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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著作被尊称为经，出现“六经”之说。所谓“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部著作。但是《乐》有声无书，所以实际上只有“五经”。唐代时，将《礼经》中的《仪礼》《礼记》《周礼》和解释《春秋》的《公羊》《穀梁》《左传》分别称为经，出现“九经”之说。到宋代，增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部书，共为“十三经”。
  北宋前期，学术思想大体沿袭前代，没有特别的建树；北宋中后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学者们不仅怀疑汉代以来的解经、说经之作，而且也逐渐怀疑到了经文本身。朱熹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易经》
  《易经》是先秦时代的一部神秘的典籍，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居于儒家所定经籍中的首位，长期受到尊崇。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和面貌，却有种种说法。
  朱熹对《易经》做过多年研究，著有《周易本义》，是道学家注《易》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易学启蒙》一书，另有大量关于《易》的言论，散见于其语录和文集中。因此，在易学研究史上，朱熹具有重要地位。明初，朝廷曾将《周易本义》和程颐的《周易程氏传》颁行天下，作为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标准读物。
  朱熹说过许多推崇《易经》的话，如“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人皆可得而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大小精粗，无所不备”等等。（《朱子语类》卷六八、七四）但是，朱熹却直指《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书。他说：
  “熹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
  “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是此也。”（《朱子语类》卷六六）
  人类社会初期，对大自然所知甚少，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处于“蠢蠢然”的阶段，不得不借助占卜来求得对自己行动的指导。周王朝时期，“巫史”们用四十九条蓍草（今之蚰蜒草或锯齿草），进行排列组合，为人们判定事物或行为的吉凶祸福。这类占卜活动极为频繁，“巫史”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易》就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规范化之后的结果，所以又称《周易》。朱熹指出《易》本为卜筮而作，这就揭开了长期笼罩于《易》的神秘面纱，正确地说明了《易》的来源。
  历史常常有这种情况，谬误被普遍视为真理，而真理却被普遍视为谬误。朱熹的“卜筮”说在当时就得不到承认。他曾慨叹说：“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朱子语类》卷六六）
  旧时普遍认为，《易经》起源于伏羲画八卦，朱熹承袭了这一说法，但是他同时声称：“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当初也只是理会网罟等事，也不曾有许多峣崎，如后世《经世书》之类。而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朱子语类》卷六六）伏羲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朱熹确信实有其人，未必妥当，但他把伏羲看成“纯朴”的普通人，在剥去《易》的神秘外衣上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易经》分“经”和“传”两部分。“经”是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反映古代卜筮书的原貌，“传”是对于“经”的解释，由《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组成，称为“十翼”。“经”与“传”最初分别刊行，东汉时，为了阅读方便，将《彖》《象》等解经之“传”附于“经”文之下，合并刊行。南宋时，吕祖谦根据嵩山晁氏发现的《易经》古本，将《易经》定为《经》两卷、《传》十卷。朱熹大力肯定这一发现，又详加考证，说明《易》的“经”与“传”两部分在古代各自刊行，“中间颇为诸儒所乱”的状况。这样，古本《易经》的面貌就清晰地被呈现出来了。
  《易经》的“经”与“传”不仅在古代各自刊行，而且成于不同时代。除旧传伏羲画八卦外，古人又传说文王衍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等“十翼”。朱熹承袭这些说法，但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不同。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朱子语类》卷六六）又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若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朱子文集》卷八一）这就是说：伏羲、文王都只停留在卜筮阶段，到了孔子，才将卜筮语言发展为哲学语言，“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关于“《易》经三圣”的说法虽然或与事实不合（伏羲、文王），或缺乏有力证明（孔子），但他指出“经”“传”有别，“传”在易学发展史上有巨大作用，仍是很有见地的。
  《易经》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后来的研究者各有重点，从而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别。象数派着重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易经》，兴起于汉朝；义理派则着重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哲理，兴起于晋朝。到了宋朝，两派均有发展。象数派以陈抟（？—989）、周敦颐、邵雍为代表。他们推尊汉儒假托的《河图》与《洛书》，喜欢用图式来解释《易经》所包含的哲理，说明宇宙生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图书派”。义理派以欧阳修（1007—1072）、程颐、张载为代表。他们竭力排斥王弼（226—249）以来用老庄之道来解《易》的倾向，主张用传统的儒学来说明《易》理。朱熹对上述两派都有所推崇，也都有所批评，力图加以综合，形成“大一统”的易学体系。
  朱熹对“图书派”给过很高评价，例如他赞誉周敦颐的《太极图》“不由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他的《周易本义》一书首刊邵雍等人的《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等九图，但是，他又批评邵雍“近于附会穿凿”。对于义理派，他也给过很高的评价，例如他推崇程颐的《易传》“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但是他又批评其“支离散漫”。朱熹认为象数是作《易》的根本，因而必须通过象数去研究义理。他问道：“若果为义理作，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六）基于此，朱熹反对离开卜筮之书这一特点去对《易》“茫昧臆度”，任意解释，以致凭虚失实。他说：“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孙季和》（五），《朱文公别集》卷三）
