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思录》编纂与朱熹道体论思想
  孙瑞娇（南京大学2016年，导师：李承贵教授）
  《近思录》成书于南宋，合朱熹、吕祖谦二人之力而成，回顾了北宋理学发展历程，梳理了理学发展的脉络。在内容选材上对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语录进行汇编，各卷内容语录编排次序上以周子为始，二程其次，张载为末。全书以“道体”为卷首，以“圣贤气象”为卷末，由形上到形下，由处己到治人，构架了一个内在严密与完整的逻辑体系。在编纂《近思录》的过程中，朱熹对道体论的思考也日益成熟。论文第一章主要论述《近思录》编纂背景与展开过程。第一节从理学入门之必须、回应佛教挑战之必须来论述《近思录》的编纂背景。第二节则从编纂过程中朱、吕二人关于“道体”讨论，编纂原则及编纂过程中吕祖谦的用力之处展开论述。《近思录》的编纂是以朱熹为主、吕祖谦为辅完成的。《近思录》之编排与内容，也以朱子本人哲学与其道统观念为根据。第二章主要论述《近思录》中的朱熹道体论思想。第一，朱熹道体论思想沿袭了传统天人合一的命题，诠释和丰富了最高主宰“道体”的内涵与义理；第二，《近思录》中朱熹道体论思想对形上道体加以重新整合与阐发，为传统性善论提供形上支撑，进而依此论述圣贤境界及为学、修养方法，凸显了儒家自然主义与实践主义特色，赋予“体用合一”新的内容诠释；第三，简要论述《近思录》中的朱熹形上道体论思想与社会治理模式。
  朝鲜朱熹关联题画诗文研究
  金哲（延边大学2016年，导师：崔雄权教授）
  论文以朝鲜半岛朱子学中出现的朱熹关联题画诗文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该类作品的分类，总结其特点，来研究朱熹关联题画诗文的文学成就，挖掘其文学本身的价值，了解朱熹的内心世界，这对其思想研究、理学研究均不无帮助，对中朝文化及诗歌的宏观研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全文采用比较文学与诗学平行研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美学观点论述朝鲜文人写的朱熹关联题画诗的特征以及美学追求，以此来阐明朱熹关联题画诗文传入朝鲜半岛及其传播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论文重点研究朝鲜朱熹关联题画诗文的传播途径，并对题画诗文进行系列分类，详细分析各个系列中的思想内容，以及朝鲜文人之间对朱熹诗词的交流研习情况，并论述朝鲜文人所写的题画诗文美学追求，总结朝鲜朱熹关联题画诗文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阐释朝鲜和中国诗歌文化交流以及对朝鲜社会影响等。在朝鲜半岛，很早就形成了朱子学传统。朝鲜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汉文学家，他们擅长汉文，善于写作汉诗，对朱熹关联题画诗文皆有论述，这些情况的发生、发展和繁荣一直深深影响着朝鲜汉诗的创作。注重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的朱子学及诗歌渊源研究，对深入研究中韩诗歌交流史研究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
  以理为美：朱熹美学思想研究
  李赛（曲阜师范大学2016年，导师：周维山副教授）
  从理学与美学的契合性入手，着重阐述朱熹的核心美学命题“以理为美”。论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阐述了朱熹美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以理为美”。从理学与美学的关系来看，理学为美学提供理论基础，“理”具有双重内涵，既有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继承，又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层面。具体体现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诚敬乐一体的审美理想和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其次，从理与真、理与情两对关系论述了“以理为美”的核心内涵。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在朱熹的哲学和美学中有重要地位，朱熹为万事万物的美找到形而上的本体依据。朱熹强调理，但不是一味扼杀情，而是情要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理与情的关系表现在理对情的接纳和运用，以理统情，以理御情，“感物道情”说是朱熹论证《诗经》及所有诗歌发生论的基础和特征，自然抒发情感而为诗。第三，探究了朱熹“以理为美”核心命题的艺术观。从美学上说，气是美的构成因素，气化流行产生美。气分为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朱熹推崇阳刚之气，这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美、诗文美、绘画美等艺术论述中，更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朱熹追求诗歌的理趣，理趣与诗情共存，理趣诗中也包含着对理想境界和伦理道德的追求。朱熹的理趣诗是融合理、趣与情三要素而创作的，是趣味、义理、诗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感悟的融合，达到言有尽而理有余的诗意之美。
