修养。朱熹在隆兴元年（1163年）写的一首《唤醒》诗回忆了小时候的教育。诗曰：
二字亲闻十九冬，向来已愧缓无功。
从今何以验勤怠，不出此心生熟中。①
“唤醒”就是《中庸》中的慎独存养功夫，朱熹认为人应该常存敬畏之心，不可懈怠，永葆警觉清醒境地。诗中还提醒自己在学习上要迎难而上，不断总结，以达到熟能生巧。
在环溪精舍，朱松也传授朱熹《论语》。朱熹后来回忆说：“予幼获承父师之训。从事于此二十余年，才资不敏，未能有得。”这些朱熹关于幼承父教的自述，反映了他当时求学的认真和勤奋。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曾对此有一段评述：“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在“五经”学上，朱松一生最看重的是《春秋》，通过传授《春秋》把忠孝节义和抗金爱国的思想灌输给了朱熹。朱熹也特别喜欢《春秋》，把它看作自己儒家思想的起点；朱松还致力于诗文，他的诗文在建炎、绍兴时期蜚声诗坛，影响较大。傅自得在《韦斋集序》中说：“故吏部员外郎韦斋先生朱公，建炎、绍兴间诗声满天下，一时名公巨卿交口称荐，词人墨客传写讽诵如不及。”为了重振家风祖业，朱松更是悉心指点朱熹诗词文章，希望朱熹早日科举入仕。
由于家境日窘，朱熹11岁之后由朱松亲自授课。在父亲的悉心教育下，朱熹在建阳时就开始写诗作文，学业突飞猛进。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仅12岁的朱熹诗文便已经出类拔萃。婺源故里前辈诗人俞仲猷会见朱松时看到朱熹诗作，大为赞赏，并带回婺源与诗友董颖共赏，两人都交口称赞，董颖还在一首诗中写道：“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朱松也很自豪和欣慰，认为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前浪”已老，“后浪”可期。小朱熹天赋非凡，诗文也不同凡响。
可以说，朱熹走向圣贤之路深受父亲朱松的影响。朱松半官半隐，爱好诗歌，诗风平和淡泊，清新流畅，其诗作大多反映了其主政台州崇道观时的生活，《四库全书》收录了他所作的《韦斋集》12卷，《全宋词》收录了他的《蝶恋花》词1首。朱松在当时就因诗文在文人士大夫中享有盛名，而且对科举考试的程式化的文章毫无兴趣，父亲朱松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朱熹，使得朱熹一生淡泊功名，只求成圣成贤。
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朱松祠禄将满再请辞官，所以前往福州拜访福建安抚使程迈，并顺道造访永泰诗人张元干和泉州傅自得等人。为了让儿子增长见识，朱松将朱熹带在身边，随行听长辈们讲诗论文。这次出行，不仅让朱熹受到了文化知识的熏陶，也使他的才智初露端倪。当年十二月底，朱熹跟随父亲由福州返回建安，继续他的苦读生涯。
第三节 诗书传家
一、慈父见背
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朱松病情日益严重，自知时日不多，便在弥留之际给崇安县五夫里奉祠在家的好友刘子羽写了一封信，郑重地将家事托付给他。
朱松之所以在临终前将妻儿托付给刘子羽，是因为他知道刘子羽是一位可托付身家性命的真正挚友。
说起刘子羽，他也是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他的父亲是抗金名将刘韐，就是他当年发现和提拔了岳飞。后来北宋灭亡，刘韐拒绝金国的诱降而英勇自杀殉国。刘子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擅长谋略用兵，屡建奇功，但因反对秦桧议和而被罢官回乡。而朱松也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所以二人志趣相投，结为至交。
当刘子羽得知朱松病重后，立即赶到建安探视，朱松非常感动。出于对刘子羽的敬仰和信赖，这位饱经忧患的儒者临终托孤，将朱熹母子托付给刘子羽，要朱熹拜刘子羽为义父，跟随刘子羽到崇安五夫里生活，并交代要将自己的灵柩也运往五夫里安葬。
临终前，朱松还给崇安县的三位朋友写了信，把年仅14岁的朱熹托付给他们共同教育。他们是朱松的道学密友，被称为“武夷三先生”的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武夷三先生”都是程门的再传弟子。
胡宪（1085—1162年），字原仲，居于五夫里籍溪之畔，号“籍溪先生”。他是大学者胡安国之侄，家学渊源深厚。
刘勉之（1092—1149年），字致中，号草堂，学界称为“白水先生”，是胡宪的内兄和好友。两人曾同举入太学。当时蔡京严禁元祐书，伊洛之学不传。刘勉之和胡宪秘藏、传抄程氏之书，并潜心研读，学问大进。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刘子羽之弟，年轻时曾当过幕僚。在得悉父亲刘韐死于靖康之难的噩耗后，痛不欲生，满腔悲愤地扶父亲的灵柩还乡，安葬在五夫里，守孝三年后出任福建兴化军通判，颇有政绩。后因国恨家仇以致忧愤成疾，身体羸弱，不能胜任，便辞职归隐五夫里著书立说，专心学问。
朱松在临终前对朱熹说：“崇安县的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学问都很深厚，我非常敬佩他们。我死之后，你要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们，好好听他们的教导，我就死而无憾了！”
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二十四日，一生胸怀大志却壮志难酬的朱松在建安的环溪精舍溘然长逝，享年47岁。这一年，朱熹年仅14岁。
