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朱子语类》（下文一般简称《朱子》）的方言背景，情况比较复杂，以下两个方面需要分别加以考虑：其一，朱熹平时讲学和答问时使用的是什么性质的语言？其二，门人所录是不是朱熹原话？如果不是，自然杂有记录者本人的语言成分，那么，记录者的语言性质和方言基础如何？
  朱熹讲学答问中说的是方言还是通语？如果是方言或有方言成分，会是什么方言？由于资料所限，这些只能通过朱熹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活动范围以及当时的语言使用情况等方面加以推测。
  朱熹祖先原在邹鲁（今山东），东汉时南迁过江，唐末昭宗天祐年间再度南迁至歙州（北宋改为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北宋末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朱熹的父亲朱松被任命为福建建州政和县尉，于是举家从婺源迁居福建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朱松改任福建南剑州尤溪县尉，第二年五月任满后寄居于尤溪城外的朋友郑安道家里。当时兵荒马乱，战争频繁。就是在这战乱之中，朱熹于建炎四年（1230年）出生在尤溪的郑氏宅中。①朱熹的祖父母、父母都是从婺源迁来，在家中说的应该仍然是婺源话。与此同时，朱松既然以理学知名，又入闽做官，自然应该能说当时官场和文人之间通用的语言。因此，从朱熹幼儿时期家庭的语言环境来看，他接触最多的应该是婺源话，同时多少会受到一些通语成分的影响。
  但是，从朱熹的周围环境和生活经历看，他在与友生交谈或讲学时不大可能说婺源话。朱熹出生在尤溪，8岁时全家迁至建州（今福建建瓯），14岁父亲病故，死前将他托付给崇安县五夫里的刘子羽、胡宪、刘子翬、刘勉之，因此朱熹15岁时与母亲一起移居五夫里，并葬其父于五夫里的西塔山。19岁考中进士，22岁任泉州同安县主薄。在朱熹一生的71年中，“除在江西、浙江、安徽逗留三年多外，其余近七十年都是在福建各地从事学习、著述、讲学、从政活动，晚年定居在建阳县的考亭。”①他的出生地、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早期的居住地、中年晚年讲学定居地都在闽北；他所从学的老师是闽北人，妻子（刘勉之之女）是闽北人，学生大多也都是闽北周围的人（详下），如果朱熹是个普通百姓或乡绅，那么他可能操着满口地道的闽北话。
  然而朱熹毕竟不是普通百姓或乡绅。在他生活的南宋时期，以汴洛方言为基础的通语早已形成。鲁国尧（1991）曾对宋词用韵进行过穷尽式研究，指出：“虽然有些词人的某些作品并不全合，但大多数词人的大多数作品是符合我们所归纳、分析出的18部的。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当时有一本大家遵循、人人翻检的词韵书，而是因为多数词人都是以当时的通语为准绳，例如闽音歌豪无别，林外据以押韵，但大多数福建人并不仿效；吴文英以庚青叶江阳，但其同乡史浩却依通语截然分用。北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汴洛的中州之音当即通语的基础，南宋虽偏安江左，并不以吴语为通语。词人按照通语押韵，相从成风，相沿成习，于是造成了宋词用韵18部的模式。”①在《朱子》中也偶然可以见到朱熹有关方音的见解：
  因说四方声音多讹，曰：“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朱子》3282页）
  朱熹这里是根据方位来谈论语音的正与不正，当然未必正确，但从中可以看出，在朱熹看来，洛阳音是正音，“闽浙声音尤不正”。这些都是从语音的角度说的。在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的变异和不同较容易感知，同时也是个人语言经历中很难改变的方面，正所谓“乡音难改”。既然当时的文人在语音方面以汴洛为宗，词汇、语法方面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朱熹远宗孔孟，并把道统的继承和发扬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思想上是比较正统的，在语言使用上可能比其他文人受到通语更多的影响。朱熹近宗河南程氏，而且亲自搜集、整理过二程语录，对二程著作十分熟悉，甚至对其中的方言俗语也深有研究。如：
  至之问：“‘学要鞭辟近里’，‘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语，一处说作‘鞭约’，大抵是要鞭督面里去。”（《朱子》1150页）
