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治所在今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早年在乡村从事童蒙教育活动。师从龙溪林宗臣（1133—1189，字实夫）。林宗臣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是名儒高登的门人，“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①据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自述，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他说：
  某穷乡晚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蚤闻儒先君子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己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②
  1．临漳建阳，两度问学
  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熹至漳州任知州，给久读其书而向往已久的陈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师从机会。然而，一直到十一月，在陈淳打消了“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贱氓也。贵贱之分有等”的顾虑之后，在“见贤者之心，油然动于中，终有不容遏”的驱使之下，方以“旧日自警之章为贽”①。朱熹接到陈淳的求见信，次日就在郡斋接见他，从而使陈淳“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夙愿，成为“今乃得亲睹仪形于州闾之近”的现实。
  《朱子语类》详细记录陈淳初次问学的情形：
  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先生缕缕言曰：“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如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须穷个慈根原来处。仁敬亦然。凡道理皆从根原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多见士人有谨守资质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讲论义理，便偏执己见，自立一般门户，移转不得，又大可虑。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彻，无有不尽；真见得是如此，决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窥见一班半点，便以为是。”②
  关于穷究根源的教导，对陈淳影响很大。从此，他开始注重义理的辨析，以穷究根源作为上达的工夫。为此，他还撰写了《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等文。朱熹对陈淳极为赞赏，“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③离漳州任后，陈淳还不断地向朱熹书信请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中有《答陈安卿》书信六通，书二、书三甚至长达万言。《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有陈淳向朱熹请益的“问目”三十六通，内容涉及朱子理学诸多方面。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一同来到建阳考亭。这是漳州阔别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面向朱熹问学。当时，朱熹已犯病在床，故朱熹每在病床上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自记这一过程说：
  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下之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临川黄毅然二友会。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剧九瘥，每入卧内听教，而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①这便是《宋史·陈淳传》所说的“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的文献来源。
  陈淳前后两次从师虽然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朱熹教之“以穷究根源做为上达的工夫”，第二次授其以“下学工夫”，对其思想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在陈淳与其岳父抵达建阳考亭的当天晚上，陈淳又到朱熹的卧房内，向朱熹表示：“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朱熹教导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②“事事理会”，这是下学的工夫，是上达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上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朱熹对此时“所阙者下学之功”的陈淳一再强调下学之功，就是为了“将来”他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即所谓上达之功。
  陈淳对“下学”的理解，最主要的就是致知与力行。“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所谓力行，亦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这一见解，伴随陈淳终身，他在晚年严陵讲学中，将此说写进《用功节目》中，向其后学广泛传播。其中，最能完整而简捷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是《与姚安道》书中所说的：
  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格物致知，然后动容周旋无阻。陆学厌繁就简，忽下趋高，阴窃释氏之旨，阳托圣人之传，最是大病。①
  陈淳的两次问学皆有记录，漳州所学名为《郡斋录》，考亭所学称《竹林精舍录》，但原文今均不存。《北溪大全集》中仅有《郡斋录后序》《竹林精舍录后序》两篇序文。《朱子语类姓氏》录其庚戌（1190）、己未（1199）所闻，分别为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庆元五年（1199）在建阳考亭两次从学时所录，其原始文献应即出自《郡斋录》和《竹林精舍录》。
  2．严陵讲学，弘扬师说
