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一个哲学的逻辑结构，是指其哲学体系内在的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其哲学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情境下所构筑的逻辑体系或理论形态。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是理，又曰道、太极、天理；理化生万物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是气，又曰阴阳；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构成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他这样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①
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②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①
从“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即始言一理而已；理借气而流行，中散为万事，或万物分之以为体；然后，末复合为一理。可表述为：理——气——物——理，或从“下推而上去”，五行为事物；上而二气，即阴阳二气；再上而为一理。表述为：物——气——理。这就是朱熹哲学体系内在联系的模式，即其逻辑结构，也即他的世界图式。理（太极、道）、气（阴阳）、物（事、五行）则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范畴。深入揭示其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也就是它的范畴的互相联系、组合方式，才能呈现其体系的奥秘。
所谓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自身具有独一无二、寂然不动、“无造作”、“无计度”等特点。它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净洁空阔的世界。然却是气、万物、万事赖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据。对于这样一个悬空无着落的理，朱熹也曾为其无处“安顿”、无处“挂搭”、无处“附著”而苦恼。于是，理自身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附著”的方所。这样，理便降到“气”上，借气而存在、而呈现，依气而展开他的哲学逻辑结构。所谓气（阴阳），则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范畴，它具有“流行发育”、“凝聚”、“造作”等特性，由于气的冲突融合、“一分为二”、动静、变化，便使朱熹哲学呈现出大化流行的合理因素，造作出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的世界万物；所谓物，或叫做事，它既是自然界、物理的东西，也包括意识、精神、心理的东西。当气化生万物时，理即随气进入物中。气作为中介，把理与物沟通起来。当然，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并不止于物，理在派生万物以后，又通过“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破除物——理之间的障碍，使理自己跟自己相圆融，从而复归到理（太极、道、天理）。如用简明图式加以表述，即是：从这个理——气——物——理的图式中可以得见： 第一，理（太极、道）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本体，它不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它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变异为万物，犹如天上的月亮变异为江河湖海中的千千万万个月亮，理便映到了万物之中，犹月映万川。于是，“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①，“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们对于理的体认，就是通过对每一事、一物中理的体认，达到理自己跟自己的合而为一。这样，理作为无人身的理性，便完成了自己跟自己的安顿、对待、结合的过程。即从理出发，然后又回到理，在这里，作为无人身的理性的安顿，构成了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学；理自己跟自己的“对待”，即理借助于气生万物的过程，就是朱熹“一分为二”、动静、变化的发展过程，这就构成了朱熹的发展观或变易观；通过“格物”，由“积累”而“贯通”，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等体认过程，使理自己跟自己相合，从物返回到理，便构成了朱熹所谓“格物穷理”的体认论，这就是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其基本范畴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第二，由于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著处”，“理与气相依不离”。于是当气开始不断一分为二、动静、变化的时候，“理搭气而行”或“发育流行”，自然理也“乘气”而“一分为二”、动静、变化。不过，这个“一分为二”对理来说，却是一个“理一分殊”或“月映万川”的过程。但气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却使缊变易观得到了发展，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辨理念和命题，然而，一旦复归到理，运动和变易就被限制了。即使在从理——理的过程中，尽管由气展开了“一分为二”的冲突、动静、变化，但只能在这个理——理的范围内循环往复，即所谓“循环生去”；尽管他也讲“渐化”和“顿变”，承认事物可以由渐化引起突变，但理是不顿变的，伦理纲常是不顿变的。因而，所谓变与化也是有限度的。
第三，当理借助于气而派生了万物以后，朱熹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怎样返到形而上学本体理。因此从物到理的所谓“格物穷理”，就成为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朱熹强调通过“格物”来“穷理”，因此，在讲格一草一木之理的时候，对朱熹来说，似乎是离开其哲学体系，而讲对事物的体认，从而他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阐述了宇宙构成理论以及揭示了人们体认的过程，论述了“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和关于体知的诸形式、体知主体的修养以及“重行轻知”、“知行相须互发”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朱熹不愧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然而，当其从“格物”而达到“穷理”，即从物返回到理时，他的体知论则具有先验的色彩。
第四，在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中，朱熹还展开了他的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美学、易学、教育学及历史观的论证。理构成人的性，性即理，“性乃是在我之理”①。具有理的性曰：“天命之性”；气构成人的形体，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理借气而“安顿”，“天命之性”借“气质之性”而“安顿”和“挂搭”。他说：“所谓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②“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与气的关系，此即构成朱熹的心性论；理（天理）便是义理，即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气质）便是功利，即是具有“物欲”的“人心”，便构成“存天理，灭人欲”伦理道德论；三代时，理（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后，“人欲横行”，是霸道政治，王霸之辩，便构成了朱熹历史观。可见，揭示“理”——“气”——“物”——“理”哲学逻辑结构及其基本范畴内在逻辑联系，就可呈现朱熹哲学的品格和特征，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第五，朱熹在建立其“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时，不是采取直接违反人们生活常识的方法，而是以理性思辨方法来建立其哲学逻辑结构。因此，朱熹的哲学体系较之以往的哲学，具有理性思维的思辨性和时代的特征。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①
