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禅学与理学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课题编号：16BZX052）
  王党辉
  《禅学与理学关系研究》项目抓住中国文化史的关键性问题，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为当代文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鉴往以知来。
  从轴心文明的观念看，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期明显的轴心文明融合的历史。第一期为中国本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第二期为现在的欧洲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禅学是第一期中印文化融合的结果，理学是中国本土文化回应印度佛教挑战而成功复兴的思想典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解读第一期中国文化融合历史的关键性问题。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禅学的兴盛、理学的发生以及禅学影响理学这三个方面。禅学和理学前后相继，都有一个衰落的过程。基于新的问题意识，课题认为除了这三个方面，还要研究禅学与理学互相影响的过程，以及禅学和理学在各自衰落的过程中是如何自我调适而得以继续存在的，期望通过研究，初步回答何以禅学会衰落以及何以理学会衰落的问题，对应现代科学是否会长盛不衰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预计包括五个方面：1．为什么要研究禅学与理学的关系。这一部分属于方法论探讨，主要阐明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以及禅学与理学关系史在唐宋以来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问题；2．禅学与理学互相影响的历史。禅学是佛学中国化的结果，本身也受到儒学的影响向。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结果，受到佛学尤其是禅学的启发3．禅学与理学各自调适的历史。禅学与理学前后相继，都有一个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二者各自衰落的原因，各自在衰落过程中如何应对危机以及自我调适的情况，以及在衰落过程中互相影响的情况；4．现代禅学与理学关系。清代末期到当前时期，禅学与理学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都在走现代化的新路，二者互动的背景更加复杂；5．禅学与理学复兴前景展望。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展望，禅学与理学必将经过现代化洗礼之后再度兴起。
  在借鉴学界同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观点：1．哲学史的研究应该兼顾哲学性与历史性，不能是纯观念的展开，也不能是纯事实的叙述；2．理学本体论的创立和展开是理学演变历史的内在逻辑；3．禅学的创立也受到儒学的影响；4．禅学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为理学提供了借鉴。这些观点都是很初步的，有待于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得到检验和修正。
  由于问题意识的更新，研究着眼点不同，对于禅学和理学的历史分期以及历史逻辑都会有新的考量。由于要与禅学进行比较研究，势必会引起对理学分期问题的重新讨论，对于理学各派包括对朱子的评论都需要重新探讨。
  一般认为，朱熹为理学前期高峰，之后的元代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建。但是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来看，则不难发现元代异族入主中原为理学成为官学提供了历史契机，理学从社会文化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也为理学的再次繁荣做好了历史铺垫。明代王阳明达到理学后期高峰之后，到明末刘蕺山为理学殿军，一般认为作为主流思想形态的理学就终结了。清代理学依旧是作为官方学说肯定下来，也没什么创建，在政权与社会文化之间徘徊调适，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理学衰落时期。
  朱子学与禅学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朱子一生学思行事都与禅学有莫大关系。朱子十五六岁时就开始接触禅学，终其一生在修禅与疑禅之间徘徊，可说与禅学有不解之缘。朱子十九岁时竟以禅理作科举文章而中举。朱子的老师李侗评价朱子说：“渠初从道歉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朱子虽然从禅学跨入思想大门，但是并未止于禅学，而是进一步艰苦求索儒家义理，终成一代大师。但“皆就里面体认”则成为其一生学问事业的一贯风格。朱子诗《游密庵分韵赋诗得还字》说：“行行造禅扉，小憩腰脚顽。穷究探未已，理策重跻攀。”这首诗也可谓朱子的心路写照。朱子虽然从禅学得益良多，但最终归宗儒家，从山河大地、圣贤典籍中求索成为圣人之道。朱子的思想是向上一层不能透入，还是就里面体认、老实为人？我们认为朱子并非对于禅理不能透解，而是透解之后对真实世界的回归。所以在与陆九渊的争论中，朱子才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疑陆九渊为禅。无论如何，禅学是朱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启蒙之维和美学之维。
  目前学界关于朱子与阳明的争论是个大问题，焦点在朱子高明还是阳明高明。我们认为从禅学与理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可以为这一问题给出一种解答。禅学遵从佛学的传统，把世界归结为一心所变现的生灭门，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真实也不合理的。朱子的兴起是以理学本体论成功回应了禅学本体论，但在本体论上始终不能完全认同，偏向于拒斥禅学。朱子把世界分为理世界与气世界，肯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在本体论上比禅学更接近真实的世界。但是二元论的倾向成为朱子学中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陆王学派把世界归结为心世界，与禅学一样有一元论的倾向，但是与禅学不同，陆王学派认为心世界是真实合理的。虽然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都肯定世界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陆王学派则在本体论上与禅学更加接近。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课题编号：16BZX056）
