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朱松逝世前，曾命朱熹前往五夫里从学于“武夷三先生”，即刘勉之、刘子翚和胡宪。
  刘勉之，（1092—1149），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游太学，吕大临、游酢皆与为友。勉之初诣太学，时方禁挟元祐书，勉之求得，每深夜潜抄而默诵之。复从谯定学《易》，已而揖诸生归，见刘安世、杨时，皆请业焉。即邑近郊结草堂，与胡宪、刘子翚日以讲学为事。绍兴间，吕本中（杨时学生）疏荐，召诣阙，秦桧方主和，虑勉之，见上持正论，乃不引见，但令策诚后给札而已。勉之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至，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仪。学者号“白水先生”。友人朱松卒，属以后事，且戒其子熹受学。勉之经纪其家，而诲熹如子侄，并妻以女。“熹之得道自勉之始”。（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号病翁，崇安人。刘耠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务郎，辟真定府幕属。耠死靖康之难，子翚痛愤，几无以为生，墓三年。服除，通判兴化军。子翚始执丧赢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间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呜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继母吕氏及兄子羽，尽孝友。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初，熹父松且死，对朱熹说：“籍溪胡原仲（宪）、白水刘致中（勉之）、屏山刘彦冲（子翚），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朱熹向刘子翚请教入道门径和次第，“子翚告之以：‘《易》之“不远复”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刘子翚待朱熹如子侄，为朱熹之义父，给朱熹取字元晦，希望他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之人。朱熹自认为元者四德之首，愧不敢当，就自己改字仲晦。刘子翚在去世前的四年中，专心教诲朱熹，又为之构筑简易的屏山书院。朱熹后来将儒学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大师，得益于刘子翚的悉心培养。
  刘子翚卒溢“文靖”，有《屏山集》二十卷传世。朱熹在《屏山集跋》中称：“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心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
  胡宪（1084—1162），字原仲，胡安国之侄，崇安人。初从安国游。绍兴中入太学，会洛学有禁，独阴与刘勉之诵习其说。问《易》于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心乃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宪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己而归隐故山。力田卖药，供奉其亲。折彦直、范冲等上其所义，被召，以母老辞。及彦直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愈急，力辞。乃赐进士出身，添差建州教授，学者大化。以母老丐祠，久之。晚岁起为秘书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势必败盟，识者皆谓非张浚、刘锜莫能当，愿亟起用之，臣死不恨”。疏入，即求去。方宪之赴召也，适秦桧讳言之。后与王十朋、冯方、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生为《五贤诗》歌之，人益信宪不苟出，而惜其在位未久，不究厥施玄。平生从游者甚众，而朱熹为最久，学者称“籍溪先生”，卒谥“靖肃”。所著有《论语会义》诸书行于世。（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
  胡宪的伯父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靳裁之为师，既仕，又质访于杨时、游酢、谢良佐诸贤。登进士第三，徽宗朝累迁屯田郎，除中书舍人。除尊侍读，专讲《春秋》。再除外祠，进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据《宋史·胡安国传》载：“安国之使湖北也，（杨）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另据《宋史·杨时传》载：“（杨）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仅在《龟山集》中，杨时《答胡康侯》问学、问政的书信就有十七封。
  从上不难看出，刘勉之、刘子翚、胡宪皆为龟山先生门下之士，推崇二程洛学。但“三先生”学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对朱熹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刘勉之是朱熹的启蒙恩师，是他最早将二程论《西铭》的著作传授给朱熹。在朱熹穷毕生精力撰写的理学经典之作《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中采用了刘勉之的三条材料，可见刘勉之对朱熹的影响。刘子翚的理学具有以儒学融合佛、老之学的特点，而其论述道统心传的思想更具特色。胡宪则是朱熹《礼》学的启蒙老师，朱熹跟他学习的时间最久。胡宪引导朱熹沟通湖湘学，其《论语会义》成为朱熹撰写《论语集注》的一个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