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福建寺院经济的繁盛，影响到民生经济及政府财政经济的许多方面，因此宋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和负责任的地方官员，往往对这一带的寺院经济抱着批评谴责的态度。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而许多寺院依然占据着众多的土地山林等生产和生活资源，与民间一般农民的贫困境地形成了显著的反差。于是，宋儒们对于崇信佛教及寺院经济的批评谴责，就日益强烈起来。在此举朱熹的言论为例。在《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频频看到朱熹对于信佛的否定，如“因说某人弃家为僧，以其合奏官与弟，弟又不肖；母在堂，无人奉养。先生颦蹙曰：‘奈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长子。’方伯谟曰：‘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先生曰：‘纵佛许亦不可’”①。又如：“佛氏以绝灭为事，亦可谓之‘夭寿不贰’，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会，所以做底事皆无头脑，无君无父，乱人之大伦。”②“（佛徒）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③朱熹不仅言论如此，他在担任漳州等地方官时，更是把这些言论付诸实施，用劝谕榜的形式，告示于治下的士绅民众。该《劝谕榜》有以下条文：“一劝谕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禶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并限一月安葬。切不可斋僧供佛，广设威仪。……一劝谕男女，不得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宇。今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时婚嫁。一约束寺院、民间，不得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一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钱物，装弄傀儡。……”④
  陈淳作为朱熹的理学继承者，在对待佛教与寺院等社会问题上，有着共通的理念。如他在答友人的学问时曾经对佛学持批评态度：“问佛氏作用，是性与虚无寂灭去四大除六根之说，相反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动作运用，是指气之活处，谓众生与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问如何是佛？答者呼天而前以示之，他把此处做大本一源，更无分别，不知只是说着气之云尔，非指日用动作等实事为言也。凡日用动作等实事，他又却把作缘累，须要一切扫除都归于空寂，虽天地日月山河亦以为幻妄不实，都要一空始为正道。其谈玄说妙，不可致诘处，只不过即此空幻者极言之尔。尝爱程子之言曰：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为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务为却绝而漫无是非也。吾惟专从事于吾儒经常之定说，到自家理义明澈根本深固，后则其差谬处自一照而破，不待劳心苦索矣。大抵老释差处，只在判道器为二物，而欲离日用实事以求道于冥漠之中，虽其用功有极精笃处，要之无下面一截，则其所谓上达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谓之达也，而何得以为道乎？”①
  陈淳不仅对佛教的理念持批判的态度，对于由佛教传播导致的寺院遍布及僧田众多等弊端所产生的诸多不良影响，更是时时予以谴责。我们从上引的陈淳《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文中可以知晓。
  至于陈淳所提到的“五大刹”，至明代时期其僧田的数量依然相当惊人。据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这五大寺庙即五禅每年应交纳的寺租米额，“漳州府开元寺，米一千五百五十五石；净众寺，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七升四合一勺；法济寺，米八百一十五石一斗四升九合八勺；南山寺，米一千一百二十二石五斗三升二合六勺；龙山寺，米四百七十七石五斗”②。合计这五大寺庙，每年的寺租米额高达四千石之多。当然，从明代整个漳州府的僧田分布情况看，僧田还是主要分布在漳州府治与首县龙溪县一带，其他县份的僧田数量比较少。而从漳州府治及首县龙溪县明代前期的僧田数量来反观宋代这里的寺院经济，我们不能不惊叹自五代、北宋以至元明前期的僧田僧业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