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的《上傅寺丞论学粮》一文，可能是宋代指摘学田、学粮之弊最细致深入的言论之一。除此之外，漳州地区以及福建地区现今所保留下来的有关宋代学田、学粮的文献记载相当稀少。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陈洪谟、周瑛等修纂《漳州府志·户纪·土田考》时称：“宋，本州土田，郡志无载。及考马端临氏财赋通考，有福建一路土田总数，而本州无之。”①因此，我们只能利用很有限的资料，对宋代以来至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的学田、学粮的一般情景及其演变过程做一蠡测。
  正德《漳州府志》记载漳州的府学沿革情景时云：“宋学校，本州庆历四年始奉诏建立，置教授以领教事，又设提举司总领之，寻废。以后皆学舍制度。……崇宁行三舍法，始分为二斋，大观增广生员，又分为四斋。……绍熙庚戌，朱文公守漳，创宾贤斋以延耆德之儒，受成斋以训习武之士。……自后，学建置不一。……淳祐己酉，章守大任以丁水湮塞，仍复浚治。其他若傅守伯寿拨学田，而生徒有廪。傅守壅置桂庄，而应试者有助。……绍定壬辰，李守勋复于郑守昉所建文会堂西辟为小学，扁曰‘育德斋’，拨三废院田以廪之，教养生徒四十人。……元代宋，世祖始命置诸路学校官。路学置教授自廷命，县学置教谕自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命。又诏复旧学田，立小学，并立书院。入国朝（明朝）来，我太祖高皇帝修明学政，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徒廪膳四十人，增广四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徒廪膳二十人，增广二十人。……”①
  根据以上记载，漳州的郡学之设，始于北宋的庆历四年（1044）。在初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规模尚小，各种规制也不完善，学田的设置也较少。大观年间虽然为学田建立了图籍，但是其数量还很有限。一直到南宋时期淳熙十五年（1188）傅伯寿为知州，增设了不少学田，“而生徒有廪”。
  两宋时期的“生徒有廪”，似乎是根据学田的田租收入，以供应生徒的膳食而已，似乎不是由政府支拨专门的经费。如前引陈淳的记述：“向者白米之纳，仓廒盈溢，陈陈相因。近来不过年纳二百余石，仅可以周一补造饭，继后一补，则官库支钱就米铺籴。钱既不时给，铺户皆临时供恶湿之米。盖由纳米之时，斗子与典贴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费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计嘱减落米数，只作钱纳。……去年汤推官临替，却计会纳钱，是致学粮米数又须减少。外有合纳本色之户，多迁延不纳，至来春缺图折价。折价既行，又不铺钱。此届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计嘱司吏通同作弊，遂至学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①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食廪是根据学田的学租所入而造食。学租充盈时，则膳食不断；而当学租短缺时，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仅可以周一补造饭，或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朱熹曾经为崇安县的学田撰写过“学田记”，其中也十分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云：“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者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率常更数十年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淳熙七年，今知县事赵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宫庐之废坏而一新之，则又图所以为饮食久远之计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视境内浮屠之籍，其绝不继者凡五，曰中山，曰白云，曰凤林，曰圣历，曰暨历，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乃喟然而叹曰：‘吾知所以处之矣。’于是悉取而归之于学，盖岁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业焉者，得以优游卒岁而无乏绝之虑。”②
