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熹父朱松。
  家世到他时，已衰落至极。他要想使家人过殷实的日子，乃至于重回先祖那时，为一方富豪，抑或走进仕途，得以腾达，他必须绝地崛起。
  他进士出身，到尤溪县当县尉，才有此后移居尤溪，住在好友郑安道馆舍，朱熹在此出生。
  朱松自然深受儒学哺育，为人处事无不体现儒家思想。
  他从小苦读经书，胸藏经邦治国之道，可生不逢时，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儒学已式微，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交织；道德伦丧，信仰断裂，心理失范。从靖康元年开始，朝廷就在逃跑和挨打中维持。百姓也得跟着颠沛流离，朱松就数度携家小，或躲居寺庙，或逃往深山……国家离乱，抱负压抑，丧子之痛，使朱松沮丧。从此，他把精力都放在小儿子身上，他相信那位山人的预言： “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子，便是孔夫子”。
  一个中秋夜，父子在庭院仰望天空，朱松告诉儿子： “头上是天。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和星星。还有雷雨和闪电。”朱熹冷不丁地问： “天之上有何物？”朱松大为惊讶，稚子能问这么大，这么深的问题！后来朱松在《中秋赏月》中记叙了这难忘的夜晚： “……停杯玩飞辙，河汉静不湍。痴儿亦不眠，苦觅蛙兔看。”可见，朱熹自幼就有穷追深思的秉赋。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乐爱国，在福建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朱熹》的文章，笔者对文中最中意的是，乐教授说，朱熹像牛顿一样爱思考。在《《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段话： “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这不就与坐在苹果树下的牛顿相类？ “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在今天几乎是基本常识， “沧海桑田”嘛！
  “千字桃”又是一则佳话，表现出小朱熹的勤奋、执著。相传一个仲春时节，满园桃花盛开，父子欣喜赏花。朱松口念唐诗，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汲汪伦送我情”，这是李白的七言绝句《汪伦》的后两句，要朱熹抄写。朱熹很快写就，送到父亲面前。朱松说，字写得不错，有长进。却点了点“挑”字： “心正字正，心不正字不正啊！”朱熹一看，原来是自己把“桃”字写成“挑”字，他听了父亲讲解的那首唐诗。知道自己人在案旁，心在窗外，就请求再写一千个“桃”字。
  窗外风雨大作，把满园桃花打落，一片狼藉。当他写完了一千个“桃”字时，天气忽然开朗，满园桃花复开，一片灿烂，人们说这是对朱熹勤学苦练的褒扬。一段佳话，传说至今。
  朱松见小儿聪慧，4岁就让朱熹读《孝经》，小儿哪懂？但让他知道“孝”是什么。慢慢地，朱熹懂了，才能写出“不若是，非人也”的体会；5岁就送他入学堂，还赋诗《送五二郎读书诗》相送勉励。
  朱松是朱熹的启蒙老师，他亲自督课讲授，对朱熹进行系统的经、书教育，并结合当时的现实，进行讲解。
  父亲还为他请了一些有名望的大儒，为他授课，使其所接受的教育有雄厚的积累。如刑部侍郎杨由义，出使金营不跪拜金帅，全节而归，给予了朱熹忠君爱国的身教。他让朱熹读老儒尹焞的《论语解》，成了朱熹解读《论语》的入门。
  朱松也注重《论语》学的传授，但他最重《春秋》一经。他认为：一是它的“尊王攘夷”，可以名正言顺地攘斥异族入侵。二是它倡导的“君臣父子大论大法”可以整顿业已败坏的封建纲常。朱熹正是从朱松传授的《春秋》学中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
  朱松对朱熹特别注意忠孝节义教育，他抄录了黄山谷《令时五观》，题了三句赞语： “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这可以视之为教育朱熹的思想道德准绳，为朱熹立下了为人处世的座右铭；朱松竭尽全力地、时时处处地用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去熏陶启迪朱熹，意在激励朱熹树立奋勇为国的思想，期望朱熹长大后能为大宋中兴尽忠效力；他为朱熹谈说了《昆阳赋》并题字，朱熹把手书珍藏到老，晚年还作跋回忆： “绍兴庚申，熹年十一岁，先君罢官行朝，来寓建阳（应是建瓯），登高在氏之居，暇日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兴亡成败大致，慨然久之。……”
  儒家忠孝节义的圣训贤传，在朱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少小开始读《孟子》，深为吸引，立志要当“圣人”，后当他自己回忆这个读书感受时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而今方觉得难。”
  由于良好的教育，使朱熹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儒学基础，为日后的“四书”、 “五经”等成就，奠定了指导思想。学识基础、学养储备，使“四书”成为经典，被朝廷定为全国科考教科书。直至当代，这些经典都还发挥着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把《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日本国首相的田中角荣；夫子的《《朱子家训》至今也都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其中：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处事无私仇，治家无私法”， “勿损人而利已，勿妒贤而嫉能”， “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从之”……都仍脍炙人口，备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