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仙境”与“理窟”并存
走访历史文化名村桂峰
楚欣
“桂峰名胜良难数，去天不远才尺五。”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文华殿大学士、 《四库全书》正总裁蔡新为桂峰村所作的《八景总咏》的前两句，它既赞美了这里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又惊叹其在崇山峻岭之上。这让我想起毛泽东的词《十六字令》的“离天三尺三”。二者都是以距“天”很近来形容自己所处的位置极高，非常生动，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那天笔者去桂峰村采风，从洋中镇出发，山道弯弯，汽车盘旋而上，回首眺望，青山叠嶂，都在视线之下，确有“去天不远才尺五”的感受，越发觉得蔡新的诗写得好。不过当时也纳闷——为什么身居要位的漳浦人蔡新会与山区的一个小村庄搭上关系？到了桂峰才知道，是族亲的关系让这位大学士不辞辛苦远道而来，因为当地人也姓蔡。
说到桂峰村的蔡氏，其迁徙的历史值得一谈。那是南宋中后期，北方崛起的蒙古族在灭金之后，势头强劲，一心想夺取汉人所主导的政权，宋、蒙之间的战事因而持续不断，南方局势险恶，社会动荡。宋理宗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蔡襄的第九世孙蔡长遵祖训，决定离开仙游，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居住，以躲避混乱的世面。当时他率领家人，沿着官道向北边的山区进发，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尤溪，发现此地山川灵秀，可作安身之所，便在此落脚，结庐定居。初时村以地势命名，称“岭头”，后因遍植桂树，遂改作“桂峰”。桂峰村民姓蔡，又常出名人，见多识广的蔡新自然知晓，来此一游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桂峰村因其丰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获得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
走进桂峰村，但见各种不同时期的建筑，依山势分布，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条小溪自上而下穿过，或缓或急，及至村头，有座石桥扼住水口，形成了典型的藏风聚气、负阴抱阳的风水格局。这座石桥长七米，宽四米，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因桥下有块巨石形如印玺而得名“石印”。桥两边分别立着石碑，一边记述的与出生有关，另一边叙写的与终焉联系，我没有详细询问，只觉得“生”与“死”的两块石碑有点玄奥。
另据当地族谱记载，古时石印桥一带，衔接官道，酒肆、茶楼、客栈、商铺，分布在小溪两岸，非常热闹。虽然时光流逝，如今这里已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但仍是村里最具魅力的景区之一，被戏称为桂峰的“东街口”。引人瞩目的是四株金桂和两株紫荆。听人介绍，四株金桂的石墩树池，之所以分别砌成圆形、半圆形、长方形、方形，是很有讲究的，即它们相应比喻日、月、书、印，象征蔡氏后人兴旺发达，子子孙孙有知识，有财产，有地位。
离开石印桥，走过古道，到了桂峰蔡氏的祖庙。
蔡氏祖庙位于村中心，坐南朝北，为二进单檐歇山顶木构建筑，始建于宋元时期，后因邻舍失火，殃及而遭毁，于清乾隆年间重修。祖庙虽不豪华，却是肇基之地，在蔡氏子孙的心中，份量很重。尤其是背后那座山，青松翠柏，郁郁苍苍，当地人说它像“飞凤衔书”，风水极好，故而文风兴盛，名人不断涌现，仅明清两代这个村就出了进士3名，举人12名，秀才412名。
祖庙的正中置历代祖宗的神位，供后裔春秋祭祀；大门前的场地上，散落着一些古代的旗杆石，表明前辈所拥有的荣耀；厅堂里四周悬挂匾额，有“进士”、 “举人”、 “文魁”，等等，让人依稀记起曾经有过的众星灿烂。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厅堂内的两件实物。一是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三月，当朝宰相、安溪人李光第为桂峰蔡氏族谱写的“叙”，其放大的影印件布置在墙上。为什么一个大宰相会为一个小山村的族谱写“叙”。读后这才明白，李光地是应他的“蔡年兄”所托而写的。这位“蔡年兄”，正是他的同榜进士、桂峰人蔡茂相（名云鹤）。科举时代，所谓“年兄”，宽泛而言也可称之为“同学”。有了这一层亲密的关系，李光地为桂峰蔡氏族谱写“叙”也就顺理成章了。二是堂上的橱柜里挂着一件竹丝编织的内衣，非常精致，其作用比现代的汗衫还要胜出一筹。这是因为，古代官服非常厚重，穿在身上很容易出汗，如果夹以这种竹丝制品的内衣，就会舒服得多。
走出祖庙，行不远路，有一株高大的桂树引人注意。桂峰村有桂树，本不稀罕，但这株桂树已有600多年的树龄，则非常少见。更难得的是，桂树一般只开花不结果，这株桂树却又开花又结果，因此当地有个风俗——青年人结婚，要到树下捡几颗桂花籽放在枕头下，祈望来年能生贵子，但又不能捡得太多，以免孩子生得过密造成负担。这个风俗既寄托桂峰人传宗接代的欲望，也有注意控制人口的思想，听来甚是有趣。
绕过能结籽的桂树，前行一段路有座老屋，年代久远，据说是桂峰村资格最老的房子之一，但门前却挂着“天然画柱”的牌子，让人不解其意。走进屋内，左寻右觅，也没发现有任何特殊之处。后经人点拨这才知道，秘密全在那两根未经涂漆过的柱子。原来，这两根松木柱子，其纹理暗含各种形状，有的像老虎，有的像猫头鹰，有的像蜘蛛，还有的像观音菩萨，仔细辩认，越看越像，却全非人工所绘，这岂不是“天然画柱”？
离开“天然画柱”，走在一条古栈道上，木质的栏杆给人以“上了岁数”的印象。听介绍，这是明代留下来的古董。栈道边是一座两层的老屋，大红灯笼高挂，还插着一杆旧式的旗子，上书“茶楼”二字，显得古色古香。据说这是一家古代旅馆（客栈）。虽然现在孤零零的，但可以想象，当年行走在古道上南来北往的旅者，到了桂峰，总会有人来此光顾。他们当中，或是歇歇脚，喝碗茶解渴；或是吃顿饭，补充体力；或是夜里留宿，第二天再出发。熙来攘往，情景料必相当热闹。只不过，当时桂峰村的酒楼茶馆客栈很多，这一家究竟属于哪个档次，竞争力如何，还是值得一问。
距客栈不远处，有座塾馆，名“玉泉斋”，虽然残破不堪，却磁铁般地吸引我走进它。馆内空荡荡，既看不见书桌，也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却能让人想象当年这里的青少年勤于功课的情景，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墙上的“捷报”。尽管年代久远，旧时的捷报只剩下小半截，但字迹依然清晰： “贵馆（以下缺失），考列正（以下缺失），壹等（以下缺失）”。人们据此不难分析，玉泉斋的学子考得不错，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还应补充一句，桂峰村不仅有“玉泉斋”，还有“泮月斋”、“后门山书斋”，等等，文风兴盛，非同一般。
走过令人难忘的塾馆，继续前行，来到后门山大厝。这座被称作桂峰村的“布达拉宫”，始建于明末清初，整个地基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石砌的护坡从山洞底开始，多达14层，高30几米，巍峨壮观，故有此名。此厝主体建筑依次为正堂、中堂、下堂、厢房，右侧为附厝，左侧为附厝、书楼、书斋、洗砚池及崖刻，四面用土石围墙圈筑。正堂为二层，面阔五间，十分宽敞。中堂为厝主人接待宾客之处，厅后设置三重门。正门平时关闭，逢重大红白喜事才能打开，平日只能从两个边门出入。据记载，这座大厝文化氛围相当浓厚，曾拥有文举人1名，贡生两名，秀才7名。但参观时，我所看到的文物却是一块经过加工的巨石，有几百斤重，称“出号” （超出一般，形容特大），是古人练武的工具，因为这里还曾经出过一位武举人。
从后门山大厝下来，转过弯到了石狮厝。相当气派的建筑之所以叫这样的俗名，是厝内藏着一尊石雕的狮子。这乃建厝的工匠赠送给主人的礼物。原因是，主人豁达大度，平时工钱都由工匠自己按份额到钱箱里拿，主人从不查对，工匠也从不多拿。大厝落成，工匠临走前，就用石头雕了一只狮子送给主人，以表达敬意。笔者听完这个故事，再看看那尊精美的石狮子，对古人的诚信与忠厚，印象非常深刻，并由衷地发出赞叹。
石狮厝建于清嘉庆年间，为二进穿山斗式歇山顶木构建筑，面阔五间。山门有副门联： “三谏风高勋业在苏黄之上；九峰派衍渊源从朱李而来”。上联的大意是，老祖宗蔡襄的文学、书法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不在文化巨匠苏轼与黄庭坚之下；下联的大意是，先贤蔡元定的学问来自大师级的人物朱熹与李侗。 （蔡元定，建阳人，南宋理学家，虽然是朱熹的学生，朱却惊叹其学问之渊博，因此当众说： “此我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门联的口气相当大，目的在于显示本家族的不凡，这也是中国古厝门联的共同特点。尽管豪放式的门联并非适合于所有的家族，其中难免有说过了头或胡吹乱捧的话，给人留下不实的印象，但上面介绍的这副门联，所表达的意思应该说并不为过，因为它出现在有着“山中理窟”之美誉、居民又都是蔡襄后裔、文风久盛不衰的桂峰村。
欣赏了石狮厝门联，走进厅内，给人的感觉是，内装饰相当精美，尤其是木雕，如左拱斗上有双麒麟、“空城计”、“福”、“禧”人物组合；右拱斗上有狮、马、 “桃园三结义”、 “寿”、“禄”人物组合，极富地方特色。遗憾的是，建在大厝内据说是村里唯一的“小姐楼”已经倒塌，要不，还可以探寻一下古人在居所方面有什么样的男女之别。
离开石狮厝，漫步于村中，来到了下坪古街。所谓街，实际上是往日桂峰村民聚会之处。这里左接石印桥，面前有一块开阔地，房子多为清代中后期所建，与一般厝宅比较，稍为低矮一点，但它的特色在于各座房子的屋面都用风火墙隔离，一旦发生火灾，能起到堵塞火路的作用。今天这条古街，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与热闹，它静静地注视着村里发生的变化。
游桂峰村，蔡氏宗祠不能不去。这是一座二进制单檐歇山顶抬梁式木构建筑，全祠用了80根巨大的杉木柱子，乃蔡茂相高中进士后的第三年，即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以他为首的族人主持兴建的。那时正处于桂峰村蔡氏家族鼎盛之期， “一时拨币兴工，备极辉煌冠冕”，即资金雄厚，工程进展快，质量又上乘。建成后，这里是蔡氏族人举办纪念性活动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宗祠前的华表小巧华丽，大门以石材为框，门板上绘制秦叔宝、尉迟恭的神像，石门的对联为“绳其祖武唯耕读，贻厥孙谋在俭勤”，意在勉励子孙亦耕亦读，既勤又俭。厅堂上的神龛，供奉着“皇清敕授儒林郎翰林院吉士六世祖登瀛蔡公妣徐安人神位”。正柱的对联： “兰水家声远；西山世泽长”，表明桂峰蔡氏的根在仙游木兰溪（指蔡襄的后裔），文化的源头则来自大儒朱熹的学生蔡元定（称西山先生）的理学。楣柱的对联为蔡新所题： “人心知源水木本；庙貌报祖德宗功”，希望族人饮水思源，回报祖宗的功德。厅堂之上还悬挂着众多的匾额，既有古之“进士”、“兄弟举人”，“父子翰林”，也有今之“硕士”、“兄妹硕士”，林林总总，反映桂峰蔡氏文脉持续不断，兴旺发达。．
宗祠里还有忠孝两个大字，为朱熹所题。 “孝”字乍看并无特别之处，但经人指点后发现， “孝”的右上方是人的形状，正在谦恭有礼地作揖；左侧是只猴子，呈拳打脚踢之态，整个字暗喻“孝者成人，不孝者成猴”的道理，教育子孙要遵循孝道，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这个字让笔者从心底里发出赞叹：妙哉，朱熹，他既没有增减笔划，也没有作任何附加，却能将“孝”字写成如此的富于哲理，其书法工夫确实了得。同时我还想说，汉字所独具的艺术魅力是其他任何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走出宗祠，桂峰村之行算是画上了句号。回程路上，梳理一下观感，不禁问自己， “刚才你看到了什么？”回答是，青山叠翠，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满目皆古，古道，古街、古巷、古树、古碑刻、古建筑，不愧是“云霞仙境”之地。尤其是众多的木构古建筑，不用一钉一铁，全是榫铆镶嵌而成，斗拱翘角，用料考究，装饰华丽，工艺精美，虽经几百年风雨，仍然保留得比较完好，实属不易。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景观，而是重视教育的古风。遥想当年，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竟然有那么多的塾馆与书斋，不能不赞叹其主人是多么的富有远见。再联系近些年来在闽西闽北采风时所接触到的一些古村落，如连城县的培田村，更让我萌生一种看法，即福建古时候的文化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北部优于南部，山区超过了沿海。比如我那个东南濒海的家乡，就很难看到像桂峰或培田这样文化积淀丰厚的古村落。这是实话，至于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偏颇，则有待于专家们的指点。
郭居敬和《二十四孝》
璎洛
新闻事件一：84岁老人春节露宿女儿家门外4天3夜，6个子女均不管。
新闻事件二：旅日留学生因学费问题在机场刀刺母亲。
新闻事件三：台湾龟山乡刘姓男子游手好闲，向父母要钱不到就放火烧房子。
看了以上三则新闻事件，我想任何人都会深刻意识到如今“孝道”传承的重要性了。
何谓孝呢？孔子认为道德品质完全是个人的事，只要努力，就能修身养性，且认为孝顺父母时要不辨是非地全盘接受和曲意奉承。孟子的孝在此基础上则有所进步： “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朱熹说： “孝源自仁。仁者，爱也。爱莫大于孝亲，于是乎有孝之名。”
如今社会对“不孝”过于宽容，才会出现上述极端丑陋恶劣的悖逆之事。
在尤溪县采风，看到《二十四孝》 （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撰辑者郭居敬竟是此地人，我内心激动不已，决心要写这篇文章。记得我上小学时，母亲曾带我去看过《《二十四孝》图并讲解，故事简单易懂，唯一道理即晚辈须对父母尽孝，若能如此便能得到上天眷顾而过上好日子。当时对我的刺激很大，惭愧自己不如人家小孩做得那么好，发誓要做一个尽孝的好孩子。
因此，我以为让小孩看《《二十四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二十四孝》所选择的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按朝代分有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等各代人；按人物身份分，有帝王，有贤德之人，有当官的，也有普通老百姓，有至贫孝亲者，有危难之际救亲者；按年龄分，有老年、中年、少年；按性别分有孝子和孝女。它为各式各类人树立了孝行榜样。让大家耳熟能详又合理美好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弃官寻母》是一则最令我感动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年幼时，其母亲貌美受宠而遭父亲另一个妻子的嫉妒被害改嫁。这个孩子7岁就失去了母亲，50年后，贵为高官的他思母心切而弃官寻母团圆尽孝。这样的孝是血溶于水的爱，如今我们周围也并不少见。对于母亲的爱，孩子是天生的一种依赖和亲切感，所以尽孝也是一种尽心、爱的回归偿还，能对父母尽孝是愉快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父母可尽孝，就好像心没有心房可以安放一样，很不安全踏实。
《亲尝汤药》说汉文帝刘恒是个孝子，生母病了三年，他除却工作便是守着母亲，所有汤药都要经他亲口尝过后再喂给母亲吃。《单衣顺母》说周朝有个孝子叫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因为继母偏心自己的孩子，冬天只给他穿芦花作絮的衣服，父亲发现后要休掉继母，闵子骞可怜两个弟弟将和自己一样没有母亲，就替继母求情，继母感动而改过自新。说明闵子骞是个善良无私的人，渴望母爱才能使他放下个人恩怨而成为一个孝子。还有《负米养亲》、《卖身葬父》、《鹿乳奉亲》、 《行佣供母》、 《恣蚊饱血》、《《扼虎救父》、《扇枕温衾、《涤亲溺器》，读后，我看到的是孝背后延伸出来的更多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品德。这些可歌可泣、值得学习模仿的孝子，在今天也值得重新解读。
但书中有些故事在如今看来是荒诞不经、违背情理的，比如鲁迅先生批判过的《为母埋儿》、 《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等腐朽之“孝”。这些当然属于“封建糟粕”的“孝”，可为何作者选编这些愚孝呢？我以为可从以下三点再细细斟酌：
第一点，重治孝本质，轻故事真伪。《二十四孝》故事选材多来自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这些故事细究起来，多数是神话传奇罢了。比如《《母埋儿》最初来自河南的《内邱县志》，晋朝干宝所著《搜神记》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与《内邱县志》大致相同。这篇故事表面看是宣扬孝心至诚的因果报应思想。其实，这故事只能算一个传奇。传奇的特点就是夸大事实，采用极端夸张的比喻手法让人触目惊心、难以忘记。只要做到这点，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就达到了宣传某个思想和意义的效果。自然，《为母埋儿》在《二十四孝》中成为最容易让百姓记住、流传最广、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故事。所以《搜神记》和《二十四孝》选这个故事的宣传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依我看来，这个故事还存在另一个疑点，郭巨埋儿的意义似乎不在于孝，而是利用“埋儿尽孝”来虚晃一招，最终是暴富了。因为他不要孩子也可以送人，却偏偏要挖坑，不挖坑如何得到天赐的金子呢？这金子果真是天赐的吗，还是他的不义之财先埋于此，而不好写“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再者，大家看他埋儿而痛心，于是不再奇怪和妒忌他不劳而获的天赐金子，反而要祝贺他。剖析到此，这个故事的真伪如何，已经无需探究了，只能说《内邱县志记载这个是符合当时的政治思想的，以为只要尽孝，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我觉得，郭居敬在元朝那种政治环境下编选这本书，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个人抱负都有密切关系。
郭居敬，生于元代，福建延平府（三明市尤溪县）人，《尤溪县志》记载： “（居敬）没，祀乡贤。”他一生隐居尤溪的八都小村教学，没有功名，却得到元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欧阳玄的赏识，举荐他入朝为官。他不肯入朝为官，发出“既不能挽江河以洗腥膻，奈何受其富贵哉”的感慨，说明他有着较为浓重的独善其身的儒士情怀。而忠孝是中国人的宗教即儒教的核心价值观。当他已无法对汉皇帝效“忠”时，那么尽“孝”便成为他认为的应尽的“忠”了。郭居敬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从当时社会价值、文学艺术角度、儒家思想出发选这些故事就无可厚非。
至于故事的不人性，则是一种艺术夸张手法。我们看《二十四孝》就当作是一个典型的传奇故事来看，重点在于了解封建时代看重“尽孝”的结果、社会传播仁善的影响力。慑于因果报应，当时社会的确很少不孝子女。但仅仅靠因果报应来传播孝道理念是不够的，狡黠的刁民并不受这个约束，于是封建朝廷又采取了另一种手段来加强和保证父母的权益。