  陈淳早年在漳州从事乡村塾师之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故其时他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朱熹在其赴考亭二次问学时，劝说“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②。他以下棋为例，劝诱陈淳，即便棋艺甚高，“其高着已尽识之矣。但低着未曾识，教之随行，亦要都经历一过。”③朱熹逝世后，为继承和弘扬师说，也为了经历先师所说的“要都经历一过”的游学和讲学实践，陈淳开始了从训童向成人讲学的变化，在家乡闽南漳州、莆田、仙游等地，以及江浙一带从事讲学，广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严陵讲学。
  嘉定十年（1217）五月，陈淳至临安应试，应同出朱门的学友赵师恕（季仁）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同年八月，应严陵知府郑之悌等人之邀，于郡庠讲学约两个月。①
  陈淳的严陵之行，面对的是在“庆元党禁”之后，朱子学备受打击和摧残，两浙的学术空间弥漫着陆九渊的学说，而朱子的学说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严峻现实。陈淳将此描述为“大抵世上一派禅学年来颇旺于江浙间，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堕其中，而严（陵）尤甚”②。“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理气之实。”③为传播朱子学，陈淳在严陵郡庠讲授朱熹思想，讲学的内容就是《严陵讲义》。他认为，陆学取消道问学的工夫，“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有严重的阳儒阴释禅学倾向，“不止是窃禅家一二，乃全用禅家意旨，与孔孟殊宗。”④他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不良倾向：
  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⑤
  《严陵讲义》分为《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序》四章，内容是对朱子学的性理体系做提纲挈领的阐述。
  在《道学体统》中，陈淳阐述了朱子“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的“一本万殊”的理学思想。他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①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内在如心，“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是非之情”，外在如身，“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支（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还是对人事而言，“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衣服饮食，大而礼乐刑政，财赋军师，凡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②这就是朱熹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本万殊”思想。
  《师友渊源》的主旨是重申道统学说，阐明儒家圣贤之学的递相授受的传承关系。他强调朱熹承接儒家道统的重要地位，是在伏羲“首阐浑沦”，周敦颐“再辟浑沦”之后，“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萤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他最后的结论是：
  学者不欲学圣则已，如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以是为迷途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准，终不得其门而入矣。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无是理也。③
  在《用功节目》中，陈淳阐述了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学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陈淳认为，“圣门用工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他说：
  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之无不备也。①
  在《读书次第》中，陈淳阐述了朱熹关于“四书”的进学次序，认为，“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需先读，其次是《论语》《孟子》。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因为“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
  陈淳的严陵讲学，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月的讲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地学者一再挽留，希望他能够继续讲学。陈淳在《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韵》一诗中对严陵之行作了一个小结，也寄托了他对当地学者的厚望：
  道为贤侯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
  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
  珍重前廊浑气合，督提后进要心通。
  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②
  陈淳的严陵讲学，与黄榦在临川、汉阳、安庆等地相呼应，在朱熹逝世后，共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在闽学发展史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3．训童雅言，性理入门
  朱熹是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幼儿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①。又说：“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②这就是朱熹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婴幼儿教育思想，为此，他还编写了《小学》和《训蒙斋规》《童蒙须知》《训蒙绝句》等。
  陈淳继承了朱熹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其早年在乡村长期从事童蒙教育活动的实践，也编写了诸多这一方面的教材。他认为，“人自婴孩，圣人之质己具，皆可以为尧舜。如其禁之以豫，而养之以正，无交俚谈邪语，日专以格言至论薰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习，自与中情融贯，若固有之，则所主定而发不差，何患圣途之不可适乎？”③为此，他根据儒家经典，编纂了适合儿童阅读的《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等诸多教材。而直接促成其编写这些启蒙读物的原因则是，庆元五年（1199），其子三岁，牙牙学语之时，却没有合适的读物，于是就有了《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的问世。
