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明代前期，正像正德《漳州府志·土田志》所记录的那样，漳州地区的僧田在当地的田地中依然占有较高的比例，但是明代福建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直接导致了寺院经济的终结。
  明朝建立之后，整顿赋税、建立黄册，僧田归入民田的种类。正德《漳州府志·土田考》中所记民田共包含以下各色：民田、僧道田、驿田、民地、僧地、蓝淀地、泥泊地、海荡地、民山、僧山、民塘、民蛏场等。由于归入民田总类，其承担政府的赋税也等同于民田。万历《漳州府志》记云：“其寺租不知始于何时？相传自五代时定拨民田给僧，历世既久，田归民间，租仍归寺。今福建一省寺田，俱僧掌管，惟漳州一田三主，民户管田输租，僧户取租纳粮，已为定例。查得黄册登带，每僧田一亩带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计田一十八亩七分，该米一石。及查旧例，每僧米一石带租多者十一二石，少者七八石。多寡相兼，每米一石，大率得租十石。名曰寺田，实则寺租。国初，僧粮概免杂差。成化以后，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②
  明代前期，虽然僧田税粮征收与民田大体相同，但是由于存在着僧田私相买卖、私相租佃等交易行为，使得僧田的所有权混淆不明，出现了一田有多人掌管的现象，称之为“一田三主”，既有业主权，又有耕作权，还有租佃权，等等。各个主人往往又相互推诿，规避政府的赋税征收。这又使得政府在征收赋税时困难重重，并且争执诉讼此起彼伏，难于理清。万历《漳州府志·赋役志》附有“寺租议”言及此事云：
  寺租之由，访之故老，其说不同。或云前代给僧之田，或云檀越舍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户拨寄之田。盖先年僧粮概免杂差，故诡寄僧户，日久为业，此亦有之。但此后来之弊，其间未必尽然。然自国初以至于今二百余年，僧惟管租而不管田，田土民间得相买卖，惟寺租不敢埋没。有田者输租，取租者纳粮，其来非一日矣。所以拖欠钱粮者，盖以一僧入寺，举家父子兄弟群聚而食，耗费已多；又因粮差浩重，辄将租谷减价预先典与富民或田户，但济目前之急，不顾日后之虑。然及官司追并，楚挞万状，不敢亏累田户者，以分定故也。近者军门过听，以此田多系势豪占掌，欲重加追征，以固抑之；而承委官员失于奉行，辄将田户拘扰，重复科派；甚至奸僧倚称四六名色，将无米肥租私隐入己，止存瘦田将租虚估亩数，令民倍纳。不知此田多是民间小户置买，如龙溪、南靖等处民田带僧租者，十居三四，岂可尽谓豪民？设有占掌僧家，岂肯忍受？且如海澄等处，僧田一亩，民间置买，多者十余两，少者亦七八两。岁收稻谷，乡斗止七八石，与佃户均分一半，得谷四石。内除纳僧租一石七斗，止存谷二石有零，所获无多，持以生长此地当耕此田耳。而乃欲令其倍纳军饷，在富民犹不能堪，在贪民何啻剜肉。如近年之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余两，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其不酿成大患者，幸也。今虽设法调停，定价征纳，然窃思田户纳银三钱，与纳僧租一石有零，其价亦颇相当。但粮差未知何人供纳？且其间乡斗得官斗七八升者有之，得四五升者亦有之，斗色不齐是又难于折算。及粮差不完，其势非再取于民必再取于僧，既取之民又取之僧，重征横敛将何时而已也？……
  或又有云，此租若不归一，钱粮不免拖欠，欲令每寺止留僧数名，或照近议四六之数，以四分给僧，六分归民，通籍原额租米若干，将六分之租，每石科米五升，尽散与田户为业；其四分者，照旧取租，各办纳粮差。中间如有冒名诡寄者，许其自首还主，如违，查出没官。但奸僧去籍已久，米数虽载在册，租额不得查考。或云旧有砧基簿，系元时遗制，具载田段租米甚明，但僧匿不肯出。或云一本在府库，求之，亦无有。今欲清查租额，必先下令各田户，凡带僧租者，俱许从实报官；不报者，查出或被首，定行没入。然后以米配租，使租米归一，则僧不欠粮，民不苦累，尤为经久可行。①
