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太极解义》文后有《附辩》，其中提到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或谓）和三种次要的反对意见（有谓）。朱子简单叙述了这些意见：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15］
  所谓“读者病其分裂已甚”，应是张栻的意见（张栻《寄吕伯恭》）。四个“或谓”中，第一个“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应是廖德明的意见（朱子《答廖子晦一》）；第二个“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应是吕祖谦的意见（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第三个“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是吕祖谦的意见（张栻《答吴晦叔》），第四个“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应是张栻的意见（朱子《答张敬夫十三》）。至于“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应该都与张栻、吕祖谦的意见有关。
  朱子在《附辩》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回应：
  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16］
  这是关于阴阳观的讨论，在朱子看来，阴阳变化流行，属于阳动；而成型固定，属于阴静。认为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继之者善和成之者性的分别。所以把继之者善作为阳动，把成之者性作为阴静，这是很自然的。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17］
  太极是理，无形无象，阴阳是气，已属形象，二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这是二程哲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朱子完全继承了这一点。特别把道器的分别运用于理气的分析。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18］朱子认为，仁义中正如同元亨利贞，既然在《通书》中元亨属于诚之通，利贞属于诚之复，则四德之中，元亨与利贞之间就有体用之分。同理，中正仁义也就可以有体用之分。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19］
  这是朱子用吕祖谦的意思回应张栻的怀疑。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云：“‘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20］朱子吸取了吕氏的这一意见。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21］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张拭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就不是一源了。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理是体，事物是用，一源是言体言理，无间是言用言事；言理体先而用后，言事先用而后体，二者角度不同。所以朱子认为，虽然，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但二者在形而上学上可分为先后。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22］
  最后这点较为复杂。照“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的质疑，这是反对把仁归属于阳动，认为仁是包含四德的统体，怎么能把仁只归结为一个特定方面呢？朱子的辩解是，《太极图说》以“仁”配“义”，然后以“仁义”与“中正”相对，这说明《太极图说》中的仁不是专言包四德的仁，从而也就不是“统体”的仁，只是偏言的仁、分别而言的仁。这个仁是义之体，义是仁之质，具有体用的差别。朱子此段回应的对象不甚确定，参与太极解义之辩的人中，只有吕祖谦《答朱侍讲六》提及仁包四德，但所论与这里所说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这几条都和体用问题有关，而张栻颇注重体用之论，吕祖谦也就体用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可见体用问题是太极解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总之，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