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对上饶（南宋时包括信州、饶州）理学及教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朱熹虽生长于福建，但因其祖籍在上饶婺源，其情系桑梓，不忘根本，对上饶有着十分浓厚的亲情，与上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生活动中，许多重大活动都与上饶有关，主要集中在婺源、铅山、余干等地。例如：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与陆九渊在铅山鹅湖书院展开了“鹅湖之辩”、两次前往余干东山书院讲学。朱熹在上饶的这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上饶地区理学和教育的发展，其理学思想也在上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本文就朱熹在上饶的一系列活动及其对上饶理学与教育产生的影响略作论述。一、朱熹一生十五次途经上饶
  朱熹祖籍为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曾被宋理宗赐额称为“文公阙里”。上饶，古称信州，得名于“山郁珍奇，上乘富饶”，素有富饶之地的美誉。在南宋的版图上，信州位于江南东路的最南端，东接两浙路，南邻福建路，西毗江西路，这就意味着，信州是面向南宋中心地的腹地地区。故在《广信府志》王雷记曰：“信之为郡，江以东望镇也，其地上于饶，其俗美于广，牙闽控粤襟淮面浙，隐然为冲要之会。”朝廷与福建的联系主要是经由上饶、鹅湖、永平、紫溪、武夷。从而信州在南宋时期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朱熹出闽大都路经上饶。根据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和王懋竑《朱熹年谱》等史料，程继红先生将朱熹15次出闽且途经信州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汇总①，随着朱熹之名渐重，其学说亦影响日著，故而遭到一些人的忌恨，一度被指为伪学、逆党之罪首，终罢免归家。庆元六年（1200)3月，朱熹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二、朱熹在上饶的主要活动
  朱熹19岁时中进士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同安既归之后，从学于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后来又曾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秘书省秘书郎等职。他还先后在江西的星子、南昌等地做官，足迹遍及江西的许多地方。尤其在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①
  朱熹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在福建，但也曾多次离开福建，其中绝大多数经由上饶。据《上饶县志》载：“吾信为闽之门户，文公游仕四方，必道出焉。”清代李光地《怀玉书院记》云：“子朱子生长建州，趋朝归山侧信州其孔道也。是故玉山之会，鹅湖之争，倾动一时。”而后他在《钟灵讲院记》中也道：“朱子趋朝，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讲，鹅湖之会，道脉攸系，迹在此邦。”下面就朱熹在上饶的几次重要活动略作解述。
  （一）回婺源省亲扫墓
  朱熹是婺源茶院公九世孙。其父朱松侨居于闽，户籍仍在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或曰万安乡松岩里）。程洵曾建议朱熹于故里立户。朱熹回答说：“所喻立户事无不可，但先人已立户，某又自立一户，恐于理未安，更详度示喻。”②这条资料说明，朱熹认为自己是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人。如果他不是婺县永平乡松岩里人，怎么会说“所喻立户事无不可”呢？
  他虽然生于闽，长于闽，但是情系桑梓，不忘根本，对婺源茶院朱氏宗族具有十分深厚的亲情。一生两次返归婺源省亲扫墓，为宗族做了三件事：
  一是返故里省墓和捐输祭祖费用。（1148，绍兴十八年，19岁），朱熹科第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按中国传统的社会风俗和宗族礼法，身处异乡的游子，金榜题名后，必须衣锦还乡，祭祀祖先，光宗耀祖。所以，（1150，绍兴二十年，21岁）朱熹第一次返归婺源故里扫墓，并且捐赠了省墓祭祖的费用。首次返归故里，朱熹必然与众多宗亲、姻党、乡绅接触交游，众人见识到了朱熹的才学，也以其为傲。
  二是再返故里扫墓和寻回始祖坟。（1176，淳熙三年，47岁）春三月，朱熹再次返归婺源，一直到六月初，才离开婺源，返回崇安，逗留时间近三个月。这期间，朱熹为茶院朱氏宗族做了两件大事。首先是追回失之已久的始祖之墓。在封建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祖宗坟墓是宗族之本，遗失祖墓是天大之事。朱熹寻得始祖朱壞之墓，并加以修葺，而后取得官府“文据”，还写了《祭告远祖墓文》，以此追忆先烈。这对于茶院朱氏宗族而言实在是“功德无量”①。其次，朱熹还曾与族兄朱然共同修订了婺源茶院朱氏世谱，由朱熹亲笔写下了《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在该序中朱熹对自己的家世做了简要的说明。
  三是收授门徒，传播朱熹的学术。除展墓省亲外，朱熹在婺源更不遗余力地从事于各种学术活动。当时他已成名儒，声震东南，士人求学盈门，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滕璘、藤珙等人皆于此时正式拜投师门。知县张汉率领诸生多次礼请朱熹至县学讲经、论说。朱熹欣然应允，此外还赠送学中《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司马光《书仪》、高闶《送终礼》、蓝田吕氏《乡仪》《乡约》等多种书籍。②
