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延平之学术渊源与学风
  延平姓李，名侗，字愿中，从学于豫章罗先生从彦（仲素）之门，出于龟山道南一脉。朱子年谱曰：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从游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罗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讳侗，字愿中，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
  宋元学案说：
  豫章笃志好学，推研义理，必欲到圣人止宿处。遂从龟山游，抠衣侍席，二十余载。
  又说：
  先生严毅清苦，在杨门为独得其传。
  宋元学案并引黄宗羲之言曰：
  龟山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
  而延平从学于罗豫章的经过，朱子作延平行状有如下的记述：
  已而闻郡人罗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遂往学焉。罗公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见先生从游受业，或颇非笑先生，若不闻。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罗公少然可，亟称许焉。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
  至于促使延平去从学于罗豫章的因由，则宋元学案保留了延平早岁给豫章的书信，可以见其端底：
  先生服膺龟山之讲席有年矣。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尝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由此可见延平的初意是要学治心。他从豫章处得到的教诲是：
  先生令侗静中看喜怒哀乐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
  这样由“默坐澄心”开始，
  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盖天下之理无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则凡出于此者，虽品节万殊，曲折万变，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摄，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汇之所以化育，以至经训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养益熟，泛应曲酬，发必中节。其事亲从兄，有人所难能者。（行状）
  朱子说：
  李延平不着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语类一〇三）
  又说：
  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一〇四）
  延平自己在辛巳年给朱子的信也说：
  但素来拙讷，发脱道理不甚明亮。
  延平不著书，不讲学，看来比豫章更古拙。有关延平言行，朱子说：
  他却不曾著书，充养得极好。凡为学，也不过是恁地涵养将去，初无异义。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一〇四）
  由此可见延平纯是一重体验与践履之人，但在大关节处却把握得极牢。朱子作延平行状云：
  先生既从之（罗豫章）学，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大本真有在乎是者也。（中略）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深浅，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又尝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苟免显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中略）盖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以故未尝为讲解文书。然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审乎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文集卷第九十七）
  理一分殊正是延平用来分别儒学与异端的判准。
  延平与屏山籍溪之好佛老，学风迥然有异。无怪乎朱子少年时受家庭师友感染所信持的那一套，不为延平所印可。朱子后来自疑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始造成了他思想上的大转向。
  二、由父执而师事，朱子从游延平的经过
  由于朱子的父亲韦斋与延平同门，又对延平推崇备至，所以终于造成朱子从学于延平的一段机缘。但朱子早年只把延平当父执看待，并未以师事之。
  赵师夏跋延平答问曰：
  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与延平先生俱事罗先生，为道义之交，故文公先生于延平为通家子。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依王白田的考据，朱子于绍兴癸酉（年二十四）年初见延平，并未拜师。戊寅再往，到庚辰才正式受学，壬午重谒，至于隆兴癸未而延平作古，总共是四次，前后共历十一个年头之久。白田提出的证据是，朱子在戊寅年有信给范直阁云：
  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文，问以一贯忠恕之说，与卑意不约而合。（文集卷三十七）
  此时犹称丈，而不称先生，到庚辰始称先生并称朝夕受教，乃其确证。钱穆先生说：“夏炘述朱质疑辨之云：朱子祭延平文：某也小生，半角趋拜，谓十四岁以前，韦斋尚在时也。又云从游十年，诱掖谆至，谓自癸酉至壬午凡十年也。挽延平诗亦云：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又延平行状云：诸孤以某承事之久。又云：某蒙被教育，不为不久。若如师夏跋，则师事仅五年，如白田所考，则师事仅三年，可谓之久乎？”（注一）钱穆先生指出夏氏之辨失之于拘执，极是。因师夏为朱子孙婿，此跋作于嘉定甲戌，去朱子卒仅十四年，所言应有来历，而白田所提出的证据是不可驳斥的。大概从朱子本人的观点看，从游十年，乃泛指他因受延平的影响而在思想上有实得的年份而言，何必作始见、再见、师事、从学的细别。
  癸酉年朱子赴同安任前始见延平并不是一次随意的礼貌上的拜访，朱子是怀抱着一些疑难和问题去见延平的。如上章所言，大概朱子于屏山籍溪所授已不能满意，自己从禅那里体证到的意思也不能自信，于是去见延平以求印证，那知延平根本就否定了他少年时的进路。语类云：
  初见李先生，说得无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此条董铢录）