  元代的情景亦大致类此。郡学、县学乃至书院，基本上是根据学田的田租收入来维持各类学校的日常运作的。根据近人的研究，“元代官田一般是免税的，官田的佃户只向国家交纳地租，而不再纳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世祖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实际上是免除了这些学田的赋税，‘世祖皇帝平定江南，诸色财富皆归有司，惟养士田粮，仍赐于学’。正说明了这一点”①。政府不收取学田的赋税，是为了保证有更多的学田收入用于学校的育人开支。
  宋元时期政府及许多有为的地方官员对于学校与学粮的重视，不能不说是用意甚善，用意良苦。但是正如上引陈淳所谴责的那样，在某些官吏和地方势豪的多方作弊之下，学田及学粮经常受到侵占和吞没，学田及学粮很难维持正常的数额以保障学校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明朝时期，学校的食廪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元时期，“中央的国子学也均无学田，但生员廪食由国家供给。路、府、州、县所办学校则大都有学田的设置”②。明代之后，政府把府、州、县所属的官学，即通称的府学、州学、县学，全部改为像国子学那样的食廪制度，由政府承担食廪经费。府学、州学和县学的食廪经费，不再依靠学田的田租收入，而是直接由地方存留经费中支给。为了使存留经费得以永久延续，政府还规定了郡学和县学的生员人数，如上所述：“我太祖高皇帝修明学政，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徒廪膳四十人，增广四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徒廪膳二十人，增广二十人。”万历《漳州府志》亦记云：“洪武初，令在京府学生员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生员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家差徭二丁”，“洪武初，令师生廪食月米六斗，后复令日米一升，鱼肉、盐醯之类皆官给之”。③地方志中的记载当然是延录中央正史的记载的，《明史·选举志》中记云：“（洪武）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虽定额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中，定增广之额，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①此后，在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之外，还增加了“附学生员”。由于廪膳生员的名额相对固定，府州县学则通过考试的方法，在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中依次选拔优等者，予以递补。“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增广生。”反之，考试屡次不合格者，则依次降级直至清退。
  由于从明初开始府州县的官学中有了固定的生员名额，政府就必须从赋税收入中留出一部分作为生员食廪的经费。在漳州府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到各地税粮存留项下的这一部分数额。如龙溪县，税粮“存留本府儒学仓本色米六百八十一石，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五十石”。漳浦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四十石”。龙岩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四十石”。长泰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五十石”。南靖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三十石”。漳平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一十五石六斗”。平和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二百七十三石八斗”。诏安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二十石”。海澄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又镇海卫儒学仓本色米九十八石四斗”。宁洋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一百五十四石八斗”。②这里除了宁洋县为偏僻小县之外，其他各县的儒学仓存留本色米的数量基本相同，这正与明代府县学的廪膳生员定额制度相符合。