  应人之请，朱熹在婺源还先后撰文数篇，宣扬其理学思想。通过各种活动，朱熹在婺源期间，其理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其门人中不少日后成为新安理学重要人士。此次婺源之行，历时三月，留故乡五十余日，朱熹每以传播道学为己任。无论往返途中还是在婺源期间，他都利用各种机会、竭尽一切力量来讲明义理，培养人才。朱熹此次故乡之行，实际上成了理学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活动。①
  （二）鹅湖之会论辩二陆
  1175年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在上饶铅山的鹅湖寺举行了著名的哲学辩论。实质上是朱二陆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作为同一时期并立于世的两位思想家，朱熹与陆九渊对对方的学术主张和声望相互早有耳闻。虽然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同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须并重，他们的思想似乎本应大同小异，但实际上由于“立教不同”，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吕祖谦与朱熹交往数十年，有很好的私交，双方是情感上值得信赖、学术上能够交流的挚友，也是事业上可与合作的同志。同时，吕祖谦又是陆九渊进入官场和学术界的引路人。因而，当他发现朱熹、陆九渊学术上的分歧，便积极调和朱陆之间的争执，本着“会归于一”的良好愿望，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吕祖谦出面约请下，于1175年，在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希望通过讨论争辩，达到朱陆两家思想的统一，即“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
  鹅湖之会辩论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的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这场辩论的主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心本论。二陆用诗的形式，提出吾心千古不磨的心学理论，明显表示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其实当时朱熹对二陆心学理论并没有强烈反驳，直到三年之后，他才写了一首诗，用“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二句，来反讥二陆的“心本论”的空疏和师心自用。
  二是关于治学方法。陆九渊从心即理、良知良能、我心本有、不必外求等观念出发，只强调“尊德性”，而反对格物穷理的“道学问”功夫。大概是二陆在会上持论过激，所以朱熹予以强烈的反对。朱熹说：“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专务践履。却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可谓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三是由治学方法到教书育人。朱熹教人始于格物致知，至于知至意诚，然后心得其正，推之以至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此为正当学问。因为物要一件一件地格，知须一点一点地积累，所以，朱熹教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则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鹅湖之会上，朱以陆之教人为大简，陆则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而此后关于朱陆教人的异同，便成为明清学者论辩的主要内容。为陆氏辩者必谓陆子并非不读书，亦必摘朱子自病“支离”之言如编，以证其有；为朱子辩者则必责二陆之反对读书讲学，而谓朱子之路为正。
  鹅湖之会，朱陆之辩“语三日”，就诗中提出的矛盾展开面对面的论争。这三日的辩论，双方都未能心平气和地进行，而且分歧越来越大，观点终不能得到统一。但从第四天开始论争的气氛逐渐缓和，而且双方相互介绍门下弟子，会间弟子也相互问学，
  不受师阻，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取得一致意见。六月八日，朱熹、吕祖谦与二陆分手各归，鹅湖之会由此结束。
  鹅湖之会后，朱、陆的理学观点虽然没有达到“会归于一”的目的，但此次论争对中国理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朱、陆之学的交流，双方取长补短。鹅湖之会促使朱陆双方都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都表示要考虑对方的观点，一旦觉察到有偏颇的地方，就进行修正。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
  二是导致了鹅湖书院的建立。理学门徒为纪念鹅湖之会，就建立了鹅湖书院。这便是当时一种“存神过化”现象——对“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好事之家便捐田、捐会子而立书院”①。“及四先生之殁也，信州刺史杨公汝砺就寺西祠之，曰：鹅湖书院。理宗淳间赐‘文宗书院’。”这则史料也说明鹅湖书院是为纪念鹅湖之会而建立的。鹅湖书院的建立更好地为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提供了正式的教育基地，此后朱熹的思想在上饶遍地开花。
  鹅湖之会，树立了学术论争的良好风范。在鹅湖之会上朱陆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互不妥协；但会后，又都互相反省，修改、充实自己的学术思想，并且互相尊重，尤其是朱熹不仅没有与陆九渊结怨，而且还尊重陆九渊，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高度评价陆九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演。这种既坚持自己学术观点，又不抱门户之见而互相尊重的学术论争风范为中国学术争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们继承。（三）赴余干东山书院讲学