  王琦
  经筵讲义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儒家经典经旨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讲稿，它是宋代学术转型与经筵制度定型的产物。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程颐、杨时、朱熹、真德秀等入侍经筵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的进讲，极大地促进了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典体系的形成、理学思潮的兴盛及帝王之学的发展，因而以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为切入点，探讨其与理学、帝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及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1．学术价值：（1）通过对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全宋文》等文献资料的搜索、查找，对“经筵讲义”进行收集与整理，为宋代理学与帝王之学研究提供新资料。（2）借鉴现代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四书》经筵讲义文本诠释与帝王之学建构的内在逻辑轨迹，丰富宋代儒学的研究。（3）探究经筵讲义与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典体系形成及理学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化现有《四书》学与理学研究。
  2．应用价值：研究宋代士大夫如何通过《四书》经筵讲义，促使儒学向帝王及社会各阶层渗透，从而成为社会共同接受与遵守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不仅可以深入把握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探索儒学官学化、社会化的途径，而且对于研究当代儒学复兴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内容
  本课题以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为研究对象，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经筵讲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深入挖掘宋代士大夫如何通过经典诠释与经筵讲学，按照由“学”体“道”，由“道”引“治”的致思方向，构建以道德性命为特征，以成就君德帝业为目的的帝王之学，并在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中，促进以《四书》为核心经典的理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展现《四书》经筵讲义、帝王之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轨迹，探讨儒学官学化、社会化途径，为当代儒学复兴与现代转化提供借鉴。
  三、总体框架
  1．宋代经筵制度与经筵讲义的兴起。从宋代文治导向与经筵制度、宋代士大夫崛起与价值追求、宋代学术转型与经筵讲义兴起等角度，探索宋代经筵讲义发生、发展的原因与过程，考辨宋代经筵进讲的人物与篇目。
  2．宋代《论语》经筵讲义与帝王修德立政。通过对吕公著、程颐、杨时、刘克庄、徐元杰、袁甫、程俱、王十朋、袁说友等入侍经筵及《论语》授受情况的考察，探讨不同学者对《论语》的不同诠释视角与思想特点，研究其对帝王修身立政的理念建构。
  3．《大学》经筵讲义与帝王之学的理论建构。通过对《大学》在经筵中进讲情况的考察，以朱熹与真德秀《大学》经筵讲义的研究为重点，探讨宋代帝王之学的建构轨迹及其理论化、系统化过程。
  4．《孟子》经筵讲义与帝王为政为学。通过《孟子》在经筵中讲授情况的考察，以程俱、陈傅良的《孟子》经筵讲义文本的诠释为重点，分析其对宋代帝王为政为学的理论建构。
  5．《中庸》经筵讲义与帝王心术治术。通过《中庸》在经筵进讲情况及在其他经筵讲义中的运用，分析其对帝王心术治术的影响。
  6．宋代经筵讲义的特点。以朱熹《大学经筵讲义》与《大学章句》为例，通过两者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的对比，分析讲义体与章句体的不同，凸显经筵讲义的特点，揭示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对中国传统经典诠释形态转型的重要作用。
  7．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与政治、学术、社会。通过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与帝王之学、理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探讨，展现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研究《四书》官学化、社会化的途径及其现代意义。
  四、主要观点
  1．经筵讲义既是宋代产生的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又是宋代士大夫用儒家经义影响帝王，切入政治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2．经筵讲义承载着宋代士大夫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追求，寄寓了其重构社会秩序，实现尧舜之道的王道理想，是理学思想发展与帝王之学形成的关键环节。
  3．宋代士大夫沿着以“学”体“道”，由“道”引“治”的致思方向，力图通过学统承续道统、成就治统，实现学统、道统、治统的合一，促进了以《四书》为核心经典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定型与发展，使得宋代帝王之学形成了以道德性命、内圣外王为特征的独特风貌，展现了宋代儒学丰富的内涵。
  4．宋代士大夫通过经筵讲学与经典诠释活动，促使儒学官学化、社会化，并进一步成为社会共同接受与遵守的行为规范与价值理念，对当代儒学复兴与现转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信仰、礼仪与生活：以朱熹祭孔为中心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课题编号：1 6FZX008）
