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哲学中的理，涵括甚广。以“即物而穷其理”解释《大学》的“格物”，是朱子对程颐的“格物”观的继承和发展。既然格物就是即物穷理，那么，所穷之理的范围也自然就构成了朱子哲学中理的涵摄范围。朱子关于格物的讨论很多，此处略引数条以为佐证：
  问：“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又言：‘格物非谓尽穷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二说如何？”曰：“既是教类推，不是穷尽一事便了。且如孝，尽得个孝底道理，故忠可移于君，又须去尽得忠。以至于兄弟、夫妇、朋友，从此推之无不尽穷，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穷得黑，不穷得白，亦不得。且如水虽是冷而湿者，然亦有许多样，只认冷湿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须从近处做去。若幽奥纷拏，却留向后面做。所以先要读书，理会道理。盖先学得在这里，到临时应事接物，撞著便有用处。且如火炉，理会得一角了，又须都理会得三角，又须都理会得上下四达，方是物格。若一处不通，便非格物也。”[1]
  行夫问：“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然有个觉悟处。’”曰：“一身之中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与夫耳目手足视听言动，皆所当理会。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小大，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2]在既有的朱子哲学研究中，《语类》当中的材料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由于《语类》当中的材料都是朱子弟子所记，其准确性本身不无可虑之处。另外，语录当中的问答一般都出于相对随意的语境，其条理性和逻辑性也相对较弱。因此，对于朱子这样有大量著述和书信存世的哲学家的研究，还是应该以《文集》和著作的资料为主，而以《语类》为辅。上面引用的这两则材料所涉及的理的范围，颇为芜杂，不成系统，但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类：其一，社会生活的伦理准则；其二，事物的客观属性；其三，人生的根本价值；其四，人的心性之理；其五，人的感官能力的原理；其六，器物的具体功用。如何从上述理的内容中得出一个贯通的理解，是理解朱子的天理内涵的关键所在。
  与《语类》中相对散乱的论述不同，《四书或问》对格物过程当中所穷之理的论述就系统得多了：
  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3]
  在此朱子清楚地将天理界说为万事万物的“所当然而不容已”和“所以然而不可易”。这一界说有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疏解：其一，“所当然”也就是应然，而“不容已”则是必然，二者如何统一？其二，“不容已”的“所当然”与“不可易”的“所以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其三，在前面引证的《语类》中所涉及的理的内容，如事物的客观属性、器物的具体功用等，又如何以“所当然”和“所以然”来贯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