第二点，依法治孝。孝道即养儿防老、老有所养，这是封建王朝建立和维持的养老制度。封建时代用“孝”来修身、齐家、治国，故历代统治者都把“不孝”定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唐朝《唐律名例》规定供养有缺属于不孝罪。明代的法律可谓完备，法律条文中处处渗透着“孝”观念，其中父母对家庭财产享有支配权，诉讼方面存在容隐制度（子女不能告父母），谋杀父母则凌迟处死。这便使父母的权益得到很好地保障。养老制度的完备，充分说明了中国“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体现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特征。
如果郭巨为母埋儿是真人真事，我想和法律有关，过去不孝是很重的罪行。郭巨敬畏孝道伦理，以至走向极端。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定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很深。法学家俞荣根先生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纯粹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评价，而是以伦理评价左右法律评价，道德意识统率法律意识。”封建历代王朝为了建立维护养老制度，必定让孝的精神和观念深入民心，于是“孝”文化便由道德伦理延伸至政治、法规。
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靠百姓自律可以做到尽孝吗？新中国成立后，孝的罪行不再严惩，于是逐渐发生了各种同“愚孝”对应的极端“不孝”的事来。比如开篇的三则不孝新闻，说明人类的自私会产生无限的恶念。那么道德无法约束、法律无法深入的地方，就可运用文学艺术宣传影响来强化孝的思想意识。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二十四孝》里出现各种传奇愚孝的极端思想了。
第三点，不怕愚孝多，只怕没愚人。若大家争先恐后去当愚人尽孝，也比个个都狡黠自私，善于算计得失，不仁不孝要好。不要担心宣传《二十四孝》，人人学了便如这故事里的孝子那样会做出各种愚孝的事来。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曲直判断力，也都自私。自元朝起，这故事在中国、日本传遍，几千年来也不曾听说有模仿其中内容做到愚孝之人，但是传播期间却很少有不孝之人。所以这故事只是给大家一个去比较学习的榜样，知道天底下有不少人比自己做得好，自己如何尽力也不能望其项背。
《二十四孝》中有些孝子其实是生活中并不存在的道德模范。这好比父母为了鼓励孩子学习，就给他虚构一个假想的模范去学习，于是孩子便日夜刻苦学习来赶超那个并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孝的传承意义，通过《《二十四孝》让我看到撰辑者郭居敬的良苦用心。他利用各种极端事例，把孝道的意义推向了一个生命的高度。所以不要深究故事本身的荒诞不近人情，应看到撰辑者的良苦用心。我希望人间多一些愚人，多一些该书中那样荒诞不经的愚孝。若真有郭巨埋儿前挖出天赐黄金，有这样的因果报应，也是好事。说明真有神明在赏善罚恶，恶人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只怕这样的事不过是郭巨掩耳盗铃而已。
既然尽孝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养老制度，那么作为孝思想宣传的《二十四孝》，采用那些因果报应的愚孝故事就可以理解了。他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尽孝，要么等着法律制裁，要么等着老天爷来惩罚。如果你尽孝就能发家致富。封建王朝这样精心维护养儿防老的孝道制度，正由于当时没有“退休金”这种养老制度。
如今国家有了一套完备的养老制度，老人有退休金保障个人权益，不需要靠孝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尊严了。感恩、尽孝反而变得更加纯粹，真正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希望得了国家义务教育好处的孩子们，能学到“孝”的真正涵义，别让父母为了学业成绩操心，被老师批评丢脸，长大了更不要当啃老族。学校和家庭共建一个不以应付高考为目的的教学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要知道“仁善、孝敬、忠义”比考试第一更重要，以不拖累父母为荣耀。
寻访林积
傅翔
春雨潇潇，我又一次踏上寻访林积的路途。作为尤溪第一进士的林积至今还有多少人了解，又有多少人耳熟能详，我心里没底。我也是此次到尤溪采风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个名字，然后才听说了小有名气的“林积还珠”的故事。
林积，字公济，尤溪县常平乡进溪里白泉村（今新阳镇中心村）人，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中进士。《《尤溪县志·林积传》载有一个“林积还珠”的故事，说的是林积少年时，进京赶考途经蔡州（今河南汝南）住旅店时，发现客床上有个锦囊，打开一看，里面有珍珠数百颗。接着，林积留言寻访失主。再接着，失主赶到京都，林积完璧归赵。这显然是一个年轻人拾金不昧的榜样与典型，面对巨额的金钱不为所动，当然值得大书特书，广为宣扬。明代李元纲著的《厚德录》最早记载了这一故事，接着，明人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也收录了这个“阴骘积善”的故事，所载甚详，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虽然故事的细节在时间的演绎下已经成就数种版本，略有出入，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与添枝加叶，甚至错漏，但并不影响这个故事的真实与流传。
显然，林积作为尤溪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进士，他的事迹远不止这些。广为流传的还有：一是他初升循州判官时，负责审理一起“海盗案”。上司提刑为了出政绩好向朝廷邀功，要林积对此案从重惩办，并且许诺说办好此案后可以保举林积升迁。林积不为名利所动，坚持秉公执法。他经过反复侦讯，多方搜集证据后，认定这是一起冤案，将58名受冤者无罪释放。二是他在任安徽六合知县时，重视发展农桑，兴修水利，倡导开凿了36口陂塘，用于防涝抗旱，深得百姓欢迎。后来，升任提举广南矿治、市舶时，深入矿山，精心规划，改进技术，增加产量，疏通运销，官民获益；管理市舶港口时，善于调处，安抚商人，贸易兴盛。三是在安徽泗州任上，时值王安石任宰相。王安石十分器重林积，以其政绩显著报呈朝廷。神宗特传旨宣林积入京觐见，褒扬他“廉能”。
元祐年间，林积出任河南转运使。河南是京都生活物资的主要供应地之一。河南漕运光是粮食每年就要运送大约400万石到京都。林积出任这一要职之后，清理漕运，善管物价，通调运输，政绩突出。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六月，林积积劳成疾，卒于河南任所，归葬尤溪管前乡大罗岐山。后人在县城西门兜建昼锦坊纪念。
林积的一生大体就是如此，寥寥小传还原的是一个心地正直、廉洁奉公的好官。他这样一个堪称楷模的被皇上褒赏为“廉能”的清官，他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我在心里期待着。
雨还在下，可问起林积的生平与事迹，尤溪的文化人却不甚了了，对其遗迹与归葬地更是语焉不详。曾经矗立城关纪念林积的昼锦坊早已不知所终，空留下一个街坊的名字。于是，我不得不再次前往，想要彻底廓清一下林积留给后人的谜团。第一站便是新阳镇中心村，林积的出生地，听说还有一座祠堂。
在建光、盛柏两位好友的陪同下，离开尤溪县城，七弯八绕的爬过一座山，我们便到了新阳镇中心村，村支书于书记已经等候多时。我们说明来意，于书记便带我们前往林积故居所在的下白泉自然村。下白泉在中心村附近3公里处，山高路窄，刚好可容一辆小车。路上茂林修竹，山花盛开，可我们却无暇旁顾。所幸平时没车，司机驾技高超，我们得以顺利来到一座老屋前。老屋孑然独立，背靠青山，山上青青翠竹，间有几株参天古树，两厢小山逶迤前伸，如一太师椅。前方平旷，阡陌井然。远处群山巍巍，从高往低向右边村口无限延展。群山下可见零星屋宇，并不见人烟。
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座略显破败的荒废的老屋，心中却无法把它与林积划上等号。我知道这座老屋不可能是宋时遗存，也无法印证它就是林积出生时的所在，但我知道，这个下白泉一定是林积的出生地，这座老屋也肯定沾染着林积的功德与祖脉。作为林氏现存最古老的祖屋，它占尽了这个山坳的风光，虽然荒草凄凄，歪歪斜斜，却依然透着一种威严与气势，一种和煦与朴素。
老屋四处贴满了红红的对联，联文古意盎然，追思邈邈，当为村里老秀才所为。从联文也能对林家曾有的辉煌略知一二，如门前的“一门三进士，四世五大夫”等联，这座故居已经成了林家后人一年一度祭祖的所在。从建筑的样式与雕梁画栋看来，依我判断，这座“林氏宗祠”当建于明清之际，有明代的遗风，又有清朝的样式，估计建于明，清代翻修过。当然，宋代也可能有过，只是被毁了。如今，厅堂墙上还赫然张贴着林氏后裔捐资祭祖的名单，虽然款项微薄，但在这穷乡僻壤之中，已足见后人之热血心肠。
一代廉吏的林积就出生于这偏僻的大山丛林中，虽人烟稀少，却风烟俱净，百鸟啁啾，绿意葱葱。我在感叹这一方好山好水时，也在感叹正是它的质朴培养了一个拾金不昧的青年、一个不贪不腐的“廉能”的好官。
当然，如果没有另一位名儒的出现，上天又怎会特别眷顾这一片大山呢！宋咸，这个出生于建阳童游里的胆识兼备、文武双全的进士与名儒，他适时来到了尤溪主政，不仅重建县学，亲自讲授经书，而且还撰成了尤溪第一部县志《《尤川志》。更幸运的是，林积便是他在尤溪任上的得意门生。宋咸著书立说，崇文重教，名满当时，师生间的教诲与传承自不用多说。
看罢林积祖宅，雨又下了，绵绵群山霎时一片迷蒙，白白的雾笼罩山间。我们在雨雾中离开了白泉村，心却无法平静下来。
据县志记载，林积积劳成疾，卒于河南任所，归葬尤溪县管前乡大罗岐山。志书记载清清楚楚，可问起来却无人说得清。我赶紧问于书记，于书记一口说定林积有墓，就在管前乡，但具体要找林家的后人。既然有，那就一定不要放过，我们拉上于书记就往管前走。
管前如今是镇，从中心村往管前镇有条捷径。路过一代枭雄卢兴邦的老家双鲤村，向右拐进大坋，便到东上村。一路森林茂密，空气宜人，风光绝佳，于书记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当地出过的名人，真是地灵人杰的好所在。我们在东上村稍作停留，因为林家后人便居住在这个村庄。我们需要一个向导才行。找到村支书，再找到林氏后人，已经颇费了一番周折，遗憾的是这位林氏后人也没去过林积的墓，无法带路。但他又说，管前镇上有位林姓的工作人员知道，于是，我们留下电话号码便直奔镇子。
镇里领导已经约好在等，时近正午，我们抓紧找人。不巧的是，我们要找的人又去城里学习培训，正好不在，但他知道谁可以做向导。找对了人，事就成了一半。不一会儿，刚才东上村的林氏后人载着一位老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也是村干部，镇里的林姓人正是他的同族。
原来，林积的墓就在镇政府附近的山上，不用开车，走路便可。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段很近的路却走得我们叫苦不迭。先是鞋子在田梗的软泥地里差点全军覆没，接着又披荆斩棘，你拉我推，手脚并用，狼狈不堪地爬上一块高地。这简直就是野坟嘛！比我们家扫墓还可怕呢，哪来的进士墓？又穿过一片桔子林，前方带路的老林却已在前方密密的灌木林中挥刀大砍，原来，那就是林积的墓了！
我们沿着林氏老者用砍刀开出的所谓的路走过去，墓上树木杂草丛生，几乎掩没了墓的痕迹。如果不是砍伐开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竟还有一个宋代名人的墓。虽然砖石都还在，轮廓也还在，但经人盗掘过，有点散乱。墓不见一丝古时的感觉，更不见一丝豪奢。唯一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墓的四周松柏林立，群山峻秀，墓前开阔平坦，还是让人感受到了一丝朴素与平静。我一时愕然，这真是出乎想象了！离镇子这么近的墓，竟然没有人去理睬它，后人也没有去祭奠它，这就是尤溪第一位进士的下场吗？是被皇帝褒扬为“廉能”的一代廉吏的下场吗？
春雨迷蒙，坐在回去的车上，林积的墓与故乡都渐渐远去了。也许，再过些时日，林积的一切终将在尤溪悄然消逝，但我想，我心中必定还有一个“还珠”的林积，一个“廉能”的林积，虽然他的家无人纪念，他的墓也无人纪念。
缮边尚书詹荣
詹昌政
一个事件可能改变人的一生。如果不是一场惊心的遭遇，詹荣的一生可能平淡无奇。
詹荣（1500-1551），字仁甫，号角山，曾祖詹旺为闽中尤溪人， “始以戎籍隶山海卫” （明·过庭训《直省分郡人物考》）。他出生在职业军人家庭，少即英敏， “年十二补卫诸生”，26岁中举，27岁成进士，授户部广东司正六品主事，因廉正能干，7年后晋升山西司正五品郎中，但只是管管钱粮而已，这在边乱频仍的明朝嘉靖年间，特别是与严嵩同朝为官的一个儒生，没有背景，不肯屈就，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
然而，34岁那年，詹荣撞上“大同兵变”，一切就改变了。
忠：平叛见胆识
明朝的国防有两大威胁：叛卒和边患。山西大同是京师的北大门，作为九大边镇之首，经常受到蒙古诸部的袭扰；叛乱也是出了名的，距五堡兵变平息不到10年，大同又起兵变。
和上次一样，也是因为修国防工事。总兵官李瑾治军严厉，为了挖40里长的壕沟，督工紧迫，让散漫惯了的骄兵悍卒受不了。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十月的某夜，几个小卒酒后“举火倡众，应者六七十人”，就把李总兵杀了（明·孙允中《云中纪变》）。
士兵岂能擅杀主将？朝廷派总督刘源清、提督卻永出兵。兵临城下时，城里的骚乱其实已经平息，只须小股部队细访捉拿，就能捕获首恶，肃清叛卒。但是，将士贪功嗜杀，卻永一到城南，就宣称要诛灭“杀总兵者”，刘源清更是说要细算五保兵变的旧账——叛卒们怕了，想以杀掉首恶来自救，但刘总督不答应，反而张贴榜文，要求军民放弃抵抗。这时，有人传言官兵要“洗城”， “众惑且惧，由是一城尽变，四门昼闭” （明·苏佑《云中事记》）。围城官兵几番强攻妄杀，使得“洗城”讹言成真，军民更是背城死战，官兵久攻不下。
第二年正月， “叛兵勾虏入寇”，蒙古的打来孙、吉囊、俺答、兀镇等部落酋长率五万骑兵赶来了，刘源清与卻永兵驻两地，不能相援，以致坚壁不敢战。但是，官兵的饷道断绝，蒙军使者入城，与叛卒“咬指”盟誓，连哪座王宫给谁住都约定了！（明·尹耕《《大同平叛志》）
大同，危在旦夕！
紧要关头，詹荣出面了。这位户部郎中分管山西的钱粮，兵变时正在大同督饷，被困在城里，而且，他刚得知父亲去世，无法奔丧。尽管城中乱成一团，叛卒却没袭扰他的住所。这是因为，詹荣“有智略，善应变” （《明史·詹荣传》），他“素充出纳，且为诸军计饷诚恳”——办事公道，待人友善，应变灵活，自然就有好的人缘。听说“官军战数不利，诸叛勾虏将至”，这一介儒生、理财的文官挺身而出了。
詹荣在父亲的灵牌前“止哭离苫”，说： “君亲并急，予何敢自附于执礼！”——忠孝不能两全，况且回不了家，也就不顾丧礼了。就这样，一场斗智斗勇的谋划展开了。
困在城里百余天，詹荣看清了一些叛将的面目，就密约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和镇抚王宁同盟讨贼。他叫王宁带着自己的储牒（名片）出城去见总督刘源清，为了瞒过叛卒，表面上“持官民状，为叛卒乞原”。总督接了储牒，见王宁不说话也不肯离开，就秘密接见他，王宁这才转告了詹荣的意图：主上宽仁，怎么可能屠城呢？有罪的只是那些头目，但城里人被叛卒恐吓，是不会相信这话的。希望能“得片札为征，约为内应图之”。刘源清给了“印札”，还特意交待王宁：“为我谢詹君。”（《大同平叛志》）
一个户部郎中真能力挽狂澜吗？刘总督显然不敢相信，他请王宁转告詹荣： “忠臣孝子事也，勉为之。”——尽力就好了。
詹荣拿到城外总督府盖了公章的“保证书”，就把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叫来，给他们看。戴濂说，马升威震城中，可以跟他一起商议——先前，攻城紧急，叛卒们推举杨麟、马升主持军事。詹荣也知杨麟、马升本无反意，就约见了他们，激以大义。马升听明情况，表态说，您这是给了我活路啊，我听您的！于是， “相与嚼血盟” （《云中纪变》）。
如何把城里的情况传出去？时值二月，詹荣叫马升放话说，官兵切断了炭路，城里冻得够呛，詹郎中人缘好，何不求他“出乞军门”？果然，叛卒没有觉察詹荣出城的用意。
詹荣见到了新任巡抚樊继祖，向他请求免除杨麟、马升一死，拨三千金，供他们招募死士刺杀首恶。樊继祖赞同这个内应的方案，同时转问刘源清，刘总督因嗜杀刚被解任，但也同意让詹荣带三千官银给马升（《世宗实录》）。回城半路，遇见兵部主事楚书，詹荣说，城里军民怕被屠城，你刚从京城来，就以天使的身份， “一省慰之，则事济矣”。这种冒充天使以安民心的计谋，楚书觉得有效，就大着胆子答应了（《《大同平叛志》）。
回到城里，詹荣故意透露说，官兵允许开通炭路，听说有天使带赦诏来了，恐怕全城能得救了。然后，与马升等二十多个“忠愤者”秘密盟誓。马升哭着说，如果这事不成功，我家族这百余口大小就托付给您了。詹荣答应了他。马升又去散布说，天使来了，全城恐怕有救了。大家就去城门迎接楚书，楚主事以天使的口气，把皇上宽容的意思宣布了，安慰一番，就出城去了。
当晚，马升和20多个心腹，“擒首恶黄镇等九人戮之”，把首级送出城去。第二天，围城的官兵后撤了30里，那些受胁迫的军民在城头看见了，大叫：我们真的有救了！这时，詹荣下令，大开城门，拆除障碍，欢迎樊巡抚进城。马升们又捕斩了许章等26个头目，同时缚献王宾等28人。
闹了5个月的大同兵变，就这样平定了。蒙军探得信息，也悄然退去了。
智：著作系苍生
因大同平叛有功，詹荣升职一级，但，仍是郎中。朝廷对这次涉事官员的功过，争论不休，有人甚至上疏：“楚书、詹荣之功不可录。” （《云中纪变》）不过，詹荣没心思计较这些——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礼制要放弃官职，回家守灵3年。
詹荣回到山海卫。这是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敕、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葛守礼商议修《山海关志》，恰好詹荣丁忧在家，就邀他出任主笔。
明代在边防地区设有边关卫所，以边关为单位修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镇志，多由守御边防的官员主修。詹荣对山海关的边地险要及古今战守之事，可以说了然于胸，由他主笔这部关志，真是选对人了。他“历时五个月，主纂了山海关第一部志书——《山海关志》八卷，书前有图28幅，为山海抵黄花镇总图，后一幅为山海关图，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得到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敕的高度赞许” （《福建史志·靖边将领——詹荣》）。
第二年，《山海关志》刊行。现代军事学者认为，它“主要记述与作战有关的城塞、兵马、钱粮、地险、夷情等内容，实为当时的兵要地志” （王仕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
詹荣传世的著作，还有《河东运司志》17卷。这是一部反映河东盐业生产、盐政等内容的志书，关乎民生、国运。一个儒生的著述，涉及的总是天下苍生与国家安危，而且习惯于以志书表达，当真不失“学识渊博，著述颇丰” （李大钧李大宏《大同历史人物·詹荣》）的评价。
3年期满，詹荣面临朝廷的考核：继任？降职？辞退？通常继任不可能，降职为多。而他很幸运，这3年，朝廷对大同兵变调查完毕了， “詹郎中以外艰去……起复，擢光禄寺少卿”，此职虽与郎中同为正五品，但它掌管皇室膳食，属于“录功，擢升”了。不过，很不幸，詹荣“又以内艰去” （明·孙允中《云中纪变》）——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又得回家服丧3年。