刘子羽听到噩耗后立即赶到环溪精舍，此时朱松的遗体已移至灵堂，刘子羽哭吊后，忍痛主持了朱松的葬礼。正在武夷山水帘洞讲学的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得到朱松病逝的消息后，也马上雇船从水路赶到建安。朱松妻子祝五娘哭诉着朱松托孤的遗嘱，并让朱熹向“武夷三先生”行弟子礼，“武夷三先生”垂泪恭立柩前，表示决不辜负好友重托。
二、就学五夫里
朱松做官非常廉洁，可谓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而五夫里刘氏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世代显赫，到刘子羽这一代权势依然显赫，祖业富足，家学也渊源深厚，这也正是朱松临终托孤的原因之一。刘子羽对朱松的家境十分了解，很同情他，在朱松去世后，就把朱熹一家接到了崇安县的五夫里居住。刘勉之主持料理了朱松的丧事，第二年又把朱松葬到五夫里的西塔山。从此，朱熹和母亲、妹妹朱心一起，开始了在五夫里的生活。
重情重义的刘子羽收留了朱熹母子。为了方便朱熹生活和读书，他将与刘氏庄园隔河相望的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修葺一新，供朱熹一家居住，并且提供了土地、园圃和池塘，很好地保障朱熹一家的生活。就这样，刘子羽谱写了一段“一诺千金”、对挚友诚信忠义的佳话。
朱熹随母亲一起，来到刘子羽提供的旧楼中居住，虽然周边的环境很美，可是朱熹非常怀念刚刚去世的父亲。朱松曾在徽州紫阳山游览读书，并刻有“紫阳书堂”印章。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因一直怀念祖上故居和去世的父亲，就将这座楼的大厅称为“紫阳书堂”，还用朱松的号“韦斋”命名东偏室，称这座五开间的旧楼为“紫阳楼”，他也以“紫阳”自号。由此可见父亲朱松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后来朱松和朱熹的后裔以紫阳朱氏自称即由此而来。
朱熹自从来到五夫里之后，得到了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三位先生的悉心教诲。“武夷三先生”学养深厚，品行高洁，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其中刘子羽的弟弟刘子翚更是朱熹的启蒙恩师，朱熹的字“元晦”就是他在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时给取的。朱熹后来作《名堂室记》提到刘子翚取字出自“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寓意是：树木的根在土中藏得越深，春天枝叶就会越繁茂；人的内涵越深厚，其精神就越清爽，内心也就越强大。所以取字“元晦”。中年后，朱熹觉得“元”字太大，便谦虚地改为“仲晦”。后因丁忧时在母亲的庐墓建了一间书房，又号“晦庵”，晚年自称为“晦翁”。也许正是因为朱熹一生韬光养晦，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淡泊名利，才终成一代理学宗师吧。
刘子翚精通儒、释、道三家，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方面，都对朱熹有着很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刘子翚由于父亲自杀殉国而悲伤过度，身体落下了病根，很难痊愈，还没等朱熹学有所成回报恩师就去世了，年仅46岁。
由于刘子羽的周到安排，悉心照料，朱熹一家生活景况虽不富裕，但也不同于一般寄人篱下的生活。刘子羽果然不负好友的重托，竭心尽力抚养教育朱熹，年幼的朱熹也对义父刘子羽非常感激。朱熹定居五夫里后谨记严父遗训，入刘氏家塾读书，谨遵刘子翚为家塾“六经堂”制定的“诵书琅琅，其神乃扬”等学规，寒窗苦读，不敢有丝毫懈怠。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都有它的“源头活水”，它就是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它来自社会现实，根源于日常生活，受益于周边环境。那么，朱熹的精神世界都有哪些“源头活水”呢？就让我们从他的父亲朱松说起吧。
第一节 蒙以养正
一、乱世得子
金兵烧杀掳掠后的杭州城满目疮痍，生灵涂炭，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朱熹的父亲朱松就生活在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的乱世。
朱松（1097—1143年），字乔年，自号韦斋，出生于徽州婺源松岩里一个官绅家庭，是婺源茶院朱氏第七世孙朱森的长子。朱松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心怀大志，把“治国安邦、大济苍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强烈的士大夫意识可谓根深蒂固。
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朱松考中进士，第二年被任命为迪功郎。
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被外派到福建建州任政和县尉，但是由于家贫，没有赴任的路费，便将婺源老家的百亩土地变卖，然后扶老携幼举家迁往福建建州政和县，开建阳朱氏一族。从此，朱松被推为“入闽朱姓始祖”。
宣和七年（1125年）五月，朱松的父亲朱森去世，朱松为父守丧，暂时丁忧离任，艰难度日。由于家贫无力将父亲归葬故乡婺源，只得就近葬于政和县西的公共庙田。
