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往期欧洲朱子学研究多见于欧洲学者已出版的论文、论著，以及在欧洲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中。然而2020年疫情肆虐，很多学术会议均被取消或延期了。因此本文搜集到的资料基本未涉及2020年度的会议论文。另有新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虽为旧文，因于2020年出版，故一并摘录。
  首先介绍的是以朱熹及其思想、著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几篇著作。
  慕尼黑大学的叶翰（Han van Ess）教授深谙中国哲学，他的新作《朱熹对<五经>的解读》（ZhuXi's Interpretationofthe Fiue Canonical Scriptures）试图对朱熹最重要的一些学术经典进行总结。一方面他承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非常深远的研究价值，同时他认为朱熹作为五经的注释者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按顺序依次从朱熹对《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的解释和评论进行分析。剖析了朱熹对五经的解读，并试图探讨其当代意义。例如，就《周易》而言，作者认为朱熹将读者的兴趣转向了它们作为派生文本的功能，纠正了过分强调文本解经的传统。而朱熹对《诗经》的研究看上去得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结论，即对传统《毛传》和《郑笺》的纯粹道德解释走得太远了，还应考虑那些没有道德意图但会为自己的乐趣而写诗的人。叶翰在最后指出朱熹对经典的诠释和解读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料，值得所有研究汉学的人仔细学习。
  同样关注朱熹对经典解读的还有来自德国埃尔兰根的朗宓榭（MichaelLackner）教授，他的文章经由阿德勒（Joseph A.Adler）翻译编辑出版。英文名即为“Zhu Xi,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Yijing:Commentary on the Scripture ofChange”。他们探讨了《周易》如何成为经典，是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单纯的偶然性，又或者出于文本的内在优势。作者从朱熹的解读给出了一种答案。朱熹的《周易本义》将“象数”与“义理”相结合，使占卜与道德哲学融为一体。更确切地说，朱熹运用“通过占卜的机制获得修身的指导原则”的思想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作者承认，虽然在《周易本义》中道德关怀压倒了宇宙论的猜测，但通过这种机制获得“天道”，本身就是一个宇宙论事件。他们认为朱熹的解读并不是为了还原原文，而是为了掌握《周易》原作者的意图。不过，还原时代久远的原创者的本意，自然有其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按照朱熹的原始文本逐一翻译，而是采用以前版本的顺序，或许是觉得这样更容易理解。作者在最后提到，这本书的关注点与其说是《周易》，不如说更关注朱熹本身。
  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被收录在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KLL）①中，主要是把朱熹的作品向德语读者进行了介绍，同时也对其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文时间未必都在2020年，但KLL在线发表的时间均为2020年9月，因此本文也将其列在下文以供读者一览概要。
  首先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波克特（Manfred Porkert）教授和维托夫（Viatcheslav Vetrov）博士完成的《朱熹：<御纂朱子全书>》（ZhuXi:YuzuanZhuziquanshu(VollstandigeSchriftendesMeistersZhu））。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暗示的，这是后人对朱熹作品的编撰。他们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御纂朱子全书》的来源、编写结构。并进一步阐释了朱熹的太极无极、心性、理气等思想。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朱熹的本体论是严格的二元论——理气二元论。他们认为，朱熹假定“理”高于“气”，但没有发展出“气”的“精神”起源的系统理论。朱熹本体论的焦点在于论证“理”的伦理：它被“仁”的有效性所渗透；但“气”在伦理上是无关紧要的。同样“心”在这个二元体系中，受到伦理原则和实质的直接影响。人的本性本来是好的，但被私心玷污了。因此，人的目标是恢复其本性与“理”的原始和谐状态。为此人们需要知识，在这里求知成为了一种道德行为。因此，在朱熹的体系中，知识不是渐进的，而是回顾性的：既然想要的知识在儒家经典中已经以“完成”的形式存在，人就应该通过深入研究经典来为自己发展“完成”的知识，以求回归本性。
  另一篇则是波克特教授与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起完成的《朱熹：<近思录>》（ZhuXi:Jinsilu）。同样地，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朱熹与吕祖谦创作《近思录》的背景及结构。其次对这本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朱熹和吕祖谦在孔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三件事：一是对作为一切真理和价值基础的“理”的研究；二是将“格物”作为持“敬”的练习；三是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评估。由此引申出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疏的进一步理解。作者在最后肯定了《近思录》是19世纪之前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其影响范围甚至波及日本、韩国。
