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年来，福建沿海一带民间修撰谱牒之风大盛。我因做过一些福建地区民间谱牒的研究，出版了《福建族谱》一书，时而有民间人士前来征询有关谱牒纂修的问题，甚而聘我为修谱顾问之类的事情。去年冬日，我的出生地惠安泉港玉湖的乡族父老们，赠我本族修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先族人陈天爵等编修的《玉湖陈氏家乘》三册。恭读之后，发现家乘中记录了不少关于朱熹的资料。今年夏日，我趁到莆田学院会议之机，到现位于莆田市中心“阔口”的地方探访拜谒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先祖家庙以及“玉湖书院”，又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一些与朱熹有关的史迹。这些文献及史迹尚未为世人所知，特辑录如下，以期对朱熹的社会文化影响及其变迁，做一个个案研究。
  （一）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
  莆田玉湖陈家，在南宋时期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玉湖之名，源于陈家所聚居的地方有一片清澈的湖水，故称“玉湖”，或称“白湖”。淳熙八年（1181）莆田人黄公度因与先祖陈俊卿同登绍兴八年（1138）榜，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成为通家。陈家修撰族谱，请黄公度为序。黄公度在其序言中记陈家自北宋后期从浙江前来福建莆田，“（陈）仁迁于玉湖住焉”①，可知“玉湖”一名，在陈家从浙江迁居于此后不久，就已使用，并且沿用至今。
  玉湖陈家自北宋后期迁居莆田之后，传四世而诞生陈俊卿。陈俊卿在乾道八年（1172）为本家族族谱所撰写的《玉湖陈氏谱系图序》中云：“吾祖从钱塘而来，四历代而诞俊卿。盖隐约将百年矣。”②莆田玉湖陈氏虽然从浙江迁移而来历经百年，但是真正成为莆田的显赫家族，则是由于陈俊卿的登科出仕。陈俊卿《宋史·本传》云：“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人。幼庄重不妄言笑。父没，执丧如成人。登进士，授泉州推官。……（乾道）四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淳熙晚年，“以少师、魏国公致仕”。淳熙十三年（1186）卒于乡，赠太师，谥正献。③
  陈俊卿与朱熹差不多为同时代人，陈俊卿年长朱熹十余岁，也比朱熹早卒十余年。陈俊卿在朝中执政时，虽身居高位，对于朱熹的道德文章却甚为钦佩，屡屡向宋孝宗举荐朱熹。朱熹为其他官僚所攻击时，陈俊卿亦屡屡加以保护。《宋史》记云：“在朝正色危言，分别邪正，势无顾避。所奏皆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屡尝论荐。熹不远千里哭之为状。”①《玉湖陈氏家乘》云：“俊卿生平雅善朱熹，屡尝论荐。其卒也，熹不远千里往哭之，又状其行。”②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也写道：“（俊卿）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卒谥正献。俊卿立志一以先哲为法。朱熹称其始终全德，无可指议云。”③
  不仅如此，陈俊卿还多次邀请朱熹到莆田讲学论道，为自己的儿子及子侄们授业，“凡三至焉”④。乾隆《玉湖陈氏家乘》上册引《八闽通志》所载，称陈俊卿的三个儿子，即陈守、陈定、陈宓，均受业于朱熹，“子守、定、宓俱从熹受学焉。守字师中，以荫历工部员外，凡六受郡符，三持使节，以廉介称。定字师德，早颖异，熹告以圣贤之学，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而求之。以父荫任右承奉郎”⑤。
  朱熹对陈俊卿及其三个儿子，也十分看重，交谊深笃。陈俊卿逝世，朱熹不远千里，从闽北武夷山中来到莆田吊唁哭拜。在朱熹的文集中，还保留了许多关于朱熹与莆田陈家父子的往来书信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字。在这些书信文字中，“与陈师中书”可能是朱熹书信集中为人们所引述评说最多的书信之一。该信写道：
  熹试郡无状，以丞相庇临之力，幸及终更，复叨除命。传闻尝污丞相荐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归见刘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称道者过实殊甚，使人愧惧踧踖，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谏止，使熹负此无实之名，他日反为门墙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书谢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间，当有的便续修致也。归途所过，知识往往能道次舍经历之状，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旧第？区区不胜瞻仰也。熹闰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游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余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离，且得休息。江西敕告尚未被受，衰懒岂复堪此？幸阙期尚远，得以徐为去就耳。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来所喻编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议论曲折，亦不可不使后人闻之也。