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论文意欲对朱子与书院所从事的关系如何，作一探讨。但在讨论以前，精舍与书院的关系，必须先予厘清。
  （一）精舍之原始义
  “精舍”，源于《管子》，在《管子》书中，有谓“定在心目……可为精舍矣”1。从一开始，“精”字意谓精纯，而非意谓惊奇（wonder）或精质（essential）。《管子》一书，传统言之，认为属于管仲，但大半学者都相信朱子的说法，即《管子》书杂，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2《后汉书》记载，包咸习《论语》，主精舍讲授。3许多其他儒者，在这时亦各有其精舍。4这一名词的原始义，意谓儒者讲习之所。但是不久道家亦用此名词，作为他们养生修行的所在。据孙策（一七五—二〇〇）传记载，时有道士，立精舍，烧香，读道书。5四世纪，佛家用此名词以译vihara，这是指佛家潜居的地方。6当陆象山（一一三九—一一九三）门人（译按：指彭兴宗、世昌）于一一八七年邀请象山讲学，结一庐以相延，象山亦喜其山林之胜，自为精舍。象山寄书其门人（译按：指杨敬仲）：“精舍二字，语出《后汉书·包咸传》，（其初意为）儒者讲习之地，甚为无歉。”7此正显示原为儒家之名称，为道佛所借用，而在十二世纪，与儒家用途，并不相同。
  （二）朱子所建第一所寒泉精舍与第二所武夷精舍
  但是，朱子于一一七〇年在福建建阳县，距城十二公里，筑舍于其母墓侧，称为寒泉精舍，此即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于一一七五年来访朱子留止之所。两儒合纂第一部新儒家论文集《近思录》一书。一一五四年至一一五六年间，朱子时年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主簿福建同安时，引发不少学子。他的第一个门人或系许升顺之，那时许才十三龄。8但其他诸生，从游者亦众。9一一七〇年以来，朱子深以觅一处所，以供来游诸门人歇居之需要。吾人得知有不少门人来寒泉精舍从朱子游的记载。10《语录》最早的记载是在一一七三年癸巳。11当我在一九八三年意欲访问精舍，建阳人士告我，甚至不能测定精舍方位之所在。
  一一八三年，朱子建立武夷精舍于福建北部风景幽美之武夷山。此地顿形忙碌，学者与门人闻风盛集。12当王阮尝谒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请益，栻谓：“当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13自武夷已成为学术中心以来，关于武夷精舍，便有了完整的描述。武夷风景引人，朱子往来于山间达四十年之久。朱子生平，咏武夷风景诗最多14，其精舍位于大隐屏峰下两麓相挹之中，在武夷河九曲之第五曲，地广数亩15。为屋三间。主要者为仁智堂，朱子自称堂主。16正厅左斋为朱子之起居室，右斋为客厅。在山之右麓与石门后进，为学子之群居。向南前进，以居道流。有亭台，有岩石。凿以石座，可供八九人坐以饮茶自娱。许多学生筑舍于河旁。进入精舍山区，非鱼艇不济。朱子深信山中有仙灵，又谓“除是人间别有天”17。朱子曾发现传统中圣皇伏羲神像，并拟装置于精舍。依照中土传统，伏羲画八卦，为中国形而上学的基础。18
  朱子咏武夷精舍诗中，曾有一首，称“山水为留行，勿劳具鸡黍”。其时朱子在精舍数里外山中，差主管冲佑观，一闲职，无实责，无官舍，但尽有讲授与撰写的时间。收入微薄。因之，精舍非常简陋，用当地之木竹为之。一次胡纮〔隆兴元年癸未（一一六三）进士〕来访，因朱子未飨以鸡与酒，深觉难堪。及一一九六年，纮为监察御史，朝廷诋朱子道学为伪学，纮奏劾朱子六大罪，导使朱子解职侍讲并从此结束了宦途。19
  精舍何时改名书院今已难知。就书院言，迭经沧桑，不少复建与扩充。一四四八年书院毁于兵燹，朱子第八代后裔，就其地重建，名之为朱文公庙。在一九六〇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此精舍及文公庙内部，均系一七一七年重建，以及在朱子像两厢门人的木牌位，俱依然无恙。但我在一九八三年访问时，仅精舍相隔五米半两墙之一部分以及其木窗，尚能保持其原始形态。其旁文庙，已重建作为会堂，现则用作疗养院。武夷管理当局说，他们将对精舍空地重建，并尽量恢复宋代旧观。在山中再向前行，但尚在步行可及之距离，有一石拱门，用以纪念叔圭精舍，据说在一一一五年为江贽所建，贽字叔圭。贽致仕后，建此精舍隐居。叔圭精舍之得名，或为贽殁后用作纪念，良以江贽在生前，或从未想及拟以己名名之者。
  （三）朱子所建第三所竹林精舍
  朱子所建第三所精舍，为在距武夷山南八十公里福建建阳的竹林精舍。一一九二年，朱子从崇安县五夫里迁至建阳考亭。因朱子每赞考亭风景之胜。朱子之父韦斋（朱松，一〇九七—一一四三）尝以考亭溪山清邃，可以迁居。朱子特建一小屋，称为考亭书堂，以示怀念其亲。迨至一一九四年，学者益众，朱子乃于其宅之东，建竹林精舍。所有年谱均显示，在一一九四年所建之竹林精舍，后又更名沧洲精舍。20在戴铣《朱子实纪》中，他特别解说此新名之采用，乃由于其地四周环水。但一般传统，是说新名意谓隐者之居。朱子在一一九五年侍讲解职以及退休至建阳以后，自称遯翁。没有人能特予指出此名何时所改。我曾为文辩论此一传统。我发现朱子在一二〇〇年去世前数月，从未有人用过沧洲之名，而常用竹林之名。假若朱子果改称沧洲，当他在一一九五年自称遯翁之时，就会改名沧洲。我也发现一直到朱子殁后，沧洲之名才出现，而且因朱子已用遯翁，大家乃开始用沧洲之名以符合“遯翁”的含义，尤其是因为朱子已经自称沧洲病叟。但朱子用其名，仅一月即去世。当其病重之际，他不会耗其精力去改变精舍的名称。因之，我的结论是，因为朱子已采用遯翁之名，以意谓退隐，以及沧洲病叟以意谓沧浪之侧一老夫，大家乃在其去世之后，始用这沧洲之名名其精舍。卒至沧洲反较竹林有名。21或者朱子后学，以竹林原为佛教中所普遍沿用，其名过于佛教化，因而改称，亦有可能。吾人必须指陈，例如在《朱子实纪》的《年谱》中，于一一九五年所用考亭精舍一名，其意非指另一精舍，而是考亭的竹林精舍。
  在这三所精舍中，以竹林精舍最为重要，这因为朱子的许多有名弟子都在此处从游于朱门，而且许多语录都是在竹林中记载的。一二二五年建阳县宰建祠以供祭朱子。一二四四年钦命将精舍改称考亭书院。多少世纪以来，书院坏而复修，修而复坏，甚者书院坐落亦有变动。一九八三年，我访问建阳，其县府文化委员会有人陪侍。学院长二百米，宽五十米。学院原有三层楼的孔庙一所。朱子祠屹立其侧。朱子石像，伴以三位及门弟子黄榦、蔡元定与刘爚，以及一位私淑弟子真德秀的木位，庙中有许多颇具书法的石牌。不过，所有建筑物俱荒毁已久。迨至一九六四年，实际上已无一存。在石拱门之旁，仅有一墙的基石，于今尚存。此地现为一菜园。四周开始即已成稻田。
  “考亭书院”四大字，为理宗皇帝（一二〇五—一二六四）所写，横刻于拱门门额。匾额右为一五三一年四月，左为重建此拱门官员之姓名与职位。匾额上端，刻有四字为康熙（一六五四—一七二二）所题。这些题款，都出现于拱门两旁。当我造访其地，拱门屹立临近河边，进路为水所淹。由于上游建造一所抽水站，水平增高。文化委员会经过一条河道，将拱门移往山边。该委员会为整个院址，已有一幅修复计划的蓝图，意欲尽量修复旧观。
  在那个时代，以一人之力，建筑三所精舍，应该是不寻常的。吾人可否这样说，朱子是不是有意从佛道两家手中，夺回这种体制，因而确切指明这是儒家的传统？这是一种颇具兴趣的想法。更有趣地，吾人还记得陆象山在一一八七年，必须用“精舍”之名以正名，说明是儒家故物。
  或者尚可争辩，精舍一词，在朱子时代以前，早经儒者采用。在早吾人曾说及一一一五年，叔圭精舍即已建立。在朱子第十六代后裔朱玉所辑的《年谱》中，朱子父卒于环溪精舍。在这两个例证下，我深信精舍名称后来乃采用。有如我曾经说过，叔圭不会想到用己名以名精舍，其他《年谱》中，都说朱父韦斋卒于寓舍。
  （四）精舍与书院之关系及其演变
