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五代至两宋，是福建地区寺院经济最为兴盛的时期。据今人游彪先生的研究，福建路的寺院经济在宋代独占鳌头，居全国之冠，恰如宋人吴潜所谓：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由此足见福建路的寺院经济在宋代是首屈一指的。①首先，宋代福建路僧尼人数之众，位居全国第一。《宋会要辑稿》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福建路僧尼达七万一千余人，占全国僧尼总数四十五万余人的百分之十五点五。宋人刘弇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则起而为士者常十五六，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焉。可见福建路青年男子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成为佛教徒，其比例是相当大的。福建路寺院之多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福州寺院，曾巩在《道山亭记》中写道：“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丑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日闽山，东日九仙山，北日粤王山，……其附山盖佛老之宫，以致十百。”仅福州城中三座山上就有数十百计的寺院。梁克家记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福州寺院“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到北宋末年，“福州千八百区，粳稻桑麻，连亘阡陌”，足见寺院增加的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南宋人黄榦说：“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家设木偶、绘像、堂殿之属，列之正寝，朝夕事之惟谨，髡其首而散于他州者闽居十九焉，其崇信如此。”①
  福建路之所以出现这种僧尼多、寺院众的局面，根据游彪的分析，主要是由当时闽中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闽中固有的崇尚鬼神的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②但是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与五代时期王审知等率领北方士民入闽之后，在福建建立了“闽”政权，竭力推行崇佛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各霸一方，互相征战，广大人民苦于苛敛暴役，困于兵燹杀掠，痛苦不堪。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竭力提倡佛教，借以加强对人民的精神控制，消磨其反抗意志。在东南地区，恐怕福建王氏是最崇信佛数了，因而佛教在福建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寺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梁克家曾说：“王氏入闽，更加营缮，又增为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虽归朝化，颓风弊习浸入骨髓，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无限。”①不仅如此，王氏还将大量膏腴田产划归寺院，其经济力量日趋强大。《宋史·食货志》记载：“初，闽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入宋以后，虽然统治者制定了一些措施，以限制寺院、僧尼的无限增加，但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统治者又不得不利用佛教作为精神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因而宋朝基本的宗教政策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提倡，又加以必要的限制。王氏统治时期福建地区寺院发展起来，宋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顺其自然，因而福建地区的寺院、僧尼愈益增多。②
  （一）朱熹、陈淳等宋儒对于福建寺院的谴责
  宋代福建寺院经济的繁盛，影响到民生经济及政府财政经济的许多方面，因此宋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和负责任的地方官员，往往对这一带的寺院经济抱着批评谴责的态度。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而许多寺院依然占据着众多的土地山林等生产和生活资源，与民间一般农民的贫困境地形成了显著的反差。于是，宋儒们对于崇信佛教及寺院经济的批评谴责，就日益强烈起来。在此举朱熹的言论为例。在《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频频看到朱熹对于信佛的否定，如“因说某人弃家为僧，以其合奏官与弟，弟又不肖；母在堂，无人奉养。先生颦蹙曰：‘奈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长子。’