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士子如果不入朝为官，就是研究、阐述学问，等待后面的学者。和自己写书比较起来，还是修订前人写的书更为可靠，免得有无知肆意妄写的嫌疑。朱熹十分仰慕程氏，却无法师从于他，就自认是他的徒弟，认真研习程氏书的一字一句，知道后人私自篡改了程氏原意，就对他们的书进行了多次修改，以还原其真实面貌。乾道四年和九年他分别完成了对《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的修订。
  关中地区有位人称横渠先生的大儒，名为张载，是士子们的宗师。他曾经在学堂的两扇窗户左右写着《砭愚》以及《订顽》的文章。后来，伊川先生将其改为《东铭》与《西铭》。他曾经说《西铭》阐述了理学根本是一致的，但是发散开来却各有特色。书中对原来圣贤们没有阐述的东西进行了扩展，与孟子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保养元气的看法有着相似的成效，并要求向他修学的人一定要看《大学》以及《西铭》这两篇文章。朱熹根据其中的义理编制成了《西铭解义》。
  濂溪先生周敦颐留下著作《太极图》，明确阐述了天理的根本，探寻世间万物的演变过程，还写了《通书》四十篇，对太极的内涵进行了讲解，其语言精练却富含道理，文章质朴却包含细致义理，可谓是继承了孔子与孟子思想的根本，十分有助于求学者学习。世人错将《太极图》视作全书的结尾，导致周敦颐通过万物形象阐述思想的深刻微妙的意义变得隐晦，不容易明白理解。朱熹对这一错误进行了纠正，写下了《太极图说解》以及《通书解》两本书。等到朱熹晚年时，才将《西铭解》和《太极图说》这两本书拿出来教育别人。这也可以看出朱熹治学十分严谨。
  朱熹查看近代的文集以及记事的书籍，认为对宋朝名臣的言行举止进行记载，有助于社会教育。但是由于书籍是不同人写的，也并未进行统一整理，没办法探究其中的曲折原委，并且陷入虚伪浮夸荒谬的说法之中。于是，他就对其中纲要进行摘录，写下了《名臣言行录》一书，与《伊洛渊源录》一书相互印证。
  朱熹在为母亲守丧时期，写下了《家礼》，希望恢复古代礼制。在朱熹的众多著述中，当属《小学》以及《近思录》是一天也没荒废的。《近思录》对周敦颐、二程以及张载四人的言论进行摘录，主要是有关于圣贤之道，并且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本书是后来的学者们的入门必修书籍，共计六百二十二条，是由吕东莱协助完成的。《小学》里则是强调最重要的是立身处世的规矩。朱熹亲自作序道：
  古代小学教育我们洒水扫地、与人沟通交流以及言行举止的规矩，还有尊敬长辈老师、关爱家人朋友的道理。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一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让儿童的修养和智力一起发展，在他们心中撒下善行的种子，而不至于有不满的情绪和难以融合的隐患。如今虽然前人所写的《小学》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各种传记里也有不少记载，读者们经常因为古今礼法有差别，而不肯学习，殊不知那些不存在古今差异的礼法，也可以在当下实行。如今搜集整理到某些内容著成这本书，供老师传课授业，教育孩子，可能还能补充一些风俗教育吧。淳熙丁未三月清晨，晦庵题。
  朱熹充分地阐述了《大学》的内容，对热爱学习的人起到了启蒙领悟的作用，又怕他们没有常规，没有参考，无法得到进步的载体，朱熹就又编著了这本书，用于教导幼儿，帮助他们打下坚实基础，打通枝节。文中共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章为内篇，以及嘉言和善行两章为外篇。这里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修身的学问。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完成后，就把里面精髓内容另外编写目录三十卷。到了晚年，司马光因为不满于《资治通鉴》原书过于详尽，而目录过分简要，就又打算编写共计八十卷的《举要》，希望能够回归中正之道，可惜没能完成。绍兴初年，南阳胡文定依据司马光的遗稿，补充编写了一些《举要补遗》。他的文笔更是简单，叙事则更加详尽。朱熹觉得他的见识太短浅，无法深刻领悟原文要义，解答其详细寓意，就额外编写了阐述义理的事例，增加删减，纠正规范，写下了《资治通鉴纲目》。这本书模仿了《春秋》的写作风格，文章里蕴含了对人物的褒贬，跨越了千年历史，使乱臣贼子的恶行无处隐匿。
  评论
  世界上那些热衷于追求官位的人，都说希望能够实践自己所学。如果他们真的有学识，那么就算得不到任用，去传道授业也是践行大道的方法。看看朱熹，尽管他身处民间，但是他的学问足够决定一代人的见识，他所遗留下来的著述可以端正无数代人的心性，如此一来，圣贤之道不就可以兴盛吗？现在有些人刚刚毕业，就想着追逐功名利禄，才学到教科书上的一点学问，就以为自己可以治理国家了。学校学得越多，风气反而越差，学生越来越多，但是那些脚踏实地学习的人却越来越少。真是令人感到唏嘘啊。
  宋朝开启了对理学的研究。周敦颐、二程和张载四人是领军人物。朱熹对周敦颐的《通书》以及《太极图说》进行了解析，对二程的《程氏遗书》以及《程氏外书》进行了修订，对张载的《西铭》进行了注解。可以说朱熹无愧是理学界的集大成的学者。
  朱熹撰写了十卷《五朝名臣言行录》，四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其中五朝是指宋朝开国到宋英宗时期，三朝则是宋英宗以后到徽宗时期。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编写了八卷《皇朝名臣言行续录》，二十六卷《四朝名臣言行录》，以及十七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现在已有合订版。
  江永也对《近思录》进行了注解，注解《小学》的也不止一人，近年来流行高愈注解的版本。清朝同治年间，湘乡罗忠节公（罗泽南）依据朱熹的《小学》编写了《小学韵语》。文字简洁明了，朗朗上口，家里有学龄儿童的，一定要购买一本。有苏州书局翻印的版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录最早到战国时期，明确地告诉世人，这本书是承接《春秋》之后的记事，不敢妄自评断《春秋》所记载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谦虚。朱熹在编纂的时候，更改为《资治通鉴纲目》，并在和蔡季通的书信来往中提道：“通鉴的节选版只命名为纲目，含有只需要把握事情的关键就能了解其他环节的寓意。”事实上，“纲”就犹如简洁的“经”，而“目”则是内容充实的“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值得修改的地方，莫过于叙述三国时应该推崇刘备为正统而轻视魏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