  精舍与书院两者间的关系如何？书院初义为一场所，用作保存与编纂书籍，而精舍则是隐居之所。渐渐地演变，两者同为讲习之地。由于这种共同功能，精舍亦称书院。虽然朱子的精舍不称为书院，但精舍亦指称书院。22一个最显明的例证，便是在一一九四年一所新书院开院的释菜之礼。在《文集》中指为精舍者，而在《语类》则称书院。23朱子本人亦尝称书院为精舍。24作者们亦尝视精舍如书院。25但是，吾人已指出，这两个机构，是迥然不同的。精舍最早为儒家所用，后来又为道佛两家沿用。但当儒家用精舍混同书院时，佛道两家则从未用书院来混同他们的精舍。26我敢于再有一言，在朱子时，书院可私可公，但精舍则纯为私人。不仅如此，书院有正式组织，有院主，有捐赠等等。至若精舍，则单纯地与某一学者相关联。在这种例证下，当精舍指谓有如书院时，其意谓正厅为藏书之所，正式讲授与讨论，亦都在正厅举行。我深信竹林精舍的情形正是这样。蔡沈（一一六七—一二三〇）在《朱文公梦奠记》详细描述朱子将不起的最后日子的活动。他说这些活动，都在楼下书院。27朱子每日早起，子弟在书院升堂，列拜炷香，这里所指书院，或者即指这个正厅。28
  朱子很简明地说明精舍转变到书院的情况。他说精舍原为学者群居讲习之所。其后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乃变为书院，有如岳麓、白鹿之类是也。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宫，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29白鹿洞情况尤差。
  （五）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乃北宋时为负有盛名的书院之一，但至南宋时亦随同其他书院，湮没无闻。朱子在一一七八年差南康军。30到任次年，即优先复建白鹿洞书院。据朱子请求复建白鹿洞书状，白鹿洞在庐山距南康城约十余里。31此地乃唐朝李渤退隐之地。在南唐时，曾建立一所书院，用以纪念李渤。此是一所官学，土地为捐献。有宋初期，学员尚有数百人。但随着官学的成立，这所书院，已告消失，甚至亦不知坐落所在。经过寻找，勉能略知其地。城之东南隅，山景最为幽美。此地约共有百所的佛寺道观，但此仅有的儒家精舍，已不复存在。朱子谓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加以修立。32抑有言者，李渤有一白鹿，而且约在八二六年，他是郡守。此地名为洞，并不是因为此是个实有的洞穴，而是因为这广大面积，环绕皆山，因而视之有似洞穴。
  朱子一一七九年四月，差主管南康。到任一月，乃命学吏访其遗址。33寻访之初，刘清之（字子澄，一一三九—一一九五）既裒集故实来寄，复得樵者指告，因而寻得其地。34这便是星子县。35四面山水，风景清邃36，在五老峰东二十里37。朱子立即奏状申修白鹿洞书院。38星子令王仲杰及杨大法教授董其事。39王仲杰实为之主，以朱子仅提及王仲杰之名，并欲附其名于吕祖谦所撰之《白鹿洞书院记》。40始议时，只欲就其故基，度为小屋二十余间，但节缩经营，仅建五间，即已了毕。41此种重建计划，肇始于淳熙六年十月（一一七九），讫功于次年三月。42白鹿洞已毕功，行释菜礼并开讲。43朱子答书蔡元定有谓书堂高敞，远胜武夷，亦多容得人。44
  朱子即首先奏请皇帝颁赐书院敕额。朝廷迟迟未复。朱子乃于一一八一年续请颁赐。很显明地朝廷对书院重建之议，颇为冷淡。据朱子所知，朝廷以为此地既有府学县学，无须耗资于重建学院计划。45但朱子重建书院之个人理由，将在以下申释。朱子捐地四百八十七亩，俾书院以固其基46，尤关心书院之需多买田地47。朱子请丞相举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废官。其禄赐，略比于祠官，48俾得读书讲道于其间，有以遂平生之怀。朱子南康任满，迄未获派是项任命。旋又有他命。不过，朱子在他《白鹿洞赋》中，自称洞主。49朱子于一一八〇年九月，举荐杨日新充白鹿洞院堂长，实主其事。50
  （六）书院的多种功能
  在北宋早期，书院执行讲授、保存书册与祭祀先圣先贤的三种功能。不过，朱子所希求于白鹿洞的功能，更为广泛。我们简略地讨论如下：
  （1）讲授：吾人不知在朱子时，书院有诸生若干？开创时仅欲养其生徒一二十人，51但是吾人仍不知究有诸生若干实际入学。不过吾人确知朱子门人，至少有十六人与之游。其中有盛名的门人如李燔、胡泳、曹彦约（一一五七—一二二八）与蔡念诚。52朱子有一创新计划，即今岁科场解发、赴省待补之士二十有八，齐来书院。此时正值白鹿诸生假期，各已散归，并可给馆致食以俟。朱子又坦诚诫示诸士，士之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书院山林阗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53前代有无提供此种诸生给馆进修计划，殊属可疑。
  （2）“学规”：朱子以为为学之意，莫非使诸生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为达致此一目的，朱子辑成《揭示》，揭之楣间。《揭示》通常称为“学规”。但吾人须了解，这些学规并不意谓强迫性的教条，而只是道德的箴言。《揭示》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
  右为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第二十章。“谨”原作“慎”。避孝宗讳改）
  右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第五章）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易经》第四十一《损卦》，第四十二《益卦》）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五十六《董仲舒传》）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三章）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孟子·离娄》上，第四章）右接物之要。54
  在白鹿洞书院于一一八〇年三月告成之后，此“学规”即予揭示。朱子为跋说明此为教人为学之大端。朱子又谓，近世于学有规。依朱子意，此种制度，其待学者，亦已浅矣。朱子所望于诸生，在能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最堪玩味者，即在所有引述古代儒家经籍之外，有一条引自董仲舒，而董仲舒则从未被视为儒家道统之嫡传。无疑地，朱子极力重视动机论。
  虽则“学规”所概括的，仅是一些引语，但在朱子前后，还没有像这样一种标题似地，能对儒家伦理道德，如此简明扼要。此实为一种合乎理则的文献。学规始于五伦，继述为学之序，为学要义，如何修身，如何处事与接物。
  朱子门人程端蒙（一一四三—一一九一）与董铢（一一五二—一二一四）在一一八七年合撰《学则》，特别讲求衣冠必整，凡坐必直之道。自表面观之，这样严谨的《学则》与朱子“学规”的精神相违。但是这类学则，并非行之于书院，乃施之于小学。朱子在跋其《学则》中，有谓：“程端蒙与其友生董铢共为此书，将以教其乡人子弟，而作新之，盖有古人小学之遗意。”饶鲁（壮年一二五六）于一二五八年，合辑此种学则与朱子“学规”而并揭之，并为之跋，有谓一则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学之遗法。55自此以后，“学规”“学则”，相与并提。
  朱子“学规”的影响，不能夸大。许多书院包括岳麓书院在内，都自订其模式。大家都激起一长系列相似的“学规”。最著名者，莫如明代大儒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的《规训》与东林学派顾宪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的《东林会约》。胡居仁列举六大基本原则：正趋向以立其志，主诚敬以抒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与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而且引述古圣先贤的语录，以充实其每一论点。56顾宪成仿朱子的“学规”，于《会约》前，列朱子“学规”。顾谓他不过发挥“学规”之说，而不敢妄为增益。他列举“四要”（知本、立志、尊经、审几）、“二惑”、“九益”与“九损”，周详恳到。57一般认为朱子“学规”，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58此种学规，不仅在书院中，整合了伦理道德的导向，也同样影响于官学。《大汉和辞典》曾举出八部书，与朱子“学规”有关。此八部书俱是日本有名的新儒家所撰，包含日本杰出的新儒家山崎闇斋（一六一八—一六八二）与佐藤一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这正可量度“学规”在日本的影响。59