靖康元年（1126年），也就是朱熹出生的前三年，金国大兵南下，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徽、钦二帝被俘到金国，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建炎元年（1127年），金兵分三路大举南下，赵构逃往扬州；第二年又逃到杭州，此时朱松被调至南剑州（今南平）任尤溪县尉；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金兵再次分四路南侵，势如破竹，赵构仓皇逃往明州（今宁波），金兵渡过长江一路攻城略地，抵达江西万安县，直逼福建省。十二月初，一支金兵从江西突入到福建邵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时朱松代理建州职官（没有正式岗位临时负责公务的官员），听说金兵进入福建，慌忙带着全家老小弃官逃往政和县避难。直到建炎四年（1130年）夏天，在宋朝军民的奋力抵抗下，金兵退出福建和江西，朱松才准备带家人返回建州。
可是，还没等朱松启程，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攻入福建，不久建州的王燮和龚仪又连续发动兵变，龚仪攻打建州，闽北顿时风声鹤唳，朱松回不去建州了，便买了一条小船携家眷顺水路南下，奔尤溪而来。因为尤溪地处闽中，距离闽北的战乱区域比较远，相对较为安全，更因为朱松曾在尤溪县担任过县尉，对这里比较熟悉。朱松逃难来到尤溪后，就将家人安顿在尤溪县城南的郑氏馆舍中。郑安道官拜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这座馆舍就是他在尤溪县修建的南溪别墅。朱松在尤溪担任县尉的时候，郑安道的儿子郑德与担任尤溪县令，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至交。
后来朱松只身去了福州，本来是想到福州拜见福建安抚使领罪的（因为朱松在金兵进攻福建时擅离职守），但到福州时却听说叛军攻南剑州很紧急，便立刻赶回尤溪。当朱松到达尤溪时，叛军就在十数里外了，幸好两个弟弟朱柽和朱槔已经带着母亲和朱松身怀六甲的妻子一家老小逃到附近深山避难去了。
郑氏馆舍依山傍水，门前有一座山峰挺拔秀丽，造型酷似“文”字，遂被称作“文山”；背后是一座峻峭的山峰，造型酷似“公”字，遂被称为“公山”。尤溪人称这两座山峰为“文公二山”。一天傍晚，文公二山突然同时起火，火被扑灭后，令人惊叹的是文山上过火的痕迹看上去像个“文”字，公山上过火的痕迹看上去像个“公”字。朱松夫妇非常惊诧。据《尤溪县志》记载，朱松当时感叹道：“天降祥瑞，必有所印，此喜火祥兆也！”
就在文公二山起火后的第二天中午——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在这颠沛流离、兵戈扰攘的战乱之中，朱松的夫人祝五娘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朱熹。想起前一晚的喜事之火，朱松就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熹”，就是“喜”与“火”二字的结合。朱熹名字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笃信地理风水的朱松根据“五行八卦”中“木生火”的原理，又因自己名中带“木”，孩子这辈名讳偏旁部首为“火”，便为儿子取名为“熹”，希望朱家香火延续，发扬光大。由于朱熹出生在尤溪，古称沋溪，朱松还根据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中“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的句子，为朱熹取乳名“沋郎”（一说称“沈郎”）。按照伯仲季的先后惯例，加上“蒲伏连延”之意，就把朱熹的字号定为“季延”。因为朱熹在同辈中排行第五十二，乳名也称“五二郎”。
由于生活颠沛流离，母亲营养不好，朱熹出生的时候又黑又瘦，而且一出生右眼角还有七颗黑痣，这令朱松和妻子祝夫人惊异不已。
还有传说，绍圣四年（1097年），朱松出生时婺源朱氏古宅的古井白气如云，经久不散。如今季子朱熹在尤溪出生的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这口古井又忽然紫气如虹，似乎预告着“紫阳先生”降落人间。笃信风水术数的朱松曾请过一名山人问将来富贵，山人回答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尧山堂外记》卷六《朱熹》）其实，古往今来人们对圣人等奇人异相的传说由来已久。据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孔子圣迹图》记载，孔子出生后有异相49处，其中身上长有奇异的黑子，近看像昴星，远看似斗星。出生前有麒麟玉书，出生当天有二龙五老（仙人）出现。
按照当时风俗，在朱熹出生之后第三天即九月十七日，照例举行“洗儿”典礼，亲友邻居纷纷前来祝贺，大家看见小朱熹脸上的七颗痣很像北斗七星，都很惊奇，一致称赞小朱熹“奇人异相”，长大之后，一定会成为非凡的大人物。典礼上，朱松十分高兴，但想想儿子生在这内忧外患、烽火连天的乱世，不免忧心忡忡，悲喜交集，随即咏出《洗儿二首》。
洗儿二首（其一）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
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洗儿二首（其二）
举子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掀须。
厌兵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①
诗中表达了朱松对儿子朱熹早日成才、为国出力的期待，既充满了希望，又有忧国忧民的不安。