  从学术角度看，研究古人著作，解说经书，必须精确地了解并阐述古人的“本义”，而不可借解经之名，实际上阐述自己的一套。朱熹认为程颐的《易传》就有此弊病，他说：“《易传》义理精。”“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提出，程颐如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朱子语类》卷六九）。他痛感后代的许多解《易》者“说道理太多”，因而《易》的本来面目也就沉埋得愈深。
  为了忠于“本义”，朱熹有时甚至敢于向孔子挑战。《易经》中的《既济》与《未济》卦，有“濡首濡尾”之句。朱熹说：“分明是说野狐过水。今孔子解云‘饮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要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三）朱熹的时代是个只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时代，但是他却敢于提出异见，“与孔子分疏”，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朱熹承认《易》难读，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他说：“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因此，他劝人读“四书”，而不劝人学《易》。他说：“《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朱子语类》卷六七）甚至说：“（孔子）元不曾教人去读《易》。”（《朱子语类》卷六六）有时，他甚至说自己费了许多精神读《易》，其结果却有如吃鸡肋（《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这在当时而言，也是“离经叛道”的。
  二、《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朱熹对《诗经》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著有《诗集传》八卷。
  相传《诗经》为孔子删订，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汉儒著《诗序》，为了恪遵圣训，便使用穿凿附会的办法，将所有《诗经》中的作品都说成“主文谲谏，化下刺上”之作，结果，隔碍难通，完全遮蔽了《诗经》的真实面目。朱熹研究《诗经》的最大贡献在于否定汉儒的《诗序》，从而部分地揭示了《诗经》的真面目。
  朱熹最初也相信《诗序》的说法，遇到解说不通之处，还曲意为之解释，但总觉得不安。后来索性抛开《诗序》，只是玩味《诗经》本身的文词，自此走进新天地，“觉得道理透彻”“诗意方活”。他的《诗集传》一书就诗论诗，每篇述其主旨，每章言其大意，有不少新见解。例如《诗经》中的《狡童》，其中有“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等句，旧说解释成“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但朱熹却正确地指出，此类诗歌完全是“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楚辞集注》卷一）。根据他的研究，《诗经》中此类作品有《静女》《桑中》《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等共二十四篇。
  朱熹是个道学家，不赞成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他虽然看出了《诗经》中《国风》的性质，但是，并不肯定这些作品。相反，却斥之为“淫乱”之作。他批评《卫风》“淫靡”，“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诗》卷第三），又批评《郑风》“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诗》卷第四）。在朱熹看来，《卫风》是“男子戏妇女”，还可以容忍，而《郑风》则“多是妇人戏男子”，简直可恶至极（《朱子语类》卷八十）。在《诗集传·序》中，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以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他认为《诗经》中的《雅》《颂》都是周初朝廷上使用的作品，作者往往是“圣人之徒”，因此水平最高，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学习榜样。《雅》中有一部分“变雅”，其作者是当时的“贤人君子”，心地“忠厚恻怛”，目的是为了“陈善闭邪”，也为圣人所肯定。至于《国风》，则需要区别。《周南》《召南》，其地区因为受到文王的教化，所以作品正派，但是《邶风》以下，人有好有坏，作品也就有正有邪，他要人们“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诗经传·序》）。
  至此，朱熹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既然《诗经》中的作品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怎样解释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呢？
  在这一问题面前，朱熹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宣称孔子的话不对，这是朱熹所不敢的；另一种回答是“曲为之说”，想方设法证明孔子的话不错。朱熹选择的是后者。他说：“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读吕氏诗纪桑中篇》，《朱子文集》卷七〇）将“思无邪”的主体从作者转移到读者，既维护了孔子的权威，又维护了礼教的尊严。
  《诗经》有所谓“赋、比、兴”三种写作手法。赋是据事直陈，比是借彼喻此，都比较易于理解，唯独“兴”，前人的解释常常不知所云。朱熹指出：“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陌，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朱子语类》卷八十）它和后面的诗句并无意义上的关联，只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兴”的特征和作用（《朱子语类》卷八十）。
  三、《书经》
  《书经》又称《尚书》，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的汇篇，传说由孔子编订，是孔子用以讲学的主要典籍。朱熹没有专门研究《书经》的著作，但是，他对于东晋时晚出的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的伪《尚书传》提出质疑，在中国辨伪史上有一定地位。
  《尚书》相传原有百篇。秦始皇焚书后，至西汉时仅存二十八篇，为原秦博士伏胜所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尚书》，计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其中虞夏书是儒家根据传说材料编造而成，商书、周书则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文献。到了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墙壁中发现以先秦古文写成的本子，为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所得，于今文二十九篇之外，增加十六篇，共四十五篇，称《古文尚书》，但是，很不幸，这四十五篇用古文写成的古文献在发现之后又散佚了（或说有目无文）。至东晋时，梅颐献出《尚书》五十九篇，其中据原《今文尚书》而加以离析的三十三篇、新增的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书序》一篇。此后，历代相传。唐代孔颖达（574—648）撰《五经正义》，即以之为据。自五代以至宋明，开科取士，都以此本为准。至清代才经学者考证，证明梅颐新增的二十五篇和《书序》均为伪作。梅颐与《古文尚书》同时献出的还有托名孔安国解释《尚书》的《尚书传》，计十三卷，也是伪作。