  《启蒙初诵》，篇名为《训童雅言》，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辑录的主要是《易》《书》《诗》《礼》《语》《孟》《孝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的改编和提炼，如述及孔孟的“仁之四端”：
  仁义礼智，良能良知，非由外铄，我固有之。
  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有是四端，犹其四体。
  孩提之童，可知可能，无不爱亲，无不敬兄。
  维此圣人，先知先觉，从容中道，与天地合。
  进退可度，德义可尊，中天下立，作师作君。①
  《训童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觉得四字一句对幼儿来说语句偏长，又改为三字一句，名为《启蒙初诵》。全文不长，共19章，仅228字，“盖圣学始终大略见于此矣。”②原文如下：
  天地性 人为贵 无不善 万物备
  仁义实 礼智端 圣与我 心同然
  性相近 道不远 君子儒 必自反
  学为已 明人伦 君臣义 父子亲
  夫妇别 男女正 长幼序 朋友信
  日孜孜 敏以求 愤忘食 乐忘忧
  讷于言 敏于行 言忠信 行笃敬
  思无邪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入则孝 出则弟 敬无失 恭有礼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色容庄
  口容止 头容直 气容肃 立容德
  视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貌思恭
  正衣冠 尊瞻视 坐毋箕 立毋跛
  恶旨酒 好善言 食无饱 居无安
  进以礼 退以义 不声色 不货利
  信道笃 执德弘 见不善 如探汤
  祖尧舜 宪文武 如周公 学孔子
  礼三百 仪三千 温而厉 恭而安
  存其心 尽其性 终始一 睿作圣①
  全文以“天地性”开篇，以“存其心，尽其性”结尾，从而将幼儿洒扫应对等外部行为规范，与儒家性理之学、道德伦理的内在修为的培养互为表里，融为一体，对后来启蒙读物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被称为“《三字经》的前驱”②。
  陈淳的重要著作还有《北溪字义》，是陈淳门人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理学入门书。
  《北溪字义》上下二卷，从《四书》中择取二十六个范畴条目，每拈一字，详论原委始末。卷上为《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共十四条目；卷下是《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共十二条目。由于对条目的构成和分卷标准，陈淳或王隽均没有作出说明，这就为后人探讨其用意留下了空间。
  如有的学者认为，此书上卷着重论人，下卷着重论理，③也有认为这二十六个范畴中，大部分是主体心性范畴和主体道德修养范畴。即使是客体范畴，不仅指客体或对象自身，而且也包含主体所赋予的各种属性，成为主体化或对象化了的客体。同时，主体范畴也不仅是主体自身，而且往往演化成客体化了的主体。④
  还有学者认为，该书卷上为内圣之学，卷下为外王之学。卷上又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心性论，后半部分为道德论或功夫论。卷下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本论，阐明外王之学的根据，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第二部分为教化论，包括中和、中庸、礼乐、经权；第三部分批判异端，包括批判流俗“鬼神”迷信和“佛老”空无之学。①
  也有学者认为，对《北溪字义》的认识，不能只是就《北溪字义》理学范畴内容所论所发，还应该关注到这是陈淳讲学时所述内容的讲稿，这是陈淳为学多年的自我总结，所以其书中内容必然与陈淳的为学经历与为学认识有关。陈淳为学是先从“根原”处着手，后“下学上达”，所以在《北溪字义》中陈淳在上下两卷对理学范畴的阐述都是从“根原”处开始，然后再推论到各“根原”处的上达工夫。②
  总体而言，陈淳选取朱子理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以字义研究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深入浅出地诠释朱子学理论的范畴和内涵，是其终身服膺和实践朱熹的“事事理会”“下学上达”，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之后，对朱子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后学视为入道的门户。
  此书被视为朱子性理之学的入门书，对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传播海外，特别是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北溪学派，紫阳别宗
  陈淳晚年频繁的讲学活动，吸引了各地，主要是漳、泉、莆田一带的学者如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采、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等投身帐下，在闽南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
  清全祖望认为，“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③四库馆臣评价说：“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平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①
  作为朱门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无论是阐发师说或义理，均能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得朱熹之真传。清人李清馥评价说：“泉南人文之盛，自紫阳文公倡兴同安，继以白石蔡先生（和），北溪陈先生（淳）宗主文公家法，而士习翕然向风，由是濂洛关闽之书，家弦户诵，号为紫阳别宗。”②
  所谓“别宗”，是相对于“正统”而言，由于在朱门中，黄榦一向被视为得朱子之正统，故陈淳一系被视为“别宗”。要之，陈淳与黄榦，作为朱子门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继承、捍卫、深化和弘扬朱子学方面都作出了各自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学术成就，都是朱子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正统”与“别宗”，不过只是前人的一家之言而已。
  （本文系第四届海峡论坛“朱熹与陈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陈支平主编：《朱熹陈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