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两浙地区是朱熹生前游历讲学和出仕任职之主要地区，在朱熹亲传弟子中，两浙涌现了辅广、陈埴、叶味道、徐侨等重要人物，尤其是从南宋后期至明初，两浙地区还活跃着北山学派这样一个传承有绪、特点鲜明的朱子学流派。正是注意到两浙朱子学的突出重要性，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特立学案六篇表而出之，即：介绍浙西朱子学的辅广《潜庵学案》，介绍温州朱子学的陈埴、叶味道的《木钟学案》，介绍台州朱子学的《南湖学案》，介绍金华朱子学的《北山学案》，以及介绍明州（今宁波）朱子学的王应麟《深宁学案》、黄震《东发学案》。由此可见，宋元两浙朱子学实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但略感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课题只有零星的论文予以讨论，而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著作面世，与其他地域朱子学研究相比稍显寂寞。可喜的是，王宇研究员的新著《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41万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
  作为一部以宋元两浙朱子学为主要讨论对象的专著，本书前两章基于对朱子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揭示出本书的问题意识、构建了逻辑主线。著者发现，宋代理学一方面宣扬“道”在孟子之后到宋代千余年间的传承是中断的，正是北宋周、张、二程诸儒通过对经书的重新解释（而不是通过师徒授受）发现了“道”，使得“道”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是“绝而复续”的，这与汉唐儒学流行的师徒授受的传道模式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宋代理学自身又非常依赖师徒授受的模式传道，张载、二程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门人群体，他们在传道时强调弟子应该遵信师傅而发现“道”（“师统”），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著者受程颢《颜乐亭铭》“非学非师，孰觉孰识”的启发，将这种矛盾概括为“学统”与“师统”二者存在张力的反映：所谓“学统”就是指引启发学者明道的经典系统；所谓“师统”是指师徒传授所形成的系统。著者在第一章专门讨论了朱熹的道统观，指出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所谓“言语”就是师徒面相授受，“文字”则是著作文本的传道之功，二者本应相资为用，不可偏废。朱熹去世后，准确、权威的师门教诲遂成绝响，以陈淳、黄榦为代表的朱熹亲传高足遂确立了“足其所未尽，补其所未圆，白其所未莹，贯其所未一”的基本原则，坚持以朱熹著作文本为继承朱熹思想的首要权威，坚持从字面上严格遵守朱熹的教导，反对随意“创新”（见第二章第三节）。本书对宋元朱子学的讨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著者按照时间先后讨论了宋元两浙地区所有重要的朱子学人士、流派和文献。在处理具体个案时，作者抛弃了“小而全”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在前两章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引导下，从相关史料中甄选出符合逻辑主线、回应全书问题意识的切入点，进行深入讨论。本书第三章对徐侨、叶味道、杜范的讨论反映了朱子学是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南宋后期政治环境的。辅广（见第四章）、陈埴（见第五章）一方面笃信师徒授受可以传道，另一方面，通过注释整理朱熹的经典著作，使之成为新的学统。台州朱子学传人车垓的《内外服制通释》对朱子《家礼》的服制部分进行了通俗化解读和补充（见第九章）。处州朱子学传人赵顺孙对朱熹亲传门人的著作兼收并蓄，编成了《四书纂疏》（见第五章）。进入元代，明州朱子学传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学习方法和丰富的参考书目，方便广大普通学子自行修习朱子学，从而挑战了师徒授受的传播模式（见第八章）。王应麟（见第七章）既高度肯定宋学相对于汉唐儒学的优越性，又强调宋学的崛起是建立在继承吸收先秦、汉唐儒学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在客观上将理学道统观中跳跃性的传道轨迹修正为线性、连续的轨迹。他们的这些努力竭力维持了朱子学的师统与学统这两翼的平衡。
