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其实是将人置身于一个更广大的充满联系的世界之中。任何事物，只要存在某种关联，事物之间就会存在某种符号关系。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由符号构建起来的世界，重要的不在于符号，而在于创造和运用符号，在于通过创造符号来构建生活与世界的意义。卡西尔说：“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①通过符号，人不但建立起一个属于人的生活的世界，而且，发现和创造了生活与世界的意义。
  从杨时作为著名的理学家，成为道南第一人，成为闽学鼻祖之后，几百年来，其符号意义不断被放大、运用，早已有由单纯的思想符号，文化符号，扩展为资源符号，甚至是资本符号。最典型的案例表现在对于杨时出生地的争论。
  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人，这是杨时自己和他同时代人明确表述的，不存在任何争议。杨时在《父埴行述》中言：“先君讳埴，南剑州将乐人也。祖讳胜达，父讳明。”杨时的学生吕本中，在应杨时儿子请求而作的《杨龟山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讳时，字中立，姓杨氏，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杨时去世后，作为将乐著名乡贤，将乐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一直引以为骄傲，筑有许多与杨时相关的古迹，极尽发挥杨时之符号功能。宋嘉定年间，由知州事余嵘出资，将废为民业的杨时故居赎回，立词纪念，并拨田以赡其后，后太守陈宓、董洪相继修葺。宝祐五年林式之重修。在将乐县，还建有德星坊、遵道坊、龟山书院等纪念杨时的纪念文物。明嘉靖四年《延平府志》：“德星坊，在县水南部。按旧志（指宋代将乐县志，已佚）在北门外，为龟山杨时立。后因时墓在溪南，乃徒焉。”“遵道坊，在北门外，为杨时载道而南。宋时建，元季毁。”“龟山书院，在将乐县治北封山之麓。中有祠堂，后有存心堂，门垣、厢舍悉备。宋咸淳二年，尚书冯初心奏立，度宗赐以院额。其后屡毁。郡倅母辰、县伊郭野仙普华及国朝知县王克刚、都御史李熙相继修建。给废寺田以供祀事。嘉靖三年，御史简霄按邑，改祠后立雪堂为传心堂，增祀二程先生，仍给祭田，而为之主记云。”①将乐关于杨时的纪念物还有许多，不一而足。
  从南宋绍兴五年（1135）杨时去世至明代洪武十八年（1385）的250年间，关于杨时出生地一直没有引来争议，对于杨时世居于县北之龟山都予以认可。这一年——明洪武十八年——杨时第十一世孙杨均政在始修兴善里龙湖村《龟山公家谱》所撰的序中，讲述了杨时直系上代祖“南迁三湖”的故事，即因神灵托梦，上祖从将乐县城北郊龙池龟山下南迁蛟湖、池湖、龙湖。自此以后，关于杨时出生地就有了两种说法：一为将乐县北之龟山下，一为兴善里之龙湖村。明成化六年（1470），明朝廷新置归化县，隶属兴善里之龙湖村划归新置之归化县，由此就有了杨时是归化人的说法。归化置县一百年后，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知县周宪章修篡的《归化县志》卷一三《人物》中，有“杨时，字中立，为龙湖人”的表述，这是杨时为龙湖人正式见诸文献史籍之始。之后，在归化县陆续出现杨时纪念物，崇祯七年（1634），汀州知府笡继良、归化知县杨鼎甲在龙湖杨时旧宅建龟山祠；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黄易迁文庙于龙湖龟山祠。龙湖为杨时故里渐渐为外界所知。但在学术界，大多并未在意于杨时出生于龙湖，系归化人之说，主流学术界基本上认为杨时系将乐人，出生于县北之龟山。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杨时出生地，基本上未引起学术界关注，仅是两县之间在争议。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出于扩大地方影响力，争夺地方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将乐和明溪（即明之归化县）两县关于杨时出生地的争论逐渐明朗化，各自强调杨时出生于本县，是本县历史人物。90年代中后期，由地方精英倡导主张，两县先后在政协文史委中成立杨时研究会，收集整理和刊印杨时相关史料，加大杨时系地方先贤的宣传力度。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两县从地方政府到社会团体、民间精英，均认识到杨时作为地方最重要的文化符号的价值与意义，由此，两县关于杨时出生地的争论进一步强化。先是将乐县资助点校出版了杨时文集，由杨时文化研究会牵头，召开纪念杨时诞辰等相关学术活动，邀请各界人士参与介入，出版宣传杨时的小册子。从1993年以来，将乐举办了纪念杨时诞辰940、945、950周年三次较大型的纪念活动。随即，明溪县也不甘于后，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参与到对杨时文化符号的建构中。2008年，明溪县举办了纪念杨时诞辰955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参与活动的各界人士有近200人，出版了《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等书籍，专门邀请各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杨时研究专家与会，撰写论文，强调杨时出生地系明溪龙湖村，杨时系明溪文化先贤。针对明溪的策略，将乐也采取相应对策，随即在2009年出版《杨时故里考证》（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一书，于2010年又约请学术界及地方精英撰写论文，出版著作，论述杨时系将乐人，出生于将乐县北之龟山下。
  本文不想对杨时的出生地作出判断，也无意介入关于杨时是将乐人还是明溪人的争论中。但从符号学分析，将乐与明溪两县关于杨时出生地的争论，其实质是关于文化资源的争论。
  杨时作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的重要符号，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开发价值的资源，一种可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文化资本。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将资本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分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种基本形态，指出：“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经济理论已被塞进了有关实践的经济的定义中，实践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明，它把交换世界简化为商业性的交换，而商业性的交换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力图追求利润的最高值，即（经济性的）自身利益；通过这种简化，经济理论将交换的其他形式隐喻性地界定为非经济的交换，因而也就是超功利性的交换。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种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的资本类型），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①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佑。前两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作文化能力和文化产品。文化能力是个人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而获得的一种内在的文化资本，体现为个人素质等方面。文化产品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统一，在物质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文化尽管不被认为是一种利益，但事实上它却是一种特定的资本。将潜隐的文化转变为显在的资本，首先在于文化的符号化，即通过符号化的方式，使文化获得一种可能的产品形式，从而具有可开发性，进入资本领域。对于文化的资源化和资本化，重要的不在于其文化形态是否能直接转化为符号产品，而在于这种文化形态能否作为个体或者群体进行竞争的手段。当杨时作为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中可以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一种竞争手段，即一种竞争性文化资源时，杨时的符号意义当然也就更加突显出来，对于将乐与明溪两县为什么都致力于加大杨时符号的建构也就可以理解了。

①《文集》卷首，《补修宋杨文靖公全集序》。 ②《文集》卷末，《重刊宋儒杨文靖公全集书后》。 ③《宋史》卷四二八《列传》第187《道学二》。 ①余达忠：《祖先·祖籍·宗祠——古代宗族制度下的文化认同》，载《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3月。 ①范立生主编：《杨时故里考证》，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①（法）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①嘉靖四年《延平府志》。 ①（法）布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