  有谓朱子“学规”，乃受佛门清规的影响，尤其是百丈怀海（七二〇—八一四）之《百丈清规》60。我殊不以为然。《百丈清规》在朱子时，早已大半散佚。随后重编。其中有八篇，多为宗门诗偈，并讨论佛寺组织、烦琐礼仪等。假若朱子以之为模式，则其“学规”必变得非常烦琐。我深信朱子亦不需要这一种模式。要言之，朱子在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创意。若说朱子需要一种模式，那他会之于心的一种，无宁是吕大钧（一〇三〇—一〇八二）的《乡约》。《乡约》列有四大类，“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与“患难相恤”。61朱子于《乡约》颇多感发并加以增损。62
  (3）课程：在书院中所授何课？所用何书？吾人并无资料。吾人仅知《孟子》与《管子》为日课，63虽则是后于朱子之时。在《文集》卷七十四，在《白鹿洞书堂策问》与《白鹿洞书院学规》两者间所保存的文献，都显示其重点多在《语》《孟》。除强调读书之要外，对《语》《孟》这些经典，都有专篇。（译按：此即《孟子》纲领与《论语》课会说。）与朱子在一一五三至一一五六年任县主簿时，同安县学中课授与问答相较，显而易见地，以前侧重者为所有儒家经典，而现在则仅侧重选授几种。朱子在一一九〇年辑纂《大学》《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为“四子书”。在以后的数百年，“四书”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吾人可否设想，在白鹿洞书院所授的课程，乃是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呢？
  （4）讲学：朱子当官事有暇，偶亦亲自主讲外，他在一一八一年二月邀请陆象山讲学于白鹿洞书院。象山偕其门人来访，请朱子书其吕祖谦为其兄撰墓志铭。象山应朱子之请，选讲《论语·里仁》第十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泪下，朱子复以子静（陆象山）讲义刻于石。64
  有的想到象山此讲，实开明代会讲之先声。65我则以为象山主讲，最多只能视为后来主讲进展到讲学会场之一雏形范例。会讲之会场，备有筵席，等等，是很高等的组织，而且常常进展到讨论时，不止一位主讲者。朱子开放白鹿洞书院之门，以延请一位与他学旨相反的主讲者。这种激烈转变，必然导致明代讲学辩论之风。多少世纪以来，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有名之士，不胜其纪。若干成员为朱子门人。
  （5）供祭：当白鹿洞书院在一一八〇年三月建成，朱子率诸生恭修释菜之礼，以见于先圣孔子，并配以孔子高弟颜子与孟子。66一一八一年，朱子在南康解职。继任为钱闻诗。朱子需要立一孔庙，而不须像设。朱子主张在供祭时，于其地立一牌位即可。钱子不以为然。朱子则谓，若必须像设，只塑孔子坐于地下则可，以免孔子有匍匐就食之饥。此亦适朱子在别处所见之例。但对朱子言，实犹有所憾，因钱子又不谓然，仍塑一立像。后来朱子撰《跪坐拜说》一篇，文中追叙顺从钱子之议，但以其事之本末，揭之庙门之左。67在一一九二年，《语类》中力谓塑像高高在上，甚无义理。68一一九五年时，朱子致书友人（译按：曾致虚），犹追叙其事，为之怅然。69
  朱子并没有在学校中开始行祭孔之礼。不过，他在重建书院落成之日，祭告先圣，而且在他的精舍，供奉孔子，开始他的日课。他强调供奉孔子在教育上的重要。渐渐地，祭孔在书院中，也具有引人入胜的地位。纪念北宋新儒家，尤其是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朱子本人的特别祭坛与祠堂，都已建立。最后若干纪念朱子的祠，变为书院，而若干书院则又变成朱子的祠。许多书院，自然也有其乡贤的祠或是属于他新儒家学派的祠。但大体言之，书院中的祠，都是专为纪念朱子学派的新儒家的。换言之，书院的供祭，都非常密切地关联着朱子传统的新儒学。
  （6）藏书：当白鹿洞书院开创之初，未有藏书。朱子致书各官员，请其捐献。亦有少数复书捐赠数册。70朱子亦自捐《汉书》四十四通。此乃朱子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以先人所藏《汉书》为谢。71又奏乞朝廷颁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版本《九经注疏》及《语》《孟》。72但是即在他离开南康任所，书仍未到。在一一八一年的奏劄中，再向朝廷请求，终从其请。73除搜集书册外，朱子亦饬人将邵雍、程颐与其他诸儒著作，刻之于石。74最堪玩味者，在十七世纪初期，书院藏书中，并没有朱子指导其门人所辑之《小学》一书以及他与吕祖谦合纂之《近思录》。75
  为使书院重建的本末，传之后代，朱子商之吕祖谦，为之记并刻之于石。朱子对此事异常郑重。他与吕祖谦对初稿一段一段地反复讨论。76最后记文定本，朱子以二本分寄二友人77（译按：其中一人为梁文叔），并请隶书入石78（译按：系请黄子厚）。定本较原稿甚短。79吕记中撮要有三点：儒家须迎头赶上释老，重振儒家声势，加强学制与提倡圣学。正如吕记中所指陈，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书院委于榛莽。朱子更为具体。据朱子按考，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至于学校，合军与县，仅有三所。80今佛老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81这显示儒者之学，已受厄于异端。
  吕记中亦慨叹由于王安石之反对，未能采纳程明道（程颢）学制之建白。颢建白朝廷一种教养考察宾兴之法。其法为凡有经义明达、德业充满者，自县州郡举升于太学，朝廷任官，亦以此贤能为依据。不幸王安石当政，实行新法。两程兄弟虽激烈反对，但安石仍求急功近利，认明道之议不切事情，其议遂格。驯至其结果，在策试与在学校方面，文章章句之学盛行。82程氏兄弟与朱子以此种文章词句之学实为俗学，不足以尽圣人之教。在朱子，亦如两程兄弟，学在学圣人。其学旨，朱子在《白鹿洞赋》中，有两诗句颇足以撮其要义：“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83明诚的观念，源于《中庸》第二十一章。但到了张载益能发挥其旨，并把明诚与德性与知识的关联予以平列。在张载《正蒙》第六章《诚明篇》中，张谓人若能变化此导致人欲之气质，即可复其原为天所赋予之天理。此种变化，仅能得之于德性之知，而毫不萌于见闻之知。84
  敬义之说，当然是《语》《孟》中的教义。不过，以敬义并列地阐释，实是程氏兄弟特殊的贡献。85这些儒家基本教义，为官学所忽视，而官学只着意于文章之学。有如吕记中所强调，书院重建，乃在重振关洛之绪言，重窥张程之门庭。书院之复，岂苟云哉。86此诚朱子与吕祖谦反复讨论时之论点。书院重建，并非有意取代官学系统，亦非改变教育导向。但在朝之士或将视书院之设，纵不构成威胁，实乃一种挑战，则可以预见。此即可解释朝廷之所以厌于以及持久地延缓颁赐匾额与书籍之故。
  当朱子罢归，诸生相饯于白鹿。87朱子极关怀书院前途。他致书白鹿长贰，以书院经雨隳损，想已加葺治，以及闻又得宣城书籍，俱以为慰。并垂询诸生今几人。88朱子复致书友人杨伯起，忆叙白鹿旧游，恍然梦寐。89在朱子离后，其门人在讲堂之西，立祠供奉。但由于朱子之请，其祠遂废。朱子殁后乃立祠以祭，并以祀其他新儒家。90
