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当时学者陈亮评价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1]“荆州”即是指张栻，故又有“一代学者宗师”之赞誉。张栻是1160年左右最有影响力的道学家[2]，在老师胡宏去世后，成为湖湘学派领袖，使湖湘学派思想发展成熟，造就了“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3]的盛况。《宋史·道学三》卷四百二十九[4]中将张栻和朱熹两人并列一传，肯定了张栻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一直是既热门又重要的研究课题。张栻对朱子学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在朱子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陈来先生曾说：“张南轩是朱子学前期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5]然而，对于张栻的研究，却长期被学者所忽视。整体而言，作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学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张栻在日美韩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大陆关于张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虽然目前对于张栻的研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很大拓展和进步空间。现就张栻国内外研究概况、生平与评价、交游、理学、经学、实学与教育、回顾与展望等方面，对20世纪以来张栻思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并略加评述。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在日本宋明理学界研究中，张栻乃至湖湘学研究，皆属于边缘化课题。对张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高畑常信先生表现最为突出。高畑常信先生师承友枝龙太郎，专注于张栻以及湖湘学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了有关张栻《论语解》、张栻思想的变迁、与朱子论未发已发以及仁说等思想研究的成果。1996年，高畑先生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出版《宋代湖南学の研究》[6]一书，这是日本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研究湖湘学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少有人再专门从事张栻思想研究的工作。从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日本的研究者们比较专注于从思想史及文献学的角度，对张栻的思想进行史料翔实的考辨以及细致的文献梳理，但在义利的诠释方面却有所欠缺。
  在欧美，对张栻包括整个宋代思想研究，与汉学其他领域相比，呈现出起步晚、相对边缘化的状况。蔡慧清对欧美的汉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认为长期以来，欧美对传统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后延伸至秦汉，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西方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朱子学在内的西方宋学研究才逐渐繁荣起来。[7]有关张栻思想的研究，亦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才逐渐走入美国学者的视野。陈荣捷先生对打开美国宋学研究的新局面贡献显著。陈先生在对朱子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中，也涉及了对张栻的研究，却并未对张栻的思想价值与贡献做出其应有的评价。田浩先生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外在进路”的研究方法入手，在研究朱子的同时肯定张栻对道学形成的重要贡献，为国内学者研究张栻乃至朱子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切入点。虽然这些学者的努力，推动了张栻思想研究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南轩学作为朱子学研究下的一个边缘化课题的地位，在欧美国家并没有改变。
  韩国学者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相比之下更少，还未出现过对张栻思想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多是在研究其他人物或问题时涉及。对于张栻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与朱熹联系在一起，涉及主题包括中和说、仁说、工夫论等。
  在中国台湾方面，以往对于南轩学乃至湖湘学并无过多关注。湖湘学研究之所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要归功于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先生将宋明理学分为三系：伊川、朱子一系，陆、王一系，胡五峰、刘蕺山一系。[8]这大大提升了湖湘学的地位，以胡宏为首的湖湘学由此被重视起来。虽然牟先生将张栻排除在其分系之外，但毋庸置疑，张栻在湖湘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湖湘学不可回避的人物之一。于是，由于对湖湘学研究的逐渐关注与重视，张栻思想的研究也随之而展开。总的来说，牟先生对于张栻的否定，消解了张栻在南宋思想史上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张栻研究在台湾不被重视的基调。尽管这一局面在现在有所改变，但并无根本性的改观。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80年代初，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展开研究后，在受重视程度、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皆得到了迅速发展。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向大会提交专论张栻思想的文章，从各个侧面对张栻的生平学术活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张栻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张栻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9]这表明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已进入宋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并初步对张栻思想进行了探讨。