方伯谟曰：‘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先生曰：‘纵佛许亦不可’”①。又如：“佛氏以绝灭为事，亦可谓之‘夭寿不贰’，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会，所以做底事皆无头脑，无君无父，乱人之大伦。”②“（佛徒）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③朱熹不仅言论如此，他在担任漳州等地方官时，更是把这些言论付诸实施，用劝谕榜的形式，告示于治下的士绅民众。该《劝谕榜》有以下条文：“一劝谕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禶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并限一月安葬。切不可斋僧供佛，广设威仪。……一劝谕男女，不得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宇。今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时婚嫁。一约束寺院、民间，不得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一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钱物，装弄傀儡。……”④
  陈淳作为朱熹的理学继承者，在对待佛教与寺院等社会问题上，有着共通的理念。如他在答友人的学问时曾经对佛学持批评态度：“问佛氏作用，是性与虚无寂灭去四大除六根之说，相反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动作运用，是指气之活处，谓众生与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问如何是佛？答者呼天而前以示之，他把此处做大本一源，更无分别，不知只是说着气之云尔，非指日用动作等实事为言也。凡日用动作等实事，他又却把作缘累，须要一切扫除都归于空寂，虽天地日月山河亦以为幻妄不实，都要一空始为正道。其谈玄说妙，不可致诘处，只不过即此空幻者极言之尔。尝爱程子之言曰：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为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务为却绝而漫无是非也。吾惟专从事于吾儒经常之定说，到自家理义明澈根本深固，后则其差谬处自一照而破，不待劳心苦索矣。大抵老释差处，只在判道器为二物，而欲离日用实事以求道于冥漠之中，虽其用功有极精笃处，要之无下面一截，则其所谓上达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谓之达也，而何得以为道乎？”①
  陈淳不仅对佛教的理念持批判的态度，对于由佛教传播导致的寺院遍布及僧田众多等弊端所产生的诸多不良影响，更是时时予以谴责。我们从上引的陈淳《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文中可以知晓。
  至于陈淳所提到的“五大刹”，至明代时期其僧田的数量依然相当惊人。据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这五大寺庙即五禅每年应交纳的寺租米额，“漳州府开元寺，米一千五百五十五石；净众寺，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七升四合一勺；法济寺，米八百一十五石一斗四升九合八勺；南山寺，米一千一百二十二石五斗三升二合六勺；龙山寺，米四百七十七石五斗”②。合计这五大寺庙，每年的寺租米额高达四千石之多。当然，从明代整个漳州府的僧田分布情况看，僧田还是主要分布在漳州府治与首县龙溪县一带，其他县份的僧田数量比较少。而从漳州府治及首县龙溪县明代前期的僧田数量来反观宋代这里的寺院经济，我们不能不惊叹自五代、北宋以至元明前期的僧田僧业之盛。
  （二）陈淳对于僧田、僧产的处置建议
  陈淳对于僧寺、僧田的谴责，除了出于理学的价值观之外，更多的是从悲悯民生的角度出发的。他在许多场合都向官府当道者建议，把寺院中的租米钱财，分拨一部分出来，解决注入兵饷、会子、盐课等苦毒百姓的突出问题。如他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曾经提出向僧田征科军饷的主张。他说：
  诸寺动以百为群，暨诸乡斋堂道流，日集民礼塔而取其金，动以千百计。小民沾体涂足为仰事俯育之资，终岁所获能几何？而即日累月取之为之一空，良可哀悯。今将此曹悉籍之丁帐，未为过也。至如乐山一所，非有寺额，而僧道设计裒敛民财，尤为精致。每一岁间招诱农商工贾，递分节次，各以时会，名曰烧香。就稠众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请为劝首，抄题钱物。每疏以数百缗。经年积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辈行屡经官司争主首之权，此亦可以按籍举而归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题民财见以巨万计。此诱陷良民子女之渊薮，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按其疏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凡此等类，皆所谓时措之宜，而不失为权中之经，未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举事惟其理之当而已。隐忍回互最害智，因循苟且最害义，拳拳之愚，恐可以少助幕中参谟之万一，惟刚明正大者试一择焉，实邦人千万之幸也。①陈淳在论及纸钞会子的弊端时，也建议为政者公平摊派会子给寺院僧人，让寺院僧人出来分担一部分由发行会子所产生的重负。他说：