  朱子当时所说的正是禅的昭昭灵灵的意思，但不为延平所首肯。朱子反倒怀疑延平理会此未得。由此可见朱子初见延平不只没有拜师之意，对他实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延平这种坚执的态度对朱子是新鲜的，而他大约也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确太杂，“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所以姑且顺从延平的意思把禅搁下，专心儒学。
  从朱子初到同安所作的诗所透露的情调看来，他内心的转变的过程是缓慢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过来的。他最初以吏事为形役，向往佛道高蹈避世的情调。但到次年甲戌，诗吟特少，乙亥亦如此。可见是在这两年间，朱子且将圣人书来读，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逐渐归向儒学。约莫在同时，朱子留心县学，态度转趋积极。丙子年则有奉檄走旁郡，在郡中等批书时读论孟的故事。朱子的学问在这几年之间大进。语类有云：
  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一〇四、此条余大雅录）
  朱子一心求道，一旦把心思集中在经学上，自然有得。延平答问保留了丁丑六月延平与朱子一函：
  承喻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
  朱子如今所做显然是儒家的涵养工夫。到次年戊寅春正月又见李先生于延平。这次即行状谓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游也。有了朱子这方面的改变，二人讨论甚为相得，与五年前初见时情况大不相同。朱子与范直阁书提及问延平一贯忠恕之说，答复竟和他自己的意思不约而同。四月间，籍溪又回来，朱子给范直阁的又一封信说：
  熹奉亲屏处，幸粗遣免。山间深僻，亦可观书。又得胡丈来归，朝夕有就正之所。穷约之中，此亦足乐矣。（文集卷三十七）
  戊寅年间延平与朱子通信转密，延平答问之中就保留了三封。譬如冬至前二日书云：
  承示问皆圣贤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学之笃如此，又安敢默默也。辄以昔所闻者，各笺释于所问目之下，聊以塞命尔。它日若获款曲，须面质论难，又看合否如何。大率须见洒然处，然后为得。虽说得行，未敢以为然也。
  十一月十三日书又云：
  某自闻师友之训，赖天之灵，时常只在心目间。虽实质不美，世累妨夺处多，此心未尝敢忘也。于圣贤之言，亦时有会心处，亦间有识其所以然者。但觉见反为理道所缚，殊无进步处。今已老矣，日益恐惧，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闻，远有质问所疑，何愧如之。
  这样的口气显然还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大抵延平答问前半所问多有关论语，春秋次之，间或及于孟子，朱子有时以二苏语孟之说质之于延平。同时朱子此时已有他自己的体验，戊寅九月有存斋记一文，谓：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见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必将了然有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文集卷七十七）
  由此可见此时朱子中心关注的是在把握心体，显然是因受到延平的影响顺着孟子的思路前进而有这样的思想，此已非禅的一套，但也和延平所教由中庸入体验未发时气象的一套不很相同。明儒余子积谓存斋记言心之为体还是“少年学禅，见得昭昭灵灵的意思”（见明儒学案卷三，崇仁学案三），其说非是。
  翌年己卯春，校定上蔡语录。朱子删去五十余章，以其内容乃至“诋程氏以助佛学”，“特以理推知其决非先生语。”后考得这些文字果为江民表所著，并非谢氏语。可见朱子在此时已严辨儒释。
  到了庚辰，又有一段小插曲可以注意。是年朱子有送寄胡籍溪诗共四首。
  送籍溪胡丈赴馆供职两首
  祖饯衣冠满道周，此行谁与话端由。
  心知不作功名计，只为苍生未敢休。
  执我仇仇讵我知，漫将行止验天机。
  猿悲鹤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归。
  寄籍溪胡丈及刘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
  留取幽人卧香谷，一川风月要人看。
  瓮牖前头翠作屏，晚来相对静仪刑。
  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
  文集卷八十一有跋胡五峰诗云：
  绍兴庚辰，熹卧病山间，亲友仕于朝者以书见招，熹戏以两诗代书报之。或传以语胡子，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吾未识此人，然观此诗，知其庶几能有进矣。特其言有体而无用，故吾为是诗以箴警之，庶其闻之而有发也。（其诗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见钦夫而后获闻之。
  白田年谱考异卷一云：
  是时籍溪家居，召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书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余矣，耳又重听。（原注：见文集与籍溪先生书。）门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诗皆有讽焉。（原注：籍溪行状叙此颇详）。……五峰诗……为籍溪解嘲。
  由此可见朱子所咏“留取幽人卧空谷”，乃别有因由，并非旧时高蹈避世之意境。五峰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之进学有所关注与品评，对于日后南轩朱子之论学与交谊未始不是一个机缘。学问的进境到了一个地步，不作进一步的追求是不可能的。这一年的冬天朱子见李延平，乃正式受学。洪本年谱是年载李延平与其友罗博文书有云：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
  又云：
  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
  又云：
  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
  案谦开善即朱子在刘病翁处所会见的和尚。照朱子自述，先从他父亲那里“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书），少年时学禅以为由此可得到一条门径，后自觉于道未见，乃质之于延平，延平始将他引归圣道。但奇怪的是，朱子的问题虽由心学入，但他对延平、豫章、道南一系所传的心学却不甚措意。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书有云：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答何叔京三十二书之第二书）