  超越与共建：朱子的道德精神
  全林强（云南大学2016年，导师：罗昆副教授）
  朱子的道德精神既继承了孔孟重视道德主体性的传统，又是对主体性与行为合法性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的反思。为了克服两者可能存在的矛盾，朱子以排斥人的自然性质作为构建道德人格的要素，坚持主体与道德规范两者的共建范式。“理”亦即道德规范，不仅仅是对人与万物的规定，同时“理”被解释为内在于人与物并且作为其本质，朱子称之为“性”。朱子所理解的超越不是一种宗教异境之在，而是万物所共同遵循的，又是万物所本质地具有的，并且作为道德义务而对个体的存在价值做出规定。朱子道德哲学可分为两个部分：道德超越论、道德建构论。道德超越论：朱子严格区分了道德与自然范畴，认为人的存在价值在于道德，而道德不能由自然性质推导出来，毋宁说是自然性质作为附属于道德且体现道德的规定。道德，在朱子哲学中，是作为超越的先验设定被确立的，不是一种推理的结论，而是前提。道德主体建构论：朱子承认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个体的本质，道德是存在价值的体现，认为道德主体的构建仅仅与道德规范有关，即道德规范对个体所具有的道德义务的规定构成主体的要素。通过在“心”之“意”之维产生稳定的道德意向，决定主体的行为道德与否的性质。由于道德主体以规范系统作为内容，那么主体包含了规范体系所具有的自我规制、自我评价等功能，因此朱子所理解的道德主体是内在自决的。
  朱熹生态哲学思想意蕴探究
  吴冰（沈阳师范大学2016年，导师：王漠副教授）
  两宋期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朱熹，根据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明、社会乃至军事领域的发展状况，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继承传统儒家生态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佛道中的思想精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生态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万物一理的生态整体观、存理灭欲的生态伦理观、“生生之仁”的生态价值观以及“节用爱物”的生态实践观。朱熹建立起来的生态哲学思想以“理”为基本框架，认为人和自然界万事万物同生同源，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要求人类存理灭欲、发明本心，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在使用自然资源时要做到取有时、用有度。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朱熹生态哲学思想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入手，以鞭辟入里的哲学观念，将生态哲学思想体系纳入到人类的教育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之中，丰富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史。其“天人一理”“仁民爱物”“节用灭欲”的思想观念与当前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对于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子语类》词义类聚研究
  李顺（广西师范学院2016年，导师：杨艳副教授）
  论文以概念场理论为框架，选取了《朱子语类》中的七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考察、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的方法，从共时角度描写其中指称本概念成员的情况，从历时角度梳理概念场成员的分布，进一步揭示这一时期概念场词汇系统面貌，并对汉语概念场的特征及规律做出了讨论。从三个部分展开了研究。第一部分对《朱子语类》中的“捉拿、去除、汇集、降落、依仗、赞扬、阻拦”七个概念场进行了描写，从共时层面描写概念场各个成员的情况，发现单个成员同其他成员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关系，也从历时层面上，探究了指称本概念场成员的演变及分布的情况。从组合与聚合的关系出发，既探讨概念场内各成员的组合情况，又探讨各个成员与其他概念场的聚合情况，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语义网络体系研究。第二部分讨论了《朱子语类》中类聚复音词的来源以及构成，通过对各个概念场中复音词的来源及构成类型的描写分析，勾勒出了近代汉语时期复音词的部分面貌。第三部分从汉语同义词辨析、语文辞书的编纂、词义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构建、古籍的整理四个方面对《朱子语类》词义类聚研究的价值进行了分析。