其家事复如何？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僣率也。①朱熹与陈俊卿长子陈师中的这封信，之所以经常为后人所引述评说，是因为内容涉及一个至今依然相当敏感的命题，即宋代理学家们所主张的妇女贞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问题。论者或以此为据，坐定朱熹主张妇女守节、禁锢女性的婚姻自由；或以为朱熹更主张士大夫们要有守节的品德，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命题，“诚为迂阔”。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封书信，则这封信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深厚相交之情。试想，陈俊卿之女守节改嫁与否，是别人的家事，一般外人是不便多提意见的，更何况涉及他人闺阁之隐私。而朱熹抱定“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的心态，希望陈俊卿能够规劝女儿守节，成为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标杆。这其中的殷殷之情不难想见。
  正因为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非同一般，我们才能在现存的朱熹文集中，看到许多关于朱陈二家互叙款曲的文字。如在《晦庵集》第八十五卷中，朱熹为陈师中的书斋撰写了《敬恕斋铭》：“莆阳陈师中读书之室，新安朱熹题以敬恕，且为之铭：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与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穷物，惟我所便，谓彼奚恤，孰能反是，敛焉厥躬，于墙于羹，仲尼子弓。内顺于家，外同于邦，无小无大，罔时怨恫。为仁之功，曰此其极。敬哉恕哉，永永无斁。”①陈俊卿不仅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就学于朱熹，孙子辈也不时请教于朱熹。朱熹曾经在给陈俊卿的信中云：“蒙谕第二令孙为学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贵于己者，此盖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启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尝闻之师友，《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盖诸经条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读《大学》《论》《孟》《中庸》，令胸中开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为学之初，尤当深以贪多躐等、好高尚异为戒耳。然此犹是知见边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资谈说，则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当谨守力行，乃为学问之实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难遍览，只前此所禀《近思录》乃其要领。只此一书，尚恐理会未彻，不在多看也。《大学》《中庸》，向所纳呈谬说，近多改正，旦夕别写拜呈。近又编《小学》一书，备载古人事亲事长、洒扫应对之法，亦有补于学者。并俟录呈，乞赐裁订，以授承学也。”①
  陈俊卿的三儿子陈定即陈师德早逝，朱熹为其撰写了《陈师德墓志铭》，对陈师德出身官宦名门而不屑于科举场屋之习，极力赞扬。墓志铭曰：
  自周衰，官失而民无常产，士不知学。或者务为剽掠纂组之工以希名射利，盖本出于俯仰寒饿之迫，有不获已者。而其后或更以为能焉，俗弊风讹，迭相夸尚，于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为之，无所于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顾反薄君恩、轻世禄，捐本学以从事于场屋无用之文，举世竞驰，恬不觉悟。而圣贤修己治人之方，国家礼义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呜呼，斯其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远识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师德者，盖庶几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