  但是，随着南宋宁宗朝开始的朱子学官学化运动的深入，获得朱子学传授系统的资格变成了实现功利目的的手段，各个地域之间的朱子学派系也出现了竞争关系，并滋生了过度的师统崇拜。本书指出有些朱子后学崇拜自己直接的老师，而贬低、背叛朱熹的教诲，“尊师重于尊朱”；有些则崇拜师徒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过分强调了“心心相印”，忽视语言文字的传道功能；还有些朱子后学（北山学派）发展出了“世嫡”观念，主张师承传授统绪中的每一代都仅有唯一的传道者，朱熹、黄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就是他们所处时代唯一的传道者（见第十章）。本书所观察到的这些现象都是以往的研究重视不够的，因而富有新意。
  面对师统崇拜的弊病，一些朱子后学从维护学统的立场对其进行了深入批判，代表人物就是黄震（见第六章）和史伯璿（见第十二章）。黄震在宋末已经主张正本清源，回到孔子、孟子，“以孔子为师”，而不要盲从朱子学的后辈学者；还提出“讲说已备于前人，体行正属于我辈”，主张杜绝无所创新的著书立说。史伯璿在《四书管窥》中更以丰富的例证揭示了“尊师重于尊朱”乃至“尊师贬朱”的现象在宋元时代普遍存在于两浙、新安、福建等朱子学派系中。
  本书的结论（见第十二章）将研究视野从宋元拓展到了明代。黄震、史伯璿对朱子学亲相授受的师统的批判证明，片面崇拜“师统”在元末已经难以为继，而属于学统范畴的宋元学者的著书立说的工作，也因为理论创新的后继无力而走到了尽头。入明后，朱子学的重要学者曹端、薛瑄、吴与弼都没有明确的师承。崛起于明中期的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认为“颜子没而圣学亡”，彻底否定了曾、思、孟三者之间亲相授受以传道的可能性。然而，阳明虽不信赖著述，而却笃信面对面的语言交流足以传道，高度重视面授亲传，一手缔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师门群体。也就是说，师统与学统的矛盾又开始了新一轮历史循环。
  本书在方法论上有四点值得特别肯定。首先，本书在研究中注重地域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立足两浙而能跳出两浙，将两浙朱子学设定为具体而微的解剖个案，从中总结出不但适用于解释两浙地区的朱子学发展史，也或可解释同一时段其他区域的朱子学发展情况的规律，从而避免一般区域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唯我独尊、夸大溢美之弊。其次，本书注重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朱子学的官学化是朱子学在宋元时代飞速发展的动力所在，因此必须把朱子学的发展与政治局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要重视科举制度的变革对朱子学传播的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南宋后期朱子学人士的政治命运，第八章讨论了朱子学在元代的科举化以及两浙朱子学的努力；第十章注重分析北山学派发展与宋元鼎革、元代文化政策变化的关系。再次，本书注重人物与文献相结合的考察视角。全书十二章中，有七章内容是以朱子学文献为讨论对象，即：《诗童子问》（见第四章）、《木钟集》和《四书纂疏》（见第五章）、《日抄》（见第六章）、《困学纪闻》（见第七章）、《读书分年日程》（见第八章）、《内外服制通释》（见第九章）、《四书管窥》（见第十一章）。最后，本书注重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相结合的论述方法。对于著述丰富的重要学者，本书以专章介绍，对于典型的学者群体和学派，则采用群体研究的方法，以求覆盖更多的朱子学人士，譬如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章。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书对两浙朱子学与其他区域朱子学流派虽然也进行了比较，但相关论述较为零散，已有的论述尚不够深入。其次，本书侧重人物和文献研究，而在哲学概念辨析方面略嫌薄弱，除了对师统、学统和道统这一组概念着墨较多外，对朱熹思想的其他核心概念未有更加深入的考察。再者，因为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文献量多面广，因此在个案研究时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吸收尚有遗漏。
  总体而言，本书的构思体现了较长时段的历史视野、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严密的逻辑脉络，代表了新世纪地域朱子学研究的最新成就，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优秀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