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闽台书院的发展，从地域来说，经历了从闽北向闽都（省会福州）转移的过程；从文化形态来看，这一发展进程则表现为，早期的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清廷统一台湾后，为福建书院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书院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书院的发展和理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就福建而论，理学的主体为朱子理学，又称闽学，故闽台书院文化的转移与跨越，同时也是闽学重心的转移与跨越。在这一转移和跨越中，有三所书院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朱熹的考亭沧洲精舍、清代福州的鳌峰书院和台湾的海东书院。其中，考亭沧洲精舍可称为山林文化的代表，鳌峰书院是都市文化的代表，而海东书院，则是福建书院文化实现从“海西”向“海东”跨越，并得以成功实现的主要代表。
  一、山林文化的代表——以闽北建阳考亭书院为中心
  早期的书院，均为私家办学的性质。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由于“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①。这段话有这么几层含义：一是书院的起因，是由于庠序不修官学衰微，故书院的创建者多为士人而不是官方机构；二是书院多建置在山川名胜之中，而远离市井的喧嚣；三是这些书院往往命名为“精舍”，而罕称书院。四是“群居讲习”，即聚众讲学，面向社会招生。应当说，早期书院都具有这几个特征。其实，朱熹在此使用“精舍”一词，而不称书院，还有其另外一层更深的用意所在。
  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朱熹对重振中国书院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南宋时期各地兴建书院的热潮，就是由朱熹揭开序幕，并在他的推动下产生的。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多达60多所。①其中最重要的，在外地有经他修复的庐山白鹿洞和长沙岳麓书院；在福建，则有他亲手创建的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考亭沧洲精舍，以及地处武夷隐屏峰下的武夷精舍。这四所书院没有一所以“书院”命名，这是为什么？实际上，在朱熹看来，书院应由官方来办，私家办学，往往在师资和财力方面均实力不足。退一步而言，由私家创办书院，官府也理应予以支持。所以他在《衡州石鼓书院记》所说“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实际上是在借古讽今。但在其时，官方对此却完全缺位；而在各级官学中，具备了“养士”之资却引导士子热衷于搏取科举功名的“词章之学”，将士子引向急功近利的歧途，对坚持以民为本，强调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却毫无兴趣，这是极不应该的，也是亟须改变的。所以，希望其时的私家书院也能纳入官学系统之中，在体制、人员、经费等方面也取得与官学同等的待遇，从而以义理来抵制功利，以传播儒学的书院来与浸淫于科举的官学相抗衡，是朱熹梦寐以求的理想。当这种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而不可能实现时，以朱熹之执着，他也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尝试着部分地予以实现。所以，当他一旦从家居奉祠转而从政，掌握了一些实权后，就会迫不及待地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知军时，竭尽全力设法修复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绍熙五年（1194）任湖南安抚使时，修复长沙岳麓书院，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由于修复两书院的经费，使用的都是官帑，那是一定要叫“书院”，而万万不可名为带有私学色彩的“精舍”的。
  在朱熹的倡导下，以闽学为旗帜的福建书院，以闽北为中心，向全闽各地幅射并迅速扩张，广泛兴建，成为朱子理学产生和广泛传播的大本营。
  考亭沧洲精舍是朱熹晚年创建的最后一所书院。当时，来自南方各省的一大批门人弟子聚集于此，在导师朱熹的率领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考亭沧洲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在中国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因此，朱熹所创建的书院，其意义影响已不仅限于闽北、福建，而是在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的闽学传播和教育中心。