  作为上饶文教传播重要场所之一的东山书院位于余干县城西的羊角峰上，这是南宋淳熙年间，由余干籍右宰相赵汝愚及其从弟赵汝靓创建。赵汝愚与朱熹关系密切，交情深厚，书院建成后，赵汝愚即邀请朱熹前来讲学，赵汝愚及赵汝愚长子赵崇宪、第五子赵崇度都拜朱熹为师，受学于此，朱熹亲题其堂曰“云风堂”。
  1196年，赵汝愚在衡州暴死，听到讣告后，罢归福建崇安的朱熹即刻亲往余干吊唁，并在东山书院讲学。讲学之余，边注《离骚》。在东山书院的西峰有一天然水池，名为“龙池”，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和注《离骚》期间，经常临池洗砚，并取池水磨墨作书，后来弟子们争相效仿，日久天长，把一天然池水染黑，故后人称为墨池，墨池旁有碑，曰“朱子注《离骚》处”，至今遗迹尚存。①
  东山书院因有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从而使书院文风更趋深厚，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余干的众多乡贤都出自东山书院。其弟子赵汝亮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崇宪和崇度在《宋元学案》中都列入晦翁门人。此外，还有曹建、柴元裕，饶鲁等受书院熏陶培养的一批理学家，到明代更有理学大师胡居仁和张吉，余干也因而成为理学名区。他们在余干共创讲会，聚集门徒，形成一个以程朱理学为号召的学术圈，史称“余干之学”，遂有“人文之盛甲江南”之誉，这当中朱熹讲学的教化之功功不可没。
  （四）朱熹与陆九龄观音寺之会
  绍熙五年（1194），朝廷任命朱熹知南康军。朱熹一面辞免，一面动身到铅山县治（今永平镇）候命，住在崇寿精舍。闲来赋 诗，即《崇寿客舍夜闻子规得三绝句》诗：“空山初夜子规啼，静对琴书百虑清。唤得形神两超越，不知底是断肠声。”“空山中夜子规啼，病怯余寒觅故衣。不为明诗堪眷恋，久知歧路不如归。”“空山后夜子规号，斗转星移月尚高。梦里不知归来得，已驱黄犊度寒皋。”学子士人听说朱熹在铅山，多来论学，其中包括陆九龄。三月，陆九龄携刘淳叟从抚州来访，在铅山的观音寺与朱熹讲论三日。
  通过这次观音寺之会两个人在各有坚持的理学思想理念上都有所退让，且进行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显然主要是陆九龄受到了朱熹的影响，相见之后陆九龄基本上倾向了朱熹。在会后，陆九龄开始慢慢试着接受朱熹关于儒家经典和义理化的解释，肯定了朱熹将义理之学与章句训话之学相结合的基本方法。观音寺之会为朱熹理学在上饶的进一步传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三、朱熹对上饶理学与教育的影响
  由于鹅湖之会邀请了信州太守詹仪的参加，因此在鹅湖之会结束后，朱熹的理学思想通过官方途经在上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得到了当地的官府的支持，逐渐成为上饶地区的主流思想，对上饶的影响甚远，特别是对上饶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饶书院的讲会制度源于朱熹
  鹅湖之会开创了书院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次会讲。这种会讲，就是今天的学术讲座、学术研讨、学术争论。这种会讲，逐渐成为书院重要的教学方式，并形成制度，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书院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信州书院文化的影
  响，信州书院的讲会制度，始于朱熹归里讲学，大发展于鹅湖之会后鹅湖书院的建立。鹅湖书院的讲会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讲会的宗旨在于“遵白鹿之规，总括以尊朱宗孔之大旨”。所谓“遵白鹿之规”乃指朱熹于淳熙七年（1180）知南康军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规章制度。
  其次，讲会的目的是“得六邑诸君子讲习其间，着实下居敬穷理工夫，陶铸成真人品，使处为醇儒，出为名世”。朱熹最强调的就是读书穷理，持志居敬，达到醇儒的修身目标。
  再次，在入会的资格和要求方面，提出与朱熹教学时相同的会约。朱熹当年主持教学的时候，曾告诫生徒，圣贤教人为学，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诸公肄业于此，朝夕讲明。在这里，朱熹不仅提出崇正学，敦实行，而且明确何谓崇正学，敦实行，怎样崇正学、敦实行。
  最后，作为讲会过程中必定的一项程序，祭拜先师。大会开始时，各方来宾都要先行拜过先师。据研究，古代学校早有祀先圣、先师的传统，北宋时期的书院曾仿官学，祭祀孔子，但其真正形成自己的祭祀特色，应自朱熹始。朱熹在福建创建竹林精舍时，首创了除祭祀先圣孔子之外，还祭祀本学派先师的制度，以此来标明自己的学派传承和特色。鹅湖书院继承了这一做法，并以朱熹为其先师，在讲会时以他为拜祭对象。鹅湖书院的讲会制度在要求和做法上表明，它与朱熹之间有着特殊关系，作为信州最大、最有影响的书院，鹅湖书院讲会制度是信州其他众书院的典范。也就是说，在上饶，几乎所有书院的讲会制度都是这样的。因此，整个上饶的讲会制度都与朱熹有不解之缘。
  （二）上饶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源于朱熹的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
  以课程与教材设置为参照，随着朱子学在官学中地位的确立，朱熹的重要著作成为儒家读物的主要经典和各类学校的基本教材。元明清时期，朱熹的书籍几乎成了唯一的法定教材和必读书。不仅如此，朱熹读书治学一生，积累了许多心得体会和深刻见解，经弟子们总结宣传，朱熹的这些思想成为各家书院制订课程计划的基本依据。在元明清时期影响全国，是各郡邑官学校课程设置的范本。也是上饶官学书院等教育机构课程设置的范本。因此，朱熹思想在上饶各级学校教材建设及课程设置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宋元以来，上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是以朱子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唯推新安之士为然①。上饶人不仅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严格要求以朱熹为宗，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提供上也严格遵循朱熹的教导，秉朱子之教，读朱子之书，非朱子之书不读成为上饶人的信条。
