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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期，佛教的传播已经在全国各地根深蒂固，福建沿海的泉州、漳州各地也是十分繁盛。朱熹曾经这样描述泉州一带的佛教传播，有所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夸张语言。在陈淳的《北溪大全集》中，关于佛教的论述，不下数十条，由此可知，在陈淳所处的时代，佛教已经成为民间社会以及知识分子所不能忽视的一种社会宗教。
  陈淳对于佛教的论述，其大致的观点，依然是坚守传统的儒家门户而采取的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他的这种批判，基本上是属于学理层面的，而不是宗教精神层面的。我们在此略引数则以资印证。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答王迪甫二》云：
  来书所喻佛家持敬一段，分别得圣贤与佛家相异处，以为得之，但须更以人心、道心者按之，则其界分益明白，净尽而无遗矣。人生血气才具，而为身便有个心之灵，在其间为身之主宰，而所以为心之体，浑然万理具焉。由理义而发者是理义为之主，而谓之道心。由形气而发者是形气为之主，而谓之人心。然理义无形状，至隐微而难著形气，易走作至危悬而不安。圣贤学问专就理义上用功夫，要使道心常为此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故平时主敬工夫乃所以唤醒此心，敬则此心惺惺，万理便存在，所谓敬德之聚也。惟此理存在，故其酬酢事物便无非此理之流行。佛氏合下不曾知此心体全是理，亦不曾就理上作功夫。要明理彼都以理为障碍，要得心上全无一物，故所谓道心衮杂于日用之间亦不复自知，更不待论矣。平日只是见得形气所主底偏重，故其所以坚持力制，亦只是硬将此形气所主底钤束按伏，取使之一向寂灭如槁木死灰，绝念不动方为净洁，不知此心本是个活物，如何教他绝不动得？只是其动有邪正之分，尔邪便是从形气上动来；正便是从义理上动来，若要教他绝不动，除是形气都死始得。僧家煞有苦行，终日面壁兀坐，澄心真如对越上帝，全无邪念妄想者，分明是有持敬功夫，然其所以为敬，其实又却同行而异情，不是要清明此心、存在此理，只是要空虚此心、绝灭百念。惟其如此，是虽功夫做得十分精到，无邪念妄想，而实不离乎意欲之私，非所谓天理之公，是乃邪妄之尤者！
  在《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六《答陈伯澡问性之目》中，陈淳就陈伯澡问佛性时对佛家的“虚无寂灭”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说和批评：
  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动作运用，是指气之活处。谓众生与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问如何是佛？答者呼天而前以示之，他把此处做大本一源，更无分别，不知只是说著气之云尔，非指日用动作等实事为言也。凡日用动作等实事，他人又却把作缘累，须要一切扫除，都归于空寂，虽天地日月山河亦以为幻妄不实，都要一空始为正道。其谈玄说妙不可致诘处，只不过即此空幻者极言之尔。尝爱程子之言曰：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务为却绝而漫无是非也。吾惟专从事于吾儒经常之定说，到自家理义明彻、根本深固后，则其差谬处自一照而破，不待劳心苦索矣。大抵老释差处只在判道器为二物，而欲离日用实事以求道于冥漠之中，虽其用功有极精笃处，要之无下面一截，则其所谓上达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谓之达也，而何得以为道乎？
  陈淳对于佛家的批评主要在学理层面，无疑是因为他进行辩说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佛家信徒的“缁黄者流”，而是同为儒家的陆象山学派。正因为如此，陈淳在他的著述中，更在不少地方把对佛家的批评与对陆象山学派的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与李公晦一》中说：
  颇闻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夫颇为之风动。及来严陵山峡间，觉士风尤陋，全无向理义者。才有资质美志于理义，便落在象山圈栏中。缘土人前辈有赵复斋、詹郎中者，为此学已种下种子，赵、詹虽已为古人，而中辈行有喻顾二人者又继之，护卫其教。下而少年新近遂多为熏染其学，大抵全用禅家意旨，使人终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读书穷理。而其所以为心者，又却错认人心指为道心之妙。与孔孟殊宗，与周程立敌，平时亦颇苦行。亦以道学之名自标榜乡间，时官多推重之，殊无一人看得破者。自某到学亦都来相访，议论不合遂各屏迹。其后生少年有可教者未欲绝之，屡邀来说话，而陷溺固蔽之深，更说不入，竟亦希行不复相亲。日间所与讲贯者，只是系籍习举业诸生，志趣虽凡而意向未杂，圣贤要义与之明白剖析，旬日后却多有感动警发嘉叹歆慕以为平生所未闻，多有议论播在人间，得以正人心辟邪说，邦人至是始晓然识破邪正二路之由分，圣贤实学渊源之所自来，而觉渠诸辈都是沙门党类，非吾徒者。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二《与郑节夫》中更批评陆象山之徒引接僧道辈以混淆儒家圣门云：
  其学术议论不过只是老禅伯祖师传授根原，本领差错来，本只是禅家宗派，非可以吾儒论已。易数千言无一句是察言以求其心，即此便见他所以为心处。……其门下多是引接僧道辈来往，以法门兄弟气类相同之故。……喻、顾及后进辈有邵、王皆其党，议论乖谬处甚乖谬，凡鄙处甚凡鄙，无一字合正腔窠，无一语相入严陵。九峰寺僧惠觉者詹悟道时尝造请证印，得“道问夕死”一言而归，不胜其欣荣。喻、顾即日与他为至朋，无时不造谈论，其平日从游，趣向只是如此！彼识吾儒门户是如何？识圣人坛场境界是如何？而欲以儒家事业、圣门渊源与之讲订，则大误矣。……此等辈不师孔、不师孟，而师佛，照其为学规式用功节目，别杜撰创一种径捷门户，与孔孟殊宗，与周程立敌，只当非吾徒断之，何暇更求见之云！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陈淳对于佛家的批判，基本上是沿袭了师门朱熹学派对于陆象山学派在佛学上的立场，这一学理上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佛学，还不如说是针对不同儒家学派在吸取佛学理论上的批判。其实，就宗教的精神层面而言，对于佛学或者其他宗教理论进行过多的学理方面的探索与批判，只能局限在极少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产生某种有限的共鸣，对于被批判的宗教对象及其信众而言，往往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朱熹及陈淳对于佛家的批判并不能阻遏佛教在民间社会乃至知识分子层面不断传播和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北溪大全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陈淳对于漳州等地寺庙泛滥、寺田扩张以及民间沉迷于念经拜佛现象的担忧与批判，这些担忧和批判，即使从今日的社会氛围来看，也还是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的，然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批判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也不能挽回佛教继续传播和儒释道有所合流的整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