朱熹出生刚三个多月，范汝为、刘时举、余胜起义军发生内讧，建州、剑州一带动荡不安。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朱松便带着襁褓中的朱熹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先是从尤溪逃往古田，躲避在县西三都口的龙爬；当年六月，朱松又逃到长溪，寓居龟灵寺。朱松曾先后上书参知政事谢克家和李回请祠。后来朱松又携家由桐江经福州逆闽江而上返回尤溪；途经福州时，朱松拜谒了福建路抚谕使胡世将，向他进献了进据中原、光复神州的良策。正是这次拜谒给胡世将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发现了朱松的才干，便向朝廷极力推荐，使擅离职守四处逃亡的朱松从县尉降为镇监，免遭重罪。
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初，范汝为再次叛乱，占建州，破邵武，欲攻福州。朱松又携家眷前往福州，由于中途受阻就暂住在桐江。正月初九，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韩世忠收复建州，叛军被剿灭，范汝为自焚身亡。
绍兴三年（1133年）初夏，朱松因反对朝廷与金人议和，被贬为泉州石井镇（今晋江安海）监税，这是一个比乡长、里正还低一级的基层小吏。但是好在保住了这个小小的官职，也保住了一家赖以生存的俸禄。因此，这年五月刚过了四个月安定生活的朱松便又携家眷到泉州赴任。
作为北宋末年知名的理学家，监税石井镇对朱松来说并不得志。朱松早年受二程学说的影响，是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与李侗同学，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是挚友，因此，朱松在公事之余经常召集镇中士子讲习“理义之学”，当地富商黄护还出资在官署旁建了一栋“鳌头精舍”作为朱松讲学之所。朱松在石井镇居住了两年多，是泉州开讲理学的第一人，对当地的教化启蒙影响深远，安海石井镇因此有了“闽学开宗”的美誉。
二、读书开蒙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朱松经泉州太守谢克家的举荐，前往杭州入朝应诏。在离开石井镇前将家人送回尤溪，安顿在郑氏馆舍，然后只身到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对策纵论中兴之大业。十二日，朝廷任命朱松为秘书省正字，后历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转司勋、吏部两曹等官职，最后官至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
朱松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儒家学者，早在任政和县尉时，他就在当地兴建了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教育当地子弟，对自己的孩子朱熹更是倾心教育，因此朱熹幼承庭训，深得家学真传。他曾说：“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又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这说明朱熹在入小学之前，已从父亲那里熟知《左传》。而“为己之学”指的就是正心诚意、明辨笃行的孔孟儒学。由此可知，父亲朱松的家学正是朱熹儒学思想启蒙的“源头活水”。
有一天，朱熹听完父亲讲授《管子·上篇·权修》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道理后深受启发，便亲手在馆舍旁种植了三株香樟树，以此来激励自己终身向儒、矢志不渝的志向，并借以答谢郑家的恩情。今天在五夫里还有两株朱熹当年栽下的香樟树，后人称之为“沈郎樟”，又称“朱子树”，以缅怀朱熹。
朱松迁居建瓯后广交学者，谈经说理、谈天论地。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从小就耳濡目染宋代理学思想。当朱熹听大人们谈论天地有边无边的道理时，常常托腮苦想，以至于“思量得几乎成病”，天真的孩子竟严肃得如同一个哲人。《宋史》卷429《朱熹传》记载，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在小朱熹刚会说话时，父亲指天示之说：“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朱松非常惊异。很显然，这都是父亲朱松濡染教育的结果。可见，朱熹自幼聪颖过人，天赋极高，好奇心极强。从此，朱松逐渐转变了“有子添丁助征戍”的看法，把望子成龙、继承儒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朱熹身上，把年仅5岁的朱熹送进塾学，并耳提面命，亲自授课教育。
为了激励朱熹，朱松还特意写了一首《送五二郎读书》诗，告诉朱熹说，他们家里没有丰厚的产业，希望他好好读书，以便日后诗书传家、光前裕后。诗曰：
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
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
?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
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①
正是在父亲严格的道学家教和正规的儒家启蒙教育下，朱熹自小便立志埋头苦读圣贤书、奋发学圣人，期待化鱼成龙、功成名就之日。