  张清江
  研究以南宋大儒朱熹生活中的祭孔仪式为对象，主要处理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1）围绕仪式中的过程、信念和象征意义等要素，看它们的交织如何向作为仪式主体的朱熹开敞出一个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世界；（2）面对这个开放的意义世界，朱熹在仪式过程中会获得怎样的经验；（3）这种仪式经验对于朱熹的思想和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儒者来说，作为儒家礼仪的重要内容，祭孔仪式既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又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礼仪（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分别出来），因而，它既内在于生活之中，又超脱于生活之外，并会对儒者的生活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发生，以儒者在亲身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所获经验为媒介，而这种经验的获得，则以儒者对于仪式行为所具有的精神信念为前提。因而，围绕着祭孔仪式所展开的，是朱熹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交织，礼仪、信念和意义均构成了理解这双重世界的基本维度，经验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范畴：理解和诠释朱熹在这个仪式行为中的内心经验，以此展现儒者在礼仪实践中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借由对这种古典生活经验的哲学反思，本研究希望加深对人类深层生活经验的理解和体认。换言之，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信仰者的朱熹，在祭祀过程中的个体情感、行为和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带给朱熹的价值和意义。祭祀中的感受作为生活经验，进入到朱熹对于祭祀等问题的建构中，因而，借助于朱熹对于祭祀的论述，也有助于反过来理解这种生活经验。重要的是“理解”，对于朱熹来说，这种行为的价值是什么，并要努力诠释和呈现这种经验的独特意义结构。具体来说，研究包括如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章呈现朱熹对祭祀孔子的礼仪主张，及其在生活中进行的具体实践，以此说明朱熹本人如何理解和实践祭孔礼仪。这部分以朱熹对释奠礼的礼制文本为中心，以仪式的象征意义为视角，将朱熹所定礼仪与前代已有的官方释奠礼仪做细致文本比对，目的是清楚地呈现和理解朱熹在践行祭孔礼仪时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
  第二章以朱熹在祭孔仪式中所留下的“祝文”为文本，通过比较朱熹与同时代其他儒者所写的祭孔“祝文”及对比朱熹的祭孔祝文与其他祭祀时所写的祝文，突出朱熹在祭祀先圣时的独特关注和行为表现。这种独特性作为外在行为呈现出来，不是偶然的，而是跟朱熹对这一行为所具有的信念密切相关。
  第三章内容特别呈现朱熹对祭祀礼仪，以及对于作为行为意向对象的先圣孔子的态度和观念，以深入呈现和说明朱熹对于祭祀先圣的独特态度，更好地分析和呈现这个意向行为的内在意义。这部分将通过经典解释学的分析，详细呈现朱熹对相关要素的文本解释，它们构成了朱熹理解这些问题的外在表达。
  第四章尝试重新回到仪式现场，描述和理解朱熹在参与祭孔仪式过程中所能获得的价值经验和意义体验。这部分以“诠释”为基本旨归，结合朱熹本人对于祭祀内心状态的论述，借鉴现代学术对于人类内在意识的描述方法，对朱熹在祭孔仪式中的意识结构做细致、深度的描述，努力呈现朱熹在这整个过程中的情感状态，以此再现他所获得的礼仪经验。
  第五章将礼仪经验放回到生活视域，分析和呈现这种经验对朱熹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朱熹的“道统”意识和身份认同所发生的影响；二是对朱熹思想言说体系的形成、生命成长和转化方面起到的作用。此外，这种仪式上面对圣人的经验，与学界更为熟知的朱熹对于经典阅读的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也是这部分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研究的主要观点是：
  对朱熹来说，祭祀孔子不仅是出于对儒家礼仪制度的遵守，更是由于对先圣的真实信仰。这不仅表现在他举行祭孔仪式的次数和情境的多样性上，更反映在仪式的具体行为表现中。只有在写给先圣孔子的祭祀祝文中，朱熹表达了对自身生命整体状况的关注，其中包含着对自身道德生命不足的懊悔感、对先圣人格的向往感以及自身走向超越的价值追求，这表明朱熹很清楚地意识到祭祀先圣在自身生命中的独特意义和地位。对他来说，在仪式中遭遇先圣，不仅是出于纪念和尊重，也不只是为了功能性的“神道设教”，而是有着转化生命的精神性意涵。对于强调通过“圣人”和“圣典”臻至圣域的朱熹来说，对圣贤人格的直接、完整体认，在成圣之途上至关重要，它对朱熹道统意识的觉醒以及日常的修身实践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在祭祀先圣的礼仪氛围中，朱熹获得的是一种遭遇“神圣”的价值体验，这种经验不同于祭祖或其他祭祀时的内心经验，而朱熹在面对这样情境时所表现出的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反省与懊悔，使得这种体验成为生命转化与超越的真实过程，透显出深刻的宗教性意味。这种经验透显出儒家传统不可化约的“神圣”面向，这种“神圣”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儒者个体的生命实践中，而不是任何的教义理论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课题编号：16FZX009）
  冯兵
  一、主要内容及研究框架
  （一）“礼乐哲学”的形成、定义及性质
  我国传统礼乐起源并形成于上古先民日常生活与劳作的各个层面，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凝练与展现。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损益发展及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等学派对礼乐的哲学诠释与重构，礼乐已具备了丰富深厚的人文理性精神与哲学伦理学意蕴，“礼乐哲学”即此成型。我们认为，一切基于礼乐（包括礼乐之经与经学、礼乐文化等）的立场或以礼乐为研究对象做出的哲学阐释与发挥，都可名为“礼乐哲学”。它是对传统礼乐的哲学意蕴的高度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礼乐文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精髓之所在，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为其基本性质。