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②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①
从“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即始言一理而已；理借气而流行，中散为万事，或万物分之以为体；然后，末复合为一理。可表述为：理——气——物——理，或从“下推而上去”，五行为事物；上而二气，即阴阳二气；再上而为一理。表述为：物——气——理。这就是朱熹哲学体系内在联系的模式，即其逻辑结构，也即他的世界图式。理（太极、道）、气（阴阳）、物（事、五行）则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范畴。深入揭示其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也就是它的范畴的互相联系、组合方式，才能呈现其体系的奥秘。
所谓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自身具有独一无二、寂然不动、“无造作”、“无计度”等特点。它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净洁空阔的世界。然却是气、万物、万事赖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据。对于这样一个悬空无着落的理，朱熹也曾为其无处“安顿”、无处“挂搭”、无处“附著”而苦恼。于是，理自身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附著”的方所。这样，理便降到“气”上，借气而存在、而呈现，依气而展开他的哲学逻辑结构。所谓气（阴阳），则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范畴，它具有“流行发育”、“凝聚”、“造作”等特性，由于气的冲突融合、“一分为二”、动静、变化，便使朱熹哲学呈现出大化流行的合理因素，造作出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的世界万物；所谓物，或叫做事，它既是自然界、物理的东西，也包括意识、精神、心理的东西。当气化生万物时，理即随气进入物中。气作为中介，把理与物沟通起来。当然，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并不止于物，理在派生万物以后，又通过“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破除物——理之间的障碍，使理自己跟自己相圆融，从而复归到理（太极、道、天理）。如用简明图式加以表述，即是：从这个理——气——物——理的图式中可以得见： 第一，理（太极、道）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本体，它不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它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变异为万物，犹如天上的月亮变异为江河湖海中的千千万万个月亮，理便映到了万物之中，犹月映万川。于是，“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①，“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们对于理的体认，就是通过对每一事、一物中理的体认，达到理自己跟自己的合而为一。这样，理作为无人身的理性，便完成了自己跟自己的安顿、对待、结合的过程。即从理出发，然后又回到理，在这里，作为无人身的理性的安顿，构成了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学；理自己跟自己的“对待”，即理借助于气生万物的过程，就是朱熹“一分为二”、动静、变化的发展过程，这就构成了朱熹的发展观或变易观；通过“格物”，由“积累”而“贯通”，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等体认过程，使理自己跟自己相合，从物返回到理，便构成了朱熹所谓“格物穷理”的体认论，这就是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其基本范畴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第二，由于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著处”，“理与气相依不离”。于是当气开始不断一分为二、动静、变化的时候，“理搭气而行”或“发育流行”，自然理也“乘气”而“一分为二”、动静、变化。不过，这个“一分为二”对理来说，却是一个“理一分殊”或“月映万川”的过程。但气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却使缊变易观得到了发展，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辨理念和命题，然而，一旦复归到理，运动和变易就被限制了。即使在从理——理的过程中，尽管由气展开了“一分为二”的冲突、动静、变化，但只能在这个理——理的范围内循环往复，即所谓“循环生去”；尽管他也讲“渐化”和“顿变”，承认事物可以由渐化引起突变，但理是不顿变的，伦理纲常是不顿变的。因而，所谓变与化也是有限度的。
第三，当理借助于气而派生了万物以后，朱熹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怎样返到形而上学本体理。因此从物到理的所谓“格物穷理”，就成为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朱熹强调通过“格物”来“穷理”，因此，在讲格一草一木之理的时候，对朱熹来说，似乎是离开其哲学体系，而讲对事物的体认，从而他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阐述了宇宙构成理论以及揭示了人们体认的过程，论述了“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和关于体知的诸形式、体知主体的修养以及“重行轻知”、“知行相须互发”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朱熹不愧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大学问家；然而，当其从“格物”而达到“穷理”，即从物返回到理时，他的体知论则具有先验的色彩。
第四，在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中，朱熹还展开了他的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美学、易学、教育学及历史观的论证。理构成人的性，性即理，“性乃是在我之理”①。具有理的性曰：“天命之性”；气构成人的形体，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理借气而“安顿”，“天命之性”借“气质之性”而“安顿”和“挂搭”。他说：“所谓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②“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与气的关系，此即构成朱熹的心性论；理（天理）便是义理，即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气质）便是功利，即是具有“物欲”的“人心”，便构成“存天理，灭人欲”伦理道德论；三代时，理（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后，“人欲横行”，是霸道政治，王霸之辩，便构成了朱熹历史观。可见，揭示“理”——“气”——“物”——“理”哲学逻辑结构及其基本范畴内在逻辑联系，就可呈现朱熹哲学的品格和特征，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第五，朱熹在建立其“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时，不是采取直接违反人们生活常识的方法，而是以理性思辨方法来建立其哲学逻辑结构。因此，朱熹的哲学体系较之以往的哲学，具有理性思维的思辨性和时代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