  此书在丙戌，是朱子年三十七时对以前受学的回忆和感想。大概当时朱子注重于圣经中求义理，于日用间做工夫，此皆延平之教，而对于延平涵养未发一节，则因朱子对心自有一番体会，乃未有深入。关于此点我们在以后还会有比较详细的分析。然朱子确因受延平的影响而慢慢脱离释氏之说。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书有云：
  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耳，非敢遽绌绝之也。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答汪尚书十一书之第二书）
  此书在癸未，朱子年三十四。所述应是实情。庚辰冬朱子见延平正式受学，逗留数月之久，在仲冬有一诗云：
  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鉴，好恶审熏莸。云何反自诳，闵默还抱羞。今辰仲冬节，寤叹得隐忧。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来自兹始，群阴邈难留。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辀。
  看来此诗乃在延平时所作。此年诗惟前引送胡籍溪及寄两题四首，以及挽范直阁一题两首而已。大概在庚辰以前的两年之中，朱子既不作诗，也不读佛书，只一心读圣贤书；延平所谓能就里面体认，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也可由此诗得到一些消息。
  朱子既经一番苦学，到次年辛巳，乃又恢复大量作诗，以记述自己的进境以及心中的体会。
  困学二首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
  傍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
  前一首说的是舍弃禅学，为求安心苦觅心，指的是达磨与慧可的故事。后一首说在日用处下工夫，庸言庸行乃是中庸之教。
  辛巳春朱子又有下列诸诗：
  曾点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
  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
  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日偶作
  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屦去登临。
  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
  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子困学数年，至此乃有自由自得的感受。有趣的是朱子晚年不喜言曾点，此时则咏曾点之乐。可见由朱子成熟以后的体验来看，此时还是光景。但在进学的阶段之中，则显然是自觉在进入一新境界。
  次年壬午春，迎谒李先生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这是朱子最后一次见延平，盖延平是在癸未十月中逝世。朱子这次与延平盘桓了好几个月，住在西林院，又有下列之诗：
  题西林院壁二首
  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
  巾屦翛然一钵囊，何妨且住赞公房。却嫌宴坐观心处，不奈檐花抵死香。
  此两诗是在壬午。接着又录有下列二首：
  题西林可师达观轩
  窈窕云房深复深，层轩俄此快登临。卷帘一目遥山碧，底是高人达观心。
  再题
  古寺重来感慨深，小轩仍是旧窥临。向来妙处今遗恨，万古长空一片心。
  在再题一首之下朱子有语记述其事：
  绍兴庚辰冬，予来谒陇西先生，退而寓于西林院惟可师之舍，以朝夕往来受教焉。阅数月而后去。可师始尝为一室于其居之左，轩其东南，以徙倚瞻眺。（中略）名之曰达观轩。（中略）予尝戏为之诗，以示可师。既去而遂忘之。壬午春，复拜先生于建安而从以来，又舍于此者几月，师不予厌也。且欲予书其本末置壁间，因取旧诗读之，则岁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进焉，为之三叹自废。顾师请之勤勤，不得辞，于是手书授之。（中略）予之往来师门，盖未憗也。异时复至，又将假馆于此。仰视屋壁，因旧题以寻岁月，而惕然乎其终未有闻也。然则是诗之不复，亦予所以自励者。（下略）三月九日熹书。
  由此可见前一诗乃作于庚辰冬，当时并未录存，此番重来，才看到而一起存抄下来。庚辰冬天朱子正式拜师，对于心的体验，比前之附会禅道自大不相同。所谓“卷帘一目遥山碧”，极目所望，莫非吾心，那里还要到别处去求心。朱子所以“戏为之诗”，是在讽作意寻求达观的思想。次年辛巳春所作诸诗，更是明显地宣泄了同样的体证。困学诗咏“旧喜安心苦觅心”的枉费工夫，而返归庸言庸行的结果，才慢慢有了“万紫千红总是春”，“此日中流自在行”的体会。到壬午年再回到西林院，数年来的感受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至是他深知“宴坐观心”之非是；“触目风光”，无非我心，而“檐花自香”，何碍吾心；故高人达观，不外即在此遥山一碧间。“再题”说明自己这几年的见解并无改变；钱先生指出朱子所谓“向来妙处今遗恨”，乃是他故作狡诡之谦辞，而“万古长空一片心”则指明岁月虽逝，但此心常然，（注二）可见朱子对于心源已有他自己的一番体味。朱子这种入路自与延平之重默坐澄心观未发时气象极不相同。无怪乎日后朱子自己的回忆说：
  旧闻李先生论此（未发已发）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矣。（中略）但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蹉过，孤负此翁耳。（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三十三书之第二十书）
  奇怪的是延平之学由心学入，朱子之学则因受他父亲的影响由为己之学入，但是他对延平所教却无会心处。牟宗三先生所谓“延平虽供给朱子一入路，一题目，而文章却是朱子，自己作”是也。（注三）钱先生总结朱子之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
  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义。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注四）
  这大概是不错的。总之朱子在进学时期由延平处所受多是建设性的影响，行状所谓“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故朱子晚年虽对默坐澄心不很以为然，但是他对延平的尊崇则始终不衰。壬午年孝宗即位，朱子应诏上封事。行状记其言之要点云：
  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其次讨论到今日之计，则以为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和也。次年癸未，朱子三十四岁，冬十月，至行在，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入对，行状记述朱子当时的论点与前此所上封事几完全一致：