  师德，莆田人，姓陈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国夫人聂氏。师德生秀异，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则已知古人为己之学，而不屑为举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苍吴君耕老以书来道其志而请业焉。予三复其辞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于空幻恍惚之场也，则报之曰：圣贤之学虽不可以浅意量，然学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师德于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于宿昔思虑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后屡欲求见，且将遍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师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犹语其友方耒耕道，使言于予，以不及相见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师中见予于建阳，遂以耕道所状行实一通属予铭其竁。予不忍辞也。状言，师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尽爱敬，剂和烹饪必躬必亲，左右周旋，不违义理而未尝失颜色，于兄弟尤友爱。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请郎一鸣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于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视之，谓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师德拱手对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顾其兄，属以问学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孙后之，而葬之石泉祖茔之侧。
  呜呼！有如师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书者，止于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视世俗之学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则既绝矣，夫岂不足以颇慰公、夫人之念，与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铭曰：
  士孰不学？其方则殊。毫忽之差，有跖其徒。卓哉若人，惟义之学。刻意劬躬，蹈履前觉。天不耆之，以骏其奔。渊冰免矣，志气则存。石泉之濒，于祔于宅。孰全其归，视此幽刻。①
  从以上这些朱熹文集以及《玉湖陈氏家乘》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是十分深厚的，陈俊卿年长朱熹十余岁，朱熹以父执辈尊之。对于陈俊卿的五个儿子，朱熹则长期以兄弟辈相称。对于陈俊卿的孙辈，朱熹则以子侄辈视之，谆谆诱导。可以说，终朱熹之世，朱熹与莆田玉湖陈家的交谊，延及三代。
  （二）朱文公祠与仰止堂的设置
  朱熹去世之后，莆田玉湖陈家顾念朱熹的三世交谊与授业之恩，在莆田县学及玉湖先后设立了“朱文公祠”和“仰止堂”，以纪念朱熹并将其作为家族书院。其时陈俊卿的长子、次子均已谢世，主持此事的主要是陈俊卿的四子陈宓。陈宓，《宋史》有传，字数太长，兹引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的陈宓传记如下：
  陈宓，字师复，号复斋。俊卿之子。少从其兄守、定同游朱文公之门，已而友潘柄、黄榦诸贤。以父任补官，嘉定中监进奏院，轮对，言宫闱仪刑有未正，朝廷权柄有所分，政令刑赏多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心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补外，历南康军、南剑州，所至每为民立久远之图。除直秘阁奉祠。理宗初，李燔、真德秀皆荐宓宜在言地，最后三学生又请起之，没已阅月矣。端平更化用言者，追赠直龙图阁。宓尝为《朱墨铭》，谓朱属阳，墨属阴，以验理欲分寸之多寡。与榦及燔同入庐山，盘旋玉渊、三峡间，俯仰文公旧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于中。又筑沧洲草堂，与诸生讲学。榦暮年论当世志道之士：真德秀、季道传及宓三人而已。所著《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稿》。①陈宓修建朱文公祠，撰写的《朱文公祠记》云：
  孔子所以为万世师者，学不厌、诲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实难，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圣大贤不足与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学也，不惟独得于师，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长，不惟自有诸位已，而下取一介贱微之善。大而天地阴阳之运，小而鸟兽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数仪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参其奥，下至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机律历，莫不穷其理。其诲人也，无知愚敏钝贵贱疏戚，随其才性曲加诱掖。平生宦游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应接不休。有问斯答如响应声。著书垂训，易箦而后已。呜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谓之学不厌、诲不倦，非即此祠堂所为作也。