  朱熹还在福建各地如福州、泉州、漳州、延平、邵武、同安等府县讲过学。他所经履之地，后人纷纷创建书院，这就等于朱熹用他的足迹，为各地的书院建设广泛地播撒了良种。而来自南方各省区的朱门弟子学成返乡后，又在家乡创建书院，使南宋福建的书院建设很快传遍八闽各地，进而传遍全国。
  书院建筑的发展是与书院教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早期的书院，多为士人隐居读书之所，应其“隐”的追求，选址多在景色优美、清雅静谧的山林名胜之地。又因系私家办学，受财力所限，这些书院建筑大多也就比较简陋，茅庵草屋者有之。这也是这一时期的书院多被命名为“草堂”“精舍”的原因之一。唐末至北宋时期的福建书院，多具有这一特点。
  二、都市文化的代表——以省会福州鳌峰书院为中心
  南宋后期，以私家办学为主的书院被纳入官学渠道，其中部分书院成为与州、府、县学同等待遇的官学，此即所谓的官学化，实际上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之长期追求的目标。
  随着朱熹逝世数十年后多次敕封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他的一批弟子创建的书院也得到了相应的荣耀，并逐渐被纳入官办儒学的系统之内。最早获得此殊荣的，是莆田陈宓创建的延平书院。陈宓是孝宗朝左相陈俊卿四子，曾从学于朱熹。嘉定十五年（1222），陈宓官延平知府，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延平书院，以祀“延平四贤”，延聘朱熹门人蔡念成为山长，由李燔定学规，并购置学田，以赡生徒。端平年间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的官办书院。其后，得到宋理宗赐额的福建书院，有建阳溪山、云庄、考亭、环峰等十几所。
  从宋理宗到宋恭帝三朝，前后计50年是南宋王朝的末期，也是书院走向官学化最迅速、并得以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福建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的全面支持下，发展迅猛，新建数量超过了此前任何时期。其重要特点是，由地方官创建的书院占了大多数，故这些书院，往往一产生就是官学，就有官府委派或聘任的山长。如在延平府，郡守徐景瞻于嘉定二年（1209）在沙县创谏议书院；嘉熙元年（1237）县令李修在尤溪创南溪书院；咸淳三年（1267）由尚书冯梦得奏准，县令黄去疾在将乐建龟山书院。在福州，有宝祐二年（1254）提刑王泌建三山书院。
  南宋时期福建其他地区乃至福州的书院数量均大大少于闽北，其原因与早期书院的“山林文化”特性有关，“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①。闽北由于是山区，境内名山大川众多而得到学者的青睐，而福州作为省会城市，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相对较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代蒙元政权为维护其统治，采取了汉化的文化政策，尊孔从儒，对书院采取保护政策，推行书院官学化，由此也推动了福建书院的建设。明初只重视官办儒学，非官学出身不得应试，使书院建设陷入低潮。明中叶以后，官学制度弊端日显，书院讲学之风又随着王（阳明）学的崛起而悄然升温，福建书院的建设又呈高潮之势。
  清代福建书院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书院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同时，早期学者所推崇的“择胜地，立精舍”的恋山情结得到根本扭转，从而使书院文化重心向都市转移。这在福州书院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全省四大书院鳌峰、凤池、正谊和致用书院均集中在福州；二是从数量来说，清代福州新建书院36所，比闽北延平、邵武、建宁三府新创书院的总和还多出三所。①这说明，清代的福州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全省书院文化的中心。
  鳌峰书院始创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创建者为其时官福建巡抚的仪封（今河南兰考）张伯行。他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所创书院以复兴闽学为宗旨。为解决书院膏火，他发动士绅捐资，广置学田；效仿考亭书院崇祀先贤之例，辟五子祠，奉祀理学先贤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以明学统；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等为教材；编《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在首卷，作为学规。继承书院藏书和刻书的传统，在院内“建藏书楼，先后积数万卷”②。由他主持编纂、刊刻的《正谊堂全书》广泛搜集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真德秀等闽学先贤的著作，是一部集大成的闽学文献丛书。