  书院前途，得力于朱子两位门人李燔（一一九〇年进士）与张洽（一一六一—一二三七）。二人相继为白鹿洞书院堂长，黄榦、陈宓（一二二六年卒）讲学于其间。91其后杰出新儒家如胡居仁以及阳明高弟蔡宗兖，亦继长白鹿洞。王阳明曾捐地，其高弟邹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并为周敦颐、朱子、陆象山与王阳明诸儒作传，以教书院诸生。92许多卓越的新儒家与书院之关系，几不可分。不过陈献章（陈白沙，一四二八—一五〇0）在五十四岁，邀请为书院堂长时，却拒受其请。白沙宁愿留粤。93（七）庐山及武夷与朱子的两项传奇
  书院不仅与诸儒几不可分，在庐山还有一个代代相传信仰方面的传说。一般庐山居民也多认同于书院。居民相信朱子终生居在山中，具有超人力量，没后葬于山中。依照传说，一个狐狸精假冒一年轻妇人，来与朱子同居，并服侍他。此一妇人，带来价值连城的珍珠，劝说朱子饮吞，然后便可变成朱子大智慧的源泉。后来，另一青蛙精，亦同样冒作年轻妇人，也来与朱子同居。某天，两妇人勃溪相争，次日俱消失。在书院的一座老旧的桥下，发现死去一狐一蛙。朱子在书院的林下，葬之以礼。94
  在武夷山，我听到类似的传奇。依照这个传奇，一年轻妇人名丽娘，来到朱子的书室，并与之同居。不多时，一对摆渡乌老头夫妇警示朱子，此一年轻妇人系一狐狸精，是来偷窃朱子所承继的玉碗。当朱子似不信其说，此一对老夫妇乃以秘密窃窃私告。于是朱子夜夜提防。此年轻妇人紧随朱子。但最后入睡，二支碧绿玉筷从她鼻孔伸出放光，最后坠地，形成狐狸形影。当她醒来，她承认是一只狐狸精，在此山中修炼，已有一千年。她说，此一对摆渡乌老头夫妇，为她所训练，实是两只乌龟精。她接着说，没有这筷子，她必须离开此地，说完顿时消失了。朱子懊伤之余，在窗前执笔记其事。但此笔飞驰如矢。当此一对老夫妇被射中，立现原形，原是一对乌龟。某一天，当朱子散步于花间，他发现一只狐狸死于其中。朱子也敬重地予以埋葬。此一对龟，被罚成为崖石，迄今仍躺于武夷山八曲河岸，状若石龟。95此成为庐山传奇之来源，因为武夷山曾是许多神话的渊薮。
  庐山居民至今是否仍然相信此一传统，诚不可知。不过它确是一个白鹿洞书院传统持续传之久远的一部分。更具体的传统，是其场地与建筑。当我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往访这书院，我发现其情况非常之好，维护得也很好。这在几百年以来，历经无穷的毁坏与重建之后，是很难得的。在大门口，有一公告栏，附有书院布置图。由午乾门进入。有六个石柱，柱上有三幅匾额，颇有艺术模样，但无题碑。午乾门约四米半高，九米宽。在明代建立。由大门进去，我们在两旁可发现有荷花池，荷花盛开。据说为朱子所种植。大约再距四米远，是礼圣门，上刻“白鹿书院”四大字。此门双层屋顶，看来像一座建筑物，不像仅仅是一走道。右为御书阁，曾用作守藏宋代一皇帝所颁赠的“九经”，但现在则用作其他用途。再往礼圣门前进，约四米，可到达礼圣殿，一般称为孔庙。在清代曾重建三次，而在一九六〇年以来，全毁于“文化大革命”。在我往访之前一年重建。殿中未藏有圣像，但有吴道子（七九二年卒）所画的石刻像。礼圣殿右侧为明伦堂，一四三六年建立。维护完好，虽然进门口两石柱上朱子的对联，有一个错字。在堂后，在另一建筑之下，有一路基，路基下有一小洞，内有一个白鹿，四足站立。据说是明代雕刻。在礼圣殿左侧的公园内，有许多书法的石碑。有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此后，公家建造了三座墙，来放置一百三十多个石碑，大半为明清选品，其中有邹守益的书法石碑。更有意义的，是朱子的《白鹿洞赋》、陆象山的“君子喻于义”讲章，以及二贤的“书院学则”，程端蒙与董铢二贤合撰的“学则”，很完整地刻在一个石碑上。公园中有红褐色的丹桂花，据说亦为朱子所种植。这是个疑问，但是可能的。“风泉云壑”四个大
  字的真迹，刻在悬崖上。还有两个大小一样的字（约二百平方厘米）“枕流”，在溪流之中。吾人诚不可知朱子有无真的枕于崖石之上，但他一定会跟许多友人共享此崖，此溪，与此许多亭阁之乐。
  （八）朱子重建岳麓书院
  朱子所重建的第二所书院，就是同负盛名的岳麓书院。一一六七年，朱子访张栻于长沙，那时张栻正在长沙讲学。朱子曾从其师李侗（一〇九三—一一六三）受学。其说为默坐澄心而后察识。朱子不满其说。朱子闻张栻受学于其师胡宏（一一〇六—一一六一）。宏之说，则为先察识后涵养。朱子欲往与张栻讨论其说。所以在一一六七年八月，朱子往长沙，门人二人侍行。据其中一人范念德说，两先生论《中庸》要义三日夜，而不能合。96《中庸》之义，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97朱子及门人留长沙再阅月，与南轩（张栻）偕登衡岳。旅游中唱酬诗达一百四十九首，十一月廿三日与敬夫（张栻）别。98
  王懋竑谓朱子与张南轩讲论，于《文集》《语录》皆无所考。99但据《岳麓志》，两人论《中庸》要义有一月。100《岳麓书院通讯》也说，朱子讲学于其间，并亲书“忠孝廉耻”四个大字刻于石，至今仍藏存书院。朱子也为书院场地的若干巷道与亭阁，或题名或题额。101虽说朱子在书院有无讲学，并无记载，仍可以十分合理地推测，朱子是会在那里讲学的。
  一一九三年，那是二十六年后，朱子除知潭州荆湖安抚使，据点长沙。朱子次年五月到任。朱子发觉书院未获完善修理，立即计划重建。到任两月，他开始革新重建书院。他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增员额并别置额外学生十员。日供米饭与廩给，并请醴陵黎贵臣贡士充讲书职事102，国子助教郑一之103同行措置104。朱子揭示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培养岳麓诸生的德行的准程。105
  第二，朱子重建岳麓书院。依据最早现有一四三一年的《年谱》，朱子拟在爽垲之地重建书院。106朱子在与蔡元定书中，讨论岳麓坐落事甚详，告知元定前次画图，乃廷老所定；彦忠反对，较喜另一坐落，合在风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他属廷老更画图；又恐代者乃一毁道学之人，将败其事。107朱子离任以后，书院是否重建，没有记载。但吾人确知此项修复工作，已经开始。108王懋竑没有看过最早的《年谱》，是以反对较后各《年谱》的同样记载。他力辩朱子至潭，牒委教授与黎郑两君同行措置，而绝未有改建之议。李、洪两《谱》俱言改建于爽垲之地，未详所据。109不过朱子书牒，仅关切到别立员额，并不需讨论重建事。至若书院最后的坐落需要再设计，那都不排除这个重建计划最后的采纳与执行。总之，在王懋竑提出反对之前与后，书院之重建，已无问题地被学者所接受的。
  在湘江西岸的湘西精舍，王懋竑亦提出质疑。朱子致书友人刘智夫，谓“渠（廷老）为作湘西精舍已成”110。朱子又致书其继任王谦仲枢使，请其“得赐一言，俾遂其役”111。最后复谓“湘西扁牓，饶宰寄示”112。懋竑力辩谓岳麓乃朝廷敕额，即改建不容别为之名，又不容别有匾榜。岂岳麓未改建而饶宰别为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信。113设若懋竑看过《岳麓志》，则可以释疑，因其明谓湘西精舍筑于河旁也。114予疑精舍乃书院宿舍之类。
  第三，朱子曾讲学于岳麓书院，而且吸引学者多人。根据现存最早的《年谱》，学者由邻郡集来长沙者至众。朱子虽郡事甚劳，夜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恳恻指导，闻者感动。115据《岳麓书院通讯》，书院中有诸生千人。书院池中水涸，难供马匹。116若说这是一种夸大，但在郡学与书院里，都有朱子讲学的记载。在《语类》里，有这样的记载。甲寅八月三日，是晚集聚于先生之长沙郡斋，听讲请教者七十余人。讲论重点，集中于读书之须涵泳。朱子坚以读书须要涵泳，须要浃洽。117虽说讲习地点，是在朱子的郡斋，但若说仅郡学学员参加，这实在不合情理。即使不是很多，若干参加的人，必定是书院诸生。这也有朱子在书院讲学的记载。有一次，先生（译按：指朱子）至岳麓书院，抽签字，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两人讲解，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并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朱子惘然地云：“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但由于书院与郡斋一江之隔，又多不暇，不能如愿常来。”朱子又云：“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岳麓书院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于是朱子继续讲到《大学》首句“明明德”118。朱子心目中的规程或者就是朱子最后为长沙岳麓书院所采用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根据所有《年谱》，朱子留长沙三月。虽治郡甚劳，但夜则和诸生讲论。