  朱熹是最早指出《尚书传》是伪作的学者。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汉时文字粗，魏晋间文字细）。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朱子语类》卷七八）
  对于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朱熹虽未直揭其伪，但从语言风格上提出了疑问。他说：“汉儒以伏生所传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子文集》卷八二）又说：“只疑伏生偏记得艰的，却不记得易的。”自朱熹提出疑问之后，元朝的吴澄（1249—1333），明朝的梅，清朝的阎若璩（1636—1704）、惠栋（1697—1758）、丁晏等人继起，考证日益精密，终于揭出了梅颐作伪的真相。
  四、《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原是鲁国的国史，相传经孔子删削而成。《孟子·滕文公》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进一步宣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行文极为简洁，短时只有一个字，最长也不过四十多字。传统有所谓“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在简洁的文字中寄寓圣人的褒贬深意。朱熹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朱子语类》卷八三）。他反对在读《春秋》时，刻意求深，穿凿附会地去探寻圣人的言外之意，明确表示：“生乎千百载之下，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朱子语类》卷八三）他对于诸家解释，以及所谓《春秋》“凡例”，都不敢相信：“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朱子语类》卷五五）
  朱熹不很赞成将《春秋》视为经书。有学生问他，《春秋》当如何看？他明确表示：“只如看史样看。”（《朱子语类》卷八三）
  五、《礼经》
  儒家有所谓“三礼”之说，指的是《周礼》《仪礼》《礼记》三本书。它们都是战国至西汉初年儒家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论著。《周礼》或称《周官》，是古文经中的重要典籍。旧说以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者则指为西汉末年刘歆（？—23）所伪造，两派长期争论不休。根据近人研究，它依托周制，反映的则是战国时期儒家对政治制度的设想。《仪礼》亦称《士礼》，是今文经的要籍，记述周代贵族的各种礼节和仪式。旧说以为周公所作，或经孔子手定。近人则以为是战国儒家作品而为汉儒编订。《礼记》指西汉戴圣所编《小戴礼记》，为西汉中期儒家的礼仪论文选集。另有戴德所编《大戴礼记》，但旧时不被称为经。
  朱熹相信《周礼》是“周公遗典”。他说：“《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又说：“今人不信《周官》，若据某言，却不恁地。”（《朱子语类》卷八六）对《仪礼》，他也采取尊信态度，但认为流传本不完备。他说：“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朱子语类》卷八五）在《仪礼》和《礼记》的关系上，他认为《仪礼》是经，《礼记》是对《仪礼》的解释。他说：“《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朱子语类》卷八七）为此，他计划写作《仪礼经传集解》一书，将《仪礼》作为本经，取《礼记》及各种经史杂著有关礼的记载附于本经之下，但此书未能完成。
  朱熹也不很主张学生学《礼》。他说：“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朱子语类》卷八四）
  六、《孝经》
  《孝经》托名孔子与他的弟子曾参（前505—前436）互为问答，论述孝道，宣扬宗法思想。关于其作者，班固（32—92）、郑玄（127—200）均认为是孔子，司马迁则认为是曾参。近人研究，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应属孔门后学之作，共十八章，约三千字，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唐开元七年（719），玄宗命刘知几等人鉴定，并汇集王肃（195—256）等六家之说为注，刻石太学。天宝二年（743），玄宗又亲自作注，颁行天下。
  朱熹著有《孝经刊误》一书。他否定《孝经》为孔子所著，将该书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改经文约二百二十三字。他说：“窃尝考之，传文固多附会，而经文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礼书纲目》卷七八）。
  朱熹没有版本根据，就擅自删改《孝经》文本、强分经传的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清人毛奇龄（1623—1713）著《孝经问》，就对朱熹的武断行为提出了责难。
  七、“四书”
  所谓“四书”，亦称“四子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本书。《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与活动记录。北宋时程颐首先将这四本书并提，认为学者必先学此四书，然后学习“六经”。朱熹非常赞赏程颐的这一观点，以毕生精力从事这四本书的注释和研究工作。南宋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刊刻此四书，“四书”之名自此成立。此后，他先后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其他关于“四书”的著作尚有《论孟要义》《论孟精义》《学庸详说》等多种。他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一卷，其中“四书”占五十一卷。除此之外，朱熹还选辑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语录，编为《近思录》十四卷，作为“四书”的导读。
  朱熹非常重视“四书”，视为人一生“立其规模”“定其根本”的经典。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在次序上，他主张先读《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他又认为“四书”易，“六经”难，读“四书”的功夫少而得效多，主张将“四书”作为学习“六经”的阶梯。元代以后，孔孟并称，“四书”及朱熹的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模板，发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钱穆曾说：“（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旋转乾坤之大力。”（《朱子新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