  1991年蔡方鹿先生《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1]一书出版，弥补了学界张栻研究专著的空白。紧接着陈谷嘉先生《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11]出版，该书在理论论述上深入细致，其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湖湘文化的弘扬，并且将张栻放在与朱熹齐名的位置来谈他对理学的贡献，颇有为其理学地位正名的意味。由于这两本书的出版，张栻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
  进入21世纪，对张栻的研究更是发展迅速。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四篇专门研究张栻的博士论文，分别是：苏铉盛《张栻哲学思想研究》[12]，王丽梅《张栻哲学思想研究》[13]，邢靖懿《张栻理学研究》[14]，吴亚楠《张栻经学哲学论》[15]。苏铉盛和王丽梅皆是针对张栻的哲学思想，前者从仁说、中和说、心论、性论、敬论、知行论和义利之辨等问题入手，后者则从本体论、工夫论、人性论、义利观、知行观等传统框架来展开论述。邢靖懿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张栻的理学思想上，增加了对张栻经世思想以及排佛辟佛思想的阐述。吴亚楠则从经学和哲学结合的角度，对张栻的经学思想进行分析，重视他的思想中经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这些博士论文皆是研究张栻的专门成果，代表着张栻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会议论文集《张栻与理学》[16]和《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17]的出版，亦大大地丰富了张栻的研究成果。
  此外，《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一书，将张栻经学与其理学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不仅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而且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18]而杨世文教授点校的《张栻集》[19]，是现在最完整的文集版本。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张栻年谱》[20]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1]两本书。这两本书进一步弥补了张栻研究材料之缺。丰富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新材料的补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张栻生平与事迹，有助于张栻交游等研究开展，预示着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在未来将步入新的台阶。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张栻作为朱子学前期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重视。美国学者田浩虽然注意到了张栻的重要地位，但并没有改变张栻思想研究在欧美宋学研究中的边缘化地位。大陆对于张栻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其重要性得到大大地提升。但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和同期的朱子和吕祖谦存在差异，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生平和评价
  研究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源流、学术传承以及影响与评价等相关信息，不仅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亦是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人物生平与评价的把握，更有助于思想研究的开展，以及更客观、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内容。
  （一）生平事迹
  朱熹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22]，所载张栻传记翔实可靠。张栻的年谱比较晚出，一直到清道光年间宁乡王开琸辑刊《南轩公年谱》，才弥补了这一空白。另外还有民国时期胡宗楙编撰《张宣公年谱》，日本学者高畑常信的著作《张南轩年谱》，亦可供研究者参考。如今，这三本年谱由邓洪波教授辑校为《张栻年谱》[23]，书中同时辑录了有关张栻的画像、传记、祭文、著作提要和序跋、纪念书院资料等文献，为学者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张栻提供了基本条件，为张栻思想研究带来了便利。
  （二）学术源流与传承
  胡昭曦先生对张栻的学术源流进行了系统清理。他认为张栻的学术师承主要是胡宏，除此之外还有孙复、司马光、邵雍、苏轼、谯定、张浚的学统，由于这种多元的师承，张栻在学术上得以集诸家之大成。其次，张栻的学术，植根于蜀，成熟于湖湘，其学术是蜀学和湖湘学的结合与发展。另外，张栻之学，经过他在蜀中的弟子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从湖湘返传回蜀，使正在继续发展的蜀学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学者，促进了蜀学的再盛，这是当时宋朝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