又3年期满，詹荣补尚宝司卿，说起来是个正五品掌宝玺、符牌、印章的官，更何况后来还晋升太常寺少卿，已然正四品，但在南京上班，等于闲职。
这10年，詹荣毕竟留下了一部《山海关志》，也许还有《河东运司志》？
这10年，明朝有两大边患，一是西北俺答，二是东南倭寇。奇怪的是，44岁的詹荣再次进入“一线官场”，去的竟然是西北。这，显然与他大同平叛的经历有关。
勇：直言斗权贵
嘉靖二十二年（1543），詹荣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甘肃。
甘肃与草原部落犬牙交错，边境小规模的争战时常发生，蒙古骑兵呼啸而来，肆掠而去，当地边民苦不堪言。詹荣到任后，“宣布威德，剿抚兼施，境内晏然” （明·过庭训《《直省分郡人物考》）。
他见天冷，建议户部把库存的布先借给军士做冬衣，避免霉烂，等抵布的牛羊收齐了再扣补。这样就盘活了库存物资，也给了当地牧民宽限，《世宗实录》誉之为“军民两便”。
嘉靖二十三年（1543）正月，鲁迷国的90多位入贡使者滞留甘州（张掖），大帅杨信竟然命令他们去与南下的蒙军交战，造成九人死亡。詹荣得知，当即上书弹劾说： “彼以好来，而用之锋镝，失远人心，且示中国弱。” （《明史·詹荣传》）皇帝认为言之有理，就“诏夺信官”，要求“厚恤死者，槥车送归国”。从此与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强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察部门官员，这位正四品右佥都御史，迅速完成了职务角色的转变。这与几年后，他对代藩王室人员的态度是一致的——
那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春，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和几个王府将军饮酒作乐，居然当街玩起聚众抢劫，甚至把大同刘知府也抢了。詹荣闻讯，立即派兵制止，同时上奏朝廷，结果，涉事的王室成员被停俸一年。充灼怀恨，竟然联络七八位宗室，与当地白莲教密谋联蒙叛乱！
当年秋此案破获，为嘉靖皇帝二十年后订立《宗藩条例》，打下了心理烙印（卜健《明嘉靖年间的乱军与边祸》）。
不过，詹荣巡抚甘肃还不到半年，皇帝就调他去大同了——那个让他大显身手的地方。
谋：缮边显奇才
当时，大同巡抚都御史赵锦与总兵周尚文不和， “事多牴牾”。詹荣以前在大同立过功，经兵部建议，嘉靖二十三年（1544）夏，皇帝将甘肃、大同两地巡抚对调任职。
周尚文出身于职业军人家庭，弘治年间就驻守边关了，16岁袭任从三品的指挥同知，可谓边镇老将。他多谋，爱兵，不贪，暴躁，苛责同僚。但与比他小26岁的詹荣相处，却如鱼得水，再加上总督翁万达， “三人皆有才略，寇数入不能得志（《明史·詹荣传》）。”
他们面对的敌人是蒙古的俺答部落。
詹荣说，大同无险可据，这样与俺答骑兵作战，十分不利。他与翁万达商议： “必须修边城。”皇帝支持了这种以逸待劳的边防策略。
修怎么样的边城呢？ “城必有台，利于出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仗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明史·杨博传》）。照这方案，他们在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等地修建了138里防护墙，7座城堡，154个望敌墩台；在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等地修建了64里防护墙，10座望敌台。特别是在宏赐堡以北的外长城沿线，修筑了镇羌、拒羌、拒门、助马四堡，互为犄角，叫作“镇羌四堡”，也称“塞外四堡”，作用巨大。同样是增修边防设施，大同曾引发两起兵变，导致巡抚、总兵被杀，而詹荣顺利完成建筑，边境为之安定。
明朝实行军籍制度，戍边的将士往往拖家带口。詹荣认为，光靠朝廷拨饷，生活困难。而不打仗时，强壮劳力白白浪费。他上书建议“召军佃作”，为守边“积粟”。田从哪里来？詹荣说，边境31所营堡，绵延500余里，边城之内的荒地开辟出来，都是“膏腴田”，可以达到几十万顷。用这些荒地募军耕种，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为田参军的民众，每个军人给他几十亩地，免田租，免徭役。这些人春夏耕作，秋冬戍守，亦军亦民，起了边防作用，又省了朝廷军饷。据《明史·翁万达传》载：当初调内地部队到此防秋，每年耗资150余万两，还超支近几十万两，而“召军佃作”后，节省了一半。
詹荣还建议，屯军垦荒，以充实粮草，免除佃作的田租、徭役，把大同一年买马的钱用来买牛耕地，广积粮，开山口，筑堡台，修边城，开辟军运交通，计8项，皇帝全部采纳。
第二年正月，明军在曹家庄三战三捷。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论功时，詹荣虽然在京以左侍郎主持兵部，因兵力调配得当，也升俸一级。
廉：南北共流芳
詹荣主持兵部期间，上奏“秋防十事”，得以在全国实行。
不久，嘉靖皇帝将翁万达提拔为兵部尚书，因他遭父丧，又叫詹荣主持兵部。詹荣是有骨气的！ “辞疾乞休”——我身体不好，让我退休了吧。皇帝发火了，说：那你就回家吧！两年后，詹荣在家病逝，时为嘉靖三十年（1551）十二月十二日，享年52岁（《世宗实录》）。
与詹荣共事的翁万达、周尚文尽管才略过人，功劳巨大，但都没逃过奸臣严嵩父子的迫害。詹荣被皇帝“夺职闲住”，竟然没人落井下石，也没谗言加身，可见他廉正、能干，官场智慧惊人。但是，不事权贵，一生功绩终究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詹荣一生没回过故里——闽中尤溪县四十九都石龟保（今新阳镇高士村），他是尤溪詹氏始祖夏侯公二十世孙，认定根在南方，所受嘉奖匾额，都送回故里祖祠悬挂，至今，在詹氏祖祠光裕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修的“詹荣纪念馆”，大厅左悬“少司马第”匾，上额为“明嘉靖皇帝钦赐为兵部左侍郎詹荣立”，下款为“明嘉靖二十六年题”；大厅右悬“皇恩特宠”匾，这是万历帝追赠詹荣为工部尚书时，詹廷的同僚们送的——题额为“钦差提督巡抚福建都察院右都御史商同钦命巡抚福建兼理盐法清军监察御史御、钦命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同为‘皇恩特宠’授福建广、授浙江荣、授云南鹭、授浙江源、授浙江武同敬贺。”
在詹荣纪念馆，我见到他的画像：头盔铠甲，一身戎装，英气逼人。旁有对联：宵衣旰食佐当道，献身靖边固国基，可作为詹荣一生的写照。故里宗亲还这样评价他：长经文，谙韬略。
故里的乡亲没忘记詹荣。他们把其祖带往北方用于行伍的石龟竹笠，叫作“詹荣笠”，独特的工艺至今犹存。詹氏族谱详细记录了他的谱系：居燕始祖大德公二十六世孙旺公，生一子：玉，明朝间肇基山海卫；玉公生一子：通；通公生一子：荣；荣公生于远，于远生仰、瑚、廷；廷生世显、世颐、世勋、世烈；世勋生云麟、象乾、象坤、象贞……足可证明：故里萦系着这一支北迁的宗亲。
族谱记录了鲜为人知的家族史：詹荣的曾祖父詹旺在北方当兵，叫妻携幼子詹玉去山海卫安家。詹玉生詹通、詹达（战死），詹通娶于氏，生詹荣。因病乞休后，詹荣在京郊建房，二年后病逝。詹荣有一男六女，男名詹于远，生三子：詹瑚、詹仰、詹廷。詹廷受祖荫，任过应天通判、南京户部郎中、云南广南知府等职。
在詹荣逝世70多年后，明天启首辅大学士叶向高以《读史吊詹角山司马》缅怀他：
司马高名霄汉间，乞身一疏动龙颜。
兵戈已息云中警，剑履仍辞阙下班。
心似归鸿依雁塞，功如车骑勒燕然。
九天雨露何时洒，冷落松楸傍汉关。
——哦，兵戈已息云中警，剑履仍辞阙下班。詹荣的智谋、品格尽在其中了。
一代枭雄千秋功过 记卢家公馆与卢氏兄弟
方友德
千年古邑尤溪，最响亮的名字莫过于理学宗师朱熹，这里是他的诞生地。
尤溪县称得上名片的，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卢家大院也算其一。卢家大院包括公馆峡、欧山渡、安洲岭三座大厝。其主人分别是卢兴邦、卢兴明、卢兴荣兄弟三人。
卢氏兄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不断转换角色的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令人可叹可恨又可赞。他们原本出身贫困农民，官逼民反，落草为寇；先后受到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收编委任，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围剿工农红军，蒋介石曾多次嘉奖授匾，《毛选》里也提到匪军卢部。抗日烽烟燃遍中华大地，民族存亡时刻，卢氏兄弟主动请缨，率军奔赴淞沪战场，4000兵勇喋血沙场，全军尽墨。而当解放大军逼近尤溪，卢兴荣在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策反下，毅然起义，使尤溪及其周边和平解放。卢氏家族的兴衰，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风云的诡谲变幻，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混乱。
今天，我来到尤溪双鲤公馆峡。找了十余位县、乡、村干部群众进行访谈，调查卢氏兄弟的生平及对其评价。
卢氏公馆，规模恢宏，虽然历经岁月浸霪，陈旧而苍老，却风韵犹存。由于建筑工艺和主人的经历非凡，它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今天游人到尤溪县访古探幽的一大胜景。
官逼民反落草为寇
卢兴邦原名卢文梁，字正栋，号光国，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卒于1945年。世居尤溪县团结乡七尺村朱源里，1921年迁居池田乡双鲤村。卢出身贫寒，父母早丧，靠祖传的一片竹林和制造、贩卖土纸为生。卢兴邦中等身材，口角左右均有一颗黑痣，痣上长了须毛，说话时常嘿嘿笑，坐着时两肩不断耸动。他信佛教，尤其迷信“卢公祖师”。
卢生性好赌，每每土纸挑到城关卖掉后，即到赌场，经常输光，负债累累。不得已将竹林典当给同村财主黄名扬。典当到期时黄却设词不让赎回。卢兴邦表示愿将竹林卖断，求补差价。黄名扬又以赎期已过为由拒补断价。卢兴邦气愤之下破口大骂。不料事有凑巧，卢兴邦咒骂黄名扬之后不上十来天，黄家突被德化土匪抢劫。事后黄名扬一口咬定是卢兴邦勾引匪徒，马上到县衙指控。县官听信黄名扬一面之词，即派衙役抓卢。卢得信潜逃外乡，县官便把其族弟卢文淳（后改叫卢兴明）逮捕入牢。
县官下令通缉。卢兴邦躲到洪村陈卓家做工。后来陈卓响应当时反县官的民军首领苏益号召，上天花寨聚义。陈卓当了天花寨西营统领，卢兴邦就在其部下，头尾三年时间。
1915年，北洋军阀督军李厚基部攻破天花寨，卢兴邦等几个头目，适逢外出，方免被杀。闻讯后卢兴邦携带一把毛瑟枪逃回尤溪。卢兴邦回尤后，老家已被官府焚烧，便和其表兄詹荣策以深山密林为据点，队伍迅速扩大到百余人。
卢文淳因卢兴邦而株连坐牢，保释出狱后，便携带其弟卢文才（后名叫卢兴荣）一起投奔卢兴邦，三兄弟皆成绿林好汉。
卢兴邦又拉拢苏龙光合伙。苏为军师，遂倡议结义十人为兄弟，取“兴盛”之意，公推卢文梁改名卢兴邦，坐头把交椅；卢文淳为次，改名卢兴明，卢文才改名卢兴荣。他们杀鸡锸血，对天宣誓，自此‘十兴同盟”，金兰结义。
1917年1月，尤溪九都的梅仙、梅营村因拒绝卢兴邦派款，卢恼羞成怒，派卢兴明、王兴平带600多兵马，分两路抄双梅两村，见人就杀，遇屋即烧．时续二天一夜，计烧房子65座；杀男女老少200多人，被追投河毙命的100多人，惨不忍睹。
变身军阀“围剿”红军
1918年春，卢兴邦认为南北政府对立，广东是革命势力，大可投靠。于是派人赴广州同国民党军政府联系，并接受孙中山委派为福建省三民主义宣传员，受编为粤军第三师第九旅第九团团长，这是卢兴邦被收编的开始。1922年秋，孙中山命许崇智率部入闽，逐走督军兼福建省长李厚基。卢兴邦率部攻打尤溪县城，双方相持40天。李的部将田顺昌出城投降，卢缴获一个炮兵营的武装，于是被许崇智委为东路讨贼军第三路司令。1928年初，何应钦把从北洋军阀接收下来的福州洪山桥兵工厂和造币厂移交给卢兴邦。卢把两厂的机器设备搬回尤溪湆下村，大量翻造机枪、步枪、子弹和手榴弹，并自行印刷钞票。至此，卢统治地盘有闽西北22个县。卢已经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1929年秋，毛泽东创建了闽西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急忙调兵遣将，围剿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委任卢兴邦为新二师师长，并挂上闽西“剿共”前敌指挥的头衔。
1934年1月10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师包围了号称“钢铁城堡”的沙县县城。沙县城墙高厚牢固，东南有又深又宽的东溪和沙溪作为天然屏障，西北两面则有两米多宽的护城壕。守卫的有卢部2000多人。夜间，城墙上每隔十几米布置一盏灯，亮如白昼。红五师第十团12日夜晚发起全面进攻，但遭到守军疯狂抵抗，三次强攻未能奏效而退出战斗。红军挖坑道，把3500公斤的黑硝装在十几副棺材里，偷偷运到城墙下。一声震天动地，城墙一下子被炸开20多米宽，县城被攻下了。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卢部对坚持在闽赣两省的红军大举反扑。卢部的52师向闽赣军区所在地宁化县城进攻，红军战士虽经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撤到泉上。1935年农历三月上旬，闽赣军区红军战士在长坊突围之后，卢部紧紧尾随“追剿”。这时我军一个团撤到闽西，后与邓子恢部队会合。而省委机关及司令部所在的一个团300多人，原想撤往闽南，在京口草洋村与卢部特务营遭遇。这战打得很惨烈，队伍被打散。方志纯同志（当时任红31师政委）战斗中受伤被俘，杨道铭（原闽赣省苏维埃主席）、黄家法两同志被逼到寺庙出家。
笼络民心杀子嫁女
卢兴邦虽是胸无点墨，但他却懂得人言可畏，民心可用，因此，当他抢掠烧杀之后，也耍了一些花招，以笼络人心。
当年卢兴邦兵马抄双梅，造成震惊尤溪的大惨案，全县民众愤怒。卢兴邦为了挽回被动局面，故意召开所谓“庆功大会”。卢假装要给部下记功，叫各营当场汇报战绩，当部下肖光长喜形于色，汇报他一人烧掉房子20多座，杀死村民60多人时，卢兴邦拍案而起，翻脸大骂： “你们这些人无法无天，不听指挥，妄自烧杀，败坏我的名声，人杀光，屋烧光，叫我去哪里派款？”肖光长成为替罪羊，当场被枪决。卢兴邦蒙骗了一些人，社会舆论也随之改变，说：“卢兴邦是爱民的，坏就坏在他手下太凶残”。
卢兴邦的儿子卢士禄，字胜斌，第二妻子林氏的养子，整天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不敢向其父亲要钱，而是向富户强借或派款，谁不依，就抓来拷打。后来竟发展到武装拦路抢劫。1941年2月27日，胜斌回家吃饭，卢兴邦待他吃饱后，叫人用绳子把他捆了，本只想教训一顿。岂料卢兴邦捆子之事，一下子传开，纷纷揭发其劣迹罪行。卢兴邦眼看众怒难平，最后下了决心，枪决卢胜斌。卢兴邦枪杀为非作歹的儿子后，获得蒋介石的嘉奖，题赠“大义灭亲”。
卢兴邦对霸占其竹林的财主黄名扬，杀之以报其私仇，以泄其恨。但卢却自欺欺人，谓“他不欺我不发，我今当上师长，应对欺我者表示谢意。”即安排名扬之子黄志超在卢部军械处当课员，同时备办厚礼送给名扬的遗孀。这一招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但却难以消除双梅百姓心头的仇恨和苦痛。卢兴邦当女儿卢世珠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便想以“和亲”来消除仇怨。肖子煌是双梅镇最有声望的富户，跟他家结成秦晋之好，既有益于消除双梅人的怨恨，又可在双梅设下一个棋子，可谓一箭双雕。双梅镇财主肖子煌喜气洋洋，成了卢师长的亲家，风光无限。
造厝庆寿修志兴学
公馆峡卢氏公馆就是在卢兴邦权势炙手可热时期兴建的。卢氏公馆建在新阳镇的双鲤，是个庞大的建筑群，当时主要有4座宅院，分别叫同仁堂、安仁堂、崇仁堂、敦仁堂。此外，卢兴邦在双鲤还盖有军营、炮楼、武器库、办公楼、小学校、见龙桥、文昌阁等配套建筑。8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见龙桥和卢氏公馆中的主要建筑敦仁堂。
敦仁堂主体建筑平淡无奇，为三进式单檐歇山顶土木砖石结构。穿过矮小的下堂和中堂，登上五级石阶来到正堂，还没有一点轩昂壮丽的感觉。但当我们登上左侧三层阁楼，探身下望，看到右侧也竖立着一座3层木结构楼台时，不由得赞叹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它们远远高出中轴主体建筑，挺立于大院前头，像牛的两角。对称而形同姐妹，所以当地人叫它“姐妹楼”。“姐妹楼”就像祥云缭绕的神仙楼阁，一下子扫荡了卢氏公馆的沉沉暮气，你不由为它们的典雅秀美、宁静怡然所沉醉。 “姐妹楼”为卢家小姐诗书女红之闺房，其造型大方中透着灵气，秀美中含着典雅。居室窗棂都有雕刻着精细的窗花，人物、飞禽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吉祥如意、福寿富贵。其刀法工艺，令行家赞叹不已。这座古厝已申报全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卢兴邦当年就在这座卢氏公馆里庆祝50大寿。卢兴邦50寿庆惊动了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周佛海、陈布雷、包惠僧给卢兴邦送来了4块寿匾；陈绍宽、陈季良等写了贺诗：何应钦赠送了寿联。蒋介石特地从南京派员送来亲笔所书“合庆百年”贺匾。我们看到，此匾今天依然悬挂在双鲤公馆厅堂里。
卢兴邦主政闽北时期，也曾做过一些好事。如在其管辖区内，先后在南平创办了闽北中学、延平小学校，在建瓯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在尤溪双鲤村创办双鲤学校。1928年秋，卢兴邦创办尤溪公立师范学校。当年11月，为方便乡人子弟读书，卢兴邦创办尤溪第一所公立中学。卢兴邦还要求尤溪马传经县长通令全县31个都，每都至少要创办小学一所。至1934年，全县先后共有小学34所，在校学生达2284人。
卢兴邦还倡修南平、沙县、建瓯、建阳、尤溪等县县志，倡修南平和尤溪两县的文庙，捐修福州孔庙，倡建南平明翠阁。1932年1月，卢兴邦创办尤溪县公立图书馆。
1924年，卢兴邦重建两座被洪水冲垮的大桥。整修城关通往南平和尤溪口的道路。两线共长145公里，方便了来往行人。
请缨抗日血溅淞沪
卢兴邦对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十分敬佩。自小有民族情结。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卢部准备奔赴上海战场，卢兴邦对前来汇报的军官说： “日本人，我嫖他三代。告诉卢师长（指卢兴荣），把日本人的屎给打出来，不要给尤溪人丢脸！”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发出号召：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消息很快传到卢部，官兵纷纷要求上最前线，痛击日寇侵略者。但国民党国防部认为，52师卢部是个杂牌军，战斗力弱，武器粗劣，只让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命令下达之前，消息己由个别官员走漏。卢兴荣立即召集所有骨干商讨，决心主动请缨，共赴国难。卢兴荣找到“复兴社”戴笠，由戴笠带他去见蒋介石，请求上前线抗日。蒋介石详阅卢部主动请缨抗日的志愿书时，立即批准。命令卢兴荣率领全师开往浙江杭州，统归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指挥。
1937年8月，上海战区调三个团，由卢兴荣亲自率领，增援上海大战场。卢兴荣挑选精壮人员组织大刀队和专破电网的工兵队。运用夜袭战术，冲破日寇四重电网，经过激烈战斗，击毙日军1000多人，阵地全部夺了回来，取得辉煌胜利。
不久，日寇派出大批机群，对卢部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机枪扫射，大炮轰击，卢部参战官兵在积水的战壕里坚持战斗，几乎全部牺牲。