  问：“‘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如何是满腔子？”曰：“满腔子，是只在这躯壳里，‘腔子’乃洛中俗语。”（《朱子》1284页）
  可想而知，朱熹讲学时虽然不可能用满口汴洛俗语，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二程语言的影响则是很有可能的。
  朱熹的弟子虽然多数为闽北周围的人，但也有不远千里而来者，如亚夫来自四川涪陵，朱熹曾问他：“公数千里来见某，其志欲如何？”（《朱子》2790页）类似的记载《朱子》中还 有多处，如：
  从前朋友来此，某将谓不远千里而来，须知个趣向了……（《朱子》2846页）
  如近有学者持服而来，便自合令他归去。却念他涉千里之远，难为使他徒来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朱子》1122页）
  有这些外地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朱熹说的大概不会是纯粹的闽北话。此外，朱熹与张栻在岳麓论讲、与陆九渊在鹅湖会辩，大概说的也不会是闽北话。
  朱熹曾任职泉州同安、南康军（今庐山附近）、漳州、潭州（今长沙）及首都临安（今杭州），从今天的情况看，这些地方的方言与闽北话差别很大，当时亦当如此。朱熹在这些地方为官、讲学时，也不大可能讲纯粹的闽北话。
  综上可知，虽然朱熹讲学时所用语言的性质尚难以确说，但婺源话、闽北话、通语三方面都是应该考虑的。其中婺源话当为儿时习知，直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其母祝氏去世之前都会对他有所影响，但其母在闽北生活了四十多年，婺源话可能也有所改变。即使没有改变，朱熹与其交谈时可能说的是婺源话，但离家在外时，则不大可能说婺源方言。因此，婺源话的成分在朱熹讲学中可能体现不多，所以应该着重考虑闽北话和通语。可能的排列有：
  甲．纯闽北话
  乙．纯通语
  丙．闽北话＋通语
  如前所述，甲、乙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应该着重考虑丙。丙又有多种可能，如：可能是以闽北话为主，夹杂通语；也可能是以通语为主，夹杂闽北话；还可能有时以闽北话为主，有时以通语为主，根据场合的不同而不同。总之，在他的话语中，既有闽北话成分，也有通语成分，另外还可能偶有婺源话成分。综合朱熹一生的方方面面，大概可以如此推测：朱熹在讲学时，语音方面总体上可能以闽北话为主，夹杂有通语成分；而在词汇、语法方面，总体上大概以通语为主，夹杂有闽北话成分。
  接下来的问题是，门人所记是不是朱熹原话？如果不是，记录者的语言性质和方言基础如何？
  关于前者，朱熹门人黄干早已指出：“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①另一门人黄士毅在《朱子语类后序》中讲到：“盖有一时之所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首尾该贯；或不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某人同尔。”黄士毅主要是讲他编辑眉州刊《朱子语类》的体例，但也明确表明，各门人所录是侍侧问答结束之后，回到居所凭记忆补记的，并不完全是朱熹原话。这一点，通过《朱子》中同一次谈话的不同记录的比较，也确能明显看出。如朱熹与徐宇的一次谈话，徐宇、陈淳、刘砥均有记录，分别是（为便于比较，特分条对照）：
  徐：问：“曾子弘毅处，不知为学工夫久方会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
  陈：徐问：“弘毅是为学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当如此？”
  刘：居父问：“士不可不弘毅，学者合下当便弘毅？将德盛业成而后至此？”
  徐：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难为立脚。”
  陈：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无。”
  刘：曰：“合下便当弘毅，不可一日无也。”
  徐：问：“人之资禀偏驳，如何便要得恁地？”
  陈：曰：“人之资禀有偏，何以便能如此？”
  刘：又问：“如何得弘毅？”
  徐：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讨道理教他莫恁地！
  陈：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觉那不如此，更那里别寻讨方法去医治他！