  入明之后，郡学、县学的生员食廪基本上从地方存留经费中支给，那么宋元以来留下来的学田，虽然还是“官田”的一部分，但是其田租收入不再直接给学校，而是像其他官田一样，收取赋税并由政府统一管理分配。因此，从整体上看，由于自宋代以来官吏与势豪的不断舞弊，以至于明代对于食廪制度的重大改变，府、县二级官有的学田及学粮，不再增加添置，基本上呈现萎缩的趋势，而不是现在有些论者想当然的良性增长的趋势。从正德《漳州府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学田，龙溪县，学租田、地和学院田、地合在一起，还不到二十顷。龙溪县是漳州府的首县，府学、县学均在此地，至于其他县，除了南靖县为二十三顷之外，数额就更少了。漳浦县，学租田、地为六顷余；龙岩县不及五顷；长泰县八顷余；漳平县二十亩。①而从万历年间修纂的《漳州府志》所见到的官田地中，已经没有了学租田、学院田的记载，大概是府县学实行财政廪膳制度之后，学田已经没有单独记录的必要。因此，有些地方的赋税记录中，索性就把学田合并到官田地之中，不再另立名目。即使如此，从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中可知，官田地的数量也比正德年间减少了许多。如龙溪县，正德年间记录官田地为六百多顷，而在万历志中，只剩下“官田地、山塘、埕四百五十八顷”余。漳浦县，正德志记录官田地为四百多顷，而在万历志中，只剩下“官田地二百一十六顷二亩七分三厘”。再以明前期学田较多的南靖县为例，正德志官田地近二百顷，而在万历志中，也有所减少，只剩下官田地一百七十五顷余。②
  明清时期官有学田及学粮出现萎缩的趋势，并不等于说明清时期整个社会的助学之风以及助学经费有所萎缩。相反地，明清时期的助学之风和助学经费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就使民间的学田及民间的其他助学经费形式多样化。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书院的开设与转型，已经不再由官府所拥有的“学田”来加以维持。
  其实在宋元时期，地方书院的学田，除了政府提供之外，也有一些私人捐助。①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基本上不再向地方书院划拨学田，各个书院只能自己筹集办学经费，包括土地。于是，各地书院都数量不等地置有自己的书院田地，一方面向政府交纳书院田地的赋税，一方面利用书院田地的田租收入，支持书院的日常运转。举漳州地区明代的书院为例。龙溪县文山书院，“弘治七年，致仕布政使林同以南坡杂民居，乃迁于今所。中建正祠，以祀先圣、先贤。左右翼以回廊，前为大门，又前为书院及斋舍，为读书进修之所。乃措置义田，以资香灯”。龙岩县义学，“在县西门外，宣德六年邑人王太守源立，延师以诲乡族子弟，并立义田二十亩以助乡邻不能具束脩者”。长泰县泰亨书院，“在县治南。洪武三十五年创建。中建文公祠，前为义学，训诲生徒，并置田以供师资祭礼”。②再举清代福建省内最有名的鳌峰书院为例。鳌峰书院号称清代福建书院之最，书院拥有的土地、店门等不动财产之多，是福建省内其他书院所无法比拟的，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屈指可数的。其经费来源，政府官帑所拨，仅占很少的部分。由于该书院名声大，从朝廷至福建省府，往往会拨赐一些官帑以示奖励重视，所谓“聚十府二州人士，编牒精庐，使心身无他营虑，毕之乎诗书，盖非财帛莫与养矣。书院自雍正乾隆年间，叠领帑金”③。但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总共不过七千两。其余的大部分经费，包括银两，都是由民间捐助而来。至于鳌峰书院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是如此。如嘉庆二年（1797），“浦城县职员祝缔封……契买租谷一千九百八十四石四斗，呈请捐入鳌峰书院，拨充膏火”①。“闽县乡绅陈化龙于乾隆五十二年间有闽邑南关外光德里地方新壅洲田一百四十七亩零，呈请捐入鳌峰书院拨充膏火”，“闽县贡生陈俯坤于乾隆五十二年间，契买闽邑南关外高详里地方民田四十六亩一分零……呈请捐入鳌峰书院拨充膏火”②等等。鳌峰书院收到捐助田产之后，报请地方官府核实登籍，出佃管理收租纳税，盈余部分充作书院的各种经费。
  书院之外，明清时期的福建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社学和私塾等，据嘉靖《龙溪县志》记载，此时龙溪县有“乡都社学计一百二十九处”③，其他各县也大多类此。社学的大量出现，与明初政府的倡导有直接的关系。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诏有司立社学。……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乐观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④。由于官府基本不干预社学的运作，社学的开设与维持基本上依靠民间家族、宗族、乡族力量的支撑，加上许多民间家族、宗族、乡族内部也开设形式不同的私塾学校，民间以各种形式不同的助学学田、香灯田等，就相当普遍了。⑤尽管如此，明清时期所涌现的助学田地及形式多样的助学经费，毕竟不属于官府所有，不可与宋元时期的官有学田混为一谈。明清时期民间助学之风和助学经费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是这一时期民间教育得以发展进步的基本保障。
