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先就学术会议做一简述。本年度举办以儒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共计有四场，其中即有一场是专门以朱子学为研究课题的国际研讨会，依举办的时间顺序，胪列于下：
  （1）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台湾朱子研究协会、台湾中文学会、中华朱子学会主办，“朱子哲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14年3月14—15日。[1]
  (2）台湾师范大学东亚文化与汉学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跨文化视域下的儒家伦常：政道与治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2014年9月26—27日。
  （3）“中央大学”中文系、“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宋明清儒学的类型与流变”学术研讨会，桃园：“中央大学”文学院，2014年10月30—31日。
  （4）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儒家思想与儒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南：成功大学文学院，2014年11月21日。
  在上述的会议当中，即多可见针对朱子学、“四书”学等相关领域，乃至于海外朱子学等主题的论文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亦于同年出版，刊载于各大学术期刊。
  其次，诸多针对朱子学的演讲亦采取新的视角来加以阐说，如关西大学的吾妻重二教授即以《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为题来提出他的观察，吾妻氏认为朱子学所揭示的重点在“格物致知”，即所谓重视“理智”，是一个爱“知”的综合性学问体系。然就现今学术研究而言，对朱子学这一综合性学问体系则多聚焦在形上层面的哲学、思想领域，但吾妻氏认为这样并不足以撑开这一名为综合性的学问体系，他说：
  迄今为止，朱子学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领域，也就是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哲学侧面的分析。当然，朱熹的学问具备了在他之前中国思想所没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因此无疑应该重视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充分理解朱子学，也是事实。[2]吾妻氏认为，朱子学作为中国近世以降的思想母胎，其思想史地位固然重要，只是，这当中尚有许多可供开发的论题，就中国脉络而言，可关注朱子的教育论及其实践；而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多可着眼在朱子学当中的礼学与礼制的研究上，如《朱子家礼》对于“冠昏丧祭”四礼的规定等。
  同时，吾妻氏亦提醒我们，应当注意朱子主张“理一分殊”当中“理”的普遍性，而且他把“理”比作朱子学自中国远播至东亚世界后所形成的普遍性之“理”，换言之，即关注朱子学在域外的发展。朱子学之“理”于东亚世界形成的普遍性，这种观察并非吾妻氏孤明先发。事实上，早在日本德川时代，由僧入儒的藤原惺窝（1561—1619）在其《惺窝问答》《舟中规约》等文章，甚至于替幕府起草的官方外交文书《致书安南国》中，再三申阐朱子思想体系，以由“理”作为命题所组构而成的普遍主义，借以强调此“理”、此“性”系人与生俱来即有，并不为各国不同的文化风土所囿限。是以，吾妻氏认为能自惺窝的认识当中窥见，朱子学在当时东亚世界中被广泛接受，具体的表现在于书院的教育、礼制的规定等两大层面，其中，《朱子家礼》更是成为东亚世界所广泛采纳的礼仪准则，即使时至今日，仍可将这套礼节视为“活”的传统。[3]
  如上所述，吾妻重二教授揭示了《朱子家礼》对于中国，甚至东亚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性，相较于此，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则是以《朱子家训》作为分析文本。朱氏首先将《家训》与中国历代著名的家训做一比较，他认为，《家训》并不如同其他家训洋洋洒洒，动辄载录数万言的长篇巨制，反而是颠覆旧有的典型，其关键乃在于《家训》全书仅317字之多，便于记诵、利于传播，据此，朱氏指认《家训》呈现出它的“普世”性。[4]再者，《家训》本来虽只是在朱氏家族内部流传，但它以通俗、精练的文字来加以缮写，更是具体指出作为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约束，从而打破既有的界域，证明了其“普世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