小学的教材首先是《孝经》。李方子《紫阳年谱》和《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均有记载：“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通《孝经》，即了其大意，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宋史·朱熹传》原文：就传，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与此大意相同，略有出入。）说的是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到京城临安任职，将妻子和7岁的朱熹安置在福建浦城的寓所里，让朱熹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有一天，朱熹听了老师讲解《孝经》之后，拿起笔在《孝经》上题了八个字：“若不如此，便不成人。”意思是，如果（我）不按照《孝经》的要求去做，就不是人。可见，儒家的孝道很早就在朱熹幼小的心灵中扎根了，这也是7岁的朱熹离开父亲之后想念父亲的表现。
在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下，五六岁的朱熹便已通读“四书”“五经”，知晓五行八卦。《宋史》还记载了童年朱熹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八卦的佳话：一日，朱熹在郑氏馆舍门前“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因此大家都称朱熹为“神童”。直到今天，尤溪人还把传说中朱熹画卦的地方——尤溪水岭西岸的沙洲称为“画卦洲”，还在那里盖了一座画卦亭。
朱熹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是与父亲朱松的启蒙教育密不可分的，朱熹后来对《周易》的兴趣很浓，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如乾道六年（1170年）他在41岁时完成了《太极图说》，晚年写成了《阴符经考异》，还与高徒蔡元定合作完成了《参同契考异》，等等。这些成就其实都主要源自父亲朱松的影响。
朱松也许注定一生与升官无缘，任职仅半年，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母亲程氏去世，他便辞官回到尤溪为母亲守丧。这一年朱熹4岁，也是朱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第二年年初，朱松携家眷离开尤溪到政和守丧，将母亲葬于将溪山铁炉岭，并寓居在政和星溪守丧，再次失去了升职的机会。而刚过了不足一年安定生活的朱熹，也只好再经一番折腾来到政和，就读于父亲倡议修建的云根书院、星溪书院和松溪吟室。
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朱熹的两位哥哥在饥寒中夭折了，这使4岁的朱熹再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朱松更是将全部的爱和希望寄托在季子朱熹身上，百般呵护，谆谆教诲。朱松在丁忧期间，除开办私塾以谋生计之外，一有时间就亲自教授朱熹，朱熹因此受教于父亲膝下，随父亲往返于尤溪和政和之间。这样，朱熹4岁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了。
三、广延名师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丁忧期满。六月，由于左丞相张浚的举荐，朝廷再次召朱松。朱松将妻儿寄居在浦城长乐里萧〓老师家。萧〓是理学家杨时的弟子，讲究“仁熟”“义精”。朱松在任政和尉时，曾经慕名去浦城拜萧〓为师学习义理，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朱松在浦城给朱熹请来塾师，开始让小朱熹接受正规的儒家启蒙教育，学习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可以说，这些濡染教育对后来朱熹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
次年三月，朱松接朱熹母子到临安后，为培养教育朱熹，还特意延请名师杨由义教子读书，主要教授了管仲的《弟子职》、司马光的《居家杂仪》等。杨由义是一位出入公卿门的布衣贫士，忠义爱国，曾奉命出使金国，不肯屈膝跪拜，全节而归，名动朝野，后来官至刑部侍郎。
受父亲家庭教育的熏陶，朱熹10岁左右就开始发奋攻读“圣贤之学”，立下成圣之志。绍兴八年（1138年），朱熹在临安继续苦读“四书”，据说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孟子》这本书。9岁那年，立志想做圣人。朱熹后来回忆说：“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全要人自己去做。”又说小朱熹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非常高兴，心想圣人与我是同类，我也能做圣人，从此便在心里埋下了成贤成圣的种子，立志学做圣人，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国之栋梁。
朱熹在临安期间不但攻读经典，还随父出行游历，认识了不少著名的理学先辈。先是拜见了程颐四大弟子之一的著名理学家尹焞。尹焞是众望所归的大儒，也成了朱熹心目中的圣人。绍兴八年（1138年）四月，尹焞向朝廷进呈自己的《论语解》，朱熹借来这本书，如获至宝，抄录备份，以便随时诵读。后来他特别爱读《论语》，在“四书”中首先集诸家之说写成《论语集注》，就是受到尹焞的影响。
五月，朱熹又见到了湖湘学派的理学大师、吏部侍郎胡寅。胡寅是胡安国的侄子，是龟山杨时的弟子，也是理学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十一月，朱熹又初见应召入都的刘勉之和上疏反对议和的胡铨。这期间朱熹还亲身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事情。
