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易经》是先秦时代的一部神秘的典籍，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居于儒家所定经籍中的首位，长期受到尊崇。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和面貌，却有种种说法。
  朱熹对《易经》做过多年研究，著有《周易本义》，是道学家注《易》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易学启蒙》一书，另有大量关于《易》的言论，散见于其语录和文集中。因此，在易学研究史上，朱熹具有重要地位。明初，朝廷曾将《周易本义》和程颐的《周易程氏传》颁行天下，作为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标准读物。
  朱熹说过许多推崇《易经》的话，如“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人皆可得而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大小精粗，无所不备”等等。（《朱子语类》卷六八、七四）但是，朱熹却直指《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书。他说：
  “熹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
  “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是此也。”（《朱子语类》卷六六）
  人类社会初期，对大自然所知甚少，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处于“蠢蠢然”的阶段，不得不借助占卜来求得对自己行动的指导。周王朝时期，“巫史”们用四十九条蓍草（今之蚰蜒草或锯齿草），进行排列组合，为人们判定事物或行为的吉凶祸福。这类占卜活动极为频繁，“巫史”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易》就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规范化之后的结果，所以又称《周易》。朱熹指出《易》本为卜筮而作，这就揭开了长期笼罩于《易》的神秘面纱，正确地说明了《易》的来源。
  历史常常有这种情况，谬误被普遍视为真理，而真理却被普遍视为谬误。朱熹的“卜筮”说在当时就得不到承认。他曾慨叹说：“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朱子语类》卷六六）
  旧时普遍认为，《易经》起源于伏羲画八卦，朱熹承袭了这一说法，但是他同时声称：“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当初也只是理会网罟等事，也不曾有许多峣崎，如后世《经世书》之类。而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朱子语类》卷六六）伏羲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朱熹确信实有其人，未必妥当，但他把伏羲看成“纯朴”的普通人，在剥去《易》的神秘外衣上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易经》分“经”和“传”两部分。“经”是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反映古代卜筮书的原貌，“传”是对于“经”的解释，由《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组成，称为“十翼”。“经”与“传”最初分别刊行，东汉时，为了阅读方便，将《彖》《象》等解经之“传”附于“经”文之下，合并刊行。南宋时，吕祖谦根据嵩山晁氏发现的《易经》古本，将《易经》定为《经》两卷、《传》十卷。朱熹大力肯定这一发现，又详加考证，说明《易》的“经”与“传”两部分在古代各自刊行，“中间颇为诸儒所乱”的状况。这样，古本《易经》的面貌就清晰地被呈现出来了。
  《易经》的“经”与“传”不仅在古代各自刊行，而且成于不同时代。除旧传伏羲画八卦外，古人又传说文王衍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等“十翼”。朱熹承袭这些说法，但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不同。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朱子语类》卷六六）又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若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朱子文集》卷八一）这就是说：伏羲、文王都只停留在卜筮阶段，到了孔子，才将卜筮语言发展为哲学语言，“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关于“《易》经三圣”的说法虽然或与事实不合（伏羲、文王），或缺乏有力证明（孔子），但他指出“经”“传”有别，“传”在易学发展史上有巨大作用，仍是很有见地的。
  《易经》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后来的研究者各有重点，从而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别。象数派着重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易经》，兴起于汉朝；义理派则着重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哲理，兴起于晋朝。到了宋朝，两派均有发展。象数派以陈抟（？—989）、周敦颐、邵雍为代表。他们推尊汉儒假托的《河图》与《洛书》，喜欢用图式来解释《易经》所包含的哲理，说明宇宙生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图书派”。义理派以欧阳修（1007—1072）、程颐、张载为代表。他们竭力排斥王弼（226—249）以来用老庄之道来解《易》的倾向，主张用传统的儒学来说明《易》理。朱熹对上述两派都有所推崇，也都有所批评，力图加以综合，形成“大一统”的易学体系。
  朱熹对“图书派”给过很高评价，例如他赞誉周敦颐的《太极图》“不由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他的《周易本义》一书首刊邵雍等人的《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等九图，但是，他又批评邵雍“近于附会穿凿”。对于义理派，他也给过很高的评价，例如他推崇程颐的《易传》“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但是他又批评其“支离散漫”。朱熹认为象数是作《易》的根本，因而必须通过象数去研究义理。他问道：“若果为义理作，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六）基于此，朱熹反对离开卜筮之书这一特点去对《易》“茫昧臆度”，任意解释，以致凭虚失实。他说：“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孙季和》（五），《朱文公别集》卷三）
  从学术角度看，研究古人著作，解说经书，必须精确地了解并阐述古人的“本义”，而不可借解经之名，实际上阐述自己的一套。朱熹认为程颐的《易传》就有此弊病，他说：“《易传》义理精。”“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提出，程颐如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朱子语类》卷六九）。他痛感后代的许多解《易》者“说道理太多”，因而《易》的本来面目也就沉埋得愈深。
  为了忠于“本义”，朱熹有时甚至敢于向孔子挑战。《易经》中的《既济》与《未济》卦，有“濡首濡尾”之句。朱熹说：“分明是说野狐过水。今孔子解云‘饮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要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三）朱熹的时代是个只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时代，但是他却敢于提出异见，“与孔子分疏”，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朱熹承认《易》难读，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他说：“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因此，他劝人读“四书”，而不劝人学《易》。他说：“《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朱子语类》卷六七）甚至说：“（孔子）元不曾教人去读《易》。”（《朱子语类》卷六六）有时，他甚至说自己费了许多精神读《易》，其结果却有如吃鸡肋（《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这在当时而言，也是“离经叛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