  目前学界对于张栻学术渊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周敦颐、胡宏以及家学的继承与发展上。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鼻祖，在理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周建刚分析说，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发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周敦颐“道统”地位的强调；二是撰《太极解义》，从“太极为性”的角度诠释周敦颐的思想。[25]张栻师从胡宏，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郭齐认为张栻在接受胡宏思想时，不固执一隅，采取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26]钟雅琼分析指出，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27]家学亦是张栻思想来源的一部分，他一生陪伴在父亲张浚身边近30年，启蒙、受学乃至仕途皆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金生杨对张栻如何继承、扬弃张浚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释，认为透过张栻对张浚学术的继承与扬弃，我们更能体会张栻学术融会、由粗转精、由杂转醇之功。[28]
  至于学术传承方面，张栻对湖湘学以及蜀学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对张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29]的评价，奠定了大陆学者评价张栻对湖湘学派作用的基调。陈谷嘉先生指出，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他对湖湘学派的发展无论从理论的发展，还是从传播湖湘学派的学术，皆贡献最大，他是继胡宏之后的唯一巨匠。30除了湖湘学以外，张栻亦是宋学中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夏君虞先生所说，他乃“蜀学的基石”[31]之一。杨东莼认为“南轩之学，盛行于湖、湘，流衍于西蜀”。[32]胡昭曦指出，南轩之学返传回蜀，推动了宋代蜀学的转型、“洛蜀会同”和宋代蜀学发展第二个高潮的形成；在南轩之学返传回蜀的过程中，宇文绍节、陈概、杨知章起到了倡导作用，其主要据点是沧江书院，而二江诸儒则是返传南轩之学的主力学者群。[33]
  （三）影响评价
  张栻“是否继承师说”“是否从朱熹转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一直是评价张栻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学者多认为张栻继承了师说，肯定张栻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全祖望早就指出：“张栻从朱熹转手，就好比说张载是从学二程一般，其实出自朱子后学捏造，不足为信。”[34]钱穆先生认为，“二人去短集长，交相师益，不必定说谁跟了谁。”[35]陈荣捷亦承认“南轩之于朱子，的是切磋琢磨之益友”。[36]蔡方鹿教授对张栻在哲学和理学上主要贡献的总结，代表了研究者们典型的看法。具体而言，主要贡献有三：（1）确立了集众家之长的湖湘学派；（2）在与朱熹的相互辩难中发展了二程学说；（3）论述并丰富了宋代理学的一系列范畴和重要理论。[37]不过亦存在不同的看法。牟先生认为张栻由于“受教日浅”，“未能精发师要，挺立弘规”，于朱子也“毫不能有所点拨”。[38]其弟子蔡仁厚先生进一步发挥师说，认为“南轩实乃五峰之不肖弟也”。[39]曾亦教授则认为，学术界素来认为南轩之学术因受朱子影响而发生改变，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40]
  客观地说，1180年张栻英年早逝后，其在理学上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再也无法与朱熹相比拟。张栻学说后来之所以式微，李可心从心的出入问题加以观照，认为张栻的学术风格缺少应有的主动性和创发性，兼有理学和心学的特征而欠充分，且更偏重于实践性，以致逐渐丧失了在理学内部的话语权。[41]对于张栻在后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李英镐的一篇题为《吸收南轩学而产生之寒冈学的新理解——以寒冈郑逑的论语学为中心》[42]的文章。该文认为寒冈郑逑在重新诠释《洙泗言仁》的过程中，有吸收张栻的思想。这意味着张栻的思想对韩国思想家亦产生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其海外影响力，有待我们的发掘和研究。
  近年来，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让学界开始重估张栻的地位和影响。田浩先生把“道学”的形成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二阶段把张栻、吕祖谦、朱熹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考察，认为他们的交往加速了道学传统的形成。[43]在具体时代背景下对张栻思想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考察后，田浩先生认为张栻对朱子的影响与贡献比以往学者想象的还要大。[44]这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张栻在道学乃至整个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张栻的思想研究也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发展。
  三、张栻交游研究
  与其他学者的交流和沟通，是张栻思想形成与完善的重要因素，道学亦是在这种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中形成的。书信是研究张栻交游最直接的研究资料。在书信编年上，杨世文、任仁仁以及顾宏义等学者，皆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仁仁和顾宏义两位学者，对张栻与同时代学者往来的书信加以汇编，考证其撰写年月，有益于南宋前期学术史、政治与党争研究、学人间交游情况等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5]杨世文教授除了对张栻写与朱熹的书信进行编年考证外[46，还对张栻诗文中关涉的若干人物进行了考证[47]，这对于张栻诗文编年，以及张栻年谱的编纂，乃至研究张栻学术交游、学术思想演变皆有帮助。张栻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游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朱张二人的交往，另外还有些许有关东南三贤以及其他蜀学学者往来的研究。