  （九）岳麓书院的景况
  湘西精舍，今已无从查寻。但岳麓书院则是非常完好状态。卓越的新儒家如张栻与吴澄都曾撰写过这书院的光荣往事。数百年以来，这书院有毁，有重建，也有扩充。许多建物，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明清两代的建筑物，还是完善地维护与修复。重建工作，较之任何其他教育机构，做得非常有力，也获致很大的成效。在二十世纪，书院作过许多学校的用途，在一九二四年，此书院变为湖南大学的第一院。一九八二年，大陆宣布长沙为一个文化历史的城市，书院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迹。当我一九八三年往访书院，导引我的，有岳麓书院研究所的所长、几个研究员，以及湖南社会科学院的成员。我们进正门以前，来到赫曦台。朱子在一一六七年为之取名。这台原在岳麓山巅，书院背后一个关键的位置，可以观日。这座台，日就湮没。一七八九年，院长在现址建一亭；一八二一年，此亭仍取名为赫曦台，以怀念朱子。在我访问以前，刚好改造与油漆。接待我的人告诉我，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切于此亭，因为此亭正象征朱子在书院历史中的崇高地位。墙上有“福”“寿”两个大字。据说出自道士手笔，用扫帚与黄泥土所写。甚至有人相信此道士已获长生。这两个字，现是黑色，显然在近来是修整过了。
  亭右约一里，有一池。当朱子讲学时，池里水都为马所吸尽。其间有一小亭屹立。亭右约三里，另有一池，其中尚有一亭。此亭为书院院长在一七八九年所建。
  距赫曦台向前走约一里，有一正门，建于一八六八年。此门约二十四尺高，并有二个方形石柱与十二层的台阶。门顶有一石额，上写“岳麓书院”，金色，在一九八〇年，由明刻复制。据说是真宗皇帝（九六八—一〇二二）所书。在石柱上有一对联，作者及写者俱已不知。在一九八〇年摄制木刻。在正门与讲堂大厅之间，通常有一个二门。此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毁于抗日战争中。在一九八四年上期，经已重建。
  向正门前进，约二里，便是讲堂，此为书院中心。在十八世纪初重建，一八六八年再予翻造。连同庭院与边房，面积占九十平方米。这是一个很大的单位。正厅的墙壁，纷列着木匾额、木对联与石碑，而且还有更多的石碑，藏于特别的房间。其中最重要而著名的，便是朱子所写“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每个石碑高二一三厘米，宽一四一厘米。每个字高一六九厘米，宽一二二厘米。无疑地，这是朱子所留给吾人最大的书法。这些石碑，在一八二七年，为院长所装置。因为这些石碑，这个堂称为忠孝廉耻堂。最有兴趣的，有四块石碑，刻有朱子在一一六七年为张栻饯别的诗。全碑散失于抗日战争，其中有二块，近已发现。虽则有一碑已经残破，两旁字迹，尚灼然可见。也有若干模仿朱子“学规”的“学则”石碑。
  在正门与大讲堂之间的左右侧，朝南北向，约有三十个书斋。这些书斋，都是抗日战争之后重建的，现用作办公室与课室。建设委员会的计划，拟重建五十二个房间，有如宋代一样。大堂的右侧，原有八景，使得这个地区最为幽美。这八景毁于对日抗战，地区待修复。左侧有孔庙，战后重建。进入孔庙场所之大门亦然。这场地上的石阶、石狮、石墙，等等，都是自清代以来的遗物。建设委员会的人告我，这整个孔庙的场地，不久将予重建与改造，并用作文化交流的活动。
  向前半里，我们到达了一个为战争所毁的以前的一座大楼。又约半里之遥，是以前保藏御赐书籍的御书阁，也同样毁于兵。现在这座御书阁已成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现正计划用宋代样式并用原名，以重建此御书阁。在此地区内，许多明代建筑，曾用来祭祀周敦颐、二程兄弟、朱子、张栻，以及书院中的若干领导人物。这些建筑，都情况良好，用来作办公室与宿舍。总之，比起所有的教育机构，岳麓书院是保存最完善，恢复最好，风景最美而且最充满活力的。119
  （十）朱子与书院的广泛关系
  朱子除了重建这两所著名的书院之外，据说他在建阳创立了同文书院，距竹林精舍约西南六十公里。传统上是他藏书之所。在建阳有人对我说，连那书院的坐落，已不再知晓。我相信朱子或者为着特殊原因，藏书其于地，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书院，一定是朱子殁后，在某一个时间，用以纪念他的。事实上，这里有证据证明书院重建，是在朱子卒后数十年。120也有人宣称，当朱子为同安主簿时，曾在金门燕南山中建燕南书院，此岛为同安所辖属。121这似乎不像是真事，那时朱子仅二十余岁，甚至在他未设一精舍之前，他即建立这么一所书院。事实上，假若他访问外岛，就大有可疑。确实地，没有一个朱子的门人，是来自外岛。
  这并不是意谓朱子与书院之关系，仅限于寒泉、武夷、竹林、湘西诸精舍以及白鹿洞与岳麓书院。朱子至少在六所其他书院讲学过。122他为三所书院作记，以及为另一所书院作诗并附序。123他在某一书院也停留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124朱子至少为九所书院写过匾额。这九所，完全不同于前面刚提及的。125除了重复不计外，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含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见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了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一五〇六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中，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126王先谦（一八四二—一九一七）这位湖南大儒在一八八八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便列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之下，与朱子有关。127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128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129还有至少六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130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地在推行白鹿洞的学规。131朱子及其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任何其他学团，更为积极与活跃，是毫无疑问的。
  尚有一种书院活动，虽和朱子无直接关系，但必须叙及的，那就是书院的印书。直至今日，书院版，仍被认为是版本中的善本。我读朱子书，为之惊讶不已，朱子竟从事于印书事业，尚没有作者在任何处提过此事。我作了许多研究以后，或者这是第一次讨论朱子印务之文章。我的结论是，朱子印书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居家贫迫而去寻找许多副收入，另一部分则是为了推动新儒家的学说，欲道之行，因而印刷新儒家的书籍。132朱子既印《小学》一书，作为武夷精舍之书。133我们可确切地说，朱子在那时有名的出版中心建阳，积极地从事于印书，和竹林精舍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假设，他的印书事业，到后来激发了书院的努力，去出版新儒家的著作。