  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户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预其数，又何以通之？……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僧户以产钱二十千而上，并使收塌若干数，以备官司不时之点兑，而其他诸户皆不必立定数，责之收塌，听其或出或入，惟申严其日间行用中半之制。……递相纠察，其不用会者，告者重赏，犯者痛惩，则人人无不用会，而会子无不流通矣。①
  作为一名儒者，陈淳对文化教育尤为重视，曾经向当地官员建议，把寺院僧田的部分收入挪为兴学之用。绍熙、庆元年间（1190～1200），由于郡学狭小，“斋舍窘迫，不足以容人物，议东移贡院于东市，而以其址为东诸斋；西移行衙于马棚，而以其址为西诸斋。其斋相枕，悉向南，一如大学之制”②。陈淳对于这项“改学移贡院”的兴学工程大为赞许，但是工程的费用甚大，官府一时无措。陈淳再次提出向寺院僧田筹集经费以助学，他在《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中说：
  或者曰：“改学校，移贡院，大役也，宁无扰民费财之病乎？”愚以为善于区处，则不扰民不费财而自集；区处之不得其策，则虽扰民费财而无成。……善于区处者如之何？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于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类皆三五十斛；无担石之家，终岁营营为仰事俯育之计，且不能以自给。则为漳之民户者甚贫，在官司绝不可更有丝毫之扰。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以灭伦败教，不耕不蚕，快然一无用之髡，独无故窃据而奄有之，闲居以安享之。所与坐食之众，上寺不过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数十人；其下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则岁费类皆不能十之一。所谓九分者，直不过恣为主僧花酒不肖之资，是果何为也哉？故今公家凡有创造，无求诸他，惟尽第彼僧门产业之高下，而画吾屋宇界分之大小，均以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财，为之开端，而后取办责成焉耳，绝无出一引，绝无差一吏。凡竹木、砖瓦之类，任其以市价私自贸易，而吾不之问焉，则其口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辈，听其以乡例私自佣雇，而吾不之绳焉，则其所就者皆固致。假使有陪贴不赀之费，实皆吾公家之财也。移吾公家之财为吾公家之用，彼特为吾干之耳。非尅彼父母钱本也，非括彼房奁中物也。吾不可复为之恤也，但时施其犒劳之惠耳。若是，则吾民不知扰，吾财不甚费，而无不如吾志之所欲为。
  往者，判院赵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责办于诸僧，而民绝无所扰，即今之厅事是也。司谏邓侯之架州学，亦大役也，每斋惟支百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学成，即前所谓西偏是也。都运赵侯之造通济桥，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桥成，即今柳营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诸名公，盖有高识明见，烛破风土、民俗轻重弛张之所宜，而随宜区处，所以为至当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为如何？某素不预学校教养，又已该恩免不预贡院之选，皆非有所觊望，又不曾足蹑贵人之门。惟以乡邦此事，久为阙典。自创州以来至于今五百馀年，未遇一贤刺史觉其然而整顿之。今幸遇君侯负高明正大之才，定高明正大之见，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于此不为州闾出而一陈之，则进为有隐于郑邦君之贤而失事机之会；退为得罪于乡人子弟，而抱无补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胜僭越，皇汗之至。①
  陈淳的这些建议，对于削弱当时颇为强势的寺院经济与僧侣群体，缓解普通民众的赋役负担及日常生计，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淳祐年间（1241～1252），“秘阁监丞史公宾之领州事”，目睹学校破败、廪膳无着，也采取了以僧助学的办法。据赵崇珜《学廪记》的记述：“（史宾之）顾始至，未暇损郡计，得法济废寺田入于住管僧者，曰柳陂庄；入于民丁局者，曰留塘庄。以岁会之，柳陂庄为钱五百五十缗，旧为住管僧所有者，今亦以全租归于学；留塘庄除代纳民丁外，宽剩为钱可四百缗，旧为局吏及佃仆人所有者，今亦以归于学。……今公下车之初，即留意教养又无亏于官，有益于学。与其饱庸僧黠吏之溪壑，孰若继吾侪一饭之齑盐。昔淳熙间，崇安令赵彦绳以白云、中山等院绝产田归邑学，朱文公记之，谓赵侯务一而得两，且谓浮屠氏丰屋连甍，良畴接畛，以安其饱，而莫之或禁。是虽尽逐其人，夺其所据而悉归之学，使吾徒之学为忠孝者得以无营于外，而益进其业，犹恐未足以绝其邪说。