  （一）张栻与朱熹交往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山口察常于1938年发表了《朱子と张南轩》[48]一文，率先对朱子与张栻进行了考察。张栻与朱熹的交往研究，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张栻的交游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篇幅。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两人交往历程、朱张会讲、思想异同等方面。
  综观张栻与朱熹的一生，两人仅有三次会面，其他皆以书信往来为主。陈代湘教授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49]
  朱张会讲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世，开书院会讲制度之先河，成为书院自由讲学之先声，很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肖永明和谢川岭两位学者考察了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的变化，认为这样一种叙述事实的变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这种考察，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50]李清良和张洪志两位学者对“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进行了阐释，“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1]
  在对张栻与朱熹交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是围绕两人思想争论进行的。陈谷嘉先生认为张栻和朱熹的个体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本体论上的分歧和争辩，二是中和之辩，三是仁说之辩。[52]陈代湘教授则认为朱熹与张栻二人思想存在异同，他们相同之点表现在性之善恶问题、心性关系，对仁的解释以及涵养识察之先后问题上。二人观点相异之处则表现在对太极的解释，对心的主宰性上。[53]田浩教授认为南宋道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朱熹的道学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他与张栻间气氛和谐的学术讨论中。在此，他选取了其中对道学同道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第一，工夫修养与“中和”问题，第二，《胡子知言》的讨论；第三个主要问题是“仁”。[54还有许多学者对张栻与朱熹之间关于太极、中和仁说以及察识涵养工夫论等思想展开了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些将在“哲学理论之探讨”一节阐述。
  （二）东南三贤以及其他学者往来的研究
  朱熹、吕祖谦与张栻在南宋并称为“东南三贤”，三者均为二程后学，他们的师承渊源有着密切关系。田浩先生对朱熹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论述，强调朱熹之外的同时代儒家的重要性。[55]潘富恩先生对三人理学思想之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人思想上的异同，与二程有关。三者尽管学术各自有所偏重，亦有所分歧，但毕竟基本倾向是一致的。他们在互相切磋的过程中，都各自受到对方的启迪，增进了知识，使理学臻于精密、博大。对理学的发展，“东南三贤”各有自己的贡献。[56]此篇文章，后被高畑常信翻译成日文出版[57]。刘玉民指出，张栻与吕祖谦于《胡子知言》《论语》《孟子》《易传》《阃范》《仁说》等皆有学术交流，并于商榷中互相指正，切磋中互相提高。[58]
  在与蜀地学者的交游方面，钟雅琼依时间先后之序，亲疏之别，论述了张栻与蜀地学者史瑶弼、宇文氏、范氏、丹棱李氏以及陈概等的交游情况，认为他的学术是理学与蜀学相融的前奏，他本人也在无意之中为“洛蜀会同”提供了助力。[59]此外，在张栻与南宋旧儒的互动中，邹锦良认为周必大和张栻的“知行”辩论反映了南宋时期旧儒学与新理学之间的歧异互动。[60]
  四、理学理论之探讨
  张栻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深，就理学特点而言，张琴认为张栻的学说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以太极为枢纽、以心为核心的由形上之本体世界向经验的现实世界展开的系统，其理学思想条理清晰，主旨鲜明，在理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在宋代理学运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61]在对南轩理学贡献褒奖之余，亦有批评的声音。郭齐认为张栻由五峰而直接周程，笃守有余而发明不足，略本体而详工夫，纯宋学而鄙汉唐，宽厚而少批评，稳定而少变化。[62]目前，学界对于张栻理学理论的探讨，概而言之，主要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以及伦理观等四方面展开。
  （一）本体论
  陈谷嘉先生指出，张栻构制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等为基本范畴的具有层次性的本体论逻辑结构体系。[63]太极是张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其目的是为儒家伦理道德寻求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的根据。由于各种原因，张栻《太极解义》佚失不传。20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首先发现了《太极解义》逸文[64]，为太极思想之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鲜为学界重视。直到21世纪，苏铉盛[65]、苏费翔[66]等学者皆对《太极解义》进行过辑佚与还原。目前，《张栻集》中附有复原的完整版张栻《太极解义》。[67]至于张栻太极说的具体内容，苏铉盛从张栻所著《太极图解》以及有关太极思想的种种观念和认识入手，对张栻太极说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其太极说之核心是以性释太极。[68]张栻之所以提出“太极即性”的命题，吴亚楠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69]李丽珠则认为两者在解经方法上存在不同：张栻以为阐述纲领即可，朱熹则以经学训传的方式系统注解其著作《太极图说》。这样一种理解基点上的差异，是朱熹与张栻对《太极图说》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70]
