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什么是符号？皮尔士曾经对符号下定义：符号或者表现体（representamen）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是确定另一事物（它的解释者）去特指一个它所特指的对象（它的对象）的任何事物。①根据这一定义，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可以作为符号而存在，而且，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可以具有和获得多方面的符号意义，进一步而言，在不同的场所，任何事物、任何人的符号意义都会有所不同。
  生活于宋代的杨时，在其生活时代，其符号意义就已经彰显出来了。从符号学意义上说，杨时作为符号，在其生命体——即杨时作为个体生命而存在——获得存在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如杨时是杨埴的儿子，是南剑州将乐人，正如杨时在《父埴行述》中所言：“先君讳埴，南剑州将乐县人也，祖讳胜达，父讳明。”这是每一个个体都必然获得和具有的符号意义，但我们需要从更广大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来论述作为符号的杨时和其符号的建构进程。
  杨时是以理学名世的。理学是杨时最重要的符号，杨时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都是由于理学而获得和赋予的。可以说，杨时作为文化符号，是由于理学而建构起来的。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从汉代开始，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隋唐时期，由于道教的兴盛、佛教的中国化而出现了道统中断的危机。因而，恢复道统就成了唐宋时代儒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尤其是宋代，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为代表的儒学大家，融儒学合佛、道之学，确立理学，创立了濂、洛、关等理学派别。但这些理学家都生活于北方，而此时的北方又正处于行将为金所灭的危机处境中，作为中华主体思想文化的儒学再一次面临兴亡存废的关键时刻，道统将再一次中断。兴儒学、倡理学，唯一的出路在于将正在创立的理学思想移植到南方。当时的大哲学家邵雍对此有深刻洞见：“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①此乃言地气，实则国家的文化重心。而承担将国家文化重心南移的使命，则历史地落到了以杨时为代表的程氏弟子身上。与杨时同时，同为理学家的闽地崇安人胡安国，在为杨时撰墓志铭时，于此亦有沉痛的论述：“自孟子没，遗经仅在，而圣学不传。所谓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者，世无其人，则西方之杰，窥见间隙入中国，举世倾动，靡然从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灭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在南方则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与公三人也。”②生活于杨时时代，身为杨时学生的理学家吕本中，在杨时辞世之年所撰的《杨龟山先生行状》中有明确记载：“熙宁中，举进士，得官，闻河南两程先生之道，即往从之学。初见明道先生于颖昌。比归，明道曰：吾道南矣。是时，两先生从学者甚众。而先生独归，闲居累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窃探力颐，务极旨趣，涵蓄广大，而不敢自恣也。其中粹然纯一，明性以知天，了然无疑，故发于外者，简易直大而无所不容。同时学者皆出其后，独谢公良佐、游公酢同时并驾，而推先生为有余也。”③南归后，杨时谨记业师“传道东南”的使命，一方面以儒为业，抱道处晦，致力于研习二程的洛学，著书立说，做自觉的二程学说的继承者，他的著述《三经义辩》《春秋义辩》《礼记解》《大学解》《中庸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辩》《易解》等及编辑的《二程粹言》，是宋代理学发展期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拜师程门、得道东南之后，他四处聚徒讲学，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在荆南、济阳、余杭、萧山、常州、慈溪、将乐等地讲学传道，学子以千计。清代张伯行在《龟山集序》中说：“自先生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余人，讲述不辍，四方之士，尊重先生至矣。”①明刘元珍在《东林志序》中说：“东林之有书院也，以明道也。龟山先生（杨时）创起于前，泾阳顾先生（顾宪成）继起于后。”②长期讲学，杨时的学生很多，著名的有陈渊、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人，均是南宋理学名流。洛学之后，闽学兴盛，朱子集濂、洛、关诸学之大成，创立闽学，终于奠定了理学作为东方文化主体思想的至尊地位。在濂、洛、关学与闽学之间，尤其是洛学与闽学之间，发挥承先启后桥梁作用的，就是杨时，他既是“道南”的第一人，也是闽学的最早的创立人，被尊称为闽学鼻祖。一般所言的闽学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中，罗从彦是杨时的嫡传弟子，李侗是罗从彦的嫡传弟子，即杨时的再传弟子，朱熹是李侗的嫡传弟子，即杨时的三传弟子。由此可知杨时在“道南”中的作用，在理学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清人全祖望和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对杨时在南传伊洛道统中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籤也。”①一句“吾道南矣”，充分道出杨时在“倡道东南”中所发挥的承先启后的作用。
  习道、研道、传道，使杨时成为理学发展进程中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也正是由于理学，也正是由于杨时孜孜矻矻于“倡道东南”，杨时作为思想符号和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起来了。

①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成果（HX200808），教育部2013规划基金项目“重构历史：旅游时代的文化叙事”成果。 ②余达忠，男，贵州黎平人，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地方文化；陆燕，女，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③（法）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著，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5页。 ④（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①（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第130页。 ①（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九 ②（宋）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 ③（宋）吕本中：《龟山先生行状》。 ①（清）张伯行：《杨龟山先生全集序》。 ②（康熙）《吴锡县志》卷三九。 ①《宋元学案》卷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