  论程颐在朱熹中和新旧说转变中的作用
  李沙沙（兰州大学2016年，导师：李晓春教授）
  朱熹中和观念的形成对朱熹心性论的确立以及其思想体系的发展有一个奠基的作用，而其中和新旧说的形成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程颐的中和观念；二是道南学派、湖湘学派的中和工夫论。程颐的中和观念影响了朱熹中和旧说、中和新说的内容以及转变；道南学派和湖湘学派是二程弟子所创立之门派，道南学派的李侗是对朱熹影响很大的老师，教授朱熹静中体验未发气象；湖湘学派的张栻与朱熹往来密切，张栻向朱熹介绍湖湘学派“先察实，后涵养”的工夫论，这成为朱熹旧说的思想材料来源，后来变成中和新说的批判对象。论文以此两条线索为主线，一是通过介绍程颐的中和观念，来探究程颐在朱熹中和新旧日说转变中的地位和影响；二是通过对上承二程下启朱熹的道南学派与湖湘学派中和工夫论的厘清，即程颐—道南（湖湘）—朱熹之间思想上的关系，间接探究程颐在朱熹中和新旧日说转变中的地位和影响。程颐的中和观念直接影响了朱熹新旧说的转变，朱熹对程颐中和观念有继承、修正、创新的地方。由于程颐中和观念中对“心”的界定不明确，其弟子又偏重一端，或注重未发工夫，或注重已发工夫，这些原因共同影响了朱熹中和新旧说的形成和转变。
  《北溪字义》的理学思想研究
  吴丹梅（湖南大学2016年，导师：朱汉民教授）
  陈淳是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入门虽晚却是朱学最忠实的传承者和拥护者，其学术活动主要在于理学传播，而且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朱学传人，形成了“北溪学派”。《北溪字义》是陈淳晚年讲学的讲义，是其思想成熟时期的重要著作，因而集中体现了陈淳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征，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与探讨。《北溪字义》是一部以范畴诠释为核心的理学著作，全书包含二十六个重要的理学范畴。陈淳在宋代《四书》学发展的背景之下，从《四书》及其相关研究著述中选取理学范畴，并采用宋儒的《四书》学体系将其排列组合。同时，吸收和利用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的理论成果对这些理学范畴进行诠释，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理学范畴体系。此外，陈淳在朱熹的思想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天理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三部分的性理学体系。在对理学范畴进行义理阐发时，陈淳对朱熹思想又有所发明和修正，具有自己的理学特色。同时，陈淳在朱学式微的困境中自觉护卫师门并批判异端，其中虽不乏门户之见，但对朱子理学地位的提高和思想的弘扬至关重要。陈淳不仅在《四书》学的基础上，解析了重要理学范畴的思想内涵及其内在关联，使之形成一个理学范畴系统，而且在宋儒性理学的基础上，依照下学而上达的为学理路，建构了一个天人贯通的性理学体系。另外在治学方法上，陈淳通过范畴诠释的形式，将汉学文字训诂和宋学义理阐发的治经方式加以结合运用，将性理思想熔铸到《四书》的范畴体系之中，实现了经学与理学的沟通。因此，《北溪字义》具有独特的学术特色与价值，在朱学的发展和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宓理学思想研究
  马俊（南昌大学2016年，导师：杨柱才教授）
  朱子后学作为朱子之后传播理学的主力军，对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陈宓（1171～1230）少年时期侍学朱子，朱子殁后，又拜于朱子高徒黄榦门下，一生致力于理学，孜孜不倦。在与其他朱子门人讨论理学问题往来的书信中，展示出了陈宓对于理学思想的继承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改造，包括他对理学中的“天人观”“理气论”“人心道心”“仁”“忠恕观”“工夫论”以及“道统”的理解，显示了他对朱子理学思想深刻的见地。同时，陈宓还是一个士大夫，一生为官的经历给了他践行理学、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机会。他在为官的过程中一直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发扬理学的精神，以爱民为本。同时，陈宓还积极从事理学思想的传播，他多次组织刊修理学书籍，并仿效朱子创白鹿洞书院和延平书院。全文主要以陈宓《复斋集》为基础，考证其主要生平事迹以及具体年限，总结他在理学思想方面对朱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情况，以及他在为官期间所作的利民之举，对理学思想的发扬情况。