  （二）心性论
  向世陵先生认为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71]张栻与朱熹的论辩中，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心性论展开的。成中英先生通过讨论朱熹与张栻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辩，概括了孟子以来心性之学的演变发展，提出了“心之九义”说：心的本体性、活动性、创发性、情感性、知觉性、意志性、实践性、统合性和贯通性。[72]以下将对张栻与朱熹讨论频繁的中和说、仁说等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中和之辩是张栻与朱熹讨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苏铉盛对中和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叙述了从二程经过胡宏到张栻和朱熹等宋代理学之中和说，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察识涵养说之发展脉络和含义。考察了南轩早期中和说即先察识后涵养，与晚期察识与涵养并进的不同观点，及其在思想变化过程中与朱熹的交往情况。[73]
  “仁说”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理论构成部分，亦是儒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苏铉盛指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造成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74]向世陵先生则认为张栻不认同“天地以生物为心”，重视“复”在天地生物和德性修养中的价值。天地之心落实为人心，重在将天地之心与人心和仁德统一起来。[75]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76]有关张栻“仁说”的考证，亦是研究其“仁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家星教授就朱子与张栻“仁说”研究中争论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仁说》为南轩本人所作，朱、张“仁说”并无“胜负”之分，二贤在切磋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77]赖尚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做了进一步深入的考证，确定了二人《仁说》的成书时间。[78]两人所作《仁说》时间的确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二人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历程。
  （三）工夫论
  察识与涵养工夫是张栻中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丽梅对张栻的工夫论做了集中研究，认为张栻的工夫论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不同的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其工夫论正是在与朱子不断地交涉与论辩中逐渐形成的。[79]另外，张琴对张栻的“格物致知”思想亦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在设立性与太极为宇宙与道德本体的前提下，张栻凸显了心的“主宰者”地位，强调“虚灵知觉”之心对于性情的表达与彰显。张栻将格物致知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心与“物”交往、认知与实践的完整过程。由此，他建构了颇具心学特点的“有诸己”的格物论，格物致知的关键并非外于心体的事物与事物之理，而恰恰须落实于此心物交往过程中的心体。[80]
  （四）伦理观
  伦理道德观是张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张栻涉及伦理的理欲之分、义利之辨以及孝悌观，皆有所研究。邹啸宇指出，义利之辨系南轩理学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关涉其整个学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等重大问题，而其实质也即是理欲之辨。南轩从“意之所向”即行为的动机处，以顺性之“无所为而然”与逆性之“有所为而然”十分精微地辨析义利之分、理欲之别，并且在存天理遏人欲的工夫论上，力主以“反躬”为本，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备受朱子、真西山、杨诚斋等学者的称颂和尊崇，对宋代理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81张栻在义利观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和贡献。粟品孝认为义利观是张栻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精粹，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卓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甚至可以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说相提并论。[82张利明则指出义利观有以下几点现代启示：（1）在经济领域，防止见利忘义；（2）在政治领域，防止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3）在文化领域，防止急功近利，杜绝重利轻义。[83]舒大刚教授从“忠孝传家，世生贤达”，“仁以孝悌为本，孝以爱敬为实”，“政治以励俗为本，劝俗以孝悌为要”等三个方面，初步考察了南轩孝悌观的内容，弥补了南轩孝悌观思想研究之阙。[84]
  五、经学思想研究
  张栻的经学作品主要有《论语解》《孟子说》以及《南轩易说》这三部。对于张栻经学思想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三部著作上，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到张栻的礼学和诗经学。蔡方鹿教授指出，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85]
  （一）四书学