  为保证教学质量，经多方挑选，得漳浦籍名儒蔡壁为首任山长。后任历届山长诸如蔡世远（壁子）、陈正朔、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陈寿祺、张甄陶、林春溥等也多为硕学之士。先生为百里挑一，学生也是择优录取。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下谕令督抚在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千两为营建之费”。其中福建唯一得此殊荣的书院就是鳌峰书院。谕文还规定：
  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
  清世宗的谕文，使鳌峰书院在福建官学中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时省内的最高学府。
  由此可知，在书院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同时，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其重心也在向都市文化转移。鳌峰书院的崛起及其在全省最高学府地位的确立，既是福建书院文化的重心向都市转移得以确立的标志，也是历代闽学重镇均在闽北，至清初终于向省会福州转移的标志。
  三、跨海而“东”的代表——以台南海东书院为中心
  清廷统一台湾后，为福建书院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古老的书院又跨越海峡，由“海西”向“海东”挺进。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平定台湾，当年即创西定坊书院，拉开了台湾兴建书院的序幕。此后，台湾兴建的60多所书院中，康熙五十九年（1720）分巡道梁文煊创建的海东书院，是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乾隆年间，已有“全台文教领袖”①之誉。海东书院之所以能在台湾众多书院中胜出，与其时全闽书院“领袖”鳌峰书院有密切的关系。
  因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与其他各府一样，都有一个选拔优秀学员到全省最高学府——福州鳌峰书院深造的问题。此举对其他府州而言，实属平常，而对隔着海峡的台湾来说，“相去榕城，约千余里。诸生一仰止‘鳌峰’，且不免望洋而叹也。”②故海东书院之设，其目的之一，就是为台湾学子免除蹈海奔波之劳。这一理念，在书院始建之时并未形成，而是其后随着这一矛盾的凸显，在继任的官员中产生并付诸实施的。连横《台湾通史》说，乾隆五年（1740），“巡台御史杨二酉奏请照福建省直辖之例，以府学教授为师，考取诸生而教之，给以膏火。”③说明海东由全台的府级书院而跃升为与鳌峰“并峙”的省级“直辖”书院，始于乾隆五年（1740）。根据台湾的特殊地理条件，杨二酉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明智而十分有意义的。而要取得与鳌峰“并峙”的地位，其首要前提，无疑是要在教学质量上，使台湾学子不必跨海赴学也能取得相同的学习效果。正因如此，鳌峰书院的办学模式和书院教育制度就成了海东书院刻意参照和模仿的对象。
  这种参照和模仿，在杨二酉所采取的重振书院的措施中可略见一斑。一是“选内郡”，即选择省内各府的“通经宿儒”即精通朱子闽学的学者来书院担任教师，并扩大书院招生名额；二是申报批准，使书院取得“与鳌峰并峙”的地位；三是由官员“捐俸倡修”，使书院“轩窗爽洁，什器周备”；四是设置学田，由“明经施子士安慨然身任之”，捐“水田千亩”①，从而解决了书院的膏火之资。五是编订学规，“兴文劝士”。知府刘良璧，于乾隆五年（1740）升任台湾道后，带头捐俸修复海东书院，并制定了《海东书院学规》六条。他认为，“读书之士知尊君亲上，则能谨守法度、体国奉公，醇儒名臣由此以出。”②教导台海学子首先要明大义、识大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此改变原先落后的“顽梗之风”。第六条措施，是远绍朱熹建阳考亭，近仿福州鳌峰崇先贤之例，在书院内辟五子祠，奉祀宋代理学家周、张、二程和朱熹，以明学统。至此，“上溯建阳暨乎濂洛”，③几乎成了台湾所有书院的共识。