  （十一）朱子书院运动对中国学术及历史的可能贡献
  所有这些事实，展现在我们之前，我们或许会发现几个有趣的问题，而且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假若朱子及其门人之于书院，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会不会大批佛家制度最后会取代中国的学校，因而中国变成一个佛教国家，有如日本呢？甚至假若官学即能够阻止了佛教的狂潮，为了科举的目的，官学是否会终成为文章之学呢？又甚至假若新儒学在官学中占有一席地位，那会不会是程朱学派的种种变相呢？那将是王安石的新法抑或是吕祖谦的历史学派呢？若说历史学派或会来做主宰，决不是离奇。犹忆我幼时，在乡学里，受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这就显出吕祖谦在一般教育里，是如何具有影响力。简言之，假若朱子远远孤离于书院，那是否仍然会有程朱学派的新儒学呢？没有程朱学派新儒学，中国变好变坏不可知，但确定地它将是不同的面貌。
  学者们经常提示，程朱新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以及变成正统，是由于朝廷提倡，使得朱子的《四书集注》与其他新儒家著作，在一三一三年成为科举策试的官方基础。也使得在一四一五年钦命编纂《性理大全》；在一七一五年，又钦命编纂《性理精义》。确实地，政府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我们觉得实不可思议，假若没有私家书院的运动，《性理大全》与《性理精义》二书，是否可能出现？帝王们所关切的，或是利用新儒学以维持其权威，但是没有私家书院，则程朱新儒学将怎样开始着手呢？我在他处曾提出，朱子在决定新儒学的方向，厘清理与气之间的关系，发展太极的观念，提升仁的概念，建立道统以及纂辑《论语》《大学》《孟子》与《中庸》为“四书”诸方面，都是集新儒学之大成。134我于此将补充地说，精舍与书院，都是朱子用来实现新儒学的工具。135
  〔本文原以英文在一九八四年宋代教育讨论会上宣读，采入该会论文集。中译本发表于《史学评论》第九期（一九八五年元月），页一至三十二。〕

1 《管子》（《四部丛刊》本）卷十六《内业第四十九》，页二上。 2 《语类》卷一三六，第四、五条，页五二二一。 3 《后汉书》（《四部丛刊》）卷六十九《包咸传》，页二下。 4 同上，卷八十三《姜肱传》［译者：有谓“胺博通五经……乃就精舍，术见微君”］；卷九十七《刘淑传》 ［“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檀敷传》。以下译者所增，皆用［］。 5 《吴志》（《四部丛刊》本）卷一《孙策传》，页四下至五上，注释。 6 如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参看《说略》（《金陵丛书》本）卷二十，页七下至八上，有关佛儒道三家使用精舍的情况。 7 《象山全集》（《四部备要》本）卷二《与朱元晦（第一书）》，页五下；卷三十六《年谱》，页十五下。 8 关于许顺之，参看《宋元学案补遗》（《四明丛书》本）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补遗》，页一〇二至一〇三上［载许存斋升，朱子日：“与生相从于今六七年”］；陈荣捷著《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二〇0至二〇一。 9 《文集》卷八十七《祭许顺之文》，页十四下［“我官同安，诸生相从游者多矣”］。 10 《朱子门人》，页八十四［何叔京死，朱子祭之日：“兄未病时，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若兄之贤，实我所畏。”又《铭墓碣》日：“予获从之游相好也，今年冬，过予于寒泉精舍，留止浃旬。”］；页九十三［吴昶，字叔夏，“伪学禁作，弟子多更改他师，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 11 《语类》篇首《朱子语录姓氏》，页六十九至七十五。 12 参考《朱子门人》，页六十二［王阮，“当今道在武夷。……阮见朱熹于考亭，熹与语，大悦之”］；页八十一［江默，“丁外艰归，诣武夷，从朱子讲学”］；页一四二［周谟，“既而文公归武夷，去南康且千里。谟仍往就学”］；页一四九［林武，“朱子讲道武夷，先生徒步从之”］；页一五三［林得遇，“里粮至武夷，参拜文公”］；页一九〇［张宗说，“朱子忤韩侂胄罢归，先生率僚友送至武夷，会于精舍”］；页三二〇［刘爚，“爚从熹武夷山，讲学读书”］；页三二七［潘柄，“兄弟承父命，俱往事朱子于武夷”］；页三五六［载蒙，“弃官从朱子武夷”］。 13 同上，页六十二。又《宋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卷三九五《王阮传》，页一二〇五三。 14 《文集》卷一《宿武夷观妙堂二首》，页八上；《过武夷作》，页十四上；卷三，《次韵傅丈武夷道中五绝句》，页二下至三上；卷四《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赋诗得瑶字》，页九下；卷六《武夷七咏》，页二十三上下；卷九《武夷精舍杂咏并序》，页三下至六上。 15 一亩为一英亩六分之一。 16 参看页六七“朱子自称”条。 17 《文集》卷九《武夷棹歌十首》，页五上，六上。 18 同上，别集卷六《与黄商伯书》，页十九下。 19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浦城遗书》本）卷四《胡纮李沐》，页十六上下。 20 例如王懋竑《朱子年谱》（《丛书集成》本）卷四下，页二一四。 21 《沧洲精舍辨》（《华学月刊》第一〇四期，一九八三年八月），页一至二。 22 《文集》卷三十五《与刘子澄（第十二书）》，页二十三下［“武夷结茅虽就，然亦若此。觉得却是朋友，直来相访。只就书院中寝食，无外面闲人相扰也”］；卷五十《答程正思（第十八书）》，页三十一下［“此间书院方结裹，江浙间有朋友在彼相聚”］。 23 《文集》卷八十六《沧洲精舍告先圣文》，页十二上；《语类》卷九十，第三十条，页三六四一［“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 24 同上，卷八十三《书邵康节诫子孙真迹后》，页十五上［译按：有谓“熹尝从故友刘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庐山白鹿精舍”］。 25 例如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四），页四十［所引临蒸、槐阴、寒泉、楼氏、横城等精舍俱是］。 26 陈元晖《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一），页九至十二。 27 《蔡氏九儒书》〔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本〕，卷六蔡沈《朱文公梦奠记》，页十九下。又见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上，页二二七。 28 《语类》卷一〇七，第五十四条，页四二五二。 29 《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页二十一下。 30 郡治在今江西星子县。 31 此地距郡城十五里。参看《文集》卷七《白鹿洞书院》，页十一下［经得白鹿洞之遗址于“城东北十五里”］；卷八十六《白鹿洞成告先圣文》，页三下。 32 《文集》卷二十《申修白鹿洞书院状》，页八下至九上。其详更见卷九十九《白鹿洞牒》，页四下至五上。 