  由此可见，上饶塾师所读所教之书，皆为朱熹之著，上饶各级教育机构，秉朱子之教，读朱子之书，在课程设置上，吸收了朱熹的思想，在教材建设上，更是不出朱熹指点及其学术著作范围。可以说，上饶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与其先贤朱熹有一定的关系，朱熹的教育经验和成果滋养着上饶教育园地，朱熹对上饶教育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朱熹对上饶理学与教育影响的原因
  朱熹对上饶教育的影响既是深刻的，又是全方位的，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朱熹本人长期从事读书治学及教育实践活动，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他的读书方法成为后学的不易经典，根据其丰富的读书治学经验，后人总结了读书六法；他学问精湛，对二程及孔孟之学的研究达到非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并通过注释章句和具体的教学活动，将先儒思想学说加以强化和延伸，提出许多精到见解；他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大学与小学两个阶段，并论述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特色；他亲自参加白鹿洞书院及岳麓书院的修复工作，并亲自制定书院教育教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他首创了书院讲会制度和颇具特色的书院祭祀制度等等，同时其多次造访上饶，在上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都是朱熹对上饶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的前提和基础。①
  其次，宋以后朝廷对朱熹及其学术的推崇，使朱熹读书治学思想及其教育精神在全国得到重视和普及。两宋时期，理学于王学和蜀学经历了长期的此消彼长的斗争之后，其官学地位终于得到确定。宁宗熹定元年（1208），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嘉定四年（1211）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次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被立为官学。淳祐元年（1241）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颁诏。①自此，程朱理学官学化的进程得以彻底完成，确立了其集大成者朱熹在宋元明清时期教育界的崇高地位。
  最后，由于上饶是文公阙里，南宋时期又处在京畿腹地，因而上饶人以其特殊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地缘情感，在遵从和传播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上，自当不遗余力。他们视朱熹为独得孔孟真传之圣人，对其顶礼膜拜，以至在上饶各地都建有朱子祠。
  虽然朱熹一生在上饶的活动时间并不长，主要集中在铅山、婺源、余干等地，但对上饶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在理学、经学和教育等方面。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得整个学术界都明朗了“尊道德”和“道学问”，“江西之学”与“江东之学”的根本分歧所在，这是学术领域的一种进步，是思维发展的一次飞跃。

①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朱熹与信州理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②刘佩芝，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副教授。 ①程继红：《在理学与文学的交通线上——论南宋交通新“十”字构架在朱熹理学与稼轩词派传播中的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23页。 ①周建华：《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载《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2年第3期。 ②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①《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世系图》。 ②熊良华：《上饶历史文化名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①郭齐：《朱熹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①叶求利：《朱陆学术之辩》，载《南平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①赵汸：《东山存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①刘经富：《朱熹在江西事迹考（之一）》，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①张体云：《论朱熹对教育的影响》，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①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