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张载关学的批评集中表现在对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否定上。朱熹从理本论哲学出发，强调理为本，气不能为本。他对张载在《正蒙》里提出的气本论思想作了批评。他说：“《正蒙》之言，恐不能无偏。”（《朱文公之集》卷六十，《答潘子善三》）其偏处就在于张载的气本论哲学以气为源头，把形而下之气作为形上之本体。朱熹说：“《正蒙》所论道体，觉得源头有未是处……如以太虚、太和为道体，却只是说得形而下者。”《朱子语类》第2532页，卷九十九）张载所谓太虚，即气的本然状态，他以气为宇宙本原，以气化流行为道，道与理均从属于气。这与朱熹以道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和理本气末论迥然相异，故遭到朱熹的批评，认为张载所谓道体的源头不对。“《正蒙》说道体处，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说气。”（同上第2533页）正因为以气为道体，才使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朱熹闽学区别开来。在这个问题上，程朱具有相同的观点。由此，朱熹引程氏之语，来加强其对关学的批评。他说：“伊川所谓‘横渠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以清虚一大为万物之原，有未安’等语，概可见矣。”（同上）指出程颐亦批评张载的《正蒙》一书中的观点。所谓“清虚一大”，指张载哲学的气之本体。二程曾批评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为宇宙本原的思想，认为“清虚一大”只是器，不是形上之道。朱熹赞同二程对张载的批评，并把张载“由太虚，有天之名”的观点加以改造，以理作为太虚的根据。这就把张载物质性的太虚改变为观念性的理，其自然之天也转变为观念性的天理。朱熹说：“‘由太虚，有天之名。’只是据理而言。”（《朱子语类》第1431页，卷六十）这一改变，从根本上否定了张载“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思想。
  质言之，张载以气为宇宙本体，理为气聚散变化的条理，而从属于气；朱熹以理为宇宙本体，气为形而下，从属于形上之理。这表现出理学内部气本论与理本论哲学的根本区别。对此思想分歧，朱熹认为应该辨明而不可调和。在回答学者提出的“横渠云：‘太虚即气’，乃是指理为虚，似非形而下”问题时，朱熹说：“纵指理为虚，亦如何夹气作一处？”（《朱子语类》第2538页，卷九十九）明确表示理与气的形上形下之别不可混淆，从而坚持其理本气末的思想。
  朱熹与张载思想的差异还表现在人性论上。虽然朱熹继承了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思想，但双方观点仍有不同。张载哲学以气一元论为特征，其性乃是气所固有，天地之性源于物质性的气本体——太虚；气质之性源于气质，两者均以气为根据。朱熹则认为性即是理，性为万物之原，气则从属于性。这是气本论与理本论在人性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此外，朱熹从心性有别的观点出发，批评了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的见解。朱熹说：“横渠之言大率有未莹处。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朱子语类》第1432页，卷六十）朱熹主张把有知觉的虚灵之心与无知觉的实有之性区别开来。为此他不赞成张载把性与知觉合称为心的说法，认为心自有知觉，不必把性与知觉合为一谈。
  以上可见，朱熹对关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否定上，这是闽学与关学最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