  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讲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其二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今日谏诤之涂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先圣王所以强大折冲，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
  行状总结朱子的意思大体不外乎以为“制治之源莫急于讲学，经世之务莫大于复仇，至于德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我们看到朱子的学问以及思想的规模至此已大体确立，而年谱志其缘起有云：
  先是先生将趋召命，问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为今日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趋利不顾义而主势孤。先生用其说以对。
  延平对于当时朱子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一年朱子写成论语要义一书。文集卷七十五有论语要义目录序有云：
  熹年十三四时，受其（二程先生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诵习既久，益以迷眩。晚亲有道，窃有所闻。（中略）慨然发愤，尽删诸说，独取二先生（此五字依白田年谱补入）及其朋友数家之说，补缉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
  晚亲有道，即指延平而言。可惜的是延平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五日逝世，朱子以十一月归，次年甲申正月往哭之。是年有答何叔京书有云：
  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伥然如瞽之无目，摘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文集卷第四十，答何叔京三十二书之第一书）
  延平之死对朱子打击很大。一直到壬辰朱子四十三岁，思想又已屡经曲折，著中和旧说序还说：
  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中略）暇日料检故书，得当时往还书稿一编，辄序其所以，而题之曰中和旧说。盖所以深惩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学者读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独恨不得奉而质诸李氏之门。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远矣。（文集卷七十五。）
  其实朱子自己所悟与延平的一套并不相同，然延平所教却又成为一个诱因，几次逼使朱子对自己的思想不满，一直到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完成的思想为止。延平的思想对于朱子的思想确实有一种启蒙引导的作用，不可加以轻忽；则朱子一生推尊延平，又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两师弟思想之间的同异，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省察。
  三、延平思想的独特形态
  牟宗三先生说：
  朱子与延平实有距离也。普通多不注意延平之实蕴。延平好似只成为朱子之开蒙师，完全为朱子所掩盖，亦完全被忽略。（注五）
  关于这一点我深具同感，故延平思想之独特形态应该特别表而出之，亦才能进一步看出朱子的取舍之实义。
  我们回到本文第一节中所引延平行状，朱子所记延平开端示人，据牟先生的总结，（注六）大要不过以下四点：
  一、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二、洒然自得，冰解冻释。
  三、即身以求，不事讲解。
  四、理一分殊，始终条理。
  就第一点来说，这正是根据其“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而来。这是龟山，豫章一脉相传指诀。此处所谓默坐危坐，自决不只是“收敛在此，胜如奔驰”（朱子语，见语类卷一〇三叶贺孙录）而已！走这条道路是要暂时隔离一下去体究中体。天理是与私欲相对，日常生活如不自觉，就不免顺着私欲习染一路滚下去。此处乃由滚滚混流暂时超拔出来，正是黎洲所谓“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而善静坐者决不会流于滞寂的毛病，静中自可体认天命流行之体，澄澈体用一源之理。否则岂不成为一种空头的静坐工夫，焉足为儒者所取法。
  故第二点紧接着即讲洒然自得，冰解冻释。静中体认到的天理必须能践履到日常生活之中才行。一般人讲修养工夫只不过是苟免而已，但工夫做到纯熟才能体证到一种洒然自得，冰解冻释之境地。延平的书信几次三番都言洒落、洒然，可见他的重点是在践履，不能当作一种光景看待。
  第三点，即身以求，不事讲解。做圣贤工夫主要既是践履之事，讲论解经自其余事。这当然不是说不要读书、讲解文义。圣经为义理之所寄托，当然应该讲求。但践履实理毕竟为重点所在，此间轻重本末，不容倒置。
  最后一点言理一分殊，始终条理。宋儒往往以此为儒家与异端（如二氏墨家）分疏之判准。儒家所体察之理为实理，贯于人伦日用，则理一而分殊。在分殊处言之，则不能混沦地说兼爱，也不能如佛说俗谛仅仅只是方便设施。天理流行，乃必然在不同的分际作具体的表现，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等。然义虽分殊而一切德行无非同一仁心之流露。昌言理一而分殊乃有体用，不似二氏之走上一偏枯之道路。
  由此可见，延平自有其一贯之理路，但朱子由禅道翻出来，历经周折终于抛弃了以避世为高的思想，而体证到“万紫千红都是春”的境界；由他的观点来说，似无需隔离静坐，一下子就可以直接把握到天机活泼流行的体会。至此他根本忽视延平一脉的基本工夫。他转从圣经中求义，故重视讲解文义。当然朱子自决非为读书而读书之辈，从书中把握到义理也必要求践履到日常生活之中，而有一种融摄洒然的体会。对于理一分殊，延平并未作一分解式的解析，但朱子一上来即走上一绦分解的道路，强探力索，延平所教给予他许多启发，但他自己所体悟实非延平所教之实义。此所以他后来不免自疑，反复几次，最后终于回到伊川的权威，顺伊川的思想发展完成一独立之形态，这才自信无疑。回过头来看延平之学，就不免有许多批评，但始终因感念师恩，语气比较保留。但程门自龟山、上蔡以下莫不受到朱子严厉的批评。朱子之不甘于笼统之言，打破砂锅问到底，这造成他业绩之大处。但他确发展出一特殊形态的思路，与明道所传由上蔡至五峰，龟山至延平的路道都不同。故道统之说虽由朱子立，而牟宗三先生却只许之以别子为宗，实在是有相当理据，不可以轻忽过去。
