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展望21世纪，茶山学中的精神遗产，特别具有新时代的启示的，至少有以下两项：
  第一，茶山思想世界中的实学精神，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具有崭新的启示。茶山与18世纪的许多日本儒者一样，都反对朱熹以“理气二元论”为基础所提出的“伦理的二元性”（ethicalduality）的论述。18世纪日本与朝鲜的许多儒者，都不接受既是形而上学的“理则”，又是伦理学的“规范”的“理”的学说，他们都倾向于主张在“人欲”之中寻觅“天理”。但是，茶山的实学思想特别强调，只有在具体而特殊的行为完成之后，才能体会抽象而普遍的价值理念。茶山说：
  仁义礼智之名，成于行事之后，故爱人而后谓之仁；爱人之先，仁之名未立也。善我而后谓之义。善我之先，义之名未立也。宾主拜揖而后礼之名立焉。事物辨明而后智之名立焉。［22］
  茶山在上述文字中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之名，成于行事之后”，潜藏着“事先于理”的哲学命题，在21世纪特别具有启示意义。
  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结性日益密切。［23］大前研一（1943—）说现今的世界可说是“无国界的世界”［24］，造成“民族国家终结”的现象［25］。但是，正是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之下，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却以其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肆无忌惮地宰制居于“全球化”边陲位置的国家与人民，而形成杭士基（NoamChomsky,1908—）所说的“流氓国家”［26］。
  21世纪全球化趋势之所以发展成“中心”宰制“边陲”的状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的“理”从国与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具体脉络中被抽离出来，而成为某种“去脉络化的理”，所以被强权国家所掌控。茶山的实学思想提醒我们：“存在（existence）先于本质（essence）”［27］，只有在具体而特殊的行为（“事”）完成之后，才能建立抽象而普遍的价值（“理”），否则，“理”很容易被少数掌握权力的国家所控制，而成为欺压弱小国家的工具。茶山所主张的“事先于理”这项命题，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具有崭新的意义与启示。
  第二，茶山对“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重视，对于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与互动，具有新的启示。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曾指出：在东亚儒者心目中，“自我”、“他者”、“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四项因素中，“文化自我”最具重要性。东亚儒者认为：中、日、韩各国因为分享共同的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如“仁”、“义”等，所以“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可以消弭于无形之中，18世纪朝鲜儒者丁茶山坚信日本因为有荻生徂徕（1666—1728）等大儒，尊崇礼义，文化灿然，所以不会侵略朝鲜［28］;17世纪伊藤仁斋之子伊藤东涯也坚信孔孟绝无侵略日本之可能［29］。
  茶山更进一步驳斥以地理位置而称“中国”之说法，他认为全球各地在地理上不分东西南北，都可以称为“中国”。茶山说：
  夫既得东西南北之中，则无所往而非中国，乌睹所谓“东国”哉？夫既无所往而非中国，乌睹所谓“中国”哉？即所谓“中国”者，何以称焉？有尧、舜、禹、汤之治之谓中国，有孔、颜、思、孟之学之谓中国。今所以谓“中国”者何存焉？若圣人之治，圣人之学，东国既得而移之矣，复何必求诸远哉？［30］
  茶山也从日本儒者著作水准之高，而判断日本“必有崇礼义而虑久远者，故曰日本今无忧也”［31］。茶山主张以文化价值理念化解并超越国家之间政治的藩篱或军事的冲突。茶山的主张在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重建（remaking）上，特别具有新时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