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对于僧寺、僧田的谴责，除了出于理学的价值观之外，更多的是从悲悯民生的角度出发的。他在许多场合都向官府当道者建议，把寺院中的租米钱财，分拨一部分出来，解决注入兵饷、会子、盐课等苦毒百姓的突出问题。如他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曾经提出向僧田征科军饷的主张。他说：
  诸寺动以百为群，暨诸乡斋堂道流，日集民礼塔而取其金，动以千百计。小民沾体涂足为仰事俯育之资，终岁所获能几何？而即日累月取之为之一空，良可哀悯。今将此曹悉籍之丁帐，未为过也。至如乐山一所，非有寺额，而僧道设计裒敛民财，尤为精致。每一岁间招诱农商工贾，递分节次，各以时会，名曰烧香。就稠众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请为劝首，抄题钱物。每疏以数百缗。经年积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辈行屡经官司争主首之权，此亦可以按籍举而归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题民财见以巨万计。此诱陷良民子女之渊薮，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按其疏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凡此等类，皆所谓时措之宜，而不失为权中之经，未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举事惟其理之当而已。隐忍回互最害智，因循苟且最害义，拳拳之愚，恐可以少助幕中参谟之万一，惟刚明正大者试一择焉，实邦人千万之幸也。①陈淳在论及纸钞会子的弊端时，也建议为政者公平摊派会子给寺院僧人，让寺院僧人出来分担一部分由发行会子所产生的重负。他说：
  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户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预其数，又何以通之？……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僧户以产钱二十千而上，并使收塌若干数，以备官司不时之点兑，而其他诸户皆不必立定数，责之收塌，听其或出或入，惟申严其日间行用中半之制。……递相纠察，其不用会者，告者重赏，犯者痛惩，则人人无不用会，而会子无不流通矣。①
  作为一名儒者，陈淳对文化教育尤为重视，曾经向当地官员建议，把寺院僧田的部分收入挪为兴学之用。绍熙、庆元年间（1190～1200），由于郡学狭小，“斋舍窘迫，不足以容人物，议东移贡院于东市，而以其址为东诸斋；西移行衙于马棚，而以其址为西诸斋。其斋相枕，悉向南，一如大学之制”②。陈淳对于这项“改学移贡院”的兴学工程大为赞许，但是工程的费用甚大，官府一时无措。陈淳再次提出向寺院僧田筹集经费以助学，他在《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中说：
  或者曰：“改学校，移贡院，大役也，宁无扰民费财之病乎？”愚以为善于区处，则不扰民不费财而自集；区处之不得其策，则虽扰民费财而无成。……善于区处者如之何？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于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类皆三五十斛；无担石之家，终岁营营为仰事俯育之计，且不能以自给。则为漳之民户者甚贫，在官司绝不可更有丝毫之扰。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以灭伦败教，不耕不蚕，快然一无用之髡，独无故窃据而奄有之，闲居以安享之。所与坐食之众，上寺不过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数十人；其下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则岁费类皆不能十之一。所谓九分者，直不过恣为主僧花酒不肖之资，是果何为也哉？故今公家凡有创造，无求诸他，惟尽第彼僧门产业之高下，而画吾屋宇界分之大小，均以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财，为之开端，而后取办责成焉耳，绝无出一引，绝无差一吏。凡竹木、砖瓦之类，任其以市价私自贸易，而吾不之问焉，则其口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辈，听其以乡例私自佣雇，而吾不之绳焉，则其所就者皆固致。假使有陪贴不赀之费，实皆吾公家之财也。移吾公家之财为吾公家之用，彼特为吾干之耳。非尅彼父母钱本也，非括彼房奁中物也。吾不可复为之恤也，但时施其犒劳之惠耳。若是，则吾民不知扰，吾财不甚费，而无不如吾志之所欲为。