  下面我们再详检朱子所编延平答问，乃可以进一步看到延平思想的规模，以及这两师弟从头来即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心态。
  戊寅（朱子是年廿九岁）十一月十三日延平一书有云：
  来谕以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虽既放，然夜气所息，而平旦之气生焉，则其好恶犹与人相近。木虽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葫蘖生焉，则犹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说。大凡人礼义之心何尝无？惟持守之，即在尔。若于旦昼间不至梏亡，则夜气存矣。夜气存则平旦之气未与物接之时，湛然虚明，气象自可见。此孟子发此夜气之说，于学者极有力。若欲涵养，须于此持守可尔。恐不须说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尔，如何如何？
  又见谕云：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学之序则不然。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伊川以为制之于外以养其中，数处，盖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牵合贯穿为一说。又所谓但敬而不明于理，则敬特出于勉强，而无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诚矣。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数说方是言学者下工夫处。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尔。
  延平在上年（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有书致朱子要他注意孟子的夜气之说，勉励他做涵养工夫。朱子果然往这方面努力，至此乃提出一些意见来求印证。朱子显为一分解型之心灵，故讲得似隔截尔。延平则直言存养，敬自在其中，实涵即本体便是工夫之义。到持守既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则后天之敬融释于先天之敬，浑然是一本心性体也即敬体之流行，此即为洒落之化境。朱子对于延平的体会，似乎始终凑泊不上，后来终于顺着伊川的思路，发展完成出他自己的独特的形态。
  己卯长至后三日书云：
  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由此可见顺着延平的路数做工夫之不易，一般人不过勉强做到苟免的地步而已，真要称心而发，有洒然冰解冻释的体验，诚非易事。
  庚辰五月八日书云：
  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虽间能窥测一二，竟未有洒落处。以此兀坐，殊愦愦不快。昔时朋友绝无人矣，无可告语，安得不至是耶？可叹可惧！
  示论夜气说甚详，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节寻求，恐即有差。大率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与心会处，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滞碍。伊川语录中有记明道尝在一仓中坐，见廊柱多，因默数之。疑以为未定，屡数愈差。遂至今一人敲柱数之，乃与初默数之数合，正谓此也。夜气之说所以于学者有力者，须是兼旦昼存养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气清。若旦昼间不能存养，即夜气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气象也。
  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
  又云：
  某尝以谓遇事若能无毫发固滞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无彼己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贯。若见事不澈，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滞，皆不可也。未审元晦以为如何？为此说者，非理道明，心与气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说也。
  延平所爱是明道的浑沦，灵光显处，便要当下把握住。此非知解事，过重知解，乃转生疑虑。夜气之存养，要做践履工夫。故戒朱子之强探力索。但朱子终不喜浑沦，虽因推尊二程而对明道未有微词，后来对于明道门下诸人，却深致不满之意。又，延平的心思单纯，故适合静坐，而在此得到许多益处，朱子却想要通贯动静，故虽承认静坐为一手段，但终嫌其太偏，对之采取相当保留之态度，并不以为延平式的暂时隔离是一必要或有效之步骤。
  庚辰七月书云：
  某自少时从罗先生学问。彼时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闻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处寻求。至今淟汩忧患，磨灭甚矣。四五十年间，每遇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进步处，常切静坐思之，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也。向来尝与夏丈言语间稍无间，因得一次举此意质之。渠乃以释氏之语来相淘，终有纤奸打讹处，全不是吾儒气味，旨意大段各别。当俟他日相见剧论可知。
  由此可见延平式的静坐根本与禅的静坐是两回事，后来朱子担心走这条路会差近释氏去，显然是不相干的忌讳。
  又云：
  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数句，偶见全在日用间非着意，非不着意处。“才有毫发私意，使没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处却如何，须吃紧理会这里始得。
  某曩时传得吕与叔中庸解甚详。当时陈几叟与罗先生门皆以此文字说得浸灌浃洽，比之龟山解却似枯燥。晚学未敢论此。今此本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尚记得一段云：“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必有事焉。不得于言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声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体物而不可遗者也。学者见乎此，则庶乎能择乎中庸，而执之隐微之间，不可求之于耳目，不可道之于言语，然有所谓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应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则庶乎见之。”