10月，卢部从防空总站警卫营中抽出两个连，又在留置后方的杂兵中挑选一部分，整编成一个加强营，由警卫营长吴德均率领，驰援上海战场北角阵地。上场之后，他们以夜战方式冲击敌阵，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夺回阵地。第二天清晨8时多，日寇派来敌机百余架，加上敌军迫击炮百余门， “空地夹击”连续轰炸、扫射、炮击两个多小时，卢部官兵伤亡殆尽，470人的加强营剩下6人幸存。11月，卢部在淞沪战场上只剩下200多名残兵，配合杭州补进的新兵400名，由团长杨作源带领，坚守阵地，持续激战。此时，京沪交通线已被切断，第三战区下令卢部为先锋冲过苏州河，向南京方向撤退。杨部冲过苏州河时，双方杀得天昏地暗，血染江河。团长杨作源以身殉国，全团600官兵埋骨苏州河畔。卢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官兵总数4700多人，除了负伤送回后方医治的400余名外，共牺牲官兵4300多人。
1945年9月16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电报传到双鲤卢氏公馆，身染沉疴的卢兴邦悲喜交集，放声大哭。9月20日，中秋节。卢兴邦抱病率族亲向在淞沪牺牲的弟兄祭奠，敬酹抗日将士忠魂。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卢兴邦撒手人寰。
投诚起义青史留名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百万雄师一举突破了蒋介石的千里江防，第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总统府。眼看着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卢兴荣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此关头，国共两党都在向卢兴荣招手。5月间，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邀请卢兴荣到福州作了一番长谈，欲委任卢兴荣为国民党南平专员兼地方保安司令，力劝卢兴荣再度坐镇闽北以抵抗解放军入闽。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通过民主人士接触卢兴荣，对他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6月初，共产党闽北游击队司令林志群派人来到尤溪会见了卢兴荣，力劝卢兴荣率部起义，并领导尤溪和平解放。
审时度势，卢兴荣最终决定率部起义，迎接尤溪的和平解放。他先是从安洲岭枪库里，取出30支驳克枪和两挺机枪、若干弹药，雇30名民工挑运，派一个分队护送，交到在沙县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手中，以示投诚的诚意。当时，国民党南平副专员刘涤民带着3个连的官兵来到尤溪。卢兴荣听刘涤民说要捉拿并杀害共产党派往尤溪的谈判代表余维藩、林芳等5人，当即派遣20多名士兵漏夜将余、林等5人接到安洲岭自己大厝里保护起来。刘涤民见势头不对，当夜逃向闽清。
1949年7月5日上午，尤溪宣告和平解放，两支解放军队伍大步迈进了县城。第二天，卢兴荣让人把安洲岭大厝库藏的400多支长短枪、4000多枚手榴弹、数十万发子弹，分装3条木船运到城关，交给了解放军。
卢兴荣的明智决断受到司令员林志群在大会上褒奖，希望他继续负责带领尤溪百姓，做好治安发展生产。但此时他已经重病缠身，于1950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在安洲岭大厝里辞世，终年55岁。后来卢兴荣被追认为国民党起义有功人员。
2006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授予卢兴荣等52师官兵参加抗日战争的有功人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其翻腾咆哮千回万转向前奔流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到了最后，必然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被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朵山野戏曲奇葩和它的守护者
林瑞武
在闽中尤溪县的西部，崇山峻岭拥抱着一个名叫南阳（坊）尾，一个名叫芹山的两个小山村，隶属于南芹建制村。其中南阳尾村的村民都姓杨，《杨氏族谱》记载，他们“祖衍龟山之道，脉向南阳以开疆”，即是说，中国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被誉为“闽学鼻祖”的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字龟山）是他们祖先的一员。数百年过去了，村民们对这位睿智先人或已渐淡忘。然而，有一种祖先传下的名叫“小腔戏”，当地也叫“南阳尾戏”的戏剧他们却代代相守，不离不弃。每当农闲时节，或逢年过节，迎神祭祖，他们总要搬出来演上一通。当锣鼓敲响，管弦奏起，咿咿呀呀的唱腔伴随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飘动的时候，便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南阳尾和整个南芹村人爱唱戏观戏远近闻名，所以当地有民谣： “南芹山窝地，人人爱唱戏，日日百家饭，夜夜当皇帝。”然而，南阳尾人不光是自己喜欢唱戏观戏，还组成戏班走村串户和到外县演出，并开馆授徒，把小腔戏的种子播撒到全尤溪和沙县、永安、大田等地，使得小腔戏的迷人倩影在闽中和闽西北山区四处闪现。
南阳尾村人为何会拥有和痴迷于这小腔戏？这小腔戏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外界人不得而知，南阳尾村人自己也不甚了了。虽有些相关的传说，但孰知是真是假？至于这小腔戏具有怎样的艺术审美特点和历史文化价值，在中国庞大的戏曲家族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其生存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究竟如何等问题，也许不是南阳尾村人所能解答的了。而南阳尾村人也未曾想到外界有人会关心这些问题，会想帮他们解答。不就是村里世代相传的一种土戏吗？就像山前山后那些春来就盛开的野花，秋至便成熟的野果一样，会有山外人关心、留意吗？
然而，还真有人在关心、留意，而且还是首都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里的一批专家学者，其为首者是张庚先生。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经历过10年“文革”浩劫的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与破坏。作为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张庚先生和一批戏曲工作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想为中国戏曲修一个“志”，让人们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种种切切，进而研究、保护、传承之。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面对戏曲被文革飓风摧残的惨状，他再次立下决心，一定要把为戏曲修志的工程尽快推上马。终于，在他和一批戏曲工作者的奔走鼓呼、倾力推助下，编修《中国戏曲志》且每个省、市、自治区各编一分卷——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终于立项启动了，并被列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而在省城福州的福建省戏曲研究所，一批早就在关注、研究福建地方戏曲的专家学者马上也作出回应。他们下决心要为生存在八闽大地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戏曲剧种修出完备的“家谱”，小腔戏自然名列其中。然而，不像活跃于闽东南沿海一带的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等剧种，它们因为艺术精美，受众多，影响大，就像那些风姿绰约的名门闺秀容易受人青睐一样，早就有人在关注和研究，所以修起“家谱”来也相对容易些。而小腔戏艺术上相对粗简，又隐匿于闽中和闽西北的深山僻野，犹如一个容貌质朴，身上还带有乡野土气的小村姑不易吸引人眼球一样，关注与研究者自然就少，所以修起家谱来也就难些。此时，有一个人走进了省戏研所专家的视线，他就是尤溪县文化馆的音乐干部周治彬。
笔者在尤溪县一家酒店里见到周治彬的时候，他已退休好几年，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看上去毫无“老”态。他向笔者讲述了自己与小腔戏结缘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仲夏的一天，烈日流火，蝉噪林静，为挖掘抢救尤溪县的民间音乐，其时才30出头，风华正茂的周治彬肩扛一架重达30多斤的电子管录音机，在一位村民的向导下，只身一人，汗水淋漓，徒步跋涉30多里山路，初次来到南芹村，也是第一次看到小腔戏在村庄戏台上演出的情景。那音乐唱腔听来有点像京剧的皮黄调，表演十分古朴且带着浓厚乡野土气，有些表演动作还有点像木偶，而且男女主角演员都用小嗓演唱。他感到很新奇，但由于当时对小腔戏了解不多，有关的戏曲知识也还欠缺，所以录完音，简单了解了一些有关情况后也就罢了。不久，一次机缘让他与小腔戏真正结缘，并最终成了莫逆之交。那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准备编撰一本《中国戏曲大辞典》，准备收录“大腔戏”的条目，他因为曾经也做过大腔戏音乐的整理录音，所以被邀参与编撰该条目。在相关的会议上，听到省戏曲研究所的林庆熙等专家讲授的中国戏曲和福建戏曲剧种的有关知识，不由大开眼界，由此心想：大腔戏可以上辞典，小腔戏为何不可呢？看来是外界对它还不甚了解，他应当用自己的调查研究，撩开朦胧的面纱，让这个也是他家乡剧种的奇异风采和真切面目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那以后，周治彬成了南芹村的常客。然而，这“客”作得并不轻松。一是行路难。从县城到南芹约50多公里的路程，但班车只能开到南芹所属的新桥公社所在地，那里去南芹还有10多公里，乃是穿山越谷的崎岖小路，偶尔碰上手扶拖拉机或农用车坐坐算是幸运了，多数情况下，只能徒步行走。二是食宿苦。初到南芹，人生地不熟，当时的南芹大队接待他，让他住在大队部，那客床上只有一床破得都快成一堆棉絮，还带有霉味的被子，不盖就没得盖，蚊帐也是破漏的，夜里蚊虫成群嗡嗡来袭，躲都无处躲，只能依赖蚊香来抵挡。至于吃饭，大队虽有人帮他煮饭，但下饭的菜通常只有一碗干涩少油的苦瓜豆角什么的，因为炒菜时，只是用一块腌肥肉在烧热的锅里擦转几下，就算是下油了。然而，对于当时的周治彬来说，最难最苦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村里那些唱戏的艺人对他这位“公家干部”敬而远之，不太愿意接受他对于小腔戏情况的调查，更不愿意把手头有关资料，如剧本曲谱什么的拿给他看，使得调查难以深入进行。
然而，周治彬凭着自己的执著与真诚，频频去走访结识那些唱戏艺人，与之谈心聊家常，还通过帮他们修改演出脚本、布置新房、抄写对联，甚至还扛起锄头，挽起裤管，跟他们一块下田干农活，渐渐消除了他们的疑虑，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使得他们终于愿意把手中珍藏的一件件小腔戏的历史遗物，如演出剧本、工尺谱、旧戏衣，甚至从不示人的戏菩萨都拿出来让周治彬观看、研究。从那以后，他到村里享受的“待遇”也大大提高，从一个普通的“公家客人”，成为村民艺人的座上贵宾。热忱质朴的村民艺人还不时会杀鸡宰鸭，烫好家酿的米酒款待他。而这种贵宾待遇又使他得到了更多珍贵的研究资料。记得有一次，他在和村民艺人们推杯把盏，酒酣耳热之际，有位时年80来岁、名叫杨宗槑的老艺人突然离座走进内屋，移开衣橱，从墙角一个神秘幽黑的洞窟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周治彬。打开一看，他惊喜的差点叫起来，那东西竟然是几本年代久远的手抄演出本，其中还有一个戏折子，上面用毛边纸和工整的楷书，清清楚楚记载着五十八个小腔戏折子戏，艺人称之为“花柳戏”的剧目名，好一个珍贵的研究资料！
从那以后不久， 《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部正式委聘他为小腔戏条目的撰写者，并派出编辑部借调的叶明生到尤溪帮他一起做好此项工作。叶明生，这个后来的知名戏剧专家，原是寿宁北路戏剧团的团长和编剧，他谙熟戏曲舞台艺术，无疑有助于做好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和周治彬一样具有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与周治彬结伴深入到南芹村调研，曾经一住就是10天，既不嫌食宿清苦简陋，也无谓山村夜冷风寒。
为了摸清小腔戏以及大腔戏的流布情况，他们二人还或结伴、或独行，不仅周转于尤溪县内的50多个村落，还跋涉于大田、沙县、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永安等闽中、闽西北县市的10多个村庄进行调查，粗略估算，其前后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
这期间，周治彬还忙中偷闲，刻苦研读了张庚等戏曲专家主持编写、出版的《中国戏曲通史》、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一部部戏曲学术著作，并寻找机会，频频拜访林庆熙等省内的戏曲专家，虚心请教有关问题。还踊跃参加省里举办的志书编撰培训班、研讨会、座谈会等等，使之对小腔戏的研究拥有了一个专业理论的高度和视野。
寒来暑往，春耘秋获。一次次戏台前的斟酌思考，一回回资料中的爬剔梳理，小腔戏，这个闽中山野的戏曲奇葩终于被揭开了朦胧的面纱，向世人清晰地展现出它的前世今生，它不同于其他戏曲剧种的独特风采和历史文化价值。
关于这些，若细细道来，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这里只能择其要点，作些简述：
小腔戏承传中国古代戏曲皮黄腔的血脉，约于清嘉庆年间传入尤溪县境，由一位曾拜江西师傅学戏，名叫余清福的艺人在南阳尾村组班演出，并开馆授徒，世代相传，承传者均为杨姓族人，至今已历十二代。小腔戏表演的早期行当划分称为“四门九行头”。“四门”即生、旦、净、丑； “九行头”即小生、老生、正旦、青衣、花旦、老旦、乌净、红净、丑。后来还发展到十个脚色，即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贴、八小（手下、小卒）、九子（杂）、十萱（老旦），并拥有一套表演的程式规范，叫“大花平天，二花平眉，挂须平鼻，小旦平乳，三花平肚脐”等。表演科介中还带有一些木偶表演的痕迹。有如此细致的行当脚色划分和一定的表演程式规范，可见其已经是颇为成熟，具有相当表现力的戏曲剧种。小腔戏的音乐声腔以皮黄腔为主，也兼唱梆子腔、道士腔和民间小调。演唱时小生、小旦等主要行当用小嗓，其余行当用本嗓。像其它成熟剧种一样，小腔戏也拥有自己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称为“十八本头”，另有58个折子戏。目前还留下24部手抄演出剧本。其中武戏和杨家将题材的剧目居多，如《天门阵》 《四郎探母》等。
小腔戏在演出的“开台”、 “封台”以及拜师收徒等方面也都有一套特定的形式，其中有的还相当有趣。例如拜师收徒，须喝鸡血酒，那鸡还须是学徒从村里人家那儿“偷”来的，偷时还要让鸡主人发现，招来鸡主人和学徒的相互对骂，骂声越高越好。因为戏班认为，这样一来，新招的学徒开嗓好，声音洪亮，有利于唱好戏。不过，戏班也规定，学徒出师后，须以双倍的鸡价赔偿鸡主人，若不能出师，还要接受数倍于鸡价的罚款，以此警示学徒应认真学习。看来学徒和鸡主人演的就是一出“周瑜打黄盖”式的戏剧而已，但他的戏剧生涯由此开始，也算是别有戏味了。
那么，作为一个僻居山野的戏曲小剧种，小腔戏穿越200多年的历史时空，延存至今日，除了为当地及其流布地区村民百姓贫瘠的文化生活，以及迎神祭祖活动增色添彩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吗？不但有，而且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其一，由于小腔戏在南芹是由杨姓族人世代相传，并与该族人的迎神祭祖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它是一个特定族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生存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的鲜活呈现。犹如一座小型的活态博物馆，可资认识研究的东西很多。其二，从戏曲史的角度看，它应是早期乱弹的遗存。
“乱弹”，这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汇，其实是戏曲的一个专业术语，是对清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与昆曲等高雅剧种迥然不同的地方戏曲剧种的统称。也有人把它作为梆子腔的别称，或单把京剧叫作乱弹。小腔戏是清代产生的戏曲剧种，其音乐声腔既与京剧的皮黄腔同属一族，又有梆子腔的成分，自然属于乱弹无疑。属于乱弹的剧种原先固然不少，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存方式、审美观念的变化，大多已发展、变异，难觅原貌了。而小腔戏或是因为隐匿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深山僻野，或是因为杨姓宗族世代承传等种种缘故吧，至今仍保持较多早期乱弹古朴、粗简的原生状态，这对于中国戏曲历史的研究无疑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
周治彬终于如愿以偿了，这回，小腔戏不是在一般的戏曲辞典上，而是在《中国戏曲志》这部当代最重要的戏曲典籍之一的煌煌巨著中有了自己的条目，自己的“家谱”，再也不是无人知晓、无人瞩目的山中野草与野花了。而到了21世纪初，恰逢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退休的周治彬心中又燃起激情，他要让小腔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与保护。于是，他热忱鼓动当时文化馆的负责人一起来做此事，再次与之前往南芹村，就小腔戏的生存现状再作深入调研，写出了十分扎实的“申遗”材料，终于使得小腔戏被顺利批准列入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在，尤溪县委、县政府也很关心南芹小腔戏，已把他作为一件“县宝”和县里的一张文化名片来看待，对它的保护与传承也给予了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小腔戏的戏神田公若心有灵犀，他当感到幸运，庆幸那年在炎炎夏日中与周治彬的不期邂逅，庆幸有了远在京城与省城，与他素昧平生的张庚、林庆熙等戏曲专家学者对他的真挚关爱，庆幸和叶明生等执著研究者的亲密接触与交往，更庆幸赶上改革开放，国家重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好时代，否则它或许真就像那山中的野花野草一样，那一天凋零了，枯萎了，也无人知晓，无人怜爱。
戏曲，这丛由中华民族的生命激情与文化血液养育、催开的艺苑之花，已历上千年风雨沧桑，却依然盛开不败，光彩夺目，所以，现今无论它是绽放于繁华的都市，还是荒僻的乡野，无论它是华贵如牡丹，还是质朴如野菊，但凡国人，无论是高处庙堂，还是低居市井，都理应具有守护职责，理应对其关爱有加。
此之谓：文化自觉。