  还有一篇则介绍了朱熹的一本史学作品——《通鉴纲目》，由顾彬教授与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一起完成。作者指出，朱熹的这本书可谓是司马光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一个缩影。但朱熹不仅仅只是对其原始的59章进行重新编排，而是结合自己的教学与思想目标，将这本书编撰成了一本更有影响力的政治伦理手册。作者指出，朱熹将很多历史故事简化为政治治理的案例，透过其中折射出来的是朱熹对历史的道德判断。一方面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儒家的正统基准，另一方面，也为明清时期的政治伦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作者在最后还提到了这本书的后续历史意义。在康熙时期被翻译成满文后，又经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A.M.de Moyriac de Maila,1669—1748）翻译成法文并传回了欧洲，让人们对儒家的历史观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对朱熹的作品进行解读，还有一些学者将其思想纳入更大的讨论范围。
  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塞巴斯汀（Sebastian Gab）教授在他的ReligionundPluralitat①一文中指出，在新兴的全球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会利用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哲学潮流来回答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和亚洲的哲学传统研究相关，因此他在列举了一些西方哲学大家，如柏拉图、安瑟莫、黑格尔等贡献之后，同样罗列了一些儒家传统的例子，包括孟子、朱熹、王阳明。他认为在某个重要意义上，他们都为当下在进行的哲学辩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目前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来自不同的、以前各自独立的哲学传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它们是否能够激发我们当前知识生活的变化？在塞巴斯汀的答案里，朱熹只是作为儒家的代表之一被提及。而与此同时，有一位学者正在试着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直面这些问题。
  来自塔林大学的奥托（Margus Ott）博士继续将对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相结合。2020年5月他发表了《德勒兹的重释朱熹》（Deleuzian(Re)interpretationooZhuXi），通过德勒兹对朱熹的理论进行再解释。更确切地说，是对朱熹本体论的一些核心概念诸如“理”“气”和“太极”进行分析，再分化成不同层面，用德勒兹的术语进行重新描述。虽然两者不能完全对应，但是由于是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描述，这种题材的同源性或许能够通过逻辑的分化处理让两位学者的思想产生联结。他强调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两者的相同，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两位思想家可以富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碰撞在一起总会打开一种新的思想深度。而奥托的尝试起码会为学习传统中国哲学理念开辟一个新的分析工具，创造出更大的概念空间。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传统哲学主题的研究虽未以朱熹为主要对象，但因朱熹的历史影响不可避免地提及。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来自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罗亚娜（Jana S.Rosker）在她的著作《成人：李泽厚的伦理思想》（Becoming Human:Li Zehou's Ethics）中，谈论李泽厚把代表中国哲学主要支柱的中国伦理作为他阐述康德、马克思等西方理论家伦理思想的某些方面的重要基础，其中多处引用《朱子语类》，对朱熹的伦理、道德理念进行解读。
  来自牛津大学的寒梅（Giulia Falato）在其《中欧教育学的首次邂逅》（The EarliestEncounter betweenChineseand EuropeanPedagogy）一文中提到，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教育学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儿童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作者回顾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提出南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主张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孩子的心是纯洁和谐的——这是“诚”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后者恰恰是一种只能被私欲所掩盖的美德。作者指出，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所有思想家都同意的一点是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儿童，他引用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话，说儒家修身的目的是“克己”，以将天理发挥到其更高的潜力。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研究被收录在论文集中。比如ConfucianAcademies inEastAsia中有两篇文章涉及到了朱熹的相关研究。两篇的主题均与东亚书院有关。一篇是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梅尔（Margaret Mehl）撰写的《日本儒学的嬗变：以德川后期和明治日本的汉学塾为例》（Transmutationsofthe ConfucianAcademy inJapan:Priuate Academies ofChineseLearning(KangakuJuku汉学塾）inLate Tokugawa and Meij i JapanasaReflectionandaMotor ofEpistemic Change）。他以日本最重要和最持久的教育机构“汉学塾”为研究对象，揭开了日本教育方式和教育重点的变化。虽然随着基于西方科学概念（广义上的Wissenschaft）的新知识的普及，在19世纪之后，“中国”及相关知识不再是学校教育的参照物。但回顾历史，不得不承认儒家典籍和儒家学习方法构成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教育基础。在这当中，奠定元明清教育文本的朱熹功不可没。