  又据孟子说必有事焉，至于助长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体处。来谕乃体认出来。学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时如何？吻合浑然，体用无间，乃是。不然，非着意，非不着意，溟溟津涬，疑未然也。某尝谓进步不得者，仿佛多是如此类窒碍。更望思索，他日熟论。须见到心广体胖，遇事一一洒落处，方是道理。不尔，只是说也。
  朱子之颖悟自无问题，对于延平所指点圣学之共法，亦自有领略。但按实下来说，究竟作何解释，则两边不必无距离。延平是一味作内圣修养工夫者，辨解则不足。朱子后来自己走出一条道路，乃极不喜言“吾与点也”的洒脱风光，对于延平之雅言洒落融摄，实无真切领受也。
  又云：
  承谕心以气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会心与气，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会融释。不如此，不见所谓气，所谓心，浑然一体流浃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别哪个是心，哪个是气，即劳攘尔。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语病无疑。若更非是，无惜劲论。吾侪正要如此。
  朱子显由分解的方式去了解延平以前提到“心与气合”一语，延平此处覆言即说明他这样的说法只是境界的点拨语，是由做践履工夫所得来的一种体验也。
  延平又有答朱子有关太极之疑问如下：
  问：太极动而生阳。先生尝曰：此只是理，做已发看不得，熹疑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之心。如此做两节看，不知得否？
  先生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以为喜怒哀乐已发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两节看，切恐差了。复卦见天地之心，先儒以为静见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为动乃见。此恐便是动而生阳之理。然于复卦发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颜子不远复为之，此只要示人无间断之意。人与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摄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尔。妄测度如此，未知元晦以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元晦可意会消详之，看理道通否？
  朱子问问题显由宇宙论的观点出发，延平在答复时却要将思想扭转过来，完全由本体论的观点着眼；通天下只是一理流行。这是很高的境界，但不必合于太极图说原义，只怕不足以满足朱子的追问的心灵。延平是发脱不出，但如朱子善学，真把握到延平的线索，未始不能将其中内涵的义理分解展示出来。可惜延平不二年而逝世，终无缘令朱子把握到他的思绪。朱子乃终顺伊川的分解的线索而前进，日后他把握的理，乃是“但理”，净洁空阔，不会造作，并非延平此处所谓“此只是理”，意谓气机之化不外一理之流行，乃一富创生性之实理。
  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云：
  承论仁一字，条陈所推测处，足见日来进学之力，甚慰。某尝以为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更心字亦难指说，唯认取发用处是心。二字须要体认得极分明，方可下工夫。
  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几私欲况，天理见，则知仁矣。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体通有无，贯幽明，无不包括。与人指示，于发用处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体便是天理，无所不备具。若合而言之，人与仁之名亡，则浑是道理也。
  来论以为“仁是心之正理，能发能用底一个端绪，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气无不纯备，而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顷刻停息。愤盈发泄，触处贯过，体用相循，初无间断。”此说推扩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如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则不得而与焉”。若如此说，恐有碍。盖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虽禽兽草木，生理亦无顷刻停息间断者。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兽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异也。若谓流动发生，自然之机，与夫无顷刻停息间断，即禽兽之体亦自如此。若以为此理唯人独得之，即恐推测体认处未精，于他处便有差也。
  又云：“须体认到此纯一不杂处，方见浑然与物同体气象”。一段，语却无病。
  又云：“从此推出分殊合宜处便是义，以下数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贯之。盖五常百行无往而非仁也”。此说大概是。然细推之，却似不曾体认得，伊川所谓“理一分殊”，龟山云：“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谢上蔡语录云：“不仁便是死汉，不识痛痒了”。仁字只是有知觉了了之体段。若于此不下工夫，令透彻，即何缘见得本源毫发之分殊哉。若于此不了了，即体用不能兼举矣。此正是本源体用兼举处。人道之立正在于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义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阴阳，立地道之柔刚，皆包摄在此二字尔。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若欲于此进步，须把断诸路头，静坐默识，使之泥滓渐渐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说也。更熟思之。
