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治国方略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大体分为两派：一派重道德，一派重事功。朱熹属于前者，主张以“讲明义理”治天下。
  在宋代，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对此，有人主张实行“井田”制，有人主张“限田”。贺州人林勋作《本政书》，设想一夫占田五十亩，每十六夫为一井。朱熹认真地阅读过该书，也对历史上传述的“井田”制作过研究，结论是一时做不到。至于“限田”，他则称之为“戏论”！
  中国古代有法治和人治之争。朱熹强调人治。他说：“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朱子语类》卷九八）北宋时，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法”，司马光等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在这一问题上，朱熹和司马光等基本一致。他说：“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在朱熹看来，宋太祖时代的许多法令条目就是照抄五代，“多仍其旧”，“可因则因”，他把这称之为“英雄手段”。有门徒问他，如果他当权了，该怎样对待“祖宗成宪”？朱熹回答说：“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有时，朱熹也承认祖宗之法，“因事制宜”，可以“变而通之”，显示出他不同于顽固派。但是，他认为这种“变通”不能违背儒学的根本原则。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朱熹贬多于褒。他说：王安石“本是正人”，其心“固欲救人”，恭维他是“不世出之资”。但是，他却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说他“别起得许多弊”，“有以召乱”，甚至蛮横地指责王安石是北宋衰亡的“罪之魁”。据朱熹分析，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的指导思想不端正，“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北宋时，陈瓘著《四明尊尧录》、陈师锡著《遗帖》，对王安石多所攻击，朱熹认为他们都没有抓住要害。在朱熹看来，王安石的问题在于汲汲于“财利兵刑”一类事情，“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为事”。（《读两陈谏议遗墨》，《朱子文集》卷七〇）
  当时，南宋的抗战派为了抵御女真族的侵扰，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积极主张改革内政，富国强兵，走先秦时管仲（？—前645）、商鞅（约前390—前338）等人走过的路。对此，朱熹嗤之以鼻。为了阻止孝宗受到影响，他在《戊申封事》中直斥“管、商功利之说”为“陋”。战国时，李悝（约前455—前395）主张勤谨耕作，增加农业产量，商鞅改革土地制度，对于国家的富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朱熹看来，皆“无教化仁爱之本”，“可罪”！
  朱熹认为，治理天下国家有本有末。他说：“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什么是本呢？据朱熹表示，那就是“三纲”“五常”等儒学伦理。他在《戊申延和奏札一》中称：“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朱熹强调：“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宋王朝不应该像“夷狄”那样发展军事实力，而要充分发扬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政治的力量、法律的力量都比不上伦理道德，“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论语集注·为政第二》）。
  怎样才能充分发扬伦理道德的作用呢？朱熹认为这就要大力提倡道学，使人人包括皇帝在内都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他一再对皇帝说：“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在朱熹看来，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人心”，尤其是皇帝之心。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十一），就可以开万世太平之基了。
  朱熹很陶醉于他的这一思想。他说：“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朱子语类》卷十三）据朱熹说，等到“识义理”之人多起来的时候，“政治”就上去了。
  朱熹一生孜孜矻矻于建立道学体系，其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