第二节 言传身教
由于时局动荡、兵荒马乱，朱松一家始终在辗转逃难，他们往来于建州和剑州之间。朱松在福建一方面热衷研究河洛“二程”之学，广交理学名流；一方面将心血倾注在对儿子朱熹的教育上。直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因为喜爱建州的佳山胜水，便带着8岁的儿子朱熹从尤溪迁居到建瓯，并在那里建了环溪精舍。
一、忠心主战
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南宋朝廷罢免主战派领袖张浚，正式定都临安，形成苟安东南半壁的局面。这一幕在朱熹心中留下深深的创痛，以至到了垂暮之年提起这件事还忧愤交加。五月，金国对南宋展开诱降，派遣乌陵思谋携“国书”到临安进行秘密和议。其主要内容是金国同意送还赵佶棺木，放回赵构生母韦氏，并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地区划归南宋，但先决条件是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赵构取消帝号和大宋国号，只做金国的藩属。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议和”，赵构、秦桧竟然全盘接受。“国书”到达临安时，胡寅与秦桧在朝堂上激烈争论。赵构、秦桧的无耻求和在朝野内外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主战派纷纷上疏抗争，尤其是枢密院编修胡铨最为铁骨铮铮，他直接上书请求立斩秦桧、孙近、王伦等三人之头，这消息一时在民间争相传颂。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松又同胡珵、张扩等人联名上奏，言辞非常激烈，强烈反对向金称臣，堪称宋南渡以来最慷慨激昂、酣畅淋漓的一道奏章，再次在朝野引起巨大震动。这道奏章由胡珵起草，内容主要是朱松的建议。当时父辈们在一起草拟奏章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朱熹，激发了其浓浓的爱国情怀。奏章虽然是民心所向，但赵构和秦桧“乞和”之心已决，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亲往左仆射馆，以屈膝跪拜礼接受了金国诏书。绍兴九年（1139年）元旦，赵构诏告全国，宣布议和“成功”，这一年正是宋朝开国180年。
朱熹晚年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十分痛苦地说：“记得我10岁的时候，父亲感慨地对我说：‘宋太祖开国建立大宋王朝，迄今已经有180年了！’父亲说完这句话，一直在叹气。父亲这番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可是又一个甲子过去了，我却身体有病，沦落到如此地步，根本无法尽一个臣子的责任啊！”朱熹深情地怀念父亲，铭记父亲的教诲，可见当时父亲内心的痛苦是如何强烈地震撼了朱熹幼小的心灵，成为朱熹心中永远的痛。
绍兴和议“成功”，主和派气焰更加嚣张，主战派朱松随即遭到排斥贬谪。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十五日，秦桧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的“莫须有”罪名将朱松的京官罢免，改任饶州知州。朱松感到回天无力，大势已去，便愤然辞官，于四月同好友范如圭悄然南归，带着朱熹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
二、谨承庭训
朱松早在任政和县尉时，就曾往返于政和与建安之间，建炎三年（1129年）年底又曾短时间代理建安职官。这次罢官请辞后，朱松决意在建州城南建环溪精舍继续授徒教学。
环溪精舍建成之前，朱松一家曾一度暂住外甥丘羲家。丘羲是朱松二妹之子，与朱熹年龄相仿，他俩非常投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就载有多首朱熹与丘羲的唱和诗作及多封往来书信。在建阳丘氏居所，朱松要求朱熹、丘羲刻苦读书，用“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的思想道德教育朱熹，用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启迪朱熹，决心把朱熹培养成为“济苍生、安社稷”的英才。
朱松精通《春秋》，他经常给朱熹讲述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故事，以激发朱熹心怀天下、中兴大宋的志向。而此时宋金和议只是一纸空文，南宋小朝廷尚未喘息过来，金人便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南宋军民纷纷奋起反击。六月，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以5000精兵出奇制胜，大破10万金兵。岳飞攻打金兵，恢复中原也是势不可当，取得了朱仙镇大捷，前锋离开封仅四十五里，闽北军民闻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宋军大捷，中兴有望！”朱松更是振奋不已。
有一天，朱松照例给朱熹和外甥丘羲授课，这次讲的是《后汉书·光武本纪》中彪炳史册的“昆阳之战”，说的是光武帝刘秀身经百战、历尽艰辛打败篡汉的王莽建立东汉的故事。朱松讲得精彩，朱熹听得认真，朱松又拿出苏轼的《昆阳赋》向朱熹讲解，第二天，他还用行草抄写了《昆阳赋》全文，并在正文前写了一段小序：“为儿、甥读《光武本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子瞻作此赋时方二十一二岁耳，笔力豪壮，不减司马相如也。”