  先生所著书数十种，而尤切于世教者，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或问》《语孟集注》《近思录》《家礼》《小学》，家传而人诵之。莆虽蕞尔邑，昔称士乡。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间，凡三至焉。趋奉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没二十二年矣，前辈往往凋谢，晚生益知向慕。校官陈君汲既刊前诸书以惠后学矣，谓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于是即学宫而祠之。末学小子瞻望其端庄刚毅宽裕温和之容，反复其精微详密深切恳到之诲，可以释师儒不并世之憾矣。苟读其书，而不体诸己，敬其像而不师其心，过斯堂宁无愧乎？陈君谓宓，尝登先生之门，宜记作祠之岁月云。①
  从上记“即学宫而祠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陈宓在朱熹去世22年之后，即大致在嘉定十五年（1222）前后，在县学之内设置了朱文公祠。设置朱文公祠的用意，在于鼓励末学小子，敬其像而师其心，读书修身。
  在设置朱文公祠之后的五年左右，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陈宓又在自己的聚族地玉湖，将先父陈俊卿生前聘请朱熹讲学的馆舍改设为“仰止堂”，以怀念朱熹的授业之恩。陈宓敦请朱熹的高足黄榦撰写了《仰止堂记》，云：
  仰止堂者，丞相正献陈公旧第之东偏，晦庵文公朱先生尝馆焉。文公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不远千里而勤馆人。正献公乐其道而忘势，折节行馆而与之友。二公而在此堂也，德相契也，道相与也。堂之南有山曰壶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立也。文公之馆于此，正献公之子皆抠衣焉。太府寺丞宓长而益耆学，思文公而不得见，登起台望其山，如见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意以名堂。既与朋侪讲习于其中，而属榦为之记。夫圣贤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气之属，莫不尊亲者。岂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能自已也。学者之于圣贤，思其居处而起敬焉，岂特闻风而愧之哉？尊德乐义志于学者而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谓良心之发而能志于学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于天，圣贤立道而示诸人若乔岳，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无目者不见，资质累之也，逐兽者不见，物欲昏之也。指卷石块壤而谓之山，见之偏且小者也，有见矣趋而下焉。舍乔而入幽也，既趋矣峻则止焉。半途而遂废者也，此岂其无人心而不知学哉。心不克学不力也，今之学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惧斯道之日晦也。诚能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践其实，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为先后之意。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始见其弥高，终见其卓尔羹墙与立无在非道，则于斯堂之义庶乎无愧矣，岂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励其好学之志也。寺丞立朝临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亦使同志
  ①有警也。①
  根据黄榦的记述，陈宓设置“仰止堂”，目的就是读书讲学，“与朋侪讲习于其中”，“可谓良心之发而能志于学矣”。可见，“仰止堂”基本上属于陈氏家族的书院。为了使“仰止堂”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读书、修身、传道以及教化乡里的功能，陈宓亲自制定了《仰止堂规约》，云：
  宓家有堂，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间来访先正献公所寓之馆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义。与友人潘谦之讲论其间。潘久游朱先生之门而有得者也。间有好修之士旬一集，共讲四子书本文公之说，而细绎发明之。如是十余人，潘谓人之为学，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约。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而不约，可乎？遂取圣贤格言为训。又以《吕氏乡约》概括继其后。凡存心养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条目具列，终身所行不出于此。宓告之曰：学基于少、成于壮。自壮至老，皆行所得于少时者也。孔门之徒，所以独称颜子为好学，盖颜子自其少时固已从事于博文约礼之间，致身于克己复礼之际。博文约礼所以求其约也，克己复礼所以践其约也。夫而后一旦深造于卓尔之域。诸友后生志锐正当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于文字言语之末，而徒以博文涉猎为务不知择其所谓简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则将有童而习之，白首莫得其原之弊矣。况敢望颜氏子之卓哉！宓过时而学者也，故深加惩创其述以验诸同志云宝庆丁亥季秋六日书。①