走访历史文化名村桂峰
楚欣
“桂峰名胜良难数，去天不远才尺五。”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文华殿大学士、 《四库全书》正总裁蔡新为桂峰村所作的《八景总咏》的前两句，它既赞美了这里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又惊叹其在崇山峻岭之上。这让我想起毛泽东的词《十六字令》的“离天三尺三”。二者都是以距“天”很近来形容自己所处的位置极高，非常生动，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那天笔者去桂峰村采风，从洋中镇出发，山道弯弯，汽车盘旋而上，回首眺望，青山叠嶂，都在视线之下，确有“去天不远才尺五”的感受，越发觉得蔡新的诗写得好。不过当时也纳闷——为什么身居要位的漳浦人蔡新会与山区的一个小村庄搭上关系？到了桂峰才知道，是族亲的关系让这位大学士不辞辛苦远道而来，因为当地人也姓蔡。
说到桂峰村的蔡氏，其迁徙的历史值得一谈。那是南宋中后期，北方崛起的蒙古族在灭金之后，势头强劲，一心想夺取汉人所主导的政权，宋、蒙之间的战事因而持续不断，南方局势险恶，社会动荡。宋理宗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蔡襄的第九世孙蔡长遵祖训，决定离开仙游，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居住，以躲避混乱的世面。当时他率领家人，沿着官道向北边的山区进发，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尤溪，发现此地山川灵秀，可作安身之所，便在此落脚，结庐定居。初时村以地势命名，称“岭头”，后因遍植桂树，遂改作“桂峰”。桂峰村民姓蔡，又常出名人，见多识广的蔡新自然知晓，来此一游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桂峰村因其丰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获得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
走进桂峰村，但见各种不同时期的建筑，依山势分布，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条小溪自上而下穿过，或缓或急，及至村头，有座石桥扼住水口，形成了典型的藏风聚气、负阴抱阳的风水格局。这座石桥长七米，宽四米，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因桥下有块巨石形如印玺而得名“石印”。桥两边分别立着石碑，一边记述的与出生有关，另一边叙写的与终焉联系，我没有详细询问，只觉得“生”与“死”的两块石碑有点玄奥。
另据当地族谱记载，古时石印桥一带，衔接官道，酒肆、茶楼、客栈、商铺，分布在小溪两岸，非常热闹。虽然时光流逝，如今这里已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但仍是村里最具魅力的景区之一，被戏称为桂峰的“东街口”。引人瞩目的是四株金桂和两株紫荆。听人介绍，四株金桂的石墩树池，之所以分别砌成圆形、半圆形、长方形、方形，是很有讲究的，即它们相应比喻日、月、书、印，象征蔡氏后人兴旺发达，子子孙孙有知识，有财产，有地位。
离开石印桥，走过古道，到了桂峰蔡氏的祖庙。
蔡氏祖庙位于村中心，坐南朝北，为二进单檐歇山顶木构建筑，始建于宋元时期，后因邻舍失火，殃及而遭毁，于清乾隆年间重修。祖庙虽不豪华，却是肇基之地，在蔡氏子孙的心中，份量很重。尤其是背后那座山，青松翠柏，郁郁苍苍，当地人说它像“飞凤衔书”，风水极好，故而文风兴盛，名人不断涌现，仅明清两代这个村就出了进士3名，举人12名，秀才412名。
祖庙的正中置历代祖宗的神位，供后裔春秋祭祀；大门前的场地上，散落着一些古代的旗杆石，表明前辈所拥有的荣耀；厅堂里四周悬挂匾额，有“进士”、 “举人”、 “文魁”，等等，让人依稀记起曾经有过的众星灿烂。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厅堂内的两件实物。一是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三月，当朝宰相、安溪人李光第为桂峰蔡氏族谱写的“叙”，其放大的影印件布置在墙上。为什么一个大宰相会为一个小山村的族谱写“叙”。读后这才明白，李光地是应他的“蔡年兄”所托而写的。这位“蔡年兄”，正是他的同榜进士、桂峰人蔡茂相（名云鹤）。科举时代，所谓“年兄”，宽泛而言也可称之为“同学”。有了这一层亲密的关系，李光地为桂峰蔡氏族谱写“叙”也就顺理成章了。二是堂上的橱柜里挂着一件竹丝编织的内衣，非常精致，其作用比现代的汗衫还要胜出一筹。这是因为，古代官服非常厚重，穿在身上很容易出汗，如果夹以这种竹丝制品的内衣，就会舒服得多。
走出祖庙，行不远路，有一株高大的桂树引人注意。桂峰村有桂树，本不稀罕，但这株桂树已有600多年的树龄，则非常少见。更难得的是，桂树一般只开花不结果，这株桂树却又开花又结果，因此当地有个风俗——青年人结婚，要到树下捡几颗桂花籽放在枕头下，祈望来年能生贵子，但又不能捡得太多，以免孩子生得过密造成负担。这个风俗既寄托桂峰人传宗接代的欲望，也有注意控制人口的思想，听来甚是有趣。
绕过能结籽的桂树，前行一段路有座老屋，年代久远，据说是桂峰村资格最老的房子之一，但门前却挂着“天然画柱”的牌子，让人不解其意。走进屋内，左寻右觅，也没发现有任何特殊之处。后经人点拨这才知道，秘密全在那两根未经涂漆过的柱子。原来，这两根松木柱子，其纹理暗含各种形状，有的像老虎，有的像猫头鹰，有的像蜘蛛，还有的像观音菩萨，仔细辩认，越看越像，却全非人工所绘，这岂不是“天然画柱”？
离开“天然画柱”，走在一条古栈道上，木质的栏杆给人以“上了岁数”的印象。听介绍，这是明代留下来的古董。栈道边是一座两层的老屋，大红灯笼高挂，还插着一杆旧式的旗子，上书“茶楼”二字，显得古色古香。据说这是一家古代旅馆（客栈）。虽然现在孤零零的，但可以想象，当年行走在古道上南来北往的旅者，到了桂峰，总会有人来此光顾。他们当中，或是歇歇脚，喝碗茶解渴；或是吃顿饭，补充体力；或是夜里留宿，第二天再出发。熙来攘往，情景料必相当热闹。只不过，当时桂峰村的酒楼茶馆客栈很多，这一家究竟属于哪个档次，竞争力如何，还是值得一问。
距客栈不远处，有座塾馆，名“玉泉斋”，虽然残破不堪，却磁铁般地吸引我走进它。馆内空荡荡，既看不见书桌，也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却能让人想象当年这里的青少年勤于功课的情景，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墙上的“捷报”。尽管年代久远，旧时的捷报只剩下小半截，但字迹依然清晰： “贵馆（以下缺失），考列正（以下缺失），壹等（以下缺失）”。人们据此不难分析，玉泉斋的学子考得不错，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还应补充一句，桂峰村不仅有“玉泉斋”，还有“泮月斋”、“后门山书斋”，等等，文风兴盛，非同一般。
走过令人难忘的塾馆，继续前行，来到后门山大厝。这座被称作桂峰村的“布达拉宫”，始建于明末清初，整个地基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石砌的护坡从山洞底开始，多达14层，高30几米，巍峨壮观，故有此名。此厝主体建筑依次为正堂、中堂、下堂、厢房，右侧为附厝，左侧为附厝、书楼、书斋、洗砚池及崖刻，四面用土石围墙圈筑。正堂为二层，面阔五间，十分宽敞。中堂为厝主人接待宾客之处，厅后设置三重门。正门平时关闭，逢重大红白喜事才能打开，平日只能从两个边门出入。据记载，这座大厝文化氛围相当浓厚，曾拥有文举人1名，贡生两名，秀才7名。但参观时，我所看到的文物却是一块经过加工的巨石，有几百斤重，称“出号” （超出一般，形容特大），是古人练武的工具，因为这里还曾经出过一位武举人。
从后门山大厝下来，转过弯到了石狮厝。相当气派的建筑之所以叫这样的俗名，是厝内藏着一尊石雕的狮子。这乃建厝的工匠赠送给主人的礼物。原因是，主人豁达大度，平时工钱都由工匠自己按份额到钱箱里拿，主人从不查对，工匠也从不多拿。大厝落成，工匠临走前，就用石头雕了一只狮子送给主人，以表达敬意。笔者听完这个故事，再看看那尊精美的石狮子，对古人的诚信与忠厚，印象非常深刻，并由衷地发出赞叹。
石狮厝建于清嘉庆年间，为二进穿山斗式歇山顶木构建筑，面阔五间。山门有副门联： “三谏风高勋业在苏黄之上；九峰派衍渊源从朱李而来”。上联的大意是，老祖宗蔡襄的文学、书法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不在文化巨匠苏轼与黄庭坚之下；下联的大意是，先贤蔡元定的学问来自大师级的人物朱熹与李侗。 （蔡元定，建阳人，南宋理学家，虽然是朱熹的学生，朱却惊叹其学问之渊博，因此当众说： “此我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门联的口气相当大，目的在于显示本家族的不凡，这也是中国古厝门联的共同特点。尽管豪放式的门联并非适合于所有的家族，其中难免有说过了头或胡吹乱捧的话，给人留下不实的印象，但上面介绍的这副门联，所表达的意思应该说并不为过，因为它出现在有着“山中理窟”之美誉、居民又都是蔡襄后裔、文风久盛不衰的桂峰村。
欣赏了石狮厝门联，走进厅内，给人的感觉是，内装饰相当精美，尤其是木雕，如左拱斗上有双麒麟、“空城计”、“福”、“禧”人物组合；右拱斗上有狮、马、 “桃园三结义”、 “寿”、“禄”人物组合，极富地方特色。遗憾的是，建在大厝内据说是村里唯一的“小姐楼”已经倒塌，要不，还可以探寻一下古人在居所方面有什么样的男女之别。
离开石狮厝，漫步于村中，来到了下坪古街。所谓街，实际上是往日桂峰村民聚会之处。这里左接石印桥，面前有一块开阔地，房子多为清代中后期所建，与一般厝宅比较，稍为低矮一点，但它的特色在于各座房子的屋面都用风火墙隔离，一旦发生火灾，能起到堵塞火路的作用。今天这条古街，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与热闹，它静静地注视着村里发生的变化。
游桂峰村，蔡氏宗祠不能不去。这是一座二进制单檐歇山顶抬梁式木构建筑，全祠用了80根巨大的杉木柱子，乃蔡茂相高中进士后的第三年，即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以他为首的族人主持兴建的。那时正处于桂峰村蔡氏家族鼎盛之期， “一时拨币兴工，备极辉煌冠冕”，即资金雄厚，工程进展快，质量又上乘。建成后，这里是蔡氏族人举办纪念性活动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宗祠前的华表小巧华丽，大门以石材为框，门板上绘制秦叔宝、尉迟恭的神像，石门的对联为“绳其祖武唯耕读，贻厥孙谋在俭勤”，意在勉励子孙亦耕亦读，既勤又俭。厅堂上的神龛，供奉着“皇清敕授儒林郎翰林院吉士六世祖登瀛蔡公妣徐安人神位”。正柱的对联： “兰水家声远；西山世泽长”，表明桂峰蔡氏的根在仙游木兰溪（指蔡襄的后裔），文化的源头则来自大儒朱熹的学生蔡元定（称西山先生）的理学。楣柱的对联为蔡新所题： “人心知源水木本；庙貌报祖德宗功”，希望族人饮水思源，回报祖宗的功德。厅堂之上还悬挂着众多的匾额，既有古之“进士”、“兄弟举人”，“父子翰林”，也有今之“硕士”、“兄妹硕士”，林林总总，反映桂峰蔡氏文脉持续不断，兴旺发达。．
宗祠里还有忠孝两个大字，为朱熹所题。 “孝”字乍看并无特别之处，但经人指点后发现， “孝”的右上方是人的形状，正在谦恭有礼地作揖；左侧是只猴子，呈拳打脚踢之态，整个字暗喻“孝者成人，不孝者成猴”的道理，教育子孙要遵循孝道，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这个字让笔者从心底里发出赞叹：妙哉，朱熹，他既没有增减笔划，也没有作任何附加，却能将“孝”字写成如此的富于哲理，其书法工夫确实了得。同时我还想说，汉字所独具的艺术魅力是其他任何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走出宗祠，桂峰村之行算是画上了句号。回程路上，梳理一下观感，不禁问自己， “刚才你看到了什么？”回答是，青山叠翠，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满目皆古，古道，古街、古巷、古树、古碑刻、古建筑，不愧是“云霞仙境”之地。尤其是众多的木构古建筑，不用一钉一铁，全是榫铆镶嵌而成，斗拱翘角，用料考究，装饰华丽，工艺精美，虽经几百年风雨，仍然保留得比较完好，实属不易。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景观，而是重视教育的古风。遥想当年，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竟然有那么多的塾馆与书斋，不能不赞叹其主人是多么的富有远见。再联系近些年来在闽西闽北采风时所接触到的一些古村落，如连城县的培田村，更让我萌生一种看法，即福建古时候的文化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北部优于南部，山区超过了沿海。比如我那个东南濒海的家乡，就很难看到像桂峰或培田这样文化积淀丰厚的古村落。这是实话，至于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偏颇，则有待于专家们的指点。
郭居敬和《二十四孝》
璎洛
新闻事件一：84岁老人春节露宿女儿家门外4天3夜，6个子女均不管。
新闻事件二：旅日留学生因学费问题在机场刀刺母亲。
新闻事件三：台湾龟山乡刘姓男子游手好闲，向父母要钱不到就放火烧房子。
看了以上三则新闻事件，我想任何人都会深刻意识到如今“孝道”传承的重要性了。
何谓孝呢？孔子认为道德品质完全是个人的事，只要努力，就能修身养性，且认为孝顺父母时要不辨是非地全盘接受和曲意奉承。孟子的孝在此基础上则有所进步： “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朱熹说： “孝源自仁。仁者，爱也。爱莫大于孝亲，于是乎有孝之名。”
如今社会对“不孝”过于宽容，才会出现上述极端丑陋恶劣的悖逆之事。
在尤溪县采风，看到《二十四孝》 （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撰辑者郭居敬竟是此地人，我内心激动不已，决心要写这篇文章。记得我上小学时，母亲曾带我去看过《《二十四孝》图并讲解，故事简单易懂，唯一道理即晚辈须对父母尽孝，若能如此便能得到上天眷顾而过上好日子。当时对我的刺激很大，惭愧自己不如人家小孩做得那么好，发誓要做一个尽孝的好孩子。
因此，我以为让小孩看《《二十四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二十四孝》所选择的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按朝代分有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等各代人；按人物身份分，有帝王，有贤德之人，有当官的，也有普通老百姓，有至贫孝亲者，有危难之际救亲者；按年龄分，有老年、中年、少年；按性别分有孝子和孝女。它为各式各类人树立了孝行榜样。让大家耳熟能详又合理美好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弃官寻母》是一则最令我感动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年幼时，其母亲貌美受宠而遭父亲另一个妻子的嫉妒被害改嫁。这个孩子7岁就失去了母亲，50年后，贵为高官的他思母心切而弃官寻母团圆尽孝。这样的孝是血溶于水的爱，如今我们周围也并不少见。对于母亲的爱，孩子是天生的一种依赖和亲切感，所以尽孝也是一种尽心、爱的回归偿还，能对父母尽孝是愉快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父母可尽孝，就好像心没有心房可以安放一样，很不安全踏实。
《亲尝汤药》说汉文帝刘恒是个孝子，生母病了三年，他除却工作便是守着母亲，所有汤药都要经他亲口尝过后再喂给母亲吃。《单衣顺母》说周朝有个孝子叫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因为继母偏心自己的孩子，冬天只给他穿芦花作絮的衣服，父亲发现后要休掉继母，闵子骞可怜两个弟弟将和自己一样没有母亲，就替继母求情，继母感动而改过自新。说明闵子骞是个善良无私的人，渴望母爱才能使他放下个人恩怨而成为一个孝子。还有《负米养亲》、《卖身葬父》、《鹿乳奉亲》、 《行佣供母》、 《恣蚊饱血》、《《扼虎救父》、《扇枕温衾、《涤亲溺器》，读后，我看到的是孝背后延伸出来的更多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品德。这些可歌可泣、值得学习模仿的孝子，在今天也值得重新解读。
但书中有些故事在如今看来是荒诞不经、违背情理的，比如鲁迅先生批判过的《为母埋儿》、 《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等腐朽之“孝”。这些当然属于“封建糟粕”的“孝”，可为何作者选编这些愚孝呢？我以为可从以下三点再细细斟酌：
第一点，重治孝本质，轻故事真伪。《二十四孝》故事选材多来自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这些故事细究起来，多数是神话传奇罢了。比如《《母埋儿》最初来自河南的《内邱县志》，晋朝干宝所著《搜神记》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与《内邱县志》大致相同。这篇故事表面看是宣扬孝心至诚的因果报应思想。其实，这故事只能算一个传奇。传奇的特点就是夸大事实，采用极端夸张的比喻手法让人触目惊心、难以忘记。只要做到这点，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就达到了宣传某个思想和意义的效果。自然，《为母埋儿》在《二十四孝》中成为最容易让百姓记住、流传最广、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故事。所以《搜神记》和《二十四孝》选这个故事的宣传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依我看来，这个故事还存在另一个疑点，郭巨埋儿的意义似乎不在于孝，而是利用“埋儿尽孝”来虚晃一招，最终是暴富了。因为他不要孩子也可以送人，却偏偏要挖坑，不挖坑如何得到天赐的金子呢？这金子果真是天赐的吗，还是他的不义之财先埋于此，而不好写“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再者，大家看他埋儿而痛心，于是不再奇怪和妒忌他不劳而获的天赐金子，反而要祝贺他。剖析到此，这个故事的真伪如何，已经无需探究了，只能说《内邱县志记载这个是符合当时的政治思想的，以为只要尽孝，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我觉得，郭居敬在元朝那种政治环境下编选这本书，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个人抱负都有密切关系。
郭居敬，生于元代，福建延平府（三明市尤溪县）人，《尤溪县志》记载： “（居敬）没，祀乡贤。”他一生隐居尤溪的八都小村教学，没有功名，却得到元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欧阳玄的赏识，举荐他入朝为官。他不肯入朝为官，发出“既不能挽江河以洗腥膻，奈何受其富贵哉”的感慨，说明他有着较为浓重的独善其身的儒士情怀。而忠孝是中国人的宗教即儒教的核心价值观。当他已无法对汉皇帝效“忠”时，那么尽“孝”便成为他认为的应尽的“忠”了。郭居敬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从当时社会价值、文学艺术角度、儒家思想出发选这些故事就无可厚非。
至于故事的不人性，则是一种艺术夸张手法。我们看《二十四孝》就当作是一个典型的传奇故事来看，重点在于了解封建时代看重“尽孝”的结果、社会传播仁善的影响力。慑于因果报应，当时社会的确很少不孝子女。但仅仅靠因果报应来传播孝道理念是不够的，狡黠的刁民并不受这个约束，于是封建朝廷又采取了另一种手段来加强和保证父母的权益。