  然相对于梅尔的宏观总结，另一篇来自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盖尔曼（MartinGehlmann）所撰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韩国的流布》（Transmissions oothe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Articles ofLearning inKorea）则深究了朱熹之于书院的意义。他主要强调了白鹿洞书院作为宋以后儒家书院的基本模式对韩国书院的影响。而朱熹所作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毫无疑问是一个标杆，其重要性远超一般的教育方针，被韩国各地书院在新的语境下改编、采用。
  当传教士从16世纪末开始到达中国沿海时，他们从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那里了解到了朱熹，直到今天，很多西方汉学研究仍然依赖着朱熹对经典的解读。各地的学者纷纷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挖掘他的思想价值，并结合不同思想潮流加以重组，使得朱子学的影响愈加深远。
  （鉴于多语种的搜索与理解难度，本文毫无疑问会有一定的疏漏，尚请读者谅解。）
  相关著作按本文提及顺序罗列如下：
  1.van Ess H.(2020,March 05).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Canonical Scriptures.In:Ng K.,Huang Y. (EDs)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vol.13)(pp.89-106）.Cham:Springer.
  2.Lackner, M. (2020, July 06). Zhu, Xi,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Yijing： Commentary on the Scripture of Change. In： Joseph A. Adler, Dao (vol. 19) (pp. 505 - 50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Porkert M. , Vetrov V. (2020) Zhu Xi： Yu zuan Zhuzi quanshu. In： Arnold H. L. (EDs)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KLL). Stuttgart： J. B. Metzler.
  https：//doi. org/10. 1007/978 - 3-476- 05728 - 0.22054 - 1
  4.Porkert M. , Kubin W. (2020) Zhu Xi： Jinsilu. In； Arnold H. L. (EDs)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KLL). Stuttgart: J. B. Met시er.
  https：//doi. org/10. 1007/978 - 3-476- 05728 - 0.22053 - 1
  5.Franke H. , Kubin W. (2020) Zhu Xi： Tongjian gangmu. In： Arnold H. L. (eds)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KLL). Stuttgart： J. B. Metzler.
  https: //doi. org/10. 1007/978 - 3 - 476 - 05728 - 0.22052 - 1
  6.Grab S. , Sebastian Gab, Wiertz J. 〇. , Gasser G. , Stammer D., Honnacker A. , Dormandy K. , Harrison S. V. , Bouriau C. , Niederbacher B. , Sans G. & Schmidt J. (2020, June 17). Religion und Pluralitat. In： Jager S. , Anselm R.(Eds. ) Ethik in pluralen Gesellschaften (pp. 39 - 40). Stuttgart: Kohlhammer Verlag.
  7.Ott, M. (2020). Deleuzian (Re)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In： Asian Studies 8(2) (pp. 281-310).
  8.Rosker S. J. (2020, Jan 03). Becoming Human： Li Zehou's Ethics. I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vol. 20).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9.Mehl M. (2020, April 2). Transmu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Academy in Japan：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Kangaku Juku 漢学塾)in Late Tokugawa and Meiji Japan as a Reflection and a Motor of Epistemic Change. In；Vladimir G. , Eun-Jeung L. , Martin G. (EDs), Confucian Academies in East Asia (pp. 126 - 157).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0.Gehlmann M. (2020, April 2). Transmissions of the 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Articles of Learning in Korea. In： Vladimir G. , Eun-Jeung L. , Martin G. (EDs), Confucian Academies in East Asia (pp. 252 - 287).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1.Giulia Falato (2020, June 04). Alfonso Vagnone's tongyou jiaoyu (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c.1632) ： The earliest encounter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pedagogy.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east asia(vol. 3) (pp. 23 - 49).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