况其荒坠芜绝，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然则公今此举，与文公意兄大略相似，是可纪也。”②如此看来，削弱寺院僧田来助学的主张，陈淳的老师朱熹同样也是极为赞许的。淳祐年间史宾之的作为，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朱熹、陈淳师徒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两宋时期福建的佛寺僧侣之盛以及寺院经济的强势，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和儒者，陆陆续续都采取了削弱寺院经济与补助公私之缺的措施。根据游彪的研究，早在南宋前期，针对福建路寺院经济力量雄厚的情况，宋朝政府采纳了张守的建议，对寺院实行实封之制。绍兴二年（1132），张守出知福州，“守与士大夫共谋为实封之说，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实封之制就是地方官吏将寺院主僧的职位出卖给出价高的僧侣，是由地方经费匮乏而造成的。这一制度开始时主僧十年一轮换，以钱财多少为准。其后地方开支依然不足，就逐渐缩短实封的周期，“以州用不足，减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岁托以词讼数易置，由是困弊”。另外还实行拘椿之制，所谓拘椿，就是官府借口寺院没有僧侣而没收其钱谷充公。宋宁宗时期，林瑑“知兴化军……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货取，名曰实封。寺偶阙僧，乾没其谷以佐经费，名曰拘椿竹”。有些地方官吏甚至驱逐僧侣出寺院，而后没收其财产，“逐僧没谷曰拘椿”①。政府实行实封、拘椿之制后，有些寺院承担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民户负担的赋役，这对民户是相当有利的，但是也导致一些寺院僧逃屋毁，寺院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这些措施，在上引陈淳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如他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曾主张“只约住持五年者纳贴头钱与换帖。不愿纳者听别纳钱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随坐高下比附而行之”，颇类似于“实封之制”。而对于所谓的“废寺”，朱熹亦曾建议由民间购买，把寺院之田直接转变为民田，“本州更有荒废寺院田产颇多，目今并无僧行住持。田土为人侵占，逐年失陷税赋不少。将来打量之时，无人照对，亦别生奸弊。加以数年，将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挥，许令本州出榜召人实封请买。不唯一时田业有归，民益富实，亦免向后官司税赋因循失陷”①。
  福建的寺院经济，虽然在宋代一度极为繁盛，但是在一部分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与朱熹、陈淳等儒者的谴责、呼吁、干预之下，从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日益衰落的趋向。
  （三）明代福建寺院经济的基本终结
  明代前期，正像正德《漳州府志·土田志》所记录的那样，漳州地区的僧田在当地的田地中依然占有较高的比例，但是明代福建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直接导致了寺院经济的终结。
  明朝建立之后，整顿赋税、建立黄册，僧田归入民田的种类。正德《漳州府志·土田考》中所记民田共包含以下各色：民田、僧道田、驿田、民地、僧地、蓝淀地、泥泊地、海荡地、民山、僧山、民塘、民蛏场等。由于归入民田总类，其承担政府的赋税也等同于民田。万历《漳州府志》记云：“其寺租不知始于何时？相传自五代时定拨民田给僧，历世既久，田归民间，租仍归寺。今福建一省寺田，俱僧掌管，惟漳州一田三主，民户管田输租，僧户取租纳粮，已为定例。查得黄册登带，每僧田一亩带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计田一十八亩七分，该米一石。及查旧例，每僧米一石带租多者十一二石，少者七八石。多寡相兼，每米一石，大率得租十石。名曰寺田，实则寺租。国初，僧粮概免杂差。成化以后，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②
  明代前期，虽然僧田税粮征收与民田大体相同，但是由于存在着僧田私相买卖、私相租佃等交易行为，使得僧田的所有权混淆不明，出现了一田有多人掌管的现象，称之为“一田三主”，既有业主权，又有耕作权，还有租佃权，等等。各个主人往往又相互推诿，规避政府的赋税征收。这又使得政府在征收赋税时困难重重，并且争执诉讼此起彼伏，难于理清。万历《漳州府志·赋役志》附有“寺租议”言及此事云：