  延平此处说仁，大体不背明道意思，对上蔡的了解也甚贴切。其所谓知，绝非见闻之知，而为德性本源之体认，乃可以言体用兼赅。朱子所论，除讲人禽之别流于隔截已经延平拨正而外，表面上似无问题。但他讲“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顷刻停息”，并非真言天理流行之意，乃只落于气机之化之迹上说。两面实不过表面之相合，日后朱子澄澈清明自己的思想，乃由分解之路数构筑一静摄之系统。理气二元，理为但理，气才是实现原则，故有气强理弱之说。理气不离不杂，这种说法与延平之体认，自有极大距离。朱子此时思想自未定型，但日后仁说之规模多少已在。然此时尚虚心，顺着延平之点拨往前探索。但朱子的性格、思想之规模与延平实不是同一回事。故不时自疑，不时又疑及延平之所教，如是造成其思想发展之多番反复。朱子之求道之诚，此处无可疑。他自无法安于浑沦之见。不断鞭策日进，合下有一代大儒气象。但朱子所走的方向则与延平所教越离越远，这是宋代儒学发展之一极有趣之现象。
  延平答问最后录有与刘平甫之二书：
  其一曰：
  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
  其二曰：
  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着力，可见端绪在。勉之耳。
  此二书虽短，颇可见延平学之精神。朱子于所作延平行状曾引其前一书。然两书之言“默坐澄心”，言“静坐”，皆非朱子之所契者。由此可见，朱子从学于延平，乃实际机缘造成的结果。在朱子思想未成熟时，可以从延平学到许多节目。但延平只出了一些大题目，内容细节由朱子本人用心去做。待朱子思想成熟之后，乃发现延平虽有许多话头为朱子所袭取，也足以匡正不成熟时期的朱子的思绪，其根本精神则有相当差距。延平的思想自成一脉络，实未为朱子所继承，此处应加明辨，不能把延平仅当作朱子的启蒙师看待。实则由明道而龟山而豫章而延平，这一条线索的发展已告一段落。朱子是由延平启蒙，却遥接上伊川的思想而发展成一独立之思想形态。朱子一生虽推尊延平，然到晚年对延平的入路也不能不有微辞，乃其明证。
  四、结语
  由上节所论，可见朱子从学于延平之实际机缘，乃在朱子不满于少年时之笼统宏阔之言，将二氏和儒学混在一起讲。但朱子既受延平的教诲之后，不只将儒学与二氏作明白的分疏，也改正了在儒学的体会方面一些明显的错误与不圆熟的理解，却又不能就满意于延平的浑沦而必有以超越于延平所教的范围。事实上延平对自己晚年所收的高弟所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延平与朱子共同探讨学问义理乃可溯至朱子拜师之前，而延平对朱子从来不采取一权威独断的态度，始终取一互相切磋琢磨的态度。当然闻道有先后，延平在体验上有许多可以教诲朱子处，但也有许多地方感觉到自己还未臻化境有不敢自信处。两师弟间有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尤其延平自知自己的限制，虽体证上有真切不可弃处，却不甚发脱得开，朱子却有这一方面的天赋。而延平重浑沦的体证，朱子重分解的领悟，两方面是可以造成一种互相刺激互相补足的妙处，师弟之间有一种融洽相得的感受，如此则朱子一生感念他真正启蒙的老师，不亦宜乎。但朱子所得益于延平的乃程门以来相传的一般思想规模，其间还留下好多可以容许不同解释的余地。故可谓延平只出了个大题目，文章的内容细节留待朱子本人去做。然朱子不愧为一大儒，他不能满足于老师所教的一些东西，故历经辛苦，几经转折，终于遥继伊川发展完成了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回过头来和延平的思想比较，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规模。到晚年朱子才对延平作有保留的批评。其实看朱子的性格，做学问的路数，早就可以预料他必定会做出一套和延平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因现实的机缘他既从学于延平，由于他对延平的推尊，故在本质上延平的思想与他本人的体会有许多抵牾处，他始终不敢将之加以轻弃，时常不免自疑。故延平的思想对他来说在本质上虽不相契，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触媒，逼着朱子不断修改自己的思想，一直到他发展完成自己的成熟的思想为止。而且他的思想，如昌言“先涵养而后察识”之类，在表面上是受到延平思想的影响，与延平的思想至少有表面上的契合处。宋儒必求内心之所安，不能徒尊重外在的权威，但却又尊重师辈的体验而虚心地不断加以学习参味，这是宋学的长处，尤其在朱子表现得十分透彻。但朱子所发展完成的思想毕竟是和延平不同的一套东西，两下里一比较，便应知是一无可争辩怀疑的事实。
  我们现在试总括看朱子与延平的不同与互相对照处：
  首先就性格上来说，延平是拙讷，发脱不开，朱子却推拓得开，最善用文辞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其次，朱子从少就好奇，对什么都要学，后来警觉到我只一个浑身，这才收敛下来，专心儒学，然到晚年还注参同契、阴符经，而兼通义理、考据、词章，不能不谓为一博学鸿儒，而延平则重在持守，不着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基本上性格上之不同可见。
  其次延平显重在作践履工夫，故即身以求，不事讲解。但朱子则因延平之教，要他放下禅学，于圣经中求义。朱子自非不重践履，但他深信圣经为义理之所寄托，一生极重读书，致力于注经讲学。与延平的重点显有未合，二人进学的阶梯恰好颠倒过来。这虽是现实机缘造成的结果，但两方面兴趣之差异显而易见，不容忽视。
  再者，延平重浑沦的体证。他对朱子的指示，是要归之于本体的证会。他既缺乏宇宙论的兴趣，也不重辨解。基本的线索把握到，就不可以再生枝节，转生疑虑。但朱子由不满自己少年时的好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后来乃一味反其道而行之。辨解的趣味极重，如此自决不能安于延平浑沦之体证，最后甚至以延平的入路也差近释氏去。延平所承乃明道以下直下把握天命流行之体的直贯形态，朱子不契于这样的线索，乃顺伊川的思路前进，用分解的方式成就一横摄的系统。这两方面的差距由朱子的严厉批评程门以下高弟可见。
  最后，延平所要把握的是一天命流行之体，但要见体，最好的方法却要暂时隔离一下，故承龟山、豫章之教，先作默坐澄心的内圣之学的修养工夫，同时又重践履，久而至于洒落融摄之境。朱子在存有论上是理气二元。理是但理，气才是现实原则，理气二者之间是一种不离不杂的关系。然而在工夫论上，朱子却不喜隔离，总觉得偏于静便近禅学，于是形成一种忌讳。“万紫千红总是春”，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天命流行的体会，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故随即起疑，感觉到自己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后来力主持敬，所作纯是后天的持敬工夫，故终只能说心与理合，不能说心即理。故朱子根本排斥本体论的进路，以之为太高，无可凑泊。结果是他不赞成隔离，以之为无必要，在工夫上反二元。但他所成就的形上学则理是理，气是气，不能直肯定一天命流行之实体。这两方面又形成一有趣的对比。
  朱子依其分解的路数完成其独特之思想形态之后，乃不能不对延平式的入路有所批评，这乃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语类之中乃多是这类的批评，选钞一些如下：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
