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0BZX061）
  宋明理学不仅是形而上的义理建构，亦贯穿于士人群体的日用之间。课题在充分利用中国哲学史学科已经极为丰富的宋明理学专人、专书研究基础上，在“生活世界”问题意识的牵引下，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和史料来源，利用新兴数字人文工具，研究南宋理学家群体的生活世界。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亦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最为充分的领域之一。两岸三地几代学者用力于此，尤其是对重要理学家及其后学的个案研究，奠定了其在朱子学、阳明学和阳明后学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就南宋理学而言，围绕南宋理学大家的个案研究，近四十年来多有力作，近年来研究者亦逐步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乾淳理学大家之后学。重要人物及其后学的研究积累，使得讨论南宋理学家“群体”逐步成为可能。
  学界对于南宋理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上多以“哲学”分析为主导。哲学分析长于处理细密艰深的理学义理，但亦稍有缺憾。余英时曾言，一般读者对于道学的认识大致都假途于哲学史的研究，而道学家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则自始未曾进入史学家的视野。理学史的叙述中，两宋理学分属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对于十分依赖研究材料的理学史而言，南宋理学文献在体量和类型两方面都要胜过北宋，尤其是南宋理学家及其往来对象的文集中包含了大量书信、诗文、墓志、题跋。理学家文集中的这些文献，很大一部分或许因其无助于直接研究理学义理而较少受到关注，但却非常有助于呈现理学家的日常生活。
  相比于理学史研究者侧重于“观念世界”的分析，历史学者更侧重于对“历史世界”的重建。近年来，宋史学界对南宋思想史的再研究，虽有其回应士大夫政治、地方精英等唐宋史经典议题的渊源，直接的对话对象并非哲学史界，但在政治史、家族史、法律史、女性史、城市史和地方史等专门史领域却取得诸多能刺激南宋理学研究的成果，其丰富程度多能呈现理学家或某一具体理学观念在南宋历史场景中的生动面貌。
  本课题在准确把握理学思想的前提下，关注理学家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南宋理学文献中呈现的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贯通、冲突和调整，当能更全面地反映南宋理学和理学家群体的独特面貌，这便是本课题聚焦“南宋理学家群体生活世界”的目的所在。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南宋理学家群体，其范围不局限于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理学大家，而借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这一关系型数据库，将更大范围内的理学家群体及其交游、政争、联姻和问学的相关人物纳入研究对象之中，系统而全面地考察理学对这一群体的影响。课题总体框架分三部分：
  上篇，作为新思想体系的理学与理学家群体在生活世界中的认同建构。从南宋理学兴起至理学被官学化之间，以地方精英为主的南宋理学家群体需面对党禁、科举、习俗等多重压力，其所信奉的理学思想的“应用”范围也比哲学史中抽象化的理学义理更为博杂。较之于道学门、学案体、哲学史叙述中的被概念化的理学义理演变，考察南宋理学家群体在生活世界中所体现的思想与身份认同，有助于彰显此一时期理学发展的多元与复杂。
  中篇，秉奉新的理学思想的理学家群体在生活世界中的家国实践。在南宋历史大背景下，理学家对于家国的真实态度，并非止于文本层面、义理阐发中的忠孝之道，其具体的忠孝行为，也非专门史从阶层、教育、家世等单一视角所能解释。思想与实践在理学家生活世界中“家”与“国”这两项主要领域中始终彼此影响：一方面，理学家在父子、夫妻关系上的伦理实践深受理气、阴阳思维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南宋特殊的中央集权政治氛围和地方社会精英化变动，也使得理学家为现实层面“致君尧舜上”的政治实践铺陈出一套包含天下至公、格正君心、君臣一体、体国之臣等义理贯通的“得君行道”思想。
  下篇，理学家群体的生活世界与南宋时代转型。长时段的时代转型，各专门史多从权力结构、阶层流动、经济模式等方面加以分析，而较少留意思想史层面；而哲学史的叙述侧重道统、师承而非思想背后的时代因素。然而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超越具体观念之上的风气、知识和思想。南宋理学是否如刘子健（1988）所言乃是“得不偿失的胜利”？此一部分主要讨论南宋理学的道德化与官学化，是如何在两宋“转向内在”的进程中、甚至在更长时段的唐宋变革、宋元变革之中发挥更具普遍性的作用。
  本课题试图突破过往理学研究中的道学门、学案体和观念史的方法，致力于以综合整全的视野，运用各专门史成果，将理学家和理学文献“回置”于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理学中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以及理学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课题所呈现的南宋理学家的生活世界包括如下几个核心观点：
  第一，理学在南宋的兴起与演变，与南宋地方社会的崛起和中央权力格局中的变迁有关。地方社会及跨地区网络的兴起，使得南宋地方精英不同于北宋精英之汇聚于开封、洛阳两地，而能在临安政治中心之外的浙江、福建、湖南、江西等地寻求个人和家族事业的发展，这促使地方精英寻求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基于文化属性、尤其是道德感的群体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与其作为地方精英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体现在教育、科举、婚俗、葬俗等方面。而后者受制于制度、习俗不易迁转，这又致使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理学在思想与实践之间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并最终致使理学在内圣外王之道方面有思想层面而无实践层面的一贯。
  第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思想世界，往往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变迁而处于膨胀、收缩、定型的进程之中。与隋唐之际因中西交通、佛道兴起带来的思想世界迅速膨胀不同，宋代理学渐渐失去中古时代广博多元的特点，而趋于道德化。但这一转型过程比哲学史基于理学家个案的叙述要复杂而绵长，思想的断裂与新生、新旧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亦是无时、无处不在。
  第三，理学思想不仅仅是理气性命，理学家亦不局限于道学门、学案体中的列名者。在理气性命义理的差别之外，南宋理学家群体还共享一个近似的话语模式、思维习惯和知识结构，理气性命等义理的专精与其日常生活实践中展现的博杂，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复杂的理学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