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哲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3月14—15日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召开。会议由台湾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台湾朱子研究协会、台湾中文学会、中华朱子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台湾华梵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针对当代朱子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朱子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探讨朱子哲学的当代价值是当前朱子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把《朱子家训》与其他传世家训相比较，认为《朱子家训》更具有普世意义，并介绍了其所推动的《朱子家训》英、法、德、韩、日等文本的译文。据此，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田浩教授认为，《朱子家训》从20世纪90年代的家庭道德准则，到2002年被认为依然对社会主义道德准则有补充意义，再到2012年被认为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重要贡献。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正是提升儒家文化价值，使之走向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一个很好范例。
  同时，以东亚的视角来研究朱子学正是把朱子哲学推向当代，阐扬其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厦门大学朱人求教授认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认为，朱子理的观念、书院教育以及《家礼》都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韩振华认为，朱子哲学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概念与命题系统，而应是一个开放的、蕴含因应当下时代问题和精神困境的潜能的思想库。儒学和中国哲学的当代诠释早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厦门大学的王治伟从知识论的角度审视朱子学，他认为，朱熹把“浩然之气”看作由知到行的一个促进力量，其实是信念增强的外在表现，这正是当代儒家知识论的重要内容。
  二、朱子哲学的发展脉络研究
  当前朱子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朱子哲学的脉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方旭东教授认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朱子的《易学启蒙》采用了邵雍之说，其对太极与气的分析与张载的“两参”说有相似之处。台湾暨南大学的郑淑娟认为，马一浮结合老子的虚静及佛家对心的修持，来诠释修养的重要性，强调“敬”的工夫论意涵。他对敬的诠释虽立足于程朱对敬的看法，但在“敬”落实于日用间之行时，却倾向于阳明的“知行合一”，将顿悟与渐修并举。他在朱子释敬的基础上，将敬从本体到工夫之转折指出来，并说明了如何持敬的具体方法。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锦枝认为，从朱子学内部发展出来的“主意”学说，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由心—情—意，提出“纯意”；一种是从敬的进路到诚意，从贯穿未发已发的角度提出“主意”。厦门大学的陈林认为，朱熹晚年对《大学》“诚意”章多有修改，其放弃了原来把“勿自欺”理解为要人在几微毫厘处做工夫，以求达到十分为善的思想，而最终把“自欺”理解为人知道应该为善以去恶，但内心所发之意念有所不诚的心理状态。朱熹对“诚意”章的修订理顺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之间的关系，使“诚意”章全篇文义通畅无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秋莎认为，朱子解释“不诚无物”，体现了其对于人作为天地间唯一有心者的一贯态度，以圣人同天为标的，而著学者之路途，体用周遍，本末兼赅。避免了仅以人道仿效天道或者割截天人，而以天理真实贯注撑持人道复初之根据与路途。
  台湾“中央大学”的李唯嘉认为，刘宗周对朱子“理生气”“理先气后”进行了批判，提出“理不在气先”“理只是气之理”“盈天地间一气”的观点。刘宗周不直接在本心体证上指点朱子的成德问题，而要落在“气先”“气外”说，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的概念，正是蕺山将太极之理落实于实践场域中的整体说。北京大学的萧伟光认为，朱子理气学说应当置于其鬼神观、宗教情怀，及其对政治特别是皇权的态度、对佛老的批判之下方可明其本义。浙江科技学院的张琴讨论了朱熹与张栻对于“格物致知”解释的差异，并以此展示两个学派之间的特色。复旦大学的沈娟讨论了朱熹和陈亮之间对于《中庸》“道不可须臾离也”一语的解释。台中教育大学的高玮谦通过讨论朱子学说中的心性情等关系，以及知行、格物穷理等主张，进一步印证了牟宗三对朱子哲学“别子为宗”的定位。