  寺租之由，访之故老，其说不同。或云前代给僧之田，或云檀越舍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户拨寄之田。盖先年僧粮概免杂差，故诡寄僧户，日久为业，此亦有之。但此后来之弊，其间未必尽然。然自国初以至于今二百余年，僧惟管租而不管田，田土民间得相买卖，惟寺租不敢埋没。有田者输租，取租者纳粮，其来非一日矣。所以拖欠钱粮者，盖以一僧入寺，举家父子兄弟群聚而食，耗费已多；又因粮差浩重，辄将租谷减价预先典与富民或田户，但济目前之急，不顾日后之虑。然及官司追并，楚挞万状，不敢亏累田户者，以分定故也。近者军门过听，以此田多系势豪占掌，欲重加追征，以固抑之；而承委官员失于奉行，辄将田户拘扰，重复科派；甚至奸僧倚称四六名色，将无米肥租私隐入己，止存瘦田将租虚估亩数，令民倍纳。不知此田多是民间小户置买，如龙溪、南靖等处民田带僧租者，十居三四，岂可尽谓豪民？设有占掌僧家，岂肯忍受？且如海澄等处，僧田一亩，民间置买，多者十余两，少者亦七八两。岁收稻谷，乡斗止七八石，与佃户均分一半，得谷四石。内除纳僧租一石七斗，止存谷二石有零，所获无多，持以生长此地当耕此田耳。而乃欲令其倍纳军饷，在富民犹不能堪，在贪民何啻剜肉。如近年之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余两，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其不酿成大患者，幸也。今虽设法调停，定价征纳，然窃思田户纳银三钱，与纳僧租一石有零，其价亦颇相当。但粮差未知何人供纳？且其间乡斗得官斗七八升者有之，得四五升者亦有之，斗色不齐是又难于折算。及粮差不完，其势非再取于民必再取于僧，既取之民又取之僧，重征横敛将何时而已也？……
  或又有云，此租若不归一，钱粮不免拖欠，欲令每寺止留僧数名，或照近议四六之数，以四分给僧，六分归民，通籍原额租米若干，将六分之租，每石科米五升，尽散与田户为业；其四分者，照旧取租，各办纳粮差。中间如有冒名诡寄者，许其自首还主，如违，查出没官。但奸僧去籍已久，米数虽载在册，租额不得查考。或云旧有砧基簿，系元时遗制，具载田段租米甚明，但僧匿不肯出。或云一本在府库，求之，亦无有。今欲清查租额，必先下令各田户，凡带僧租者，俱许从实报官；不报者，查出或被首，定行没入。然后以米配租，使租米归一，则僧不欠粮，民不苦累，尤为经久可行。①
  由于明代时期漳州的僧田经过民间的多重交易之后，产权及纳税责任等逐渐纠缠不清，这就使那些有权有势的“势豪之家”乘机兼并了不少原属于寺院的土地，并且巧妙地规避了政府的征税。而不少的贫民与僧人，反而承担着无地的赋役，苦不堪言。贫民时而控诉僧人推诿纳税，而僧人也不时控诉民户不肯交纳赋税。“寺田始则淄流以丛林为传舍，巨室以常住为奇货。或乘急称贷，以子母钱入其租，则民为僧病，久之民已成业矣。或经转移数手，而僧徒动以豪强兼并为名，今年告入官，明年告输饷，以致重政横敛，相率欲弃田而不可得，则僧又为民病。夫僧之田地，粮差既与民同，则亦民尔。……今一髡抱牍而当道遽然其信，请请丈则听，请加赋则听。盖此一时权宜赡兵之策，庸知民间剥肤及髓有不可言者。”“僧已不胜其困，况复僧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纳饷外，焚修度日，僧亦何所利焉？于是有饷无所出，弃寺而逃者，有转穙他人令之代纳者。甚至辗转穙卖与夫挟仇盗献，尽入势豪之家。又有一种无赖游僧，入寺占据，并其业而空之，饷日益亏，而僧日益窘，所从来矣。”①
  自明前期成化年间（1465～1487）起，福建省的地方官员也都开始试图解决僧田产权归属及课征赋税的纷乱问题。成化以后，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嘉靖中期，由于沿海寇乱频发，福建地方官员除了对原有僧田一应按照民田规则征收赋税之外，还把僧田分为四六开，六分入官充饷，四分给寺院维持日常焚修。其后倭乱加剧，军费开支更加沉重，福建省地方官员不断把加征的目光投向僧田之上。虽然其中也有少数官员试图减免僧田的重课，但是直至万历年间（1573～1619），僧田的赋税负担从整体上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福建省僧田的这一变化过程云：
  僧田者，漳自古称佛国，自唐迄元，境内寺院大小至六百余。今废寺多所并入而合为五禅寺，带粮米二千三百二十余石（各县寺观亦有苗米，惟五禅寺最多）。或云此即五代时定拨民田给僧者也。或云先年僧粮概免差徭，故民间租诡寄僧户，或因而施之。僧本无田，但有租，亦若大租主及百兑之类，是不尽然，间有之焉。自成化以后，凡寺田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嘉靖二十七年奉部行勘合，寺观田五顷内抽一顷征银，每亩征银一钱备账。未几停止。四十三年时军兴多故，福建巡抚谭纶议寺田俱以十分为率，以四分给僧焚修，其六分入官。每亩征租银二钱，内一钱二分充饷，八分粮差。是为寺租四六之法。四十四年巡抚汪道昆又题请额加派民间每丁征银四分、米一石征银八分，专备军饷之用，号曰丁四米八，而僧与民俱重困。隆庆二年巡抚涂泽民又议将六分入官僧田照租估亩，亩征银二钱，或至四钱，俱于田户名下并年倍追。四年开元寺僧净慧等具奏，事下布政司转行府议。是时知漳州府事罗青霄以民间丁四米八征太重，请蠲减其半宽之。事允行。及是议僧田拟照例半征。具申布政使司覆议转详，而当事者竟持军饷议不准减，仍旧征纳云。其后僧徒告累屡，增减不一。万历二十三年户部据抚臣题覆，僧田每亩定征饷银一钱二分。二十五年巡抚金学曾以倭警议增兵饷，以旧例虽四分焚修，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议，寺田除二千亩照旧四六给，其余悉按亩征饷银一钱二分。惟田不及二千亩者，仍其旧。所征饷倍于异时，而寺田累极矣。①
  明代万历年间福建的僧田课税虽然相当沉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所谓僧田，已经不是宋元时期真正归属于寺院所有的田地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或是落入势豪之手，或是不断交易转入一般民众之家。政府对于僧田的课税，只是根据有案可查的原属于寺院所有的僧田而已。随着原有册籍的散失，以及后来的种种舞弊，僧田的册籍日益混乱，不可究诘，僧田的课税，也已经分散到民间的各色人等身上。
  久而久之，僧田就逐步融入民田中去，与民田难于分别。因此，到了明末清初，延续了七百年之久的福建僧田，终于基本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