  刘：曰：“但只去其不弘不毅，便自然弘毅。
  徐：弘毅处固未见得，若不弘不毅处，亦易见。
  陈：弘毅处亦难见，不弘不毅却易见。
  刘：弘毅虽难见，自家不弘不毅处却易见，常要检点。
  徐：不弘，便急迫狭隘，不容物，只安于卑陋。不毅，便倾东倒西，
  陈：不弘，便浅迫，便窄狭，不容物，便安于卑陋。不毅，便倒东坠西，
  刘：若卑狭浅隘，不能容物，安于固陋，便是不弘。不毅处病痛更多。
  徐：既知此道理当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当恁地，却又不能割舍。
  陈：见道理合当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见道理不当如此，又不能舍，不能去。
  刘：知理所当为而不为，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去，便是不毅。”
  徐：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这处亦须是见得道理分晓，磊磊落落。
  陈：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别讨一弘毅来。然亦须是见道理极分晓，磊磊落落在这里，无遁惰病痛来；
  刘：（无相应语句）
  徐：这个都由我处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财善贾，须多蓄得在这里，看我要买也得，要卖也得。若只有十文钱在这里，如何处置得去！”
  陈：便都由自家处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财善贾，都蓄在这里，要买便买，要卖便卖。若止有十文钱在此，则如何处置得！”
  刘：（无相应语句）
  徐：又曰：“圣人言语自浑全温厚，曾子便有圭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见得曾子直是恁地刚硬！孟子气象大抵如此。”
  陈：（无相应语句）
  刘：又曰：“孔子所言自浑全温厚，如曾子所言，便有孟子气象。”（引见《朱子》928—929页）
  三人所录主要意思大同小异，但词汇、语法却有较大差别。如第一句话是徐宇（字居父）的问，三录均用了副词“合下”，也都是选择问句，但差别也很明显。如，同为选择问句，但两个分句的顺序徐录、陈录的与刘录不同，所用选择连词三录也不同，分别为“或”、“抑”、“将”；徐录之助动词“著”，陈、刘均作“当”，而徐、陈的助动词在副词“便”之后，刘录在“便”之前；徐用“恁地”，陈用“如此”，刘用“至此”或直接写出所指代的“弘毅”，并且这则对话中“恁地”共出现8次，均见于徐录之中，陈、刘只用“如此”。这三个人分别是浙江永嘉人（徐宇），河北临漳人（陈淳），福建福州人（刘砥），三人所录不同，一方面是因为各人语言风格的差异（如有的好文，有的好白），另一方面应该和个人的方言基础有关。
  以上这些都表明，门人所录确实不会是朱熹原话，但是门人一般也不会无中生有，凭空自说，朱熹原话对记录者自然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的。所以，《朱子》作为语料来说应该是朱熹原话和记录者本人话语成分的混合体。①
  据《朱子》卷前《朱子语录姓氏》，《朱子》所收语录的最初记录者共97家。这97人的话语成分在记录时都会有所反映，其中也应该包含通语成分（包括通用书面语成分）与个人方言成分。通语成分与朱熹一致，那么，方言情况如何？
  这97人中，《朱子语录姓氏》标明籍贯者80人，未标明籍贯但据《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可以考知者6人，籍贯无考或“不知何氏”者11人。其籍贯分布是：在已知籍贯的记录者中，福建人最多，共33人，约占34％，又主要集中在闽北的建宁、邵武、南剑、福州四州（府、军），共28人。与闽北接壤的江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东路的记录者也是相对较多的，总数达41人。其他地方的很少，长江以北的记录者只有河北西路相州临漳人（今河北临漳）陈淳、石洪庆两个①。
  可见，记录者的地域分布与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动区域一样，主要是闽北周围，他们中多数人的方言基础也应该与朱熹基本一致。因此，把记录者的情况考虑进去之后，仍然可以笼统地说，《朱子》的语言性质主要是通语（包括通用书面语成分）加闽北方言成分。当然具体到不同的记录者，方言成分的多少和类属会有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