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漳州学粮的失陷，除了以上官吏在学粮管理上的缺失之外，陈淳认为还有学田田亩失陷及民间租佃舞弊的原因。他在《上傅寺丞论学粮》中回顾了漳州学田多年来田亩图籍的承继过程：“一、学田图籍有青册子可按为准。本学田元租，有大观年间图籍，传之既久，颇有遗亡不具在。淳熙戊申间，黄推官渥主学粮，注意核实为久远计，申州重造图籍。每庄保田各差职事一员，副以官牙一名、书吏一名、画匠一名，前去地头打量步亩，图画田段，纽定租数，类为簿籍，名曰青册，已公平明允，可按以为准。一正本藏学粮司，一副本寄军资库。及黄推官满去，诸奸弊即复旋生。今已三十余年，田租数数更变，未委此青册尚无恙与否？”据此，漳州学田早期的田亩图籍是在北宋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就已编造，传之既久，颇有遗亡不具在。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推官黄渥重新编造学田田亩图籍。及黄推官满去，诸奸弊即复旋生。从黄推官卸任至陈淳此时，不过三十余年，这些田亩图籍又相当混乱无以为凭了。
  从北宋大观年间至南宋嘉定年间，一方面是学田时有失额，一些有责任心的官员，也时有设法添补学田，但是总的趋势是学田日减一日，不复有大观年间的规模。“前郡守自傅枢、傅侍郎、俞监簿、庄侍郎、赵寺丞诸公屡拨院田添助学粮，或二百斛，或三百斛，又在青册租数之外，具载碑记分明。年间用度宜有宽羡，而乃日甚焦熬何也？”学田不断失额，其中当然有官吏们在管理与舞弊上的因素，然而学田在租佃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陈淳列举了学田田亩失陷与民间租佃舞弊的原因，有如下数款：
  一、田租减落之弊。本州学粮元号万余，今年间所入仅止七八千而已。盖缘三十年来累被奸滑佃户计嘱司吏于钱粮官临替之日，假作抛荒逃亡诡名入状计较，减落田租，承佃依旧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减落之数，不过只是司吏自注，有何勘会凭据，有何经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莽卤，所以大至失陷。今欲一一整理，须先多散榜诸庄保内，许人户告首。其隐没之数者，与赏佃；或自首其元数者，亦与元佃。及趋春工未动，许人增租改佃。务以青册元业为率，则学粮庶乎可复旧矣。
  二、田租瞒减之证。涌口庄元系庄民捐百斛租田以助学粮，具载学碑。始者一桶斗纳钱一百五十足，中间将两桶斗析为三官斗，纳钱三百足，有旧钞可凭。后来佃户郝谦之、蔡恭叔、林容等计较，将每斗一百足作七十价输纳。今元佃见在无恙，而租钱乃至三变。然其间亦有人户分佃，如陈高、黄进者，目今尚每斗作一百足纳官。比郝谦之等瞒官颇多，岂有一项租田却有两价？按库钞相校为弊灼然。上项本末，庄氏子弟备知端的，其他庄田情弊亦多类此，举此一端，则他田情弊可以类推。
  三、学田有偷卖者。村民有世佃学田，上世祖父阄书遗后人，载所佃学田，与诸子分佃。至再易世后，又再至分佃，阄书而不声说是学田。又易数世后，子孙不复知其由，以为祖父产业，遂立赤契与人户交关，而无可奈何矣。若明皇庄田是也。
  四、学田有偷占者。本学田有一段在城东之村七里曰赤岭，图记分明，而无有的知疆界之所在。遣职事出地头访之，居民皆曰无之。又以图记细考而物色之，乃觉其为武断乡村者所盗据，居民盖畏惮而不敢言。然此段竟亦无如之何？
  五、学田有偷入帐请买者。本学官洲庄田有三洲，年科占隐谷一千五百斛。其中大者曰北洲，该纳九百六十斛，次二洲，共五百四十斛。今北为洪水流崩，未有拄应。淳熙间赵师洽舍田入学，其田下松生泥淤，学中岁收蒿草钱一百九十一贯，殆未足以裨补北洲所崩地位。近缘谢念二、念九盗割蒿草断罪，挟怨欺罔颜知县宅嗦令干人计较入帐请买。颜宰最是洁白之官，一时为村人所误纳钱请买。岂有本学松生泥白而可以入帐请买乎？近又计较林廷秀诡名增三百石租掺佃彼官洲。佃户父祖世居在彼或有海涛冲突，随即补治久而输纳无欠，岂应为谢念三计较诡名掺佃乎？
  承佃学田的人户，人等各异。与官吏有关系的人，可以“计嘱司吏于钱粮官临替之日，假作抛荒逃亡诡名入状计较，减落田租，承佃依旧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减落之数，不过只是司吏自注，有何勘会凭据，有何经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莽卤，所以大至失陷”。而一些奸猾刁顽的承佃者，也经常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减少应纳的租额，甚至隐瞒学田田亩。偷卖学田者，“上世祖父阄书遗后人，载所佃学田，与诸子分佃。至再易世后，又再至分佃，阄书而不声说是学田。又易数世后，子孙不复知其由，以为祖父产业，遂立赤契与人户交关，而无可奈何矣”。那些武断乡村的豪民，索性公然侵占学田：“其为武断乡村者所盗据，居民盖畏惮而不敢言。然此段竟亦无如之何？”在承佃人户的种种作弊之下，学田的失额也就不可避免了。我们认为：“学田的被侵占，从根本上说，是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结果。”这种结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和史实依据，但是在以小农经济为社会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对于土地的追求，并不是所谓“地主阶级”的偏好，而是所有农民，包括地主、小农和佃户的共同目标。只要有机会，追求土地乃至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土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性格。宋以来学田的失额和学粮的失陷，乃至于对所有国家赋役的隐匿和不负责任，很少在观念上存在着阶级上的差异。只不过是所谓的“地主阶级”，往往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这些人可以与执政的官吏相互勾结，或者直接利用自己手中所拥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在损害国家利益与平民利益上占有强势的地位而已。而当这些群体对国家与平民的利益侵害到了无所顾忌的时候，国家和平民的命运也就日渐危难了。正因为如此，陈淳在批判漳州学粮失陷时，有很多的着墨点是记述官吏们的舞弊行为。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对民间承佃学田的人户有所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