  也有学者从当代的概念回溯朱子学的源头。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认为，当代的物理学正是源于对程朱的格物穷理，然而当今的物理概念丢弃了理的超越性，只剩下经验界的物之理了。
  三、朱子学的文本研究
  一直以来，对朱子学的文本甄别工作都是最为基础而影响巨大。厦门大学谢晓东副教授以道心人心为主线，证明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六封有关联的重要书信的年代，不应该在辛亥，而应该在己酉或稍前；同时通过《文集》中已经确定无疑的文本的指引，证明《朱子语类》中的一条关键语录的年代不在辛亥，而当在丁未与戊申间。这表明，《文集》与《语类》的批判性互证是研究朱熹哲学的基本进路。台湾大学的江俊亿认为，晚明的刘宗周在《圣学宗要》中所引述的朱子四封参究中和书信，其中“正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十八》”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次序相混。他的理解和安排，实仍以自身“主意”“慎独”思想为本，未能尽合朱子之说。
  同时，有的学者专门针对某些朱子学文本进行研究。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姚彦淇对《资治通鉴纲目》第二卷至第十六卷中朱熹所引用的名家论赞进行研究，进而发掘朱熹的价值意识和思想理念。台湾大学的史甄陶通过考察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中的与道家相关的内容，进而讨论朱子学与道家思想的异同。台湾华梵大学的胡健财分析了朱熹山水诗中的佛道思想和理学精神，指出，朱熹是以诗人兼哲学家的身份，表达生活之态度与追求。
  还有的学者对闽台儒学的文献出版历程进行研究。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的方彦寿认为，闽台书院是闽台儒学的教育和研究基地，也是闽学文献的出版基地。宋明时期，以闽北书院为中心；清代，福州与台湾的书院后来居上。台湾书院刻书是大陆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在形式与内容上一脉相承，但也有区别，表现为历史传承的共性与鲜明地域性的统一。
  四、朱子哲学工夫论研究
  工夫论是朱子哲学的重要内涵，它关涉了其具体着手和践行方面。台湾吴凤科技大学的王雪卿认为，朱子读书法是一种工夫论，其思路不同于心学，也和一般意义的认知活动有很大差异。朱子的读书扣紧自家身心性命说话，读书是为了安顿生命；而安顿生命又不能不读书，如此才能对治微细难缠的存在之恶——气禀之杂与人欲之私。武夷学院的黄柏翰认为，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本体与工夫。理学工夫论具有浓厚的实践性格，其终极目标在于如何修身成德以优入圣境。从工夫论的观点来看，儒家学问的主要追求不在理论知识，而在于实践知识。因此，是否能够笃行其习得的道理，是儒家评价一个人学问的判准。台湾华梵大学的林碧玲从工夫论的角度探讨了朱子《大学章句》与孔颖达《大学正义》的诠释比较。
  五、朱子哲学对日本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的董灏智副教授认为，由于伊藤仁斋早年受朱子学影响较深，故其转向古学的过程也漫长而复杂；仁斋虽以人伦日用之道解构朱子学的形而上说教，但他的古学脉络中却凸显了一种非哲学的表达；对于《孟子》，他否认“性善论”是其核心思想，而是以“王道论”为中心进行解释。从东亚的视域来看，仁斋古学的价值取向并非日本独有。日本关西大学的陈晓杰认为，日本的伊藤仁斋把“同民之好恶”作为王道论之基本原则，主张“君主——庶民”之政治结构过于平板化，他把“化民成俗”的主体理解为仅仅是君主，忽视士大夫的存在和价值，这就造成了与朱子哲学重视化民成俗的分歧。台湾师范大学林保全认为，日本德川时期中井履轩的《周易逢源》对朱子的《周易本义》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朱熹其实只有疑经而改经，但面对经典文字需要改动的只是在注中呈现，而传文则直接据改，中井履轩则是在疑传改传的同时直接改经，中井履轩不认为《周易本义》是古本。日本关西大学傅锡洪认为，对于“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但是在日本江户时代，这一思路被彻底解构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以来，肇始于荻生徂徕，倾向于一种基于绝对信仰与社会整合的宗教化理解。
  本次会议反映了当前朱子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在研讨过程中，黄俊杰、杨儒宾等学术界前辈不断地提出问题，对很多学术分歧进行了很好的辩难和澄清，对朱子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指明了方向、廓清了视野。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