朱熹非常珍惜这段受教于父亲的童年时光，从小便有齐家、治天下的宏愿，因此，他一直随身珍藏着父亲手书的《昆阳赋》。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一晃朱熹已是年届古稀，但他仍然深情地回忆起父亲执教此文时的情景，慈父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于是他展开字幅，题跋曰：“于今匆匆，五十有九岁矣。病中因览《苏集》，追念畴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余，霜露永感，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朱熹这段文字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距父亲手书此文已经相去整整59年，可见此事对朱熹的影响之深远，为朱氏子孙后代树立了孝子践行父教的典范，也永续传承了朱松父子忧国忧民、心怀大义的优良家风。
朱松与崇安五夫里的刘子晕是好友。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朱松应邀从建阳前往五夫里拜访刘子翚，朱熹随父同行。在五夫里，朱熹认识了这位未来的老师刘子翚，也为他后来的求学生涯做了重要铺垫。
三、“唤醒”环溪
十年寂寞抱遗经，圣路悠悠不计程。这年秋天，建安城南紫芝上坊的环溪精舍终于建成。环溪精舍其实就是家塾，朱松举家迁居于此，朱松就在这里奉祠居住，全心授徒教学。朱熹自然也是其学生之一，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读书、学习生涯。
朱松的思想源自洛学，师承程颢、杨时和罗从彦，把《中庸》放在“四书”之首。因此，朱松对朱熹和精舍弟子启蒙教育以“四书”的《中庸》为本，注重内心的自我修养。朱熹在隆兴元年（1163年）写的一首《唤醒》诗回忆了小时候的教育。诗曰：
二字亲闻十九冬，向来已愧缓无功。
从今何以验勤怠，不出此心生熟中。①
“唤醒”就是《中庸》中的慎独存养功夫，朱熹认为人应该常存敬畏之心，不可懈怠，永葆警觉清醒境地。诗中还提醒自己在学习上要迎难而上，不断总结，以达到熟能生巧。
在环溪精舍，朱松也传授朱熹《论语》。朱熹后来回忆说：“予幼获承父师之训。从事于此二十余年，才资不敏，未能有得。”这些朱熹关于幼承父教的自述，反映了他当时求学的认真和勤奋。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曾对此有一段评述：“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在“五经”学上，朱松一生最看重的是《春秋》，通过传授《春秋》把忠孝节义和抗金爱国的思想灌输给了朱熹。朱熹也特别喜欢《春秋》，把它看作自己儒家思想的起点；朱松还致力于诗文，他的诗文在建炎、绍兴时期蜚声诗坛，影响较大。傅自得在《韦斋集序》中说：“故吏部员外郎韦斋先生朱公，建炎、绍兴间诗声满天下，一时名公巨卿交口称荐，词人墨客传写讽诵如不及。”为了重振家风祖业，朱松更是悉心指点朱熹诗词文章，希望朱熹早日科举入仕。
由于家境日窘，朱熹11岁之后由朱松亲自授课。在父亲的悉心教育下，朱熹在建阳时就开始写诗作文，学业突飞猛进。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仅12岁的朱熹诗文便已经出类拔萃。婺源故里前辈诗人俞仲猷会见朱松时看到朱熹诗作，大为赞赏，并带回婺源与诗友董颖共赏，两人都交口称赞，董颖还在一首诗中写道：“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朱松也很自豪和欣慰，认为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前浪”已老，“后浪”可期。小朱熹天赋非凡，诗文也不同凡响。
可以说，朱熹走向圣贤之路深受父亲朱松的影响。朱松半官半隐，爱好诗歌，诗风平和淡泊，清新流畅，其诗作大多反映了其主政台州崇道观时的生活，《四库全书》收录了他所作的《韦斋集》12卷，《全宋词》收录了他的《蝶恋花》词1首。朱松在当时就因诗文在文人士大夫中享有盛名，而且对科举考试的程式化的文章毫无兴趣，父亲朱松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朱熹，使得朱熹一生淡泊功名，只求成圣成贤。
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朱松祠禄将满再请辞官，所以前往福州拜访福建安抚使程迈，并顺道造访永泰诗人张元干和泉州傅自得等人。为了让儿子增长见识，朱松将朱熹带在身边，随行听长辈们讲诗论文。这次出行，不仅让朱熹受到了文化知识的熏陶，也使他的才智初露端倪。当年十二月底，朱熹跟随父亲由福州返回建安，继续他的苦读生涯。
第三节 诗书传家
一、慈父见背
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朱松病情日益严重，自知时日不多，便在弥留之际给崇安县五夫里奉祠在家的好友刘子羽写了一封信，郑重地将家事托付给他。
朱松之所以在临终前将妻儿托付给刘子羽，是因为他知道刘子羽是一位可托付身家性命的真正挚友。
说起刘子羽，他也是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他的父亲是抗金名将刘韐，就是他当年发现和提拔了岳飞。后来北宋灭亡，刘韐拒绝金国的诱降而英勇自杀殉国。刘子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擅长谋略用兵，屡建奇功，但因反对秦桧议和而被罢官回乡。而朱松也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所以二人志趣相投，结为至交。