  辨志
  人之为人，必先辨志。毫厘之差，千里之异。儒有二途，小人君子。学有二端，为人为己。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为己者诚，为人者伪。轻利重义，物我一视。拔伪存诚，隐显一致。凡我同心，请加申谛。透此二关，方是少憩。
  致知
  人心有知，在致其极。理本无形，惟物是格。物物精粗，各有其则。近而修身，远而家国。大而田地，微而草木。往古来今。循环代续。心之所感，喜怒欣戚，身之所接，臭味声色。一家之内，父子主仆。一国之中，刑政礼乐，天高地厚，浑沦磅礴。动植生成，鸢飞鱼跃。
  考诸往古，治乱因革，揆厥来今，变通酧酢，一理弗明，不免漏落。一义弗精，立见乖错。所以穷理，贵乎该博。所以临事，贵乎审度。方其用功，一一累积，及既融会，一乃贯百。孰谓格物，惟务扦格。孰谓虑事，不必纤悉。凡我同志，要当深识。勿贪近功，一蹴至域。
  正心
  仁义礼智，天锡至善。根诸吾心，盎背睟面，宽裕温柔，刚毅奋发，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火燃泉达，其端甚微。仁戒姑息，义访愤激。礼胜则离，智毋诡谲。致乐治心，中心和乐。致礼治躬，外貌严恪。直而必温，宽而必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修身
  人之一身，百体皆具，苟失其则，易置冠履。耳目莫加，手足莫措。仪容顺正，筋骸乃固。头容要直，项颈中峙。视必聚精，听必倾耳。色欲睟面，声从腹起。口守如瓶，鼻如嚊馨，固颐垂颔，脊挺肩平。手效抱鼓，足毋箕踞。立微罄折，坐若泥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以此律身，外邪敢侮？体胖心正，貌肃神凝。为学则固，察理必精。克勤小物，大德以成。凡我同志，勿怠勿轻。
  处事
  欲正其义，不当谋利。欲明其道，不必计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徒见小利，难成大事。小善必为，勿谓无益。小过必改，勿谓无伤。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时至则行，未至勿远。临事不敏，易至失机。处事欲速，必有不达。疑而勿询，犹正墙面。谋而无断，作舍道旁。
  又
  仕止久速，和任清忠，各当其可，以集大成。富贵贫贱，患难夷狄，素位而行，无不自得。横逆之来，反己自修，人非我是。飘瓦虚舟，威武所加，孰不震怵。自反而缩，虽死弗屈。①
  从这些规约中我们看到，陈宓的读书主张，基本上延续了朱熹的正心诚意、致知修身的一贯理念。仰止堂以及朱文公祠之设，可以说把朱子之学在莆田一带的传承，进行了带有某种制度化的设置。不但如此，陈宓还把朱熹长期不懈努力的民间教化实践，也借着“仰止堂”的设置，进行了自己乡里的尝试。他在制定读书规约的同时，还制定了《仰止堂乡约》，这一乡约已经大大超出了读书讲学的范围，开始面向乡里的一般族人民众。该乡约的具体规条是：
  德行相劝。谨行信言，入孝出弟确守廉隅，广施恩惠。闻义必徙，有过必更。导人为善，矜人不能，己长勿夸，人短勿毁。取友必端。勿交非类。
  事业相勉。精玩诗书，博览史册。射御书数，间以琴瑟。教饬子弟，勤课耕织。严恭祭祀，敬礼宾客。洒扫门庭。葺理屋宇。早纳税粮，期限勿失。
  过失相规。行不恭顺，言不忠信，挟势恃财，党邪抑正，背义营私，弃礼狥俗。用度不节，鄙吝缩啬，酗博斗讼，生事妄作，行险侥求，投献请托。
  礼俗相交。节朔往来，庆吊馈遗，患难相周，轻财重义。会聚相齿，勿问官职。贫不贵财，老不效力。耕其逊邻，行其让路。为人息争，与众集事。
  右件同约之人，各自进修，又互相规劝。主约一人，直月一人。每月会集之日，直月抗声读一遍，仍推说其意。遇众所当举之事，直月为之纠集而程督之。有善者众推之，书于籍；有过直月纠之。甚者出约。①
  对士人的教育和对社会的教化，是朱熹及其后学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的两大理想，也可以说是两大任务。朱熹及其后学们为了实践这两大理想与任务，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我们从莆田玉湖陈家设置朱文公祠和仰止堂，制定仰止堂规约和仰止堂乡约的一系列行为中，再次看到了这一理想与任务在南宋时期莆田地区的施行。
  （三）玉湖书院的历史变迁
  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起先是为家族子弟读书论学提供的固定场所，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不久便成为接纳当地学子名流的地方性书院。明代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把“仰止堂”归入“学校”的范围之内，并且记其沿革情景云：
  仰止堂，在白湖陈俊卿旧第东偏，朱文公尝馆焉。堂之前有山曰壶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耸立。俊卿之子宓、实从文公讲学于此，思文公而不得见，登其堂，望其山，如见其人焉，因此高山仰止之义以名之。黄榦为记。其后邑人黄绩从宓及潘柄学，复与同志十余人集于堂中，旬日一讲。二师既卒，绩遂率同门友筑东湖书堂于县之望仙门外东畔，而请田于官，春秋祀焉，读约聚讲，如二师在时。及绩卒，绩之子仲元推广先志，崇奉尤谨。今二堂俱废。①
  根据以上记载，大体可以知道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自陈宓之后，有黄绩及其子黄仲元等继续予以发扬光大，在“仰止堂”之外，又增设了“东湖书堂”，成为莆田当地一所较有影响力的学校。但是到了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黄仲昭撰写《八闽通志》的时候，“仰止堂”和“东湖书堂”都已经荒废了。