  肖永明教授认为张栻对《四书》思想资料非常重视，《四书》是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其本体论、人性论、义利观、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的建构，是与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6]
  在张栻的著作中，《论语》最为晚出，代表着他成熟时期的思想，是研究其经学和理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论语解》的解经风格上，肖永明教授认为张栻的《论语解》具有宗奉二程、创造性的阐释以及鲜明的理学色彩等特色。[87]吴亚楠以《论语·学而》的注解为例，对张栻与朱熹的解经理路进行了比较，指出张栻《论语解·学而》具有重理重行的特色，朱熹《论语集解·学而》具有兼采汉宋的特点。[88就《论语解》阐发的具体思想来说，唐明贵认为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读，认为张栻提出了变化气禀之性以复其初的思想、“居敬主一”的工夫论；阐发了相须并进的知行观、义利观。[89]
  张栻一直很重视《孟子》的讲授，《孟子说》亦是其后期完成的代表作品。郭美华教授指出，孟子的道德哲学有两个基本概念，即本心（良知）和善。张栻对孟子本心的解释，虽然常有着不彻底性和模糊性，但其以无蔽论本心，从源初自然绽放到强调本心实现自身的整体性与过程性，从心物、心身以及人己关系的统一论本心的实现，到强调善是基于个体力行而自为肯定的实现，彰显了一条拒斥抽象思辨及虚构精神本体而强调力行的理解道路。90德国学者施维礼以张栻《孟子说》中《万章上二》的诠释为例，认为张栻能够把过去历史事件、孟子对此事件的分析、后人的注释以及其他文献的数据做一个合理的统合，这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得以保证的原因所在。[91]
  （二）易学
  《南轩易说》是张栻易学的代表作，目前所存的版本皆有缺失，杨世文在《张栻集》中对《南轩易说》进行了完整辑佚[92]。对张栻《南轩易说》的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初才陆续出现专门的研究。蔡方鹿指出，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93]在论及《南轩易说》的解经风格时，章启辉认为张栻《南轩易说》于时贤先贤皆有承接，在趋时而主义理易学的同时复归《易传》理路：义理本于占筮，基于象数；在回归《易传》理路的同时又异于朱熹：以象为体，数为用，器为体，道为用，为其学术的经世致用确立易学基础，提供易理依据。[94而对于张栻与朱子在易学解经风格上的不同，杨朗说得更详细。他认为在朱子《本义》中，象数与义理得到了一种综合的处理，并小心翼翼地维持住两者的平衡，朱子要协调好两种不同目视所构造的图景，张栻的《南轩易说》则着意地保持与宋代象数易的距离。[95]
  （三）礼学和诗学
  张栻在礼学和诗经学方面，并没有成系统的著作，但在文集里边亦有零散的论述，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对于张栻礼学和诗经学的研究，虽不是张栻思想研究的主流，亦有学者对此做了研究。在礼学方面，殷慧从以理论礼、以礼为学、以礼为教等三个层面探讨了张栻的礼学思想。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96在《诗经》研究上，张栻虽无有关研究专著，但其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叶文举认为，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97]对于“学者之诗”，学界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陶俊则主张辨证看待“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98]
  六、实学与教育思想研究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倡导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反对“空言”的实学思想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振纲和邢靖懿认为，张栻注重把性理哲学与经世致用、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故避免了流于空谈义理、空疏无用的弊端。张栻经世致用的学风，泽被后世，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近千年，至今广为流传。[99]
  （一）异端观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时代大背景下，张栻对待佛教持极力排斥态度。正是对佛老等异端的批判，张栻提出了经世致用和求实求理的实学思想。李承贵认为张栻对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主要表现为：对涉佛、嗜佛、传佛的儒家之批评，对佛教某些教理教义之批判，提出“反经”“固本”以消除佛教观影响之策略等三方面内容。[100]刘学智指出，张栻从儒佛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片面性和对佛教理论了解不够深入的思想弱点。[101]蔡方鹿和胡长海对张栻的“异端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辞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102]
  （二）社会政治思想
  作为一位理学家、政治家，张栻在继承儒家政治思想以及积累的许多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治道、治术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治国理政主张。邹啸宇从体用的角度考察了张栻的经世思想，阐明其政治哲学建构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有三：内圣与外王相倚相成的内圣外王关系；“仁心为体，仁政为用”的为政理念；“体用兼备，本末具举”的为政之方。[103]张建坤则认为张栻从天道推衍人道的生民政治理路，其内涵包括“立君为民”“君臣共治”和“养民教民”三个层次，三者共同构成了君—官—民和谐一体的理想社会政治图景。[104]蔡方鹿先生近年对来张栻理学思想的社会价值研究，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105]经世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包含着的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以骄矜为乐”的享乐主义、“从事于奢靡”的“四风”加以反对的思想，即使对现代社会纠正不良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106]
