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回到理论原点，注重对朱子本体论的关切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认为理气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于是将“理生气”与“理气动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对朱子理气动静思想进行再探讨。“太极”一词从原本用来指称“天”或者“阴阳未分前之状态”等相对简单的概念，到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太极”概念赋予了宇宙论、本体论思考的意涵，“太极”概念开始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武夷学院黄柏翰通过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说明其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
  朱熹乃有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工夫论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寄将研究视角投向朱熹的工夫论，探析朱熹“静存动察”之工夫的确立历程，解析朱熹“静”时敬以涵养之工夫，并剖析朱熹“动”时“致知”以察义之工夫。台湾大学蔡振丰教授则从朱子人心道心说出发探讨其理气问题，梳理了韩国儒学对人心道心的讨论及其对理论困境的规避方法。厦门大学谢晓东则进一步论述韩国儒学中李栗谷对人心道心思想的演进，栗谷提出的道心人心统一论，即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实际上是向朱熹的观点回归。不过，栗谷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栗谷对人心的规定要比朱熹的窄，而对道心的规定则要宽。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在《为什么朱子哲学中没有“德性之知”》一文中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认识架构进行分析，透过工夫论的角色，诠释理学思想中悟觉经验与理论建构的关系。杨儒宾认为，身为理学大家的朱子却对理学传统中的“两种知”之分别讳莫如深，朱子不谈可体证本体的超越性之知，认为“两种知”与“两种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直通性体的直通车，德行工夫是要由“格物”逐层地透关而成的。因此，没有直人如来地悟觉工夫，所以也就不需要“德性之知”的概念。同时，“无知之知”是以本体之知的面貌出现，而在朱子系统中，作为本体的性体是不能直接发用的，一发用即气，所以直透心体的德性之知在概念上也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正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厦门大学朱人求教授指出“脉络性转换”方法就侧重于思想史研究，多重文本分析方法偏重文献考据与义理探讨，诠释学的方法与比较哲学的方法多为哲学式的探讨，话语分析方法则兼顾语言学、思想史、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普遍性的哲学诠释，又有个体性的身心体认，从而实现新的综合。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周榜师则认为“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应着眼于区域研究和地方性知识。延边大学张寿则从认知转变视域的角度对朱熹“理”进行经典诠释，从体验主义基本立场上看，朱熹的所谓理是由多重隐喻精致化的“隐喻建构物”，由于它是以非整合性的隐喻思维为基础形成的，因此最终难免陷入“悖论性超越”存在的理论困境。
  长期以来，朱熹的事迹考察辨析与其著述义理诠释并行，形成朱子学研究的两个大领域。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通过对朱熹的事迹考察和文本解析来论述朱子学的文化价值和义理纲脉。而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则通过对朱熹在同安和漳州仕途经历的考察来论述朱子社会管理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实践。上饶师范学院徐公喜认为宋明理学创新基层地方组织形式，形成了民间基层组织多样化、地方组织综合性、基层组织宗族化、功能复合性的特点，造就了基层地方组织的政治上警防、经济上养赋和思想意识控制一体化。南京大学的李承贵教授则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四个方面，来论述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
  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通过对《朱子家训》与若干著名家训的比较，揭示了朱熹对于传统“家训”体的改革，明确提出了《朱子家训》的普世价值，被田浩先生赞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朱杰人指出，朱子对传统家训的改造沿袭了他对传统儒学体系改造的一贯思想和方法：一是以简御繁，如对儒家经典的改造而成“四书”；二是“述而不作”，运用已有的材料来构建新的思想体系，语言通俗却“理”性十足。他所提供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也许可以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补充。苏思和陈凌也结合朱熹生平事迹，对《朱熹家训》《与长子受之》等文献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教化功能进行了论述。除了这些家训文本的研究之外，厦门大学戴美玲结合《考亭紫阳朱氏总谱》所记载的相关朱氏谱序、谱跋，朱氏后人事迹，与朱子相关的书院等，对“朱子家风”进行了评述。
  朱子又把传统家训中有关“礼”的部分抽出，编成《朱子家礼》一书。闽南师范大学王建红教授认为朱子改易变通，与时损益儒家经典“三礼”，将规训造就贵族的制度程序，在新家族制度下改造成以规训制约民间社会的“家礼”体系，并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网络。同时，这也促成民间家族践行儒家治平理想的普遍化。厦门大学邓晨媛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出发，结合朱熹的生平来解读其“居家四本”，对其齐家思想进行了初步阐释。闽南师范大学李毅婷则对朱熹的孝亲观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朱熹以天理来论证孝道的正当性；在孝道的践行方式上，继承发展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父子相隐的思想；在仁孝关系上，承袭程颐“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孝悌为君子追求礼、义、智的根基。朱子家训和孝亲观对于朱子后学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福州理工学院方彦寿认为，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朱子的孝道伦理进行各种不同的研究、解读、充实和传播。闽南师范大学曾振宇在梳理儒家仁学源起与演变基础上，探析历代儒家如何递进地从道德形上学高度寻求与证明形上本体至善，由形上本体至善论证儒家之“仁”存在正当性，并进而回答儒家之“仁”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伦理基础是否可能。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说一直被当作朱熹的“发明”，并斥为“禁欲主义”“扼杀人性”，声讨批判，甚至全盘否定，早已构成我们的“前理解”。事实上，这一命题并不是朱熹首先提出的，朱熹只是对前人特别是二程的“明天理、灭人欲”命题进行重新阐发，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对“存天理、灭人欲”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深刻反思学界通行的评价，进行价值重估。漳州市龙文区教师进修学校戴文琪则从朱门高弟陈淳的《启蒙初诵》探讨其知行观对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此外，华侨大学冯兵从“因人之情”和“经权相济”出发，探讨了朱子论礼的生活实践原则。武夷学院的张品端则认为朱熹的义利观对构建新时代的伦理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规范作用。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也颇有文学造诣，诗赋甚多。中国老教授协会陈镜清就从朱熹初宦同安的诗作里探求朱子徘徊于入世与出世的心路历程和思想纠结。集美大学萧仕平通过朱熹十二首《武夷精舍杂咏》对其思想心态进行探究，认为朱熹希冀在山水的观照中感受无滞之智和生生之仁，倡导在山水之“隐”中增长道心，期待一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境界。
  此外，朱陆异同问题、南宋的书院运动、深衣祭祀制度与朱子学派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的老问题，它原本于朱熹与陆九渊学术见解上的分歧，由于他们后学的褊狭，遂演成门户之争，这既损害了朱熹和陆九渊，也妨碍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学群便通过对王阳明对朱陆异同的相关评述入手来解读这一问题。台湾台南大学朱荣贵教授通过对台湾朱文公祠的考察而论述儒家祭祀文化传统的复兴意义，福建省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汤毓贤也从紫阳书院的开发论述配祀文化复兴的经世意义，漳州理工职业学院黄梦薇也由朱子深衣进而论述汉服祭祀在漳州传统文化复兴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