  宋代时期，福建的莆田地区文化教育之风极盛，科举之业甚为辉煌，进士出生的士人不下千人，国内一般的县区，罕可与之媲美，故有“文献之邦”的称誉。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之后，莆田的文化教育之风有所衰落，特别是经历了嘉靖年间（1522～1566）的倭寇之乱，地处沿海的莆田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兵寇之灾，社会经济文化严重受损。因此，莆田玉湖陈氏家族创立的“仰止堂”书院，失去了南宋时期的风貌，再也不能得到恢复。延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莆田人林兆恩创立“三一教”，有一部分玉湖陈氏族人信奉其教，“仰止堂”旧址逐渐成为“三一教”传教的重要道场。
  “三一教”创始人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出生于莆田县埭内赤柱官宦之家，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十四日病逝，终年82岁。林兆恩先事举子业，屡试不第，后专心求道，精心研究儒、道、释之学，研求心身性命之学，糅佛、道、儒三家学说为一体，创三教合一学说。在东岩山林富的别墅传教授徒，信徒很快遍及莆田及邻近诸县。教徒尊为三一教主夏午尼氏道统中三一教度世大宗师，或简称为三教先生、三一教主、夏午尼氏。故三一教又称为“夏教”。①
  关于莆田玉湖陈氏家族“仰止堂”书院演变为三一教道场的经过，陈氏家族的后人如此写道：
  （莆田）阔口古时地名“白湖”，又名“玉湖”，南宋名相陈俊卿、陈文龙故里。玉湖陈氏先祖素来重视家族子弟及乡里教育，曾私家设立学校，延师教习，俊卿四子陈宓（字师复，号复斋官直秘阁学士，理学宗师），曾从学朱熹，辟相府书斋作为学馆以教授学子。据莆田县志记载，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曾应聘于学馆中讲学。学馆位于府第东偏，前有壶山，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立，因取“高山仰止”之义，乃命馆名曰“仰止堂”。宋末陈文龙、陈瓒举兵抗元以身殉国，仰止堂与白湖境惨遭浩劫，被元兵夷为平地，玉湖子弟与村民四处逃难，往日之“百井千烟”竟成一片荒凉之地。及至明代，阔口境人丁逐渐兴旺，耆老乡贤继承先祖遗志，在仰止堂旧址上创建玉湖书院，作为境内子弟读书之所，藉以延续重教兴学之优良传统。
  明万历间，三一教主林龙江曾在玉湖书院讲学传道。莆田三教门贤陈标（字达全，莆田玉湖人），曾传教于福州、浙江、安徽、南京等地，著有文集《三山小草》。在积极致力于外地传道的同时，对家乡书院之存续与发展亦多有贡献。龙江先生成道后，书院即主祀三一教主，配祀观音菩萨、玄天上帝、文昌帝君及武圣关公等。殆至清康熙间诏毁三教祠时，书院以托奉文昌帝君以免其祸而幸存。民国时期由三教门贤陈暮禅（唐彬）主持院务，莆邑名士张琴等经常来书院传道讲学。农历每月初十日境内外三教弟子都汇集于此传经会道，一时群贤毕至，道友如林。莆城东郊这座古老的书院成为名闻遐迩的一方三教圣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至六十年代“文革”期间，院址成为阔口小学校舍，后又成为生产队集体仓库。1990年阔口村三教信徒组成董事会发起重修玉湖书院，境内外信众踊跃捐资，经精心修缮，院宇基本恢复旧观……保持明代布局、清代建筑风格。2000年6月，莆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确认玉湖书院为市重点文物保护点。同年，区民政局登记玉湖书院为宗教活动场所，并批准成立书院管委会。同时，书院也恢复每年农历四月初十和十月初十的会道活动，坚持每月初十的门人月会学习三一教经典。①
  林兆恩所张扬的“三一教”，其中儒学部分，基本上是延续王守仁的“身心性命”之学，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并不相同。因此，当清代前期康熙皇帝弘扬朱熹之学的时候，林兆恩的“三一教”一度被视为异端而严加取缔。“三一教”的门徒们，一方面可能是慑于朱熹的声名，一方面为了自保，就刻意把林兆恩的“三一教”与朱熹之学攀附起来，似乎二者并行不悖。在现今作为“三一教”道场的玉湖书院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攀附的文字，这里试举数则楹联为例：
  理学有宗道容天地大，玄谈无极德并日星明。
  朱子真传荫玉湖，林公夏教昭书院。
  圣地扬芬家学渊源承二相，名贤垂范人伦道统绍三尼。①
  从南宋陈氏家族的“仰止堂”书院至明代的“玉湖书院”，最后转化为林兆恩的“三一教”道场，以至于现今的“重点文物保护点”和“宗教活动场所”，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子学及其遗迹演变的另外一种途径。我在上面章节的论述中，多次提到明清以来皇权及政府对于朱子学的利用、改造，使得朱子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与风骨。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功利色彩，民间宗教的穿凿附会，也同样在某种层面上，对朱子学的传承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作为南宋时期朱子学的坚定同道者——莆田玉湖陈俊卿、陈宓家族，随着明代以来社会的变迁以及陈氏族人文风学术的低落，严正的“仰止堂”书院在不知不觉中为“三一教”道场所占，也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慨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