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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必定要讨论《论语·里仁》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此，南北朝时期皇侃《论语义疏》疏曰：“君子所晓于仁义，小人所晓于财利。故范宁曰：‘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也。’”②北宋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晓不同也。……君子则晓于仁义，小人则晓于财利。”③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将利与义对立起来。
  朱熹《论语集注》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曰：“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④在这里，朱熹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义”“利”解读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并且与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相对应，就是要说明义与利都是“我所欲也”，都是人所不可或缺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进一步说明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君子可以舍生而取义，小人与此相反。也就是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是指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并非指义与利的相互对立。
  朱熹《论语或问》说：“曰：然则所谓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为一事耶？将一事之中具此两端，而各随其人之所见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于此，而小人酷晓于彼耳。曰：对义言之，则利为不善，对害言之，则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为，固非欲其不利，何独以喻利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义固所以利也，《易》所谓‘利者义之和’者是也。然自利为之，则反致不夺不厌之害；自义为之，则蒙就义之利而远于利之害矣。”①在朱熹看来，义与利既是不同之事，又是同一事之两端。他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是一事上。君子于此一事只见得是义，小人只见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②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是君子与小人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做法，君子讲的是义，小人讲的是利，而义与利并非对立的两事。换言之，君子与小人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不能因为君子讲义，小人讲利，就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尤其是，朱熹还把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读与《易传》“利者，义之和”结合起来，讲“义固所以利”，讲义与利的统一，认为“自义为之”而有利，“自利为之”反致害。也就是说，君子不是不要利，而是不要不义之利，因此，在君子那里，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与此相反，小人则只要利而不要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问题是，如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义与利不是对立的，那末，为什么朱熹还要讲“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讲君子舍生取义，小人与此相反？
  朱熹《孟子集注》注“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曰：“此言仁义未尝不利。……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③这里既讲“仁义未尝不利”，“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又讲不可有“利心”，“专以利为心则有害”。也就是说，虽然义与利不是对立的，但仁义之心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二者又是对立的。或者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在于：君子将义与利统一起来，讲仁义而未尝不利，小人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专以利为心则有害。为此，朱熹还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④“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专说利，便废义。”⑤既认为义与利不是对立的，又认为不可“一向去趋利”，“专说利”。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朱熹《论语集注》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既有义与利不相对立之意，又要讲“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讲君子舍生取义，小人与此相反，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为“以德言”，而不是“以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