  《孟子集注考证》研究与整理
  叶静（浙江师范大学2016年，导师：黄灵庚教授）
  金履祥作为朱学嫡脉，于朱子的四书学颇有建树。他的《孟子集注考证》在考证内容上结合了历代孟子学的研究成果，保存了其师王柏与何基的大量言论。在训诂方法及义理观上基本传承朱熹《孟子集注》，在训诂体例、名物制度等方面则多有创新和补充，在研究元代的朱子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学界对四书学及《孟子集注》原书的研究比较详尽，对《孟子集注考证》的朱子四书学地位关注却稍显不足，尤其是探索其与《孟子集注》的传承关系还是一片空白。全文分绪论、研究篇和整理篇三部分。绪论部分交代了北山四先生在儒学历史上的地位，金履祥在朱学传承上的承上启下地位及其《孟子集注考证》的学术地位、研究价值等相关问题。主要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篇，共分三章。第一章立足于朱熹的《孟子集注》，从训诂方法及义理观角度探索其与《孟子集注考证》的承传关系。第二章主要对比分析在体例与内容方面，《孟子集注考证》与《孟子集注》的不同及其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整理篇，主要是对《孟子集注考证》的点校。点校前有一则凡例，对《孟子集注考证》的版本、出校记原则予以说明。凡例后增添原卷目录，以备读者查阅。文末附《孟子集注考证》的历代书目著录情况及序跋。
  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思想与实践
  柯安顺（湖南大学2016年，导师：章启辉教授）
  张伯行是清初的“理学名臣”，其一生以朱子所言“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作为自己的为学准则。张伯行毕生致力于理学的传播和弘扬，其理学传播思想与实践在清初理学思想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活动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上，清王朝占领中原之后亟需从意识形态领域建立主流价值观念统一思想，康熙皇帝等统治阶层都把目光投向程朱理学的复兴上。学术领域内，清初有识之士为了扭转空虚浮泛的学风也开始展开对王门后学空谈心性的批评，理学复兴势在必行。张伯行出身于理学世家，对于理学有着高度的认同，步入仕途之后张伯行又将作为地方官员的教化责任和理学传播结合起来，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张伯行理学传播活动的开展。张伯行传播理学强调对理学典籍的搜寻整理，张伯行刻印的《正谊堂全书》就是宋明以来理学典籍的汇集之作。创办书院也是张伯行传播理学的重要举措，张伯行一生创建、复建了多所书院，其中鳌峰、紫阳两所书院最为世所重。作为“理学名臣”，张伯行一生清廉自守，严格要求自己践行程朱理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为理学传播树立了典范。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活动和康熙皇帝等人倡导的理学复兴活动一起促进了清初庙堂理学的成型，使得程朱理学再次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再次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研究
  余杭（温州大学2016年，导师：程水龙教授）
  《近思录》问世后，影响巨大，宋、元、明、清都出现了收录四子之后理学家语录的续编本，“集朱”类续编本便是其一。在清初，此类续编本很多，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即其中典型代表。全书共约46万字，阐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卷一介绍了宇宙自然规律，其他十三章内容包括格物致知、存养省察、克治力行、齐家正人伦、临政处事，治国、平天下的礼法制度的建立，异端学说的批判及对古今圣贤人物的至高境界的概述。此书内容编纂的特色在于所辑朱子语录条数多且内容全面，内容偏重致知，体现了严氏的种族思想。《朱子文语纂编》从朱熹《文集》《语类》中选取能体现朱子理学思想的语录，或原段摘取，或改易文字，或于一段中择几句，或合数段为一条，或于数段中择几句合成一段。此书虽依《近思录》十四卷体例将朱子语录分类纂辑，但所囊括的朱子理学思想远比《近思录》所涵盖的四子理学思想深广，不仅弥补了《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的缺憾，发扬了朱子学，还将两种理学思想相互补充阐发，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缜密的理学系统。《朱子文语纂编》是清初政治、文化氛围下的产物，在清初众多“集朱”续编本中具有独特地位。其面世后不断流布，除清康熙五十九年初刻本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外，目前至少还有其他五种版本流传于世，其中有四种版本在日本传播。本论文对其编者、体例、内容、特色、价值、版本与流布等方面进行探究，进而探讨其在朱子学传播史中的贡献。