  （三）教育思想
  对于张栻的教育思想研究，目前最新成果是张建东《传道济民：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一书。该书是从史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写作的第一部专门研究张栻教育思想、教育贡献的著作，填补了张栻教育思想研究的若干空白。张建东以张栻的“传道”“济民”等活动和事迹为中心，充分借鉴社会史、生活史、身体史、心态史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深切关注到张栻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家庭生活及社会交往状况等诸多方面，对张栻波澜壮阔的一生做了立体、全景式考察，以更为完整的研究维度逼近历史之真，开拓了教育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范式。107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并创办了城南书院。他以书院为基地，教授与传播理学思想，因此书院教育亦是张栻教育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刘刚认为张栻力推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以外，另一层意义在于抗衡与回应泛滥于当时社会的佛老二氏之学、王安石新学及当时争驰于功利之末的世俗之学。张栻从通经明理、修身成德、经世致用为旨归的理学立场，将佛老二氏之学、王安石新学与重利忘义的世俗治学之风，在不同程度上皆视为“俗学”；并从人性论、心性论语知行观理论出发，对当时“俗学”进行强烈批评与坚决抵制，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反俗学思想。[108]
  七、回顾与展望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栻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从思想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研究的视角等方面，皆有进步和深入的空间。笔者认为，今后张栻思想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第一，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勘误方面。资料的完整、翔实与真实，是我们展开研究的基础。首先针对张栻的文集来说，现在仍有许多逸文，比如据苏费翔推测，至少在《朱子语类》、蔡节《论语集说》以及《西山读书记·乙部》等书中还有不少逸文可寻。[109]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逸文，完善张栻的研究材料，一直是我们需要努力之地。另外就文集而言，张栻著作流传版本众多，文字上多有存在差异的地方，易造成解读上的差异。因此对张栻著作进行翔实校勘，整理出一个最能真实反映出张栻思想的版本，很有必要。
  第二，关于张栻生平和影响的研究。张栻的年谱可进一步考证、完善和编年，虽然现存有三部张栻年谱，但总体而言，都极为简略，多语焉不详。在现代学者对张栻材料进行了进一步整理和考证后，如书信编年，诗歌编年和涉及人物考证等，可尝试重新编写张栻年谱，进行《张栻年谱长编》，以期能更详尽地展示张栻的生平事迹，并展现其时代的特点、家族系谱、交友状况以及学术思想变化等。其次，张栻思想对海外思想家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张栻交游情况研究。《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信汇编》一书的出版，对于学者研究张栻与同时代的学者交游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有待学者进一步挖掘张栻书信交往中的思想和观点。张栻与其他学者或其他学派，比如与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人之间互动，对蜀学、闽学的影响等，皆可进一步展开。虽然目前对张栻交游的研究，多集中于张栻与朱熹之间，但两者间的学术论辩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就整体性研究而言，目前仍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张栻与朱熹学术论辩方面的专著。另外从研究角度来说，目前对张栻的相关研究，多半集中在张、朱之间对于几个重要理学议题的讨论上，比如中和之说、胡子知言疑义、仁说以及太极说等。这些议题虽在现代学者的努力下，多有成果，但却往往是从朱熹的角度切入，反观就张栻来谈张栻，站在张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朱子之学，对比之下少之又少。换个角度出发，从另外一个视野审视朱子与张栻的交游，一定会有不同于现在研究的新收获。从二者研究的切入点来说，以往大多以中和、仁说等理学命题讨论的形式来展开，然而经典是思想诠释的基础，从具体的经典与经典之间的比较出发，对南轩与朱子的经典著作的诠释风格，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等方面的异同，通过这种比较，如何正确定位二人之间的关系等，皆是我们可以努力展开的研究方向第四，张栻思想的重新诠释。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物思想的诠释，亦应与时俱进。有关张栻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距今已过去20多年，这20多年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视野以及研究材料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在新视野、新方法以及新材料的支撑下，充分吸取海内外先进研究成果，深入其义理系统内部，展开深入的、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讨，由此对张栻思想重新进行诠释，是时代对我们发出的要求。其次，抛开哲学思想之外，将张栻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结合起来，从他的心路历程来全新看待张栻变化与发展的一生，给予他全新的定位，也是很有必要的，据此编写类似于《张栻传》等相关的传记，使张栻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张栻研究朝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