第二点，依法治孝。孝道即养儿防老、老有所养，这是封建王朝建立和维持的养老制度。封建时代用“孝”来修身、齐家、治国，故历代统治者都把“不孝”定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唐朝《唐律名例》规定供养有缺属于不孝罪。明代的法律可谓完备，法律条文中处处渗透着“孝”观念，其中父母对家庭财产享有支配权，诉讼方面存在容隐制度（子女不能告父母），谋杀父母则凌迟处死。这便使父母的权益得到很好地保障。养老制度的完备，充分说明了中国“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体现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特征。
如果郭巨为母埋儿是真人真事，我想和法律有关，过去不孝是很重的罪行。郭巨敬畏孝道伦理，以至走向极端。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定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很深。法学家俞荣根先生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纯粹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评价，而是以伦理评价左右法律评价，道德意识统率法律意识。”封建历代王朝为了建立维护养老制度，必定让孝的精神和观念深入民心，于是“孝”文化便由道德伦理延伸至政治、法规。
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靠百姓自律可以做到尽孝吗？新中国成立后，孝的罪行不再严惩，于是逐渐发生了各种同“愚孝”对应的极端“不孝”的事来。比如开篇的三则不孝新闻，说明人类的自私会产生无限的恶念。那么道德无法约束、法律无法深入的地方，就可运用文学艺术宣传影响来强化孝的思想意识。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二十四孝》里出现各种传奇愚孝的极端思想了。
第三点，不怕愚孝多，只怕没愚人。若大家争先恐后去当愚人尽孝，也比个个都狡黠自私，善于算计得失，不仁不孝要好。不要担心宣传《二十四孝》，人人学了便如这故事里的孝子那样会做出各种愚孝的事来。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曲直判断力，也都自私。自元朝起，这故事在中国、日本传遍，几千年来也不曾听说有模仿其中内容做到愚孝之人，但是传播期间却很少有不孝之人。所以这故事只是给大家一个去比较学习的榜样，知道天底下有不少人比自己做得好，自己如何尽力也不能望其项背。
《二十四孝》中有些孝子其实是生活中并不存在的道德模范。这好比父母为了鼓励孩子学习，就给他虚构一个假想的模范去学习，于是孩子便日夜刻苦学习来赶超那个并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孝的传承意义，通过《《二十四孝》让我看到撰辑者郭居敬的良苦用心。他利用各种极端事例，把孝道的意义推向了一个生命的高度。所以不要深究故事本身的荒诞不近人情，应看到撰辑者的良苦用心。我希望人间多一些愚人，多一些该书中那样荒诞不经的愚孝。若真有郭巨埋儿前挖出天赐黄金，有这样的因果报应，也是好事。说明真有神明在赏善罚恶，恶人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只怕这样的事不过是郭巨掩耳盗铃而已。
既然尽孝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养老制度，那么作为孝思想宣传的《二十四孝》，采用那些因果报应的愚孝故事就可以理解了。他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尽孝，要么等着法律制裁，要么等着老天爷来惩罚。如果你尽孝就能发家致富。封建王朝这样精心维护养儿防老的孝道制度，正由于当时没有“退休金”这种养老制度。
如今国家有了一套完备的养老制度，老人有退休金保障个人权益，不需要靠孝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尊严了。感恩、尽孝反而变得更加纯粹，真正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希望得了国家义务教育好处的孩子们，能学到“孝”的真正涵义，别让父母为了学业成绩操心，被老师批评丢脸，长大了更不要当啃老族。学校和家庭共建一个不以应付高考为目的的教学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要知道“仁善、孝敬、忠义”比考试第一更重要，以不拖累父母为荣耀。
寻访林积
傅翔
春雨潇潇，我又一次踏上寻访林积的路途。作为尤溪第一进士的林积至今还有多少人了解，又有多少人耳熟能详，我心里没底。我也是此次到尤溪采风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个名字，然后才听说了小有名气的“林积还珠”的故事。
林积，字公济，尤溪县常平乡进溪里白泉村（今新阳镇中心村）人，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中进士。《《尤溪县志·林积传》载有一个“林积还珠”的故事，说的是林积少年时，进京赶考途经蔡州（今河南汝南）住旅店时，发现客床上有个锦囊，打开一看，里面有珍珠数百颗。接着，林积留言寻访失主。再接着，失主赶到京都，林积完璧归赵。这显然是一个年轻人拾金不昧的榜样与典型，面对巨额的金钱不为所动，当然值得大书特书，广为宣扬。明代李元纲著的《厚德录》最早记载了这一故事，接着，明人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也收录了这个“阴骘积善”的故事，所载甚详，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虽然故事的细节在时间的演绎下已经成就数种版本，略有出入，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与添枝加叶，甚至错漏，但并不影响这个故事的真实与流传。
显然，林积作为尤溪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进士，他的事迹远不止这些。广为流传的还有：一是他初升循州判官时，负责审理一起“海盗案”。上司提刑为了出政绩好向朝廷邀功，要林积对此案从重惩办，并且许诺说办好此案后可以保举林积升迁。林积不为名利所动，坚持秉公执法。他经过反复侦讯，多方搜集证据后，认定这是一起冤案，将58名受冤者无罪释放。二是他在任安徽六合知县时，重视发展农桑，兴修水利，倡导开凿了36口陂塘，用于防涝抗旱，深得百姓欢迎。后来，升任提举广南矿治、市舶时，深入矿山，精心规划，改进技术，增加产量，疏通运销，官民获益；管理市舶港口时，善于调处，安抚商人，贸易兴盛。三是在安徽泗州任上，时值王安石任宰相。王安石十分器重林积，以其政绩显著报呈朝廷。神宗特传旨宣林积入京觐见，褒扬他“廉能”。
元祐年间，林积出任河南转运使。河南是京都生活物资的主要供应地之一。河南漕运光是粮食每年就要运送大约400万石到京都。林积出任这一要职之后，清理漕运，善管物价，通调运输，政绩突出。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六月，林积积劳成疾，卒于河南任所，归葬尤溪管前乡大罗岐山。后人在县城西门兜建昼锦坊纪念。
林积的一生大体就是如此，寥寥小传还原的是一个心地正直、廉洁奉公的好官。他这样一个堪称楷模的被皇上褒赏为“廉能”的清官，他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我在心里期待着。
雨还在下，可问起林积的生平与事迹，尤溪的文化人却不甚了了，对其遗迹与归葬地更是语焉不详。曾经矗立城关纪念林积的昼锦坊早已不知所终，空留下一个街坊的名字。于是，我不得不再次前往，想要彻底廓清一下林积留给后人的谜团。第一站便是新阳镇中心村，林积的出生地，听说还有一座祠堂。
在建光、盛柏两位好友的陪同下，离开尤溪县城，七弯八绕的爬过一座山，我们便到了新阳镇中心村，村支书于书记已经等候多时。我们说明来意，于书记便带我们前往林积故居所在的下白泉自然村。下白泉在中心村附近3公里处，山高路窄，刚好可容一辆小车。路上茂林修竹，山花盛开，可我们却无暇旁顾。所幸平时没车，司机驾技高超，我们得以顺利来到一座老屋前。老屋孑然独立，背靠青山，山上青青翠竹，间有几株参天古树，两厢小山逶迤前伸，如一太师椅。前方平旷，阡陌井然。远处群山巍巍，从高往低向右边村口无限延展。群山下可见零星屋宇，并不见人烟。
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座略显破败的荒废的老屋，心中却无法把它与林积划上等号。我知道这座老屋不可能是宋时遗存，也无法印证它就是林积出生时的所在，但我知道，这个下白泉一定是林积的出生地，这座老屋也肯定沾染着林积的功德与祖脉。作为林氏现存最古老的祖屋，它占尽了这个山坳的风光，虽然荒草凄凄，歪歪斜斜，却依然透着一种威严与气势，一种和煦与朴素。
老屋四处贴满了红红的对联，联文古意盎然，追思邈邈，当为村里老秀才所为。从联文也能对林家曾有的辉煌略知一二，如门前的“一门三进士，四世五大夫”等联，这座故居已经成了林家后人一年一度祭祖的所在。从建筑的样式与雕梁画栋看来，依我判断，这座“林氏宗祠”当建于明清之际，有明代的遗风，又有清朝的样式，估计建于明，清代翻修过。当然，宋代也可能有过，只是被毁了。如今，厅堂墙上还赫然张贴着林氏后裔捐资祭祖的名单，虽然款项微薄，但在这穷乡僻壤之中，已足见后人之热血心肠。
一代廉吏的林积就出生于这偏僻的大山丛林中，虽人烟稀少，却风烟俱净，百鸟啁啾，绿意葱葱。我在感叹这一方好山好水时，也在感叹正是它的质朴培养了一个拾金不昧的青年、一个不贪不腐的“廉能”的好官。
当然，如果没有另一位名儒的出现，上天又怎会特别眷顾这一片大山呢！宋咸，这个出生于建阳童游里的胆识兼备、文武双全的进士与名儒，他适时来到了尤溪主政，不仅重建县学，亲自讲授经书，而且还撰成了尤溪第一部县志《《尤川志》。更幸运的是，林积便是他在尤溪任上的得意门生。宋咸著书立说，崇文重教，名满当时，师生间的教诲与传承自不用多说。
看罢林积祖宅，雨又下了，绵绵群山霎时一片迷蒙，白白的雾笼罩山间。我们在雨雾中离开了白泉村，心却无法平静下来。
据县志记载，林积积劳成疾，卒于河南任所，归葬尤溪县管前乡大罗岐山。志书记载清清楚楚，可问起来却无人说得清。我赶紧问于书记，于书记一口说定林积有墓，就在管前乡，但具体要找林家的后人。既然有，那就一定不要放过，我们拉上于书记就往管前走。
管前如今是镇，从中心村往管前镇有条捷径。路过一代枭雄卢兴邦的老家双鲤村，向右拐进大坋，便到东上村。一路森林茂密，空气宜人，风光绝佳，于书记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当地出过的名人，真是地灵人杰的好所在。我们在东上村稍作停留，因为林家后人便居住在这个村庄。我们需要一个向导才行。找到村支书，再找到林氏后人，已经颇费了一番周折，遗憾的是这位林氏后人也没去过林积的墓，无法带路。但他又说，管前镇上有位林姓的工作人员知道，于是，我们留下电话号码便直奔镇子。
镇里领导已经约好在等，时近正午，我们抓紧找人。不巧的是，我们要找的人又去城里学习培训，正好不在，但他知道谁可以做向导。找对了人，事就成了一半。不一会儿，刚才东上村的林氏后人载着一位老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也是村干部，镇里的林姓人正是他的同族。
原来，林积的墓就在镇政府附近的山上，不用开车，走路便可。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段很近的路却走得我们叫苦不迭。先是鞋子在田梗的软泥地里差点全军覆没，接着又披荆斩棘，你拉我推，手脚并用，狼狈不堪地爬上一块高地。这简直就是野坟嘛！比我们家扫墓还可怕呢，哪来的进士墓？又穿过一片桔子林，前方带路的老林却已在前方密密的灌木林中挥刀大砍，原来，那就是林积的墓了！
我们沿着林氏老者用砍刀开出的所谓的路走过去，墓上树木杂草丛生，几乎掩没了墓的痕迹。如果不是砍伐开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竟还有一个宋代名人的墓。虽然砖石都还在，轮廓也还在，但经人盗掘过，有点散乱。墓不见一丝古时的感觉，更不见一丝豪奢。唯一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墓的四周松柏林立，群山峻秀，墓前开阔平坦，还是让人感受到了一丝朴素与平静。我一时愕然，这真是出乎想象了！离镇子这么近的墓，竟然没有人去理睬它，后人也没有去祭奠它，这就是尤溪第一位进士的下场吗？是被皇帝褒扬为“廉能”的一代廉吏的下场吗？
春雨迷蒙，坐在回去的车上，林积的墓与故乡都渐渐远去了。也许，再过些时日，林积的一切终将在尤溪悄然消逝，但我想，我心中必定还有一个“还珠”的林积，一个“廉能”的林积，虽然他的家无人纪念，他的墓也无人纪念。
缮边尚书詹荣
詹昌政
一个事件可能改变人的一生。如果不是一场惊心的遭遇，詹荣的一生可能平淡无奇。
詹荣（1500-1551），字仁甫，号角山，曾祖詹旺为闽中尤溪人， “始以戎籍隶山海卫” （明·过庭训《直省分郡人物考》）。他出生在职业军人家庭，少即英敏， “年十二补卫诸生”，26岁中举，27岁成进士，授户部广东司正六品主事，因廉正能干，7年后晋升山西司正五品郎中，但只是管管钱粮而已，这在边乱频仍的明朝嘉靖年间，特别是与严嵩同朝为官的一个儒生，没有背景，不肯屈就，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
然而，34岁那年，詹荣撞上“大同兵变”，一切就改变了。
忠：平叛见胆识
明朝的国防有两大威胁：叛卒和边患。山西大同是京师的北大门，作为九大边镇之首，经常受到蒙古诸部的袭扰；叛乱也是出了名的，距五堡兵变平息不到10年，大同又起兵变。
和上次一样，也是因为修国防工事。总兵官李瑾治军严厉，为了挖40里长的壕沟，督工紧迫，让散漫惯了的骄兵悍卒受不了。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十月的某夜，几个小卒酒后“举火倡众，应者六七十人”，就把李总兵杀了（明·孙允中《云中纪变》）。
士兵岂能擅杀主将？朝廷派总督刘源清、提督卻永出兵。兵临城下时，城里的骚乱其实已经平息，只须小股部队细访捉拿，就能捕获首恶，肃清叛卒。但是，将士贪功嗜杀，卻永一到城南，就宣称要诛灭“杀总兵者”，刘源清更是说要细算五保兵变的旧账——叛卒们怕了，想以杀掉首恶来自救，但刘总督不答应，反而张贴榜文，要求军民放弃抵抗。这时，有人传言官兵要“洗城”， “众惑且惧，由是一城尽变，四门昼闭” （明·苏佑《云中事记》）。围城官兵几番强攻妄杀，使得“洗城”讹言成真，军民更是背城死战，官兵久攻不下。
第二年正月， “叛兵勾虏入寇”，蒙古的打来孙、吉囊、俺答、兀镇等部落酋长率五万骑兵赶来了，刘源清与卻永兵驻两地，不能相援，以致坚壁不敢战。但是，官兵的饷道断绝，蒙军使者入城，与叛卒“咬指”盟誓，连哪座王宫给谁住都约定了！（明·尹耕《《大同平叛志》）
大同，危在旦夕！
紧要关头，詹荣出面了。这位户部郎中分管山西的钱粮，兵变时正在大同督饷，被困在城里，而且，他刚得知父亲去世，无法奔丧。尽管城中乱成一团，叛卒却没袭扰他的住所。这是因为，詹荣“有智略，善应变” （《明史·詹荣传》），他“素充出纳，且为诸军计饷诚恳”——办事公道，待人友善，应变灵活，自然就有好的人缘。听说“官军战数不利，诸叛勾虏将至”，这一介儒生、理财的文官挺身而出了。
詹荣在父亲的灵牌前“止哭离苫”，说： “君亲并急，予何敢自附于执礼！”——忠孝不能两全，况且回不了家，也就不顾丧礼了。就这样，一场斗智斗勇的谋划展开了。
困在城里百余天，詹荣看清了一些叛将的面目，就密约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和镇抚王宁同盟讨贼。他叫王宁带着自己的储牒（名片）出城去见总督刘源清，为了瞒过叛卒，表面上“持官民状，为叛卒乞原”。总督接了储牒，见王宁不说话也不肯离开，就秘密接见他，王宁这才转告了詹荣的意图：主上宽仁，怎么可能屠城呢？有罪的只是那些头目，但城里人被叛卒恐吓，是不会相信这话的。希望能“得片札为征，约为内应图之”。刘源清给了“印札”，还特意交待王宁：“为我谢詹君。”（《大同平叛志》）
一个户部郎中真能力挽狂澜吗？刘总督显然不敢相信，他请王宁转告詹荣： “忠臣孝子事也，勉为之。”——尽力就好了。
詹荣拿到城外总督府盖了公章的“保证书”，就把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叫来，给他们看。戴濂说，马升威震城中，可以跟他一起商议——先前，攻城紧急，叛卒们推举杨麟、马升主持军事。詹荣也知杨麟、马升本无反意，就约见了他们，激以大义。马升听明情况，表态说，您这是给了我活路啊，我听您的！于是， “相与嚼血盟” （《云中纪变》）。
如何把城里的情况传出去？时值二月，詹荣叫马升放话说，官兵切断了炭路，城里冻得够呛，詹郎中人缘好，何不求他“出乞军门”？果然，叛卒没有觉察詹荣出城的用意。
詹荣见到了新任巡抚樊继祖，向他请求免除杨麟、马升一死，拨三千金，供他们招募死士刺杀首恶。樊继祖赞同这个内应的方案，同时转问刘源清，刘总督因嗜杀刚被解任，但也同意让詹荣带三千官银给马升（《世宗实录》）。回城半路，遇见兵部主事楚书，詹荣说，城里军民怕被屠城，你刚从京城来，就以天使的身份， “一省慰之，则事济矣”。这种冒充天使以安民心的计谋，楚书觉得有效，就大着胆子答应了（《《大同平叛志》）。
回到城里，詹荣故意透露说，官兵允许开通炭路，听说有天使带赦诏来了，恐怕全城能得救了。然后，与马升等二十多个“忠愤者”秘密盟誓。马升哭着说，如果这事不成功，我家族这百余口大小就托付给您了。詹荣答应了他。马升又去散布说，天使来了，全城恐怕有救了。大家就去城门迎接楚书，楚主事以天使的口气，把皇上宽容的意思宣布了，安慰一番，就出城去了。
当晚，马升和20多个心腹，“擒首恶黄镇等九人戮之”，把首级送出城去。第二天，围城的官兵后撤了30里，那些受胁迫的军民在城头看见了，大叫：我们真的有救了！这时，詹荣下令，大开城门，拆除障碍，欢迎樊巡抚进城。马升们又捕斩了许章等26个头目，同时缚献王宾等28人。
闹了5个月的大同兵变，就这样平定了。蒙军探得信息，也悄然退去了。
智：著作系苍生
因大同平叛有功，詹荣升职一级，但，仍是郎中。朝廷对这次涉事官员的功过，争论不休，有人甚至上疏：“楚书、詹荣之功不可录。” （《云中纪变》）不过，詹荣没心思计较这些——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礼制要放弃官职，回家守灵3年。
詹荣回到山海卫。这是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敕、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葛守礼商议修《山海关志》，恰好詹荣丁忧在家，就邀他出任主笔。
明代在边防地区设有边关卫所，以边关为单位修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镇志，多由守御边防的官员主修。詹荣对山海关的边地险要及古今战守之事，可以说了然于胸，由他主笔这部关志，真是选对人了。他“历时五个月，主纂了山海关第一部志书——《山海关志》八卷，书前有图28幅，为山海抵黄花镇总图，后一幅为山海关图，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得到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敕的高度赞许” （《福建史志·靖边将领——詹荣》）。
第二年，《山海关志》刊行。现代军事学者认为，它“主要记述与作战有关的城塞、兵马、钱粮、地险、夷情等内容，实为当时的兵要地志” （王仕杰《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
詹荣传世的著作，还有《河东运司志》17卷。这是一部反映河东盐业生产、盐政等内容的志书，关乎民生、国运。一个儒生的著述，涉及的总是天下苍生与国家安危，而且习惯于以志书表达，当真不失“学识渊博，著述颇丰” （李大钧李大宏《大同历史人物·詹荣》）的评价。
3年期满，詹荣面临朝廷的考核：继任？降职？辞退？通常继任不可能，降职为多。而他很幸运，这3年，朝廷对大同兵变调查完毕了， “詹郎中以外艰去……起复，擢光禄寺少卿”，此职虽与郎中同为正五品，但它掌管皇室膳食，属于“录功，擢升”了。不过，很不幸，詹荣“又以内艰去” （明·孙允中《云中纪变》）——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又得回家服丧3年。
又3年期满，詹荣补尚宝司卿，说起来是个正五品掌宝玺、符牌、印章的官，更何况后来还晋升太常寺少卿，已然正四品，但在南京上班，等于闲职。