  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语类一〇三，此条叶贺孙录）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
  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
  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
  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一〇三，陈淳录）
  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
  曰：只是要见气象。
  陈后之曰：持守长久，亦可见未发气象。
  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一〇三，陈淳录）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
  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一〇三，沈化录）
  问：前承先生书云：“李先生云，赖天之灵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进？”盖李先生为默坐澄心之学，持守得固。后来南轩深以默坐澄心为非，自此学者工夫愈见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专。
  先生曰：只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须出来理会事。向见吴公济为此学时，方授徒，终日在里默坐。诸生在外，都不成模样。盖一向如此不得。
  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
  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一一三，训廖德明）
  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书有云：
  延平行状中语，乃是当时所闻其用功之次第。今以圣贤之言，进修之实验之，恐亦自是其一时入处，未免更有商量也。（答方宾王十五书之第一书）
  延平做内圣工夫，默坐澄心是黎洲所谓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朱子则以之为一时入处，两边差异可见。当然我们不能说朱子从学延平十年对于延平之所用心一无了解。
  李先生说，人心中大段恶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相续不断，难为驱除。今看得来是如此。（延平答问后录）
  延平之工夫在制心，朱子也自了解静坐的功能：
  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同上）
  然明道以至延平是以静坐为手段见体，既能见体，同时做践履工夫达于洒然融释之地，不必偏于滞寂。但朱子之看静坐，纯是收敛心神之一手段。对朱子来说，心属气，心与理为二事，故朱子服膺伊川之说，居敬穷理，动静一贯，实为另一形态之思路，乃对明道以至延平一脉相承的线索颇不无微辞。
  道夫言：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作何气象。李先生以为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之心要。而遗书有云：“既思则是已发”。昔尝疑其与前所举有碍。细思亦甚紧要，不可以不考。
  直卿曰：此问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厘，体用明白。罗先生探索本源，洞见道体。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观之则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况罗先生于静坐观之，乃其思虑未萌，虚灵不昧，自有以见其气象，则初无害于未发。苏季明以求字为问，则求非思虑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
  先生曰：公虽是如此分解，罗先生说终恐做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此说终于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经历多，故见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纷扰人观之，若会静得固好。若讲学，则不可有毫发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一〇二，杨道夫录）
  由此可见明道，伊川所传是两个不同的线索。朱子在此甚至拒绝直卿的调停，而必断为一偏一正，无稍假借。一般都谓中国人具服从权威之心态。普通中国人自比较尊重权威，倾向于合模，这是事实。但大儒则多具备批评反省的思想。朱子不苟同于延平，甚至对他尊崇的明道不无微辞，此其明证。朱子之所以最推尊伊川，也是因为他本人的体验思辨适与伊川相合，这才中心信服伊川的权威，正如我们要学好数学，必须遵从好老师的指导，相信他的权威同一道理。而即此并不妨碍朱子对伊川也有细部的修正，而更重要的，他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与综合，这才确定了朱子在宋学之中的地位。
  朱子一生强探力索，决不肯止于笼统的了解，故其思想屡经转折，历经辛苦，最后才完成他自己思想的独特形态。正因他肯去作众端参观的努力，绝不拘泥于一家言说，所以其思想的规模宏大，这是他的长处。然又正因他经历得多，慢慢培植一种自信，也不免显露一些短处。他的思想自成一系，毫无问题。但他遍注四书，而未自觉到他自己的一套，与孟子所传的心学，已有若干距离。更不能承认，由孟子的思想，可发展出一直贯型的思想，而断定心即理；他本人析心理为二，实不必切合孟子心学的本旨，虽则在他的思想规模之中，也可以透过后天的修养工夫使得心理为一。但就存有论的观点言，则心属气，而理气不离不杂，不能由本体论的观点谈心理为一。而任何人不像他那样作后天的持敬、读书、穷理的工夫，则朱子乃直斥之为禅，或至少以其差近释氏，偏离正道，不足取法。其实儒家做内圣工夫由延平式的默坐澄心入手，或如象山之先立其大，这些都和禅学没有关系。朱子并未觉察到他实未真正了解延平的思路，他只是通过延平，知早岁附会禅学之非，后来更越过延平而直承伊川的思想，乃觉得延平的入路还可以差近释氏去，于晚岁乃对之有相当批评。但朱子之通过延平实不是真通过，他只是借道延平而走上了他自己的思路。其实朱子并不能真正把握延平思想的基本形态，加上他对禅形成的一些禁忌，乃形成一些不相干也不必要的缭绕。在儒家基本的思想规模之下，尽可以发展出几种不同的形态，供人选择。但宋儒之一陋习为：每喜攻击儒学的其他支脉为禅。不只朱子本人每喜斥他人为禅，乃至他自己也被斥为禅，岂不可哂。而由此恰可以反证禅学力量在宋代之大。儒家之基本慧识虽与禅异，然不经禅之刺激则断断发展不出宋明儒家思想的特殊形态。这样的历史的事实是不容我们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