  人物性异
  ——朝鲜儒者韩元震对朱子性论的发展
  杨小婷（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导师：方旭东教授）
  朱子《中庸章句》注“天命之谓性”时提出“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或问》亦言“人物虽有气禀之异，而理则未尝不同”，似是主张人物性同；但《孟子集注》注“生之谓性”时却又提出：“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似是主张人物性异。如何理解此二注至少表面上的这种不一致，朝鲜儒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人物之性同异的论争，此即湖洛之争。力主“人物性异论”的湖派代表韩元震提出了“性有三层之异”的一元三层性论，将人物同源于理（太极）、人性贵于物性以及人性有善恶不同的问题区分开来，从而对朱子的性论做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疏。同时，针对人物性同论的洛派引以为据的《中庸章句》首章注，韩元震在指出其误的同时，通过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重新解读，提出了天命与五常有异和“自性而为道，由道而知性”的思想，强调《中庸》首章恰为性异之证。韩元震明确意识到朱子性论所面对的困境，即：既要保证天理的道德普遍性，又要保证人性贵于物性的儒家传统，而性即理所导致的这种张力使得朱子所要力保的二者之间难以共存，韩元震所做的努力，恰是试图解决这一困境，实有功于朱子。
  江户时代的林罗山与朱子学的官学化
  傅霞（江西师范大学2016年，导师：朴彦副教授）
  林罗山，江户时代初期的日本儒学者。被人们称为日本朱子学的鼻祖。他23岁时成为德川家康智囊库的一员，直到75岁高龄逝世，共服务了德川幕府的四代将军。他不仅对德川幕府的政治制度、外交及教育方面产生影响，还对江户时代的社会文化及社会思想带来很大冲击。本论文围绕林罗山一生的生涯活动及他的朱子学思想进行展开。论文站在客观的研究立场，对否定林罗山的观点持不同看法。同时，着眼于林罗山如何将日本的朱子学运用在幕府政治中，如何打开朱子学通往官学化道路的研究。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关于林罗山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动态及研究意义。第二章，论述林罗山生平重要事迹。第三章，林罗山的朱子学思想的研究。包含论述给幕府政治带来影响的林罗山朱子学思想及林罗山朱子学思想与中国朱子学的异同。第四章，论述林罗山在汉学、教育及外交上的活动及给江户社会带来的影响。第五章，分析朱子学在日本的接受背景、兴盛原因及发展经过，论述林罗山将朱子学官学化的道路。
  经典阐释中的衍义体研究
  向娟妮（广西大学2016年，导师：孙先英教授）
  衍义体在中国经典阐释中是有别于经典注疏的另一种阐释方法，虽然在经典阐释中不居主流地位，但从南宋到清朝，也一度在经典阐释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衍义体的产生得益于《大学》在宋代地位的抬升和《大学衍义》的诞生。经过二程和朱熹的改订，《大学》完成了三纲领八条目的架构，并成为了传播理学的重要载体。真德秀是朱熹的私淑弟子，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有志于完成朱熹未完成的扩充《大学》的遗愿，把自己的治国理想注入于《大学衍义》一书中。《大学衍义》受到历代君王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模仿作品，我们归纳为“衍义体”。衍义体依附于理学，一方面对程朱理学的传播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承担着经世济民的理想和责任。从宋到清衍义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性质上由正君心变为士子的普通读物，在内容上由尊德行变为力求实际成效，其经世成效也从书面文字走向实干。衍义体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代精英分子的价值观和经世理想，首先体现的是内圣外王修己成物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并被当作人生理想，再次是述而不作的著述态度被广泛认同和遵守，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精英分子在经典通俗化和世俗化方面的努力。衍义体促进着程朱理学的传播，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也传播到国外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最终，由于学风的改变，理学的衰落，且衍义体批判性的缺失和创新性不足，衍义体逐渐被人们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