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程颐起，道学家们很喜欢讨论走路问题。程颐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程颐此时住在洛阳，他的意思是：从洛阳到开封，要先知道出哪道门，走哪条道，然后才能出发；如果不知道，出了别的门，走了别的道，就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去了。程颐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所以他又说：“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
  朱熹也主张知先行后。他说：“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朱熹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强调儒学伦理对于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指导作用。他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朱子语类》卷十四）明德，指的是天赋于人的道德观念；明明德，指消除气禀、物欲对于人的锢蔽，发扬天赋于人的道德观念；诚意、正心、修身，指按“明德”的要求进行个人修养。朱熹认为致知是知的开始，诚意则是行的开始。
  知和行有着明确的界限。知属于思想，是主观；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属于实践。朱熹把“诚意”“正心”一类活动也算作“行”，说明他关于“行”的概念和今人不同。在此之外，朱熹还有一个概念，叫“笃行”。他说：“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朱子语类》卷五一）这里，朱熹所说的“行”就超出了个人修养的范围，而包含着“治国”“平天下”一类的政治实践了。
  “先知得，方行得”，先懂得了儒学伦理，然后才能进行道德修养，有所行动。否则，个人的道德修养就会走到别的方向，行为也就可能越出规矩。所以朱熹强调“万事皆在穷理后”，认为“经不正，理不明”，不管“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他曾把知行关系比为眼睛和脚的关系，说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意思是有了眼睛，才会看清道路；没有眼睛，两只脚就不知道会迈到哪儿去了。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自然，知对行有指导作用。但是，一切知包括道德观念、理论体系都来源于行。例如要从洛阳到开封，先要“穷究”路线，要“知”。但是，开封在东，出东门、往东走的知识还是从走路中得来的。所以从认识过程的总体上看，只能是行先于知，而不能知先于行。
  朱熹部分地看出了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九四）这里，知行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又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卷九）从书本或别人的口述得来的知识往往感受肤浅，经过亲身实践之后，这种感受才会深刻并明晰起来。上述一段话表明，朱熹在一定程度上懂得行可以使知深化。
  在知行轻重问题上，朱熹有时强调“知字上重”。曾经有人问他：“有知其如此，而行不如此者，是如何？”朱熹答道：“此只是知之未至。”他认为一个人只要真正体认了儒学伦理，就会“自然”地以之作为个人修养和行为的准绳。
  在某些时候，朱熹又强调“行为重”。他说：“学之之要，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理论上懂得了“善”是什么，这是必要的，但是重要的还是“行”，只有通过“行”，才能使“善”与“我”合而为一，达到指导道德修养的目的。有时，他甚至主张以“行”来考察“知”。他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
  在伦理领域内，一个人对于善是真懂，还是假懂；是诚心向善，还是三心二意，要看“做不做”。朱熹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他的“行为重”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朱熹也讨论到了对于行的评价标准问题。他说：“然穷理不深，则安知所行之可否哉！”朱熹认为行的是与非、可与否的评价标准是理，只有“穷理”愈深，才能对行做出正确的评价。朱熹的这一思想是错误的。真、善、美都存在于客观现实中，评价行的标准只能是社会效果。
  对于知行难易问题，朱熹有时认为知易行难，有时认为知难行易。其实，难易并不是知行问题的科学表述。以往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都因不同的情况和条件而异。朱熹摇摆于两种看法之间，既说明了他对此尚无定见，也说明了对这一问题不宜作简单的回答。
  朱熹空前全面地展开了对知行关系多方面的论述，其中“真理颗粒”颇多，须要仔细地加以捡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