这10年，詹荣毕竟留下了一部《山海关志》，也许还有《河东运司志》？
这10年，明朝有两大边患，一是西北俺答，二是东南倭寇。奇怪的是，44岁的詹荣再次进入“一线官场”，去的竟然是西北。这，显然与他大同平叛的经历有关。
勇：直言斗权贵
嘉靖二十二年（1543），詹荣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甘肃。
甘肃与草原部落犬牙交错，边境小规模的争战时常发生，蒙古骑兵呼啸而来，肆掠而去，当地边民苦不堪言。詹荣到任后，“宣布威德，剿抚兼施，境内晏然” （明·过庭训《《直省分郡人物考》）。
他见天冷，建议户部把库存的布先借给军士做冬衣，避免霉烂，等抵布的牛羊收齐了再扣补。这样就盘活了库存物资，也给了当地牧民宽限，《世宗实录》誉之为“军民两便”。
嘉靖二十三年（1543）正月，鲁迷国的90多位入贡使者滞留甘州（张掖），大帅杨信竟然命令他们去与南下的蒙军交战，造成九人死亡。詹荣得知，当即上书弹劾说： “彼以好来，而用之锋镝，失远人心，且示中国弱。” （《明史·詹荣传》）皇帝认为言之有理，就“诏夺信官”，要求“厚恤死者，槥车送归国”。从此与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强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察部门官员，这位正四品右佥都御史，迅速完成了职务角色的转变。这与几年后，他对代藩王室人员的态度是一致的——
那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春，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和几个王府将军饮酒作乐，居然当街玩起聚众抢劫，甚至把大同刘知府也抢了。詹荣闻讯，立即派兵制止，同时上奏朝廷，结果，涉事的王室成员被停俸一年。充灼怀恨，竟然联络七八位宗室，与当地白莲教密谋联蒙叛乱！
当年秋此案破获，为嘉靖皇帝二十年后订立《宗藩条例》，打下了心理烙印（卜健《明嘉靖年间的乱军与边祸》）。
不过，詹荣巡抚甘肃还不到半年，皇帝就调他去大同了——那个让他大显身手的地方。
谋：缮边显奇才
当时，大同巡抚都御史赵锦与总兵周尚文不和， “事多牴牾”。詹荣以前在大同立过功，经兵部建议，嘉靖二十三年（1544）夏，皇帝将甘肃、大同两地巡抚对调任职。
周尚文出身于职业军人家庭，弘治年间就驻守边关了，16岁袭任从三品的指挥同知，可谓边镇老将。他多谋，爱兵，不贪，暴躁，苛责同僚。但与比他小26岁的詹荣相处，却如鱼得水，再加上总督翁万达， “三人皆有才略，寇数入不能得志（《明史·詹荣传》）。”
他们面对的敌人是蒙古的俺答部落。
詹荣说，大同无险可据，这样与俺答骑兵作战，十分不利。他与翁万达商议： “必须修边城。”皇帝支持了这种以逸待劳的边防策略。
修怎么样的边城呢？ “城必有台，利于出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仗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明史·杨博传》）。照这方案，他们在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等地修建了138里防护墙，7座城堡，154个望敌墩台；在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等地修建了64里防护墙，10座望敌台。特别是在宏赐堡以北的外长城沿线，修筑了镇羌、拒羌、拒门、助马四堡，互为犄角，叫作“镇羌四堡”，也称“塞外四堡”，作用巨大。同样是增修边防设施，大同曾引发两起兵变，导致巡抚、总兵被杀，而詹荣顺利完成建筑，边境为之安定。
明朝实行军籍制度，戍边的将士往往拖家带口。詹荣认为，光靠朝廷拨饷，生活困难。而不打仗时，强壮劳力白白浪费。他上书建议“召军佃作”，为守边“积粟”。田从哪里来？詹荣说，边境31所营堡，绵延500余里，边城之内的荒地开辟出来，都是“膏腴田”，可以达到几十万顷。用这些荒地募军耕种，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为田参军的民众，每个军人给他几十亩地，免田租，免徭役。这些人春夏耕作，秋冬戍守，亦军亦民，起了边防作用，又省了朝廷军饷。据《明史·翁万达传》载：当初调内地部队到此防秋，每年耗资150余万两，还超支近几十万两，而“召军佃作”后，节省了一半。
詹荣还建议，屯军垦荒，以充实粮草，免除佃作的田租、徭役，把大同一年买马的钱用来买牛耕地，广积粮，开山口，筑堡台，修边城，开辟军运交通，计8项，皇帝全部采纳。
第二年正月，明军在曹家庄三战三捷。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论功时，詹荣虽然在京以左侍郎主持兵部，因兵力调配得当，也升俸一级。
廉：南北共流芳
詹荣主持兵部期间，上奏“秋防十事”，得以在全国实行。
不久，嘉靖皇帝将翁万达提拔为兵部尚书，因他遭父丧，又叫詹荣主持兵部。詹荣是有骨气的！ “辞疾乞休”——我身体不好，让我退休了吧。皇帝发火了，说：那你就回家吧！两年后，詹荣在家病逝，时为嘉靖三十年（1551）十二月十二日，享年52岁（《世宗实录》）。
与詹荣共事的翁万达、周尚文尽管才略过人，功劳巨大，但都没逃过奸臣严嵩父子的迫害。詹荣被皇帝“夺职闲住”，竟然没人落井下石，也没谗言加身，可见他廉正、能干，官场智慧惊人。但是，不事权贵，一生功绩终究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詹荣一生没回过故里——闽中尤溪县四十九都石龟保（今新阳镇高士村），他是尤溪詹氏始祖夏侯公二十世孙，认定根在南方，所受嘉奖匾额，都送回故里祖祠悬挂，至今，在詹氏祖祠光裕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修的“詹荣纪念馆”，大厅左悬“少司马第”匾，上额为“明嘉靖皇帝钦赐为兵部左侍郎詹荣立”，下款为“明嘉靖二十六年题”；大厅右悬“皇恩特宠”匾，这是万历帝追赠詹荣为工部尚书时，詹廷的同僚们送的——题额为“钦差提督巡抚福建都察院右都御史商同钦命巡抚福建兼理盐法清军监察御史御、钦命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同为‘皇恩特宠’授福建广、授浙江荣、授云南鹭、授浙江源、授浙江武同敬贺。”
在詹荣纪念馆，我见到他的画像：头盔铠甲，一身戎装，英气逼人。旁有对联：宵衣旰食佐当道，献身靖边固国基，可作为詹荣一生的写照。故里宗亲还这样评价他：长经文，谙韬略。
故里的乡亲没忘记詹荣。他们把其祖带往北方用于行伍的石龟竹笠，叫作“詹荣笠”，独特的工艺至今犹存。詹氏族谱详细记录了他的谱系：居燕始祖大德公二十六世孙旺公，生一子：玉，明朝间肇基山海卫；玉公生一子：通；通公生一子：荣；荣公生于远，于远生仰、瑚、廷；廷生世显、世颐、世勋、世烈；世勋生云麟、象乾、象坤、象贞……足可证明：故里萦系着这一支北迁的宗亲。
族谱记录了鲜为人知的家族史：詹荣的曾祖父詹旺在北方当兵，叫妻携幼子詹玉去山海卫安家。詹玉生詹通、詹达（战死），詹通娶于氏，生詹荣。因病乞休后，詹荣在京郊建房，二年后病逝。詹荣有一男六女，男名詹于远，生三子：詹瑚、詹仰、詹廷。詹廷受祖荫，任过应天通判、南京户部郎中、云南广南知府等职。
在詹荣逝世70多年后，明天启首辅大学士叶向高以《读史吊詹角山司马》缅怀他：
司马高名霄汉间，乞身一疏动龙颜。
兵戈已息云中警，剑履仍辞阙下班。
心似归鸿依雁塞，功如车骑勒燕然。
九天雨露何时洒，冷落松楸傍汉关。
——哦，兵戈已息云中警，剑履仍辞阙下班。詹荣的智谋、品格尽在其中了。
一代枭雄千秋功过 记卢家公馆与卢氏兄弟
方友德
千年古邑尤溪，最响亮的名字莫过于理学宗师朱熹，这里是他的诞生地。
尤溪县称得上名片的，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卢家大院也算其一。卢家大院包括公馆峡、欧山渡、安洲岭三座大厝。其主人分别是卢兴邦、卢兴明、卢兴荣兄弟三人。
卢氏兄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不断转换角色的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令人可叹可恨又可赞。他们原本出身贫困农民，官逼民反，落草为寇；先后受到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收编委任，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围剿工农红军，蒋介石曾多次嘉奖授匾，《毛选》里也提到匪军卢部。抗日烽烟燃遍中华大地，民族存亡时刻，卢氏兄弟主动请缨，率军奔赴淞沪战场，4000兵勇喋血沙场，全军尽墨。而当解放大军逼近尤溪，卢兴荣在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策反下，毅然起义，使尤溪及其周边和平解放。卢氏家族的兴衰，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风云的诡谲变幻，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混乱。
今天，我来到尤溪双鲤公馆峡。找了十余位县、乡、村干部群众进行访谈，调查卢氏兄弟的生平及对其评价。
卢氏公馆，规模恢宏，虽然历经岁月浸霪，陈旧而苍老，却风韵犹存。由于建筑工艺和主人的经历非凡，它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今天游人到尤溪县访古探幽的一大胜景。
官逼民反落草为寇
卢兴邦原名卢文梁，字正栋，号光国，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卒于1945年。世居尤溪县团结乡七尺村朱源里，1921年迁居池田乡双鲤村。卢出身贫寒，父母早丧，靠祖传的一片竹林和制造、贩卖土纸为生。卢兴邦中等身材，口角左右均有一颗黑痣，痣上长了须毛，说话时常嘿嘿笑，坐着时两肩不断耸动。他信佛教，尤其迷信“卢公祖师”。
卢生性好赌，每每土纸挑到城关卖掉后，即到赌场，经常输光，负债累累。不得已将竹林典当给同村财主黄名扬。典当到期时黄却设词不让赎回。卢兴邦表示愿将竹林卖断，求补差价。黄名扬又以赎期已过为由拒补断价。卢兴邦气愤之下破口大骂。不料事有凑巧，卢兴邦咒骂黄名扬之后不上十来天，黄家突被德化土匪抢劫。事后黄名扬一口咬定是卢兴邦勾引匪徒，马上到县衙指控。县官听信黄名扬一面之词，即派衙役抓卢。卢得信潜逃外乡，县官便把其族弟卢文淳（后改叫卢兴明）逮捕入牢。
县官下令通缉。卢兴邦躲到洪村陈卓家做工。后来陈卓响应当时反县官的民军首领苏益号召，上天花寨聚义。陈卓当了天花寨西营统领，卢兴邦就在其部下，头尾三年时间。
1915年，北洋军阀督军李厚基部攻破天花寨，卢兴邦等几个头目，适逢外出，方免被杀。闻讯后卢兴邦携带一把毛瑟枪逃回尤溪。卢兴邦回尤后，老家已被官府焚烧，便和其表兄詹荣策以深山密林为据点，队伍迅速扩大到百余人。
卢文淳因卢兴邦而株连坐牢，保释出狱后，便携带其弟卢文才（后名叫卢兴荣）一起投奔卢兴邦，三兄弟皆成绿林好汉。
卢兴邦又拉拢苏龙光合伙。苏为军师，遂倡议结义十人为兄弟，取“兴盛”之意，公推卢文梁改名卢兴邦，坐头把交椅；卢文淳为次，改名卢兴明，卢文才改名卢兴荣。他们杀鸡锸血，对天宣誓，自此‘十兴同盟”，金兰结义。
1917年1月，尤溪九都的梅仙、梅营村因拒绝卢兴邦派款，卢恼羞成怒，派卢兴明、王兴平带600多兵马，分两路抄双梅两村，见人就杀，遇屋即烧．时续二天一夜，计烧房子65座；杀男女老少200多人，被追投河毙命的100多人，惨不忍睹。
变身军阀“围剿”红军
1918年春，卢兴邦认为南北政府对立，广东是革命势力，大可投靠。于是派人赴广州同国民党军政府联系，并接受孙中山委派为福建省三民主义宣传员，受编为粤军第三师第九旅第九团团长，这是卢兴邦被收编的开始。1922年秋，孙中山命许崇智率部入闽，逐走督军兼福建省长李厚基。卢兴邦率部攻打尤溪县城，双方相持40天。李的部将田顺昌出城投降，卢缴获一个炮兵营的武装，于是被许崇智委为东路讨贼军第三路司令。1928年初，何应钦把从北洋军阀接收下来的福州洪山桥兵工厂和造币厂移交给卢兴邦。卢把两厂的机器设备搬回尤溪湆下村，大量翻造机枪、步枪、子弹和手榴弹，并自行印刷钞票。至此，卢统治地盘有闽西北22个县。卢已经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1929年秋，毛泽东创建了闽西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急忙调兵遣将，围剿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委任卢兴邦为新二师师长，并挂上闽西“剿共”前敌指挥的头衔。
1934年1月10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师包围了号称“钢铁城堡”的沙县县城。沙县城墙高厚牢固，东南有又深又宽的东溪和沙溪作为天然屏障，西北两面则有两米多宽的护城壕。守卫的有卢部2000多人。夜间，城墙上每隔十几米布置一盏灯，亮如白昼。红五师第十团12日夜晚发起全面进攻，但遭到守军疯狂抵抗，三次强攻未能奏效而退出战斗。红军挖坑道，把3500公斤的黑硝装在十几副棺材里，偷偷运到城墙下。一声震天动地，城墙一下子被炸开20多米宽，县城被攻下了。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卢部对坚持在闽赣两省的红军大举反扑。卢部的52师向闽赣军区所在地宁化县城进攻，红军战士虽经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撤到泉上。1935年农历三月上旬，闽赣军区红军战士在长坊突围之后，卢部紧紧尾随“追剿”。这时我军一个团撤到闽西，后与邓子恢部队会合。而省委机关及司令部所在的一个团300多人，原想撤往闽南，在京口草洋村与卢部特务营遭遇。这战打得很惨烈，队伍被打散。方志纯同志（当时任红31师政委）战斗中受伤被俘，杨道铭（原闽赣省苏维埃主席）、黄家法两同志被逼到寺庙出家。
笼络民心杀子嫁女
卢兴邦虽是胸无点墨，但他却懂得人言可畏，民心可用，因此，当他抢掠烧杀之后，也耍了一些花招，以笼络人心。
当年卢兴邦兵马抄双梅，造成震惊尤溪的大惨案，全县民众愤怒。卢兴邦为了挽回被动局面，故意召开所谓“庆功大会”。卢假装要给部下记功，叫各营当场汇报战绩，当部下肖光长喜形于色，汇报他一人烧掉房子20多座，杀死村民60多人时，卢兴邦拍案而起，翻脸大骂： “你们这些人无法无天，不听指挥，妄自烧杀，败坏我的名声，人杀光，屋烧光，叫我去哪里派款？”肖光长成为替罪羊，当场被枪决。卢兴邦蒙骗了一些人，社会舆论也随之改变，说：“卢兴邦是爱民的，坏就坏在他手下太凶残”。
卢兴邦的儿子卢士禄，字胜斌，第二妻子林氏的养子，整天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不敢向其父亲要钱，而是向富户强借或派款，谁不依，就抓来拷打。后来竟发展到武装拦路抢劫。1941年2月27日，胜斌回家吃饭，卢兴邦待他吃饱后，叫人用绳子把他捆了，本只想教训一顿。岂料卢兴邦捆子之事，一下子传开，纷纷揭发其劣迹罪行。卢兴邦眼看众怒难平，最后下了决心，枪决卢胜斌。卢兴邦枪杀为非作歹的儿子后，获得蒋介石的嘉奖，题赠“大义灭亲”。
卢兴邦对霸占其竹林的财主黄名扬，杀之以报其私仇，以泄其恨。但卢却自欺欺人，谓“他不欺我不发，我今当上师长，应对欺我者表示谢意。”即安排名扬之子黄志超在卢部军械处当课员，同时备办厚礼送给名扬的遗孀。这一招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但却难以消除双梅百姓心头的仇恨和苦痛。卢兴邦当女儿卢世珠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便想以“和亲”来消除仇怨。肖子煌是双梅镇最有声望的富户，跟他家结成秦晋之好，既有益于消除双梅人的怨恨，又可在双梅设下一个棋子，可谓一箭双雕。双梅镇财主肖子煌喜气洋洋，成了卢师长的亲家，风光无限。
造厝庆寿修志兴学
公馆峡卢氏公馆就是在卢兴邦权势炙手可热时期兴建的。卢氏公馆建在新阳镇的双鲤，是个庞大的建筑群，当时主要有4座宅院，分别叫同仁堂、安仁堂、崇仁堂、敦仁堂。此外，卢兴邦在双鲤还盖有军营、炮楼、武器库、办公楼、小学校、见龙桥、文昌阁等配套建筑。8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见龙桥和卢氏公馆中的主要建筑敦仁堂。
敦仁堂主体建筑平淡无奇，为三进式单檐歇山顶土木砖石结构。穿过矮小的下堂和中堂，登上五级石阶来到正堂，还没有一点轩昂壮丽的感觉。但当我们登上左侧三层阁楼，探身下望，看到右侧也竖立着一座3层木结构楼台时，不由得赞叹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它们远远高出中轴主体建筑，挺立于大院前头，像牛的两角。对称而形同姐妹，所以当地人叫它“姐妹楼”。“姐妹楼”就像祥云缭绕的神仙楼阁，一下子扫荡了卢氏公馆的沉沉暮气，你不由为它们的典雅秀美、宁静怡然所沉醉。 “姐妹楼”为卢家小姐诗书女红之闺房，其造型大方中透着灵气，秀美中含着典雅。居室窗棂都有雕刻着精细的窗花，人物、飞禽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吉祥如意、福寿富贵。其刀法工艺，令行家赞叹不已。这座古厝已申报全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卢兴邦当年就在这座卢氏公馆里庆祝50大寿。卢兴邦50寿庆惊动了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周佛海、陈布雷、包惠僧给卢兴邦送来了4块寿匾；陈绍宽、陈季良等写了贺诗：何应钦赠送了寿联。蒋介石特地从南京派员送来亲笔所书“合庆百年”贺匾。我们看到，此匾今天依然悬挂在双鲤公馆厅堂里。
卢兴邦主政闽北时期，也曾做过一些好事。如在其管辖区内，先后在南平创办了闽北中学、延平小学校，在建瓯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在尤溪双鲤村创办双鲤学校。1928年秋，卢兴邦创办尤溪公立师范学校。当年11月，为方便乡人子弟读书，卢兴邦创办尤溪第一所公立中学。卢兴邦还要求尤溪马传经县长通令全县31个都，每都至少要创办小学一所。至1934年，全县先后共有小学34所，在校学生达2284人。
卢兴邦还倡修南平、沙县、建瓯、建阳、尤溪等县县志，倡修南平和尤溪两县的文庙，捐修福州孔庙，倡建南平明翠阁。1932年1月，卢兴邦创办尤溪县公立图书馆。
1924年，卢兴邦重建两座被洪水冲垮的大桥。整修城关通往南平和尤溪口的道路。两线共长145公里，方便了来往行人。
请缨抗日血溅淞沪
卢兴邦对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十分敬佩。自小有民族情结。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卢部准备奔赴上海战场，卢兴邦对前来汇报的军官说： “日本人，我嫖他三代。告诉卢师长（指卢兴荣），把日本人的屎给打出来，不要给尤溪人丢脸！”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发出号召：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消息很快传到卢部，官兵纷纷要求上最前线，痛击日寇侵略者。但国民党国防部认为，52师卢部是个杂牌军，战斗力弱，武器粗劣，只让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命令下达之前，消息己由个别官员走漏。卢兴荣立即召集所有骨干商讨，决心主动请缨，共赴国难。卢兴荣找到“复兴社”戴笠，由戴笠带他去见蒋介石，请求上前线抗日。蒋介石详阅卢部主动请缨抗日的志愿书时，立即批准。命令卢兴荣率领全师开往浙江杭州，统归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指挥。
1937年8月，上海战区调三个团，由卢兴荣亲自率领，增援上海大战场。卢兴荣挑选精壮人员组织大刀队和专破电网的工兵队。运用夜袭战术，冲破日寇四重电网，经过激烈战斗，击毙日军1000多人，阵地全部夺了回来，取得辉煌胜利。
不久，日寇派出大批机群，对卢部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机枪扫射，大炮轰击，卢部参战官兵在积水的战壕里坚持战斗，几乎全部牺牲。