  由于明代时期漳州的僧田经过民间的多重交易之后，产权及纳税责任等逐渐纠缠不清，这就使那些有权有势的“势豪之家”乘机兼并了不少原属于寺院的土地，并且巧妙地规避了政府的征税。而不少的贫民与僧人，反而承担着无地的赋役，苦不堪言。贫民时而控诉僧人推诿纳税，而僧人也不时控诉民户不肯交纳赋税。“寺田始则淄流以丛林为传舍，巨室以常住为奇货。或乘急称贷，以子母钱入其租，则民为僧病，久之民已成业矣。或经转移数手，而僧徒动以豪强兼并为名，今年告入官，明年告输饷，以致重政横敛，相率欲弃田而不可得，则僧又为民病。夫僧之田地，粮差既与民同，则亦民尔。……今一髡抱牍而当道遽然其信，请请丈则听，请加赋则听。盖此一时权宜赡兵之策，庸知民间剥肤及髓有不可言者。”“僧已不胜其困，况复僧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纳饷外，焚修度日，僧亦何所利焉？于是有饷无所出，弃寺而逃者，有转穙他人令之代纳者。甚至辗转穙卖与夫挟仇盗献，尽入势豪之家。又有一种无赖游僧，入寺占据，并其业而空之，饷日益亏，而僧日益窘，所从来矣。”①
  自明前期成化年间（1465～1487）起，福建省的地方官员也都开始试图解决僧田产权归属及课征赋税的纷乱问题。成化以后，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嘉靖中期，由于沿海寇乱频发，福建地方官员除了对原有僧田一应按照民田规则征收赋税之外，还把僧田分为四六开，六分入官充饷，四分给寺院维持日常焚修。其后倭乱加剧，军费开支更加沉重，福建省地方官员不断把加征的目光投向僧田之上。虽然其中也有少数官员试图减免僧田的重课，但是直至万历年间（1573～1619），僧田的赋税负担从整体上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福建省僧田的这一变化过程云：
  僧田者，漳自古称佛国，自唐迄元，境内寺院大小至六百余。今废寺多所并入而合为五禅寺，带粮米二千三百二十余石（各县寺观亦有苗米，惟五禅寺最多）。或云此即五代时定拨民田给僧者也。或云先年僧粮概免差徭，故民间租诡寄僧户，或因而施之。僧本无田，但有租，亦若大租主及百兑之类，是不尽然，间有之焉。自成化以后，凡寺田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嘉靖二十七年奉部行勘合，寺观田五顷内抽一顷征银，每亩征银一钱备账。未几停止。四十三年时军兴多故，福建巡抚谭纶议寺田俱以十分为率，以四分给僧焚修，其六分入官。每亩征租银二钱，内一钱二分充饷，八分粮差。是为寺租四六之法。四十四年巡抚汪道昆又题请额加派民间每丁征银四分、米一石征银八分，专备军饷之用，号曰丁四米八，而僧与民俱重困。隆庆二年巡抚涂泽民又议将六分入官僧田照租估亩，亩征银二钱，或至四钱，俱于田户名下并年倍追。四年开元寺僧净慧等具奏，事下布政司转行府议。是时知漳州府事罗青霄以民间丁四米八征太重，请蠲减其半宽之。事允行。及是议僧田拟照例半征。具申布政使司覆议转详，而当事者竟持军饷议不准减，仍旧征纳云。其后僧徒告累屡，增减不一。万历二十三年户部据抚臣题覆，僧田每亩定征饷银一钱二分。二十五年巡抚金学曾以倭警议增兵饷，以旧例虽四分焚修，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议，寺田除二千亩照旧四六给，其余悉按亩征饷银一钱二分。惟田不及二千亩者，仍其旧。所征饷倍于异时，而寺田累极矣。①
  明代万历年间福建的僧田课税虽然相当沉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所谓僧田，已经不是宋元时期真正归属于寺院所有的田地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或是落入势豪之手，或是不断交易转入一般民众之家。政府对于僧田的课税，只是根据有案可查的原属于寺院所有的僧田而已。随着原有册籍的散失，以及后来的种种舞弊，僧田的册籍日益混乱，不可究诘，僧田的课税，也已经分散到民间的各色人等身上。
  久而久之，僧田就逐步融入民田中去，与民田难于分别。因此，到了明末清初，延续了七百年之久的福建僧田，终于基本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