33 同上，卷九十九《白鹿洞牒》，页四下至五上；卷十六《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页十七下。 34 《文集》卷一《白鹿洞赋》，页二上附注。 35 同上，卷十六《缴纳南康军任满合奏禀事件状》，页十七下。 36 同上，卷九十九《白鹿洞牒》，页五上。 37 《白鹿书院志》（一六二二年本）卷一，页三上。 38 《文集》卷二十《申修白鹿洞书院状》，页八下至九上。 39 吕祖谦《东莱集》（《续金华丛书》本）卷六《白鹿洞书院记》，页四上。又王懋竑《朱子年谱》，页八十一。 40 《文集》卷四《与吕伯恭（第七十九书）》，页十九上。 41 同上，卷十六《贴黄》四，页十八上。卷二十六《与丞相别纸》，页十一上。 42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二上，页八十一。 43 《文集》别集卷六十《与黄商伯言》，页十四下。 44 同上，续集卷二《与蔡元定（第八十九书）》，页二十上。 45 同上，卷九《洞学榜》，页二上；《文集》卷十六《缴纳南康军任满合奏禀事件状》，页十一下、十八下；正集卷十三《延和奏劄》七，页九十上下。 46 《白鹿书院志》卷十六，页一上。 47 《文集》别集卷六《与诸友书札》。页十八下［与黄商伯：“前书奉叩白鹿买田事，如何幸早示报”］；页二十一下［与叶永卿等四人：“白鹿田已就绪甚善，又闻今侯能枉驾临之，尤幸……闻永卿诸公亦尝入山观书，遐想山林之胜，它处真未易得，令人怅然兴怀也”］；页二十二上［“白鹿买田，闻已就绪”］；续集卷二，页十九上［与蔡季通：“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拨得”］。 48 同上，卷二十六《与丞相劄子》，十二上［“禄赐略比于祠官”］；又卷七《寻白鹿洞故址》，页四下［“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就复兴建。”注谓：“时已疏上尚书，乞洞主矣。”］。 49 同上，卷一《白鹿洞赋》，页一下。［朱子有谓“《白鹿洞赋》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 50 同上，别集卷九《南康军请洞学堂长帖》，页一下。 51 同上，正集卷十六《贴黄》，页十八上。 52 《朱子门人》［余洁，“《庐山志》引云：朱子门人又有曹彦约、余洁伯秀……其所居并近鹿洞”］，页八十八。［吕炎，“《白鹿洞志》，吕炎，字德明，吕泰字德昭，兄弟五人，同游文公文门，而炎与焘知名”］，页一〇二。［周亨仲，“……从朱子讲学于白鹿洞”］，页一三六。［林用中（择之），“《白鹿洞志》，林择之从文公游最久”］，页一四六。［胡泳，“《白鹿洞志》载先生称桐柏先生，桐柏、桐源字形相类，未知敦是”］，页一六九。［曹彦约，“初事朱子于白鹿书院”］，页一九五。［曹彦纯，亦学于朱子之门，“朱文公守南康，兄弟（彦约、彦纯）亲灸之为白鹿洞书院诸生”］，页一九六。［熊兆，“所居近白鹿洞…… 安义人，受学于朱子”］，页二八八。［刘贲，“《庐山志》谓其居近鹿洞，可为朱门之证”］，页三一四。［蔡念诚（元思），“文公守南康时，讲学于白鹿洞。先生从之游，元思事文公最久”］，页三三四。 53 《文集》别集卷九《招举人入白鹿咨目》，页三下至四上。 54 《文集》别集卷七十四《白鹿书院揭示》，页十六下至十七下。 55 这些学规，可参考《学规类编》（见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一所载以及朱子与饶鲁所题序跋。 56 欲参考这一系列的学规，可看上列《学规类编》卷一至卷三，以及《白鹿书院志》卷六至卷八。 57 《东林会约》，载《顾端文公遗书》（一八七七年本），页四下至十七上。 58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页五十六［有谓“白鹿洞学规，所说尤为诸儒所取法”］，以及陈元晖等《中国古代书院制度》，页三十七至三十八。 59 《大汉和辞典》卷八，页四〇。 60 盛朗西，前书，页二十一；陈元晖等，前书，页一三八至一三九。《百丈清规》载于《大正新修大藏经》，页二〇二五。 61 《乡约》全文载《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吕范诸儒学案》。 62 《文集》卷七十四《增损吕氏乡约》，页二十三上至二十九下。 63 同上，卷八十一《跋白鹿洞所藏汉书》，页二十四上［有谓“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书，是洞中日课也”］。 64 关于讲义，参看《象山全集》卷二十三，页一上至二上；关于朱子序跋，参看《文集》卷八十一，页二十五上［有《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跋中有谓：“熹率寮友诸生与俱至于白鹿书堂，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 65 陈元晖，前书，页一四一至一四五。 66 《文集》卷六《白鹿洞成告先圣文》，页三下至四上。 67 《文集》卷六十八《跪坐拜说》，页一上至二下。 68 《语类》卷三，第七十四条，页八十三。 69 《文集》卷四十六《答曾致虚第二十书》，页七下［如谓“……但今已成，恐毁之又似非礼，此更在尊意斟酌报之也”］。 70 《文集》别集卷六《与黄商伯书》，页十五上［有谓“白鹿洞成，未有藏书，欲干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劄子恳之，及前此亦尝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已见有数册”］。 71 《文集》卷八十一《跋白鹿洞所藏＜汉书＞》，页二十四上。 72 宋代“九经”：《易经》《书经》《诗经》《畚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孟》。 73 《文集》卷十六《奏为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及国子监九经注疏》，页十一下。《贴黄》，页十八下［“印版本《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卷十三，《延和奏劄七》，页十九上［“乞以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并版本《九经注疏》，给赐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臣诚恐惧，不敢不尽其说”］。卷九十《曹立之墓表》，页七下［“所请白鹿洞书院赐额，有旨施行”］。 74 《文集》卷八十一《书康节诫子孙文》，页二十一上；《跋伊川与方道辅帖》，页二十二上。卷八十二，《书伊川先生与方道辅帖后》，页十八下。卷八十三，《书邵康节诫子孙真迹后》，页十五上。别集卷七《跋所刻和靖帖》，页十上；《跋所刻包孝肃诗》，页十下。 75 《白鹿书院志》卷十五，页三上至八上。《小学》由朱子所主使，其门人纂辑成书。 76 《文集》卷三《与吕东莱（第八十书）》论《白鹿书院记》，页二十一上至二十三上。 77 同上，别集卷六，《与黄商伯》，页十五下［有谓“《白鹿洞记》纳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 78 同上，正集卷三十四，《与吕伯恭（第八十一书）》，页二十三上［朱子有“属黄子厚隶书到即入石矣”等语］。 79 《东莱集》卷六，页四十二。 80 《文集》卷十六《贴黄四》，页十八上。 81 同上，卷十三《延和奏劄七》，页二十上。 82 《文集》卷三《与吕东莱（第八十书）》论《白鹿书院记》，页二十一上至二十三上。 83 《文集》卷一《白鹿洞赋》，页二下。 84 本章《诚明篇》，英译可参看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三），页五〇七至五一四。 85 《遗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五，页二下［“敬义夹持”］。卷十八，页十九上。［“敬只是涵养一事……须当集义”］。