  （二）朱熹的礼乐形上学
  朱熹以理学中的理、气及理气关系论为最根本的礼学形上学依据。在他看来，理（或曰天理）是礼乐存在的哲学与伦理依据，是其合理性最根本的证明，气是礼乐存在和运行的物质基础与条件，而理气间“不离不杂”“理生气”和“理先气后”的关系则是礼乐实践的超越性向度的保障。针对传统礼乐中的鬼神问题，朱熹肯定了鬼神的“实有”，其鬼神观念更主要还是源于一种哲学的诠释，从鬼神观的角度为礼乐做了进一步的形上升华。而他对礼乐文、质的伦理内涵、核心精神，以及在理论层面强调文质兼备、实践层面又注重质先文后的文质关系的辨析，则既确保了礼乐之形上本体的优先性，也为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之间的贯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通过“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他对“仁”的再诠释不仅是对先秦仁学之道统的张扬与回归，且为其礼学奠定了价值观基础。而“敬”与“和”这一对范畴既分别构成了礼、乐的伦理精神，二者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礼乐关系，其所具备的情感伦理意义为礼乐的生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导。同时，对于作为传统伦理思想主体内容之一的义利观，在以礼乐为“义”的外在标准与表现的理论前提下，朱熹一方面肯定了“利”在“自然之利”的意义上的正当性及“义”“利”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义”对“贪欲之私”层面上的“利”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朱熹礼学视域下的义、利关系论充分体现了礼乐的价值评判和规范功能。
  （四）朱熹的礼乐实践观
  “以义起”是朱熹在传承与修订先秦礼乐的实践活动中所用到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等等，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乐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原则的基本认识。同时，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行的方法论基础。而在他较为短暂的政治实践及其丰富的政治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以礼法关系、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政治实践智慧，则是对传统礼治和德治思想在宋代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诠释。
  （五）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特点
  宋学背景下的经典解释与卫护道统的统一（诠释学特征），排斥与融摄佛老的辩证统一（体系建构的方法论特征），情感性、宗教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内容的基本维度），三者构成了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主体特征。
  （六）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礼学史、文化史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地位，对其后近千年的社会伦理风俗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对宋以后的礼学研究也起到了较大的理论借鉴作用。同时，它对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处理经学与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以及传统礼学的现代复兴、参与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方法论价值。
  二、主要观点
  （一）一切基于礼乐的立场或以礼乐为对象做出的哲学阐释，都可名为“礼乐哲学”，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为其基本性质。礼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礼乐文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精髓所在，是最能代表华夏礼乐文明或文化特征的哲学概念体系，可使之作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代表之一。
  （二）理气论是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主要形上依据，理学为朱熹礼学的形上超越性提供了基本保证。理学与礼学是支撑朱熹哲学思想大厦的两大支柱，理、礼会通使朱熹的哲学体系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上与形下的贯通而臻于完善。
  （三）以理释礼、以礼践理是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情感性、宗教性与实践性则是其礼乐哲学的具体考察维度。礼学尤其是礼学的实践性成为朱熹批判佛老之学的重要理论武器，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情理结合的中和之道是朱熹的礼乐实践智慧，也是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由此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近现代学者对朱熹“以理代礼”“礼教吃人”“以理杀人”等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源于对朱熹思想的一种片面认识甚或误读。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宋儒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整理与研究
  2016年教育部规划基金立项