当刘子羽得知朱松病重后，立即赶到建安探视，朱松非常感动。出于对刘子羽的敬仰和信赖，这位饱经忧患的儒者临终托孤，将朱熹母子托付给刘子羽，要朱熹拜刘子羽为义父，跟随刘子羽到崇安五夫里生活，并交代要将自己的灵柩也运往五夫里安葬。
临终前，朱松还给崇安县的三位朋友写了信，把年仅14岁的朱熹托付给他们共同教育。他们是朱松的道学密友，被称为“武夷三先生”的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武夷三先生”都是程门的再传弟子。
胡宪（1085—1162年），字原仲，居于五夫里籍溪之畔，号“籍溪先生”。他是大学者胡安国之侄，家学渊源深厚。
刘勉之（1092—1149年），字致中，号草堂，学界称为“白水先生”，是胡宪的内兄和好友。两人曾同举入太学。当时蔡京严禁元祐书，伊洛之学不传。刘勉之和胡宪秘藏、传抄程氏之书，并潜心研读，学问大进。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刘子羽之弟，年轻时曾当过幕僚。在得悉父亲刘韐死于靖康之难的噩耗后，痛不欲生，满腔悲愤地扶父亲的灵柩还乡，安葬在五夫里，守孝三年后出任福建兴化军通判，颇有政绩。后因国恨家仇以致忧愤成疾，身体羸弱，不能胜任，便辞职归隐五夫里著书立说，专心学问。
朱松在临终前对朱熹说：“崇安县的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学问都很深厚，我非常敬佩他们。我死之后，你要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们，好好听他们的教导，我就死而无憾了！”
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二十四日，一生胸怀大志却壮志难酬的朱松在建安的环溪精舍溘然长逝，享年47岁。这一年，朱熹年仅14岁。
刘子羽听到噩耗后立即赶到环溪精舍，此时朱松的遗体已移至灵堂，刘子羽哭吊后，忍痛主持了朱松的葬礼。正在武夷山水帘洞讲学的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得到朱松病逝的消息后，也马上雇船从水路赶到建安。朱松妻子祝五娘哭诉着朱松托孤的遗嘱，并让朱熹向“武夷三先生”行弟子礼，“武夷三先生”垂泪恭立柩前，表示决不辜负好友重托。
二、就学五夫里
朱松做官非常廉洁，可谓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而五夫里刘氏是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世代显赫，到刘子羽这一代权势依然显赫，祖业富足，家学也渊源深厚，这也正是朱松临终托孤的原因之一。刘子羽对朱松的家境十分了解，很同情他，在朱松去世后，就把朱熹一家接到了崇安县的五夫里居住。刘勉之主持料理了朱松的丧事，第二年又把朱松葬到五夫里的西塔山。从此，朱熹和母亲、妹妹朱心一起，开始了在五夫里的生活。
重情重义的刘子羽收留了朱熹母子。为了方便朱熹生活和读书，他将与刘氏庄园隔河相望的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修葺一新，供朱熹一家居住，并且提供了土地、园圃和池塘，很好地保障朱熹一家的生活。就这样，刘子羽谱写了一段“一诺千金”、对挚友诚信忠义的佳话。
朱熹随母亲一起，来到刘子羽提供的旧楼中居住，虽然周边的环境很美，可是朱熹非常怀念刚刚去世的父亲。朱松曾在徽州紫阳山游览读书，并刻有“紫阳书堂”印章。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因一直怀念祖上故居和去世的父亲，就将这座楼的大厅称为“紫阳书堂”，还用朱松的号“韦斋”命名东偏室，称这座五开间的旧楼为“紫阳楼”，他也以“紫阳”自号。由此可见父亲朱松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后来朱松和朱熹的后裔以紫阳朱氏自称即由此而来。
朱熹自从来到五夫里之后，得到了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三位先生的悉心教诲。“武夷三先生”学养深厚，品行高洁，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其中刘子羽的弟弟刘子翚更是朱熹的启蒙恩师，朱熹的字“元晦”就是他在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时给取的。朱熹后来作《名堂室记》提到刘子翚取字出自“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寓意是：树木的根在土中藏得越深，春天枝叶就会越繁茂；人的内涵越深厚，其精神就越清爽，内心也就越强大。所以取字“元晦”。中年后，朱熹觉得“元”字太大，便谦虚地改为“仲晦”。后因丁忧时在母亲的庐墓建了一间书房，又号“晦庵”，晚年自称为“晦翁”。也许正是因为朱熹一生韬光养晦，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淡泊名利，才终成一代理学宗师吧。
刘子翚精通儒、释、道三家，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方面，都对朱熹有着很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刘子翚由于父亲自杀殉国而悲伤过度，身体落下了病根，很难痊愈，还没等朱熹学有所成回报恩师就去世了，年仅46岁。
由于刘子羽的周到安排，悉心照料，朱熹一家生活景况虽不富裕，但也不同于一般寄人篱下的生活。刘子羽果然不负好友的重托，竭心尽力抚养教育朱熹，年幼的朱熹也对义父刘子羽非常感激。朱熹定居五夫里后谨记严父遗训，入刘氏家塾读书，谨遵刘子翚为家塾“六经堂”制定的“诵书琅琅，其神乃扬”等学规，寒窗苦读，不敢有丝毫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