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乾道八年（1172），朱熹为了反映自周敦颐、程颢、程颐以来理学流变的情况，采取分类编辑的手法，编写了《伊洛渊源录》。全书共十四卷，其中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分别刊载了濂溪先生（周敦颐）、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康节先生（邵雍）四位学者的资料；卷十则以大量的篇幅专门介绍了杨文靖公（杨时）的资料。包括：胡安国撰写的《墓志铭》一篇，胡安国答胡宏《龟山志铭辨》一篇，胡安国给陈渊的《答陈几叟书》一篇，吕本中所撰写的《行状略》一篇，朱熹辑的杨时遗事九条。这些资料，为人们了解龟山先生的生平和为学、为人、为官的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遗事九条
  〔宋〕朱熹
  一
  明道在颍昌时，先生（杨时）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颍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宁出文潞公门下求教，文潞公云：此中无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从之。因使人送明道处。志宁乃语定夫及先生。先生谓“不可不一见也”，于是同行。时谢显道亦在。谢为人诚实，但聪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杨君聪明，谢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尝不称其善。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独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谢、杨二君长进。”（见《龟山语录》）
  二
  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学大抵支离，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见《程氏遗书》）
  三
  伊川答杨中立《论西铭》，中立书尾云：“判然无疑。”伊川曰：“杨时也未判然。”（见祁宽所记和靖语）
  四
  旧在二先生之门者，伯淳最爱中立，正叔最爱定夫。观二人气象，亦相似。（见《上蔡语录》）
  五
  先生（杨时）曰：“官司设法卖酒，所在张乐集妓女以来小民。此最为害教，而必为之辞曰‘与民同乐’，岂不诬哉？夫引诱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亦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且民之有财，亦须上之人与之爱惜，不与之爱惜而巧求暗取之，虽无鞭笞以强民，其所为有甚于鞭笞矣。”
  余在潭州浏阳，方官散青苗时，凡酒肆、茶店与夫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悉有以禁之。散钱已，然后令如故。官卖酒，旧常至是时，亦必以妓乐随处张设，颇得民利。或以请，不许。往往民间得钱，遂用之有力。
  又言常平法：州县寺舍岁用有余，则以归官，赈民之穷饿者。余为浏阳日，方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饥踣于道者，随所在申县，县令寺舍饮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无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为恨。（见《龟山语录》）
  六
  元城刘公问胡珵曰：“毗陵莫常得书中立，安否？”曰：“杨先生近有除命以秘书郎召对。”公曰：“谁所荐？”曰：“传闻是蔡攸公。”曰：“此曹立党相倾，不知中立肯来否？”（见《道护录》）
  七
  胡文定公与杨大谏书曰：“大谏初承诏命，众议有疑。安国独以为以明道先生之心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屦而在途也。”
  又与宰相书曰：“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公时，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知之者，知其文学而已；不知者，以为蔡氏所引。此公无求于人，蔡氏焉能浼之。）公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延礼此老，置之经席，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谋也。”
  又答胡应仲书之：“杨先生世事殊不屑意，虽袒裼裸裎，不以为浼。”（见《胡文定公集》）
  八
  昔西南夷人，尝以梅圣俞雪诗织布，而永叔只于野录载之其事，不入志铭。然则姓名为蛮君长所知，岂足道哉！龟山《行状》中载高丽国王事，所以不得书也。（见《胡氏传家录》）
  九
  公讳迪，字遵道……以告来世。（详见前《韦斋集》）
  《伊洛渊源录》的卷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则是收录了横渠先生（张载）、谢学士（谢良佐）、游察院（游酢）、尹侍讲（伊焞）、吕正字（吕大临）、胡文定公（胡安国）等四十三位学者的资料，而且都是两人或多人合在一起的。从这样的体例编排来看，就足以证明杨时在朱熹心中的地位。
  《伊洛渊源录》刊行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四库提要·伊洛渊源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