此一理念导源于《易经·坤卦·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86 《东莱集》卷六，页四下，及《文集》卷二十四，页二十一上至二十二下。 87 《语类》卷一〇六，第七条，页四一九六。 88 《文集》卷五十二《答白鹿长贰》，页四十六上。 89 同上，别集卷六《与杨伯起》，页二十下。 90 《白鹿书院志》卷二，页四上下。 91 同上，卷五，页七上至九上，［译按：可参考陈荣捷教授《朱子门人》。页一二九，李燔，“九江（江西）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此”。页一九二，张洽，“时袁甫提为江东刑狱；再以白鹿书院废弛，招洽为长”。洽曰：“嘻，是先师之职也。其可辞？”页二一六，陈宓，“与诸生讲论白鹿洞书院”］。 92 同上，卷五，页十下至二十三上；卷六，页十七上。 93 同上，卷五，页十七下。 94 CarlF.Kupfer所著Sacred PlacesinChina一书，本故事见于《白鹿洞书院》一章中。我对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伯罕顿分校（Binghamton)John Chaffffee教授提供我是项传说资料，深致谢意。 95 关于整个故事，可参看《武夷山民间传说》（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之《朱熹和丽娘》，页二十八至二十九。 96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下，页二十九。 97 《中庸》第一章。 98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下，页二十九。并见《南轩先生文集》卷十五《南岳唱酬序》。 99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下，页二五七。并见《南轩先生文集》卷十五《南岳唱酬序》。 100 《岳麓志》，页四。 101 载《岳麓书院通讯》（第一期，一九八二年），页三。 102 黎为《朱子门人》。关于黎贵臣，参看《宋元学案》卷六十九［“黎贵臣，醴陵人。从朱子受业，讲明道学，士类多宗之”］。又《朱子门人》，页三四八。醴陵为湖南省之一县。 103 一之字仲履，湘潭人，始受业于张拭，后从朱子游。可参看《朱子门人》，页三四一，又参看《岳麓书院通讯》（第一期，一九八二年），页二十七。 104 《文集》卷一〇0《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页十三。 105 载《岳麓书院通讯》（第一期，一九八二年），页二十五。 106 叶公回《朱子年谱》系于一一九四年。戴铣《朱子实纪》卷七，亦系于一一九四年。 107 《文集》卷四十四《与蔡元定（第七书）》，页八下至九上。廷老是饶幹的号，朱子门人，长沙县宰。关于饶幹，参看《宋元学案》卷六十九，页二十八上。彦忠是陈士直的号，亦是朱子门人。关于陈士直，参看《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九，页二〇三下［有谓“文公弟子”］。 108 《文集》卷二十九《与王枢使（谦仲）劄子》，页十二上［“长沙版筑，不容中辍”］。 109 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四，页三二六。 110 《文集》别集卷二《与刘智夫书》，页八上。 111 《文集》卷二十九《与王枢使（谦仲）劄子》，页十二上［“长沙版筑，不容中辍”］。 112 《文集》续集卷七《答王枢使》，页四下。 113 王懋竑，页三二六。 114 《岳麓志》，页三上。 115 叶公回《朱子年谱》系于绍熙五年甲寅（一一九四）。在戴铣《朱子实纪》与王懋竑《朱子年谱》页一九一，俱有同样记载。 116 载《岳麓书院通讯》（第一期，一九八二年），页二十六。 117 《语类》，卷一一六，第十五条，页四四四七。 118 同上，卷一〇六，第四十二条，页四二二〇。 119 有关岳麓书院的历史，修复计划与实际工作，传记与碑额的文题，以及若干图片，可参看《岳麓书院通讯》。 120《建阳县志》（一九二九年本）卷六，页三十六上［有熊禾（壮年一二七〇）所撰《同文书院的上梁文》一文。我国传统，造房屋第一件事，便是在屋顶中间上梁］。 121 郭尧龄《朱熹与金门》（福建金门县文献委员会，一九七九），页六。 122 《朱子门人》，页六十五［如王汉之与丽泽书院］。页八十五［余思齐之与银峰书院］。页三二六［潘友恭之与月林书院］。王先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卷十三，页三下。杨金鑫《宋代之湖南书院初稿》（未刊），页三，页七。 123 《朱子门人》，页一八三，祝禹圭条［有谓“朱子《徽州休宁县厅新安道院记》……”］。《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页二十一上至二十二上。卷八十一《跋张敬夫所书城南书院诗》，页二。王先谦《前揭书》卷十三，页七上。 124 《朱子门人》，页二〇五，郭浩条［“……《金华征献略》载郭氏石洞书院，称朱子以伪学之禁，游处甚久……”］。 125 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七二二年本）第八册卷二十二，页一上至二下。 126 《朱子实纪》第七章。 127 王先谦《前揭书》卷十三。 128 《朱子门人》，页一五六［如林学蒙之被聘道南书院堂长］。页二一六［陈宓之创延平书院］。页二九七［赵师端之创文公书院］。页三〇〇［赵善待之从文公游，其孙寿建郑山书院，以奉文公］。页三〇三［辅广（称传贻先生）之归，筑传贻书院教授］。页三二六［潘友恭之父潘时，建月林书院］。页三五五［钟震之从朱子受业，建主一书院讲道，卿士夫咸宗之］。《岳麓书院通讯》（第一期，一九八二），页二七。王先谦《前揭书》卷十三，页八下。杨金鑫《前揭又》，页三。 129 《朱子门人》，页九十六［如朱子有诗《简白鹿山长吴兄唐卿及诸耆旧》］。页一二九［九江（江西）郡守请李燔为白鹿书院堂长］。页一五六［陈宓始作道南书院，聘林学蒙为堂长］。页二六〇［黄义勇从文公武夷精舍，为白鹿洞堂长］。页三三五［真德秀守郡，议创书院，廷蔡和为堂长，会易镇不果］。页三三六［王埜建建安书院，请蔡模任席长］。页三四五［郑邦老为道南书院堂长］。 130 《朱子门人》，页一六八［胡安之，“受业朱晦庵。郡守程公许葺南轩书院，聘先生主讲席”］。页二一九［陈埴久，从文公游……江淮明道书院主讲席，四方学者从游数百人］。页二六一［熹作竹林精舍成，遗榦书有“他时便可请直卿（榦号）代即讲席”之语］。潘友恭及其父时事，同注（128）。 131 同上，页二一六［如陈宓创延平书院，依白鹿洞规］。页二七九［如叶武子为教授时，以白鹿洞“学规”为准程］。页三二〇［如刘爚迁国子司业，请以白鹿洞规，颁示太学］。 132 陈荣捷《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朱子之印务”一节。 133 《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第一二五书）》，页二十五下。 134 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城》，英文本原载Francoise Aubin主编之Etudes Song-SungStudies（第一辑，第一期，一九七三），页五九至九〇，万先法译成中文，见《朱学论集》页一至三十五。 135 关于精舍与书院关系的演进，以及朱子在推进私人讲学的传统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篇敏锐的讨论，参看李弘祺英文本《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汉学研究》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八四），页三〇一至三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