  鳌峰书院以藏书丰富、刻书众多闻名于世，海东书院也是台湾书院中刻书与藏书最多的地方。莆田俞荔，乾隆三年（1738）在海东书院著《复性篇》，以四言韵文的方式阐释朱子理学思想，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对朱子理学在台湾的普及产生了重要作用。浙江钱塘人氏张湄，乾隆六年（1741）任巡台御史。“海东书院月课，亲加校阅。”曾手集先正大家名文三百篇置海东书院。又得海东校士之文数十篇，编辑为《珊枝集》，“付之开雕”，有“脍炙人口，纸贵台阳”①①之誉。他所著的《瀛壖百咏》为绝句百首，由刘良璧跋而行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台湾巡道的叶世倬，“课海东书院，必亲临讲艺。”在书院“重刊朱子《小学》，统郡士而励以必读。见圣庙书籍残缺，购置多部以补之”②。道光十七年（1837），左石侨主海东书院时，将台湾教谕永春郑兼才所著《郑六亭文集》十二卷编辑成书，刻梓以传。③
  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台湾道的徐宗幹，“每夜必至，以与诸生问难。……及门之士，多成材焉。”④他曾以《同善录》《孝经》等授漳州诸生，后漳州人士“翻刻印订若干部，附海艘而来，散与台郡海东书院子弟。”⑤又将其六世祖徐见行所著《孝经正解》在海东书院“敬谨复校，登之枣梨，付各师生为庠塾读本”。又选录书院诸生课试之文编为《东瀛试牍》，将“说经、论史及古近杂体诗文并肄业及之者，裒辑二卷，曰《校士录》”在书院刊行。⑥光绪十一年（1885），受台抚唐景崧之命，山长施士洁“检近年课艺，重为评定”，由施氏作序，“付之手民”刊刻成帙，书名为《台澎海东书院课选》。⑦
  经过长期积累，海东书院藏书为全台之冠。原为徐宗幹讲学之所的“榕坛”，藏书万卷。“多官局之版，历任巡道每有购置”，“改隶后，为军队所据，藏书尽毁。”⑧台抚唐景崧所建的“万卷堂”，藏书丰富”⑨。
  道光七年（1827），台澎督学孔昭虔在《重修海东碑记》中，把振兴台海教育的人士分为“官师”和“乡党”两个阶层。乡党为热心教育事业的乡绅；官师，即地方长官和书院中的专职教师。他认为，“海外督学有功于书院者，杨侍御而外，则有觉罗公四明、奇公宠格、张公志绪、糜公奇瑜。”①所说几位，均为兼任过台湾学政的官员。
  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台湾道的陈大辇，“校士公慎，拔取单寒。重修海东书院，立课士规程，悉心作养。”②后因病而卒于任上，被台海学子列入府学名宦祠。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台湾分巡道的觉罗四明，曾先后修复崇文和海东两所书院。又将海东学规加以充实，改定为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等八条，③对开创海东书院教育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安徽桐城人姚莹，字石甫。道光间任台湾兵备道，“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考核名实，以是士气丕振。”④
  除了这些“有功于书院”的官员外，还有一批对书院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专职教师。在以闽学治台的政策导向下，这些教师大多为硕学名儒，且大多来自福建。
  闽县薛士中，雍正二年（1724）进士。他曾两度任台湾府学教授，并于乾隆五年（1740）起在海东书院讲学六年。亲定院规，以诚心正意之学训诲诸生。侯官许德树，任台湾府学教授，“以端士习、挽颓风为任。……台湾道刘鸿翔请兼主海东书院讲席，院规久弛，德树创立条约；于文词诗赋，拔其尤者钞粘院壁，俾多士得所观摩。”⑤晋江施琼芳，道光二十五（1845）进士。同治六年（1867），任海东书院山长。其子施士洁（1855—1922），字澐舫。光绪三年（1877）进士，不喜仕进。先后掌教台南白沙、崇文、海东三书院，培养的学生有许南英、汪春源等名流。长乐林天龄，咸丰十年（1860）进士是一位博览先儒之书的学者。论学倡导“必从主敬始，则程、朱之说尤为无弊矣”。曾任海东书院山长两年。“既至，立课程、校文艺；讲求义理、陈说古今，与诸生相勉为根柢之学。……南、北两路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①
  综上所述，以海东书院为代表的台湾书院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以传播闽学的福建书院由海西向海东跨越的历史，是福建书院从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移得以确立之后，在台海的一种延续和发展。这种跨越表现为，跨海而来的福建官员和学者共同努力，成为台湾书院成功办学的关键；福建书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办学模式在台湾书院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以闽学治台的政策导向中，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始终是台湾书院教育的一面旗帜。
  （本文发表于2008年11月22日台湾大学校友馆举行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朱子学与新儒学论坛”，原题为《朱子学与闽台书院文化教育》；全文刊发于《闽学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