  往者，判院赵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责办于诸僧，而民绝无所扰，即今之厅事是也。司谏邓侯之架州学，亦大役也，每斋惟支百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学成，即前所谓西偏是也。都运赵侯之造通济桥，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桥成，即今柳营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诸名公，盖有高识明见，烛破风土、民俗轻重弛张之所宜，而随宜区处，所以为至当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为如何？某素不预学校教养，又已该恩免不预贡院之选，皆非有所觊望，又不曾足蹑贵人之门。惟以乡邦此事，久为阙典。自创州以来至于今五百馀年，未遇一贤刺史觉其然而整顿之。今幸遇君侯负高明正大之才，定高明正大之见，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于此不为州闾出而一陈之，则进为有隐于郑邦君之贤而失事机之会；退为得罪于乡人子弟，而抱无补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胜僭越，皇汗之至。①
  陈淳的这些建议，对于削弱当时颇为强势的寺院经济与僧侣群体，缓解普通民众的赋役负担及日常生计，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淳祐年间（1241～1252），“秘阁监丞史公宾之领州事”，目睹学校破败、廪膳无着，也采取了以僧助学的办法。据赵崇珜《学廪记》的记述：“（史宾之）顾始至，未暇损郡计，得法济废寺田入于住管僧者，曰柳陂庄；入于民丁局者，曰留塘庄。以岁会之，柳陂庄为钱五百五十缗，旧为住管僧所有者，今亦以全租归于学；留塘庄除代纳民丁外，宽剩为钱可四百缗，旧为局吏及佃仆人所有者，今亦以归于学。……今公下车之初，即留意教养又无亏于官，有益于学。与其饱庸僧黠吏之溪壑，孰若继吾侪一饭之齑盐。昔淳熙间，崇安令赵彦绳以白云、中山等院绝产田归邑学，朱文公记之，谓赵侯务一而得两，且谓浮屠氏丰屋连甍，良畴接畛，以安其饱，而莫之或禁。是虽尽逐其人，夺其所据而悉归之学，使吾徒之学为忠孝者得以无营于外，而益进其业，犹恐未足以绝其邪说。况其荒坠芜绝，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然则公今此举，与文公意兄大略相似，是可纪也。”②如此看来，削弱寺院僧田来助学的主张，陈淳的老师朱熹同样也是极为赞许的。淳祐年间史宾之的作为，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朱熹、陈淳师徒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两宋时期福建的佛寺僧侣之盛以及寺院经济的强势，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和儒者，陆陆续续都采取了削弱寺院经济与补助公私之缺的措施。根据游彪的研究，早在南宋前期，针对福建路寺院经济力量雄厚的情况，宋朝政府采纳了张守的建议，对寺院实行实封之制。绍兴二年（1132），张守出知福州，“守与士大夫共谋为实封之说，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实封之制就是地方官吏将寺院主僧的职位出卖给出价高的僧侣，是由地方经费匮乏而造成的。这一制度开始时主僧十年一轮换，以钱财多少为准。其后地方开支依然不足，就逐渐缩短实封的周期，“以州用不足，减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岁托以词讼数易置，由是困弊”。另外还实行拘椿之制，所谓拘椿，就是官府借口寺院没有僧侣而没收其钱谷充公。宋宁宗时期，林瑑“知兴化军……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货取，名曰实封。寺偶阙僧，乾没其谷以佐经费，名曰拘椿竹”。有些地方官吏甚至驱逐僧侣出寺院，而后没收其财产，“逐僧没谷曰拘椿”①。政府实行实封、拘椿之制后，有些寺院承担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民户负担的赋役，这对民户是相当有利的，但是也导致一些寺院僧逃屋毁，寺院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这些措施，在上引陈淳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如他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曾主张“只约住持五年者纳贴头钱与换帖。不愿纳者听别纳钱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随坐高下比附而行之”，颇类似于“实封之制”。而对于所谓的“废寺”，朱熹亦曾建议由民间购买，把寺院之田直接转变为民田，“本州更有荒废寺院田产颇多，目今并无僧行住持。田土为人侵占，逐年失陷税赋不少。将来打量之时，无人照对，亦别生奸弊。加以数年，将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挥，许令本州出榜召人实封请买。不唯一时田业有归，民益富实，亦免向后官司税赋因循失陷”①。
  福建的寺院经济，虽然在宋代一度极为繁盛，但是在一部分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与朱熹、陈淳等儒者的谴责、呼吁、干预之下，从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日益衰落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