  王志双
  一、课题研究现状及意义
  黄榦（1152～1221），南宋福州闽县人，是著名学者、思想家朱熹的弟子、女婿。朱熹学术思想的传布，在很大程度上，有着黄榦薪火承传之功。朱熹去世后的700余年来，在元明清历史时期，帝国官方尊奉朱熹，学界传布或发扬朱熹的思想，但对于黄榦的研究，至今为止，仍处于相对疏略的境况。
  黄榦的文集《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四十卷，承载着黄榦对于朱子学的一腔深情，蕴含着对于南宋晚期政局和社会的诸多切实的观察。世传元朝延祐二年（1315）刻本（宋版重修本）和多部清抄本（清丁丙跋抄本、清影宋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黄若金刻本，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藏；清张伯行编，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谊堂刻本，原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藏；清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南京大学藏）；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据传宋刻本（静嘉堂文库图书著录：一为影宋本，四十卷，十万卷楼旧日藏本；一为宋刊本，四十卷附一卷，皕宋楼旧藏本，傅增湘先生断定为元刻元修本）和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三年（1704）沈涵刻本等，但这些版本均或多或少地存在选编、断阙、讹误、墨丁等问题。这样的境况，给学界利用这一传世文献带来了诸多不便，对于今天我们更清晰地认知黄榦尤其是朱子学的传布过程也带来诸多困惑。
  目前中外学界有关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的全面整理、校注，尚付阙如。唯有四川大学古籍所主编《全宋文》收入整理的部分黄榦著述，但其中仍存有较多阙漏、讹误，更重要的是，未能更多校对存世其他版本。学界对黄榦其人其事的研究，多是在研究朱熹和朱子后学时涉及，但也多是作为配角，寥寥数字，几笔略过。而就黄榦人生历程，政事参与及其与南宋后期政局的关系，朱子后学究竟在怎样一种境况下，在宋末元初这一特殊历史进程中，凝聚在一起并爆发出巨大的学术影响力，而成为元朝及其此后帝制中国的官方哲学，尚须更精细、全面地深入研讨。而这对全面提升朱子学研究的品质，以及如何回顾帝制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来说，颇有意义。
  因此，全面整理黄榦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并在此基础上对黄榦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彰显朱熹去世后朱子学的承传脉络，意义重大，尤其是朱子后学究竟是在怎样一种境况下，传布和发扬光大了朱子学，尤为重要；对于世人具体、多元认识黄榦其人其事，发掘和显现南宋后期普通儒宦视域内的政局和社会样貌，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课题主要利用校勘学的知识，尽力全面整理、校注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以陈垣先生所倡导之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基本方法，钩稽旧籍，校注文字，勾画人名、地名、职官名等专用术语，出版一部信实可靠、系统完整的黄榦文集。以元朝延祐二年（1315）刻本之重修本《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为底本，参校福建省图藏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黄若金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三十七卷清初抄本（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影印本，实乃四十卷本，仅卷次编辑错乱）、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据传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三年（1704）沈涵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谊堂刻本等，对黄榦文集进行全面地校勘、校注。
  在黄榦文集整理的基础上，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黄榦及其周边儒士的从政历程及当时政局、社会、人脉，写出2～3篇论文。重新搜寻和呈现朱子后学的构建脉络，从一个普通士大夫的视角，就黄榦的从政历程，努力凸显南宋后期政局的多元历史面相。
  三、课题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之元刻本中，存在多处漫漶不清、阙漏，拟全面恢复其全貌，困难不少。目前已经掌握的学术信息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多个清抄（刻）本《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均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一现象。如何真正补齐，做到不脱漏、不妄意增补，殊为艰难。目前申请者已对勘了元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国家图书馆藏三十七卷清初钞本和福建省图藏清抄本，寄望其他版本（主要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据传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三年沈涵刻本）有较多发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据传宋刻本、影宋本能否亲自查阅，核实其究竟是否为傅增湘先生所断定之元刻元修本——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憾事。申请者拟亲睹之。因地域所限，亦有困难，虽已求助于日本友人抄写阅览部分，但仍不自信，或时机允可，亲自前往。
  世存宋人文献之中，尚有少量黄榦的著述，散落各处，未能收入其文集。全面搜集整理，实属不易，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福建地方志文献中存有的文字，多因当地文士虚饰夸耀乡贤而杜撰杂入其中，披沙沥金，仔细判断，收入整理本，锐利如炬法眼，恐亦难免偏差错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