10月，卢部从防空总站警卫营中抽出两个连，又在留置后方的杂兵中挑选一部分，整编成一个加强营，由警卫营长吴德均率领，驰援上海战场北角阵地。上场之后，他们以夜战方式冲击敌阵，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夺回阵地。第二天清晨8时多，日寇派来敌机百余架，加上敌军迫击炮百余门， “空地夹击”连续轰炸、扫射、炮击两个多小时，卢部官兵伤亡殆尽，470人的加强营剩下6人幸存。11月，卢部在淞沪战场上只剩下200多名残兵，配合杭州补进的新兵400名，由团长杨作源带领，坚守阵地，持续激战。此时，京沪交通线已被切断，第三战区下令卢部为先锋冲过苏州河，向南京方向撤退。杨部冲过苏州河时，双方杀得天昏地暗，血染江河。团长杨作源以身殉国，全团600官兵埋骨苏州河畔。卢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官兵总数4700多人，除了负伤送回后方医治的400余名外，共牺牲官兵4300多人。
1945年9月16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电报传到双鲤卢氏公馆，身染沉疴的卢兴邦悲喜交集，放声大哭。9月20日，中秋节。卢兴邦抱病率族亲向在淞沪牺牲的弟兄祭奠，敬酹抗日将士忠魂。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卢兴邦撒手人寰。
投诚起义青史留名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百万雄师一举突破了蒋介石的千里江防，第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总统府。眼看着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卢兴荣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此关头，国共两党都在向卢兴荣招手。5月间，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邀请卢兴荣到福州作了一番长谈，欲委任卢兴荣为国民党南平专员兼地方保安司令，力劝卢兴荣再度坐镇闽北以抵抗解放军入闽。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通过民主人士接触卢兴荣，对他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6月初，共产党闽北游击队司令林志群派人来到尤溪会见了卢兴荣，力劝卢兴荣率部起义，并领导尤溪和平解放。
审时度势，卢兴荣最终决定率部起义，迎接尤溪的和平解放。他先是从安洲岭枪库里，取出30支驳克枪和两挺机枪、若干弹药，雇30名民工挑运，派一个分队护送，交到在沙县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手中，以示投诚的诚意。当时，国民党南平副专员刘涤民带着3个连的官兵来到尤溪。卢兴荣听刘涤民说要捉拿并杀害共产党派往尤溪的谈判代表余维藩、林芳等5人，当即派遣20多名士兵漏夜将余、林等5人接到安洲岭自己大厝里保护起来。刘涤民见势头不对，当夜逃向闽清。
1949年7月5日上午，尤溪宣告和平解放，两支解放军队伍大步迈进了县城。第二天，卢兴荣让人把安洲岭大厝库藏的400多支长短枪、4000多枚手榴弹、数十万发子弹，分装3条木船运到城关，交给了解放军。
卢兴荣的明智决断受到司令员林志群在大会上褒奖，希望他继续负责带领尤溪百姓，做好治安发展生产。但此时他已经重病缠身，于1950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在安洲岭大厝里辞世，终年55岁。后来卢兴荣被追认为国民党起义有功人员。
2006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授予卢兴荣等52师官兵参加抗日战争的有功人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其翻腾咆哮千回万转向前奔流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到了最后，必然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被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朵山野戏曲奇葩和它的守护者
林瑞武
在闽中尤溪县的西部，崇山峻岭拥抱着一个名叫南阳（坊）尾，一个名叫芹山的两个小山村，隶属于南芹建制村。其中南阳尾村的村民都姓杨，《杨氏族谱》记载，他们“祖衍龟山之道，脉向南阳以开疆”，即是说，中国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被誉为“闽学鼻祖”的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字龟山）是他们祖先的一员。数百年过去了，村民们对这位睿智先人或已渐淡忘。然而，有一种祖先传下的名叫“小腔戏”，当地也叫“南阳尾戏”的戏剧他们却代代相守，不离不弃。每当农闲时节，或逢年过节，迎神祭祖，他们总要搬出来演上一通。当锣鼓敲响，管弦奏起，咿咿呀呀的唱腔伴随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飘动的时候，便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南阳尾和整个南芹村人爱唱戏观戏远近闻名，所以当地有民谣： “南芹山窝地，人人爱唱戏，日日百家饭，夜夜当皇帝。”然而，南阳尾人不光是自己喜欢唱戏观戏，还组成戏班走村串户和到外县演出，并开馆授徒，把小腔戏的种子播撒到全尤溪和沙县、永安、大田等地，使得小腔戏的迷人倩影在闽中和闽西北山区四处闪现。
南阳尾村人为何会拥有和痴迷于这小腔戏？这小腔戏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外界人不得而知，南阳尾村人自己也不甚了了。虽有些相关的传说，但孰知是真是假？至于这小腔戏具有怎样的艺术审美特点和历史文化价值，在中国庞大的戏曲家族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其生存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究竟如何等问题，也许不是南阳尾村人所能解答的了。而南阳尾村人也未曾想到外界有人会关心这些问题，会想帮他们解答。不就是村里世代相传的一种土戏吗？就像山前山后那些春来就盛开的野花，秋至便成熟的野果一样，会有山外人关心、留意吗？
然而，还真有人在关心、留意，而且还是首都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里的一批专家学者，其为首者是张庚先生。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经历过10年“文革”浩劫的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与破坏。作为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张庚先生和一批戏曲工作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想为中国戏曲修一个“志”，让人们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种种切切，进而研究、保护、传承之。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面对戏曲被文革飓风摧残的惨状，他再次立下决心，一定要把为戏曲修志的工程尽快推上马。终于，在他和一批戏曲工作者的奔走鼓呼、倾力推助下，编修《中国戏曲志》且每个省、市、自治区各编一分卷——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终于立项启动了，并被列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而在省城福州的福建省戏曲研究所，一批早就在关注、研究福建地方戏曲的专家学者马上也作出回应。他们下决心要为生存在八闽大地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戏曲剧种修出完备的“家谱”，小腔戏自然名列其中。然而，不像活跃于闽东南沿海一带的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等剧种，它们因为艺术精美，受众多，影响大，就像那些风姿绰约的名门闺秀容易受人青睐一样，早就有人在关注和研究，所以修起“家谱”来也相对容易些。而小腔戏艺术上相对粗简，又隐匿于闽中和闽西北的深山僻野，犹如一个容貌质朴，身上还带有乡野土气的小村姑不易吸引人眼球一样，关注与研究者自然就少，所以修起家谱来也就难些。此时，有一个人走进了省戏研所专家的视线，他就是尤溪县文化馆的音乐干部周治彬。
笔者在尤溪县一家酒店里见到周治彬的时候，他已退休好几年，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看上去毫无“老”态。他向笔者讲述了自己与小腔戏结缘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仲夏的一天，烈日流火，蝉噪林静，为挖掘抢救尤溪县的民间音乐，其时才30出头，风华正茂的周治彬肩扛一架重达30多斤的电子管录音机，在一位村民的向导下，只身一人，汗水淋漓，徒步跋涉30多里山路，初次来到南芹村，也是第一次看到小腔戏在村庄戏台上演出的情景。那音乐唱腔听来有点像京剧的皮黄调，表演十分古朴且带着浓厚乡野土气，有些表演动作还有点像木偶，而且男女主角演员都用小嗓演唱。他感到很新奇，但由于当时对小腔戏了解不多，有关的戏曲知识也还欠缺，所以录完音，简单了解了一些有关情况后也就罢了。不久，一次机缘让他与小腔戏真正结缘，并最终成了莫逆之交。那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准备编撰一本《中国戏曲大辞典》，准备收录“大腔戏”的条目，他因为曾经也做过大腔戏音乐的整理录音，所以被邀参与编撰该条目。在相关的会议上，听到省戏曲研究所的林庆熙等专家讲授的中国戏曲和福建戏曲剧种的有关知识，不由大开眼界，由此心想：大腔戏可以上辞典，小腔戏为何不可呢？看来是外界对它还不甚了解，他应当用自己的调查研究，撩开朦胧的面纱，让这个也是他家乡剧种的奇异风采和真切面目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那以后，周治彬成了南芹村的常客。然而，这“客”作得并不轻松。一是行路难。从县城到南芹约50多公里的路程，但班车只能开到南芹所属的新桥公社所在地，那里去南芹还有10多公里，乃是穿山越谷的崎岖小路，偶尔碰上手扶拖拉机或农用车坐坐算是幸运了，多数情况下，只能徒步行走。二是食宿苦。初到南芹，人生地不熟，当时的南芹大队接待他，让他住在大队部，那客床上只有一床破得都快成一堆棉絮，还带有霉味的被子，不盖就没得盖，蚊帐也是破漏的，夜里蚊虫成群嗡嗡来袭，躲都无处躲，只能依赖蚊香来抵挡。至于吃饭，大队虽有人帮他煮饭，但下饭的菜通常只有一碗干涩少油的苦瓜豆角什么的，因为炒菜时，只是用一块腌肥肉在烧热的锅里擦转几下，就算是下油了。然而，对于当时的周治彬来说，最难最苦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村里那些唱戏的艺人对他这位“公家干部”敬而远之，不太愿意接受他对于小腔戏情况的调查，更不愿意把手头有关资料，如剧本曲谱什么的拿给他看，使得调查难以深入进行。
然而，周治彬凭着自己的执著与真诚，频频去走访结识那些唱戏艺人，与之谈心聊家常，还通过帮他们修改演出脚本、布置新房、抄写对联，甚至还扛起锄头，挽起裤管，跟他们一块下田干农活，渐渐消除了他们的疑虑，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使得他们终于愿意把手中珍藏的一件件小腔戏的历史遗物，如演出剧本、工尺谱、旧戏衣，甚至从不示人的戏菩萨都拿出来让周治彬观看、研究。从那以后，他到村里享受的“待遇”也大大提高，从一个普通的“公家客人”，成为村民艺人的座上贵宾。热忱质朴的村民艺人还不时会杀鸡宰鸭，烫好家酿的米酒款待他。而这种贵宾待遇又使他得到了更多珍贵的研究资料。记得有一次，他在和村民艺人们推杯把盏，酒酣耳热之际，有位时年80来岁、名叫杨宗槑的老艺人突然离座走进内屋，移开衣橱，从墙角一个神秘幽黑的洞窟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周治彬。打开一看，他惊喜的差点叫起来，那东西竟然是几本年代久远的手抄演出本，其中还有一个戏折子，上面用毛边纸和工整的楷书，清清楚楚记载着五十八个小腔戏折子戏，艺人称之为“花柳戏”的剧目名，好一个珍贵的研究资料！
从那以后不久， 《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部正式委聘他为小腔戏条目的撰写者，并派出编辑部借调的叶明生到尤溪帮他一起做好此项工作。叶明生，这个后来的知名戏剧专家，原是寿宁北路戏剧团的团长和编剧，他谙熟戏曲舞台艺术，无疑有助于做好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和周治彬一样具有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与周治彬结伴深入到南芹村调研，曾经一住就是10天，既不嫌食宿清苦简陋，也无谓山村夜冷风寒。
为了摸清小腔戏以及大腔戏的流布情况，他们二人还或结伴、或独行，不仅周转于尤溪县内的50多个村落，还跋涉于大田、沙县、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永安等闽中、闽西北县市的10多个村庄进行调查，粗略估算，其前后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
这期间，周治彬还忙中偷闲，刻苦研读了张庚等戏曲专家主持编写、出版的《中国戏曲通史》、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一部部戏曲学术著作，并寻找机会，频频拜访林庆熙等省内的戏曲专家，虚心请教有关问题。还踊跃参加省里举办的志书编撰培训班、研讨会、座谈会等等，使之对小腔戏的研究拥有了一个专业理论的高度和视野。
寒来暑往，春耘秋获。一次次戏台前的斟酌思考，一回回资料中的爬剔梳理，小腔戏，这个闽中山野的戏曲奇葩终于被揭开了朦胧的面纱，向世人清晰地展现出它的前世今生，它不同于其他戏曲剧种的独特风采和历史文化价值。
关于这些，若细细道来，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这里只能择其要点，作些简述：
小腔戏承传中国古代戏曲皮黄腔的血脉，约于清嘉庆年间传入尤溪县境，由一位曾拜江西师傅学戏，名叫余清福的艺人在南阳尾村组班演出，并开馆授徒，世代相传，承传者均为杨姓族人，至今已历十二代。小腔戏表演的早期行当划分称为“四门九行头”。“四门”即生、旦、净、丑； “九行头”即小生、老生、正旦、青衣、花旦、老旦、乌净、红净、丑。后来还发展到十个脚色，即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贴、八小（手下、小卒）、九子（杂）、十萱（老旦），并拥有一套表演的程式规范，叫“大花平天，二花平眉，挂须平鼻，小旦平乳，三花平肚脐”等。表演科介中还带有一些木偶表演的痕迹。有如此细致的行当脚色划分和一定的表演程式规范，可见其已经是颇为成熟，具有相当表现力的戏曲剧种。小腔戏的音乐声腔以皮黄腔为主，也兼唱梆子腔、道士腔和民间小调。演唱时小生、小旦等主要行当用小嗓，其余行当用本嗓。像其它成熟剧种一样，小腔戏也拥有自己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称为“十八本头”，另有58个折子戏。目前还留下24部手抄演出剧本。其中武戏和杨家将题材的剧目居多，如《天门阵》 《四郎探母》等。
小腔戏在演出的“开台”、 “封台”以及拜师收徒等方面也都有一套特定的形式，其中有的还相当有趣。例如拜师收徒，须喝鸡血酒，那鸡还须是学徒从村里人家那儿“偷”来的，偷时还要让鸡主人发现，招来鸡主人和学徒的相互对骂，骂声越高越好。因为戏班认为，这样一来，新招的学徒开嗓好，声音洪亮，有利于唱好戏。不过，戏班也规定，学徒出师后，须以双倍的鸡价赔偿鸡主人，若不能出师，还要接受数倍于鸡价的罚款，以此警示学徒应认真学习。看来学徒和鸡主人演的就是一出“周瑜打黄盖”式的戏剧而已，但他的戏剧生涯由此开始，也算是别有戏味了。
那么，作为一个僻居山野的戏曲小剧种，小腔戏穿越200多年的历史时空，延存至今日，除了为当地及其流布地区村民百姓贫瘠的文化生活，以及迎神祭祖活动增色添彩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吗？不但有，而且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其一，由于小腔戏在南芹是由杨姓族人世代相传，并与该族人的迎神祭祖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它是一个特定族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生存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的鲜活呈现。犹如一座小型的活态博物馆，可资认识研究的东西很多。其二，从戏曲史的角度看，它应是早期乱弹的遗存。
“乱弹”，这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汇，其实是戏曲的一个专业术语，是对清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与昆曲等高雅剧种迥然不同的地方戏曲剧种的统称。也有人把它作为梆子腔的别称，或单把京剧叫作乱弹。小腔戏是清代产生的戏曲剧种，其音乐声腔既与京剧的皮黄腔同属一族，又有梆子腔的成分，自然属于乱弹无疑。属于乱弹的剧种原先固然不少，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存方式、审美观念的变化，大多已发展、变异，难觅原貌了。而小腔戏或是因为隐匿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深山僻野，或是因为杨姓宗族世代承传等种种缘故吧，至今仍保持较多早期乱弹古朴、粗简的原生状态，这对于中国戏曲历史的研究无疑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
周治彬终于如愿以偿了，这回，小腔戏不是在一般的戏曲辞典上，而是在《中国戏曲志》这部当代最重要的戏曲典籍之一的煌煌巨著中有了自己的条目，自己的“家谱”，再也不是无人知晓、无人瞩目的山中野草与野花了。而到了21世纪初，恰逢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退休的周治彬心中又燃起激情，他要让小腔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与保护。于是，他热忱鼓动当时文化馆的负责人一起来做此事，再次与之前往南芹村，就小腔戏的生存现状再作深入调研，写出了十分扎实的“申遗”材料，终于使得小腔戏被顺利批准列入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在，尤溪县委、县政府也很关心南芹小腔戏，已把他作为一件“县宝”和县里的一张文化名片来看待，对它的保护与传承也给予了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小腔戏的戏神田公若心有灵犀，他当感到幸运，庆幸那年在炎炎夏日中与周治彬的不期邂逅，庆幸有了远在京城与省城，与他素昧平生的张庚、林庆熙等戏曲专家学者对他的真挚关爱，庆幸和叶明生等执著研究者的亲密接触与交往，更庆幸赶上改革开放，国家重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好时代，否则它或许真就像那山中的野花野草一样，那一天凋零了，枯萎了，也无人知晓，无人怜爱。
戏曲，这丛由中华民族的生命激情与文化血液养育、催开的艺苑之花，已历上千年风雨沧桑，却依然盛开不败，光彩夺目，所以，现今无论它是绽放于繁华的都市，还是荒僻的乡野，无论它是华贵如牡丹，还是质朴如野菊，但凡国人，无论是高处庙堂，还是低居市井，都理应具有守护职责，理应对其关爱有加。
此之谓：文化自觉。
相关地名
尤溪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