  宋代的学田、学粮，演变至明清时期出现了官府财政支拨和民间助学经费多元化两种趋势。但是只要有学田存在，有如陈淳所指摘的学田被侵占和舞弊事件，就永远无法完全避免。尽管各个书院管理者和乡族、家族的管理者们制定了规则不一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们从众多的民间文献中，还是可以不时地看到各种学田及助学经费被侵占舞弊的记载。下面，我们就举较有标志性意义的尤溪县南溪书院的记载为例。尤溪县是朱文公的出生之地，南溪书院就是为了纪念朱熹和其父朱松而建立的祠堂加书院，书院在明代购置了不少田地，以作为祭祀和助学的经费。可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书院的一部分田地受到族人的侵占与私下交易。该书院志记载事情的始末云：
  （南溪书院）祠田一百亩，邑人援例指挥田璲置。载民米五石，朱化感户下纳粮。万历十五年二月本府帖文蒙提督学校副使顾案验，蒙巡按御史杨、御史连批文，公祠田百亩准全给与裔孙朱权收租知纳钱粮外，合充养赡修理之资，不许本生私相典卖，致香火湮灭、祠宇损坏等情。南溪书院田计三百亩。旧设老人一人管理。正统后为豪猾侵没，今官户名犹载县志。宋置有文公圭田三百亩，优免四差，以供祠祀。明以紫阳夫子功在万世，泽宜及其子孙。尤溪毓秀之区、本源之地，所有祭田隶辖建安、欧宁、建阳三邑照免。先儒优免六石二丁，其荫嫡裔孙。及支房，仍免苗五十，征粮外尽蠲徭役，著为儒户令甲，庶报功之典隆，而子孙得沐渥恩矣。下檄施行。
  延平府尤溪县为申复祠田请批勒石以永祀典事。据本县宋儒朱文公十五世孙朱承爝具呈，称兄不肖在日，遭林尚恒局赌祖田五十五硕。父投道府送县退田一十八石祀租，仍占田三十七石，年享租银一十五两，粮无毫纳，致被僧海钦呈欠，求林尚恒随田输粮。势拒刁延不吐。切思国课当完，奈贫寒彻骨，叩乞念祖微功，田粮不遭陷累等情到县，准行拘齐林尚恒、僧海钦，与朱承爝，佃户蔡富、傅凤、陈赐益等到官。随该本县知县朱启元当堂查得尤溪公山之阳，地名南溪，实先儒朱文公之父韦斋公以尉邸寓舍诞公于斯。自宋嘉熙年间赐额特建南溪书院，至我朝景泰年重新鼎建，万历七年奉例改为朱氏祠堂，崇祀韦斋、文公二先生。盖闽中一尼山也。国初原有祀田三百亩，悉被豪猾侵没。至嘉靖末邑人智慧田璲复捐祀田百亩，系蔡富、傅凤、陈赐益等各承佃，计租九十九石八斗七升，其来有年矣。缘万历四十六年本祠生员朱承爝故兄朱承炤契受林尚恒典价五十五两，将租米五十三石三斗两升交与林尚恒收租，而粮仍朱户自理。自本年至天启元年冬，共租米二百一十三石二斗八升。每石照佃例纳银三钱三分，共计收银七十两四钱矣。天启二年又转立典契，每冬听尚恒收租米三十六石八斗五升。契写限至天启八年冬交田还朱，经今三年，共租米一百一十石五斗五升，计收银三十六两五钱零。前后通系蔡富等交纳与尚恒，共收过租银约一百十余两。除原契典价五十五两，今收过租利已倍矣。
  及查《南溪书院志》称，文公祠田万历十五年二月奉本府帖文，蒙督学道副使颜案验，蒙巡按御史连批文，文公祠田百亩，准全给与裔孙朱权收租纳粮外，合充养赡修理之费，不许本生私相典卖，致香火湮灭、祠宇损坏等因。煌煌宪令，直与志文共垂不朽。
  兹朱承炤擅将祀田典与林尚恒，既已收利过本，则八年还田之议断不可仍，法应即追契田还给本祠。尚恒顿悟，当将原典田契缴还，仍立退状存案，则尚恒犹知有礼法也，合无免其究罪。田合即听朱承爝管业。以后岁入之租，先勒佃户照派粮额纳足官课，余听本生收充养赡修理。仍将各佃户承佃姓名田段租数逐一开记勒石存祠，谕各通知，并刊奉详允缘由入志垂照。永不许裔孙及诸人擅行典卖。如违尽法申究。缘复祠田永祀典事理，未敢擅便，拟合通详为此备由申乞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天启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蒙分守道茅批，文公祠田岂容典卖，况林尚恒已倍取利，安得久假不归？如议即取退状存案，及缴还原典契姑免究罪。以后田听朱承爝照额管业，岁租除办粮外，收充养赡修理。仍勒石入志。再有擅典卖者，据实申究。此缴文蒙分巡道贺批先贤诞祥之地，所有祠田裔孙不得鬻。何物林尚恒？辄敢踞而噬之，倍入其租，且并税粮而赖之也！如议勒令退状，田给本祠朱承爝管业召佃完粮充赡修理。尚恒累岁倍收租价，除典契五十五两外，尽追入官。即估给书院修葺，以为蔑礼慢贤者之戒。
  皇朝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二月，延平府通判杨公毓健捐置赡田共一十八亩三分七厘，坐址四都，土名车碓后、桥头等处，给文公裔孙收租纳粮外，合充修葺灯油之费。①
  南溪书院作为纪念朱熹与其父朱松的教化之地，按理说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舞弊事情。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负有管理田地之责的族人朱承炤，还是私下擅自把田地外典给林姓外人了。这一现象，基本反映了明清时期民间学田及助学经费在管理上的一般弊病。尽管从南宋以来，陈淳等深刻指摘了学田、学粮被舞弊的情景，但是这些弊端似乎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医治。这也是宋以来学田及助学经费无法得到显著增长，社会民间教育得不到显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