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韩国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关朱子学的研究最多，其影响力也最大。2011—2012年也有不少学者以朱子学以及朝鲜朱子学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通过调查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两年对韩中朱子学交涉关系的研究超过了对朱子学本身的研究。这表明韩国学者对韩中朱子学学术交流的问题比以前更加关注。
  一、对朱子学本身的研究
  朱子哲学的本体论、体用论、形而上学问题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关朱子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论文有《朱子自然学的形而上学》、《朱熹性理学的形而上学的特点与现代哲学》、《朱子形而上学的深层结构》、《朱熹“理一分殊”说的体验主义解释》、《朱熹“理气”概念的体验主义的解释》、《性理学里面的“形式”问题——以朱子为中心》、《朱子与王阳明的体用论比较研究》、《通过华严之法界观与朱熹理气论来看儒佛的交涉》等。
  其中，建国大学的郑相峯教授在《朱子形而上学的深层结构》一文中，讨论了“太极动静”、“理生气”里面的形而上学问题。郑教授认为，“太极”即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而且是普遍的终极原理。作为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源，太极能够自己展开，这是朱熹所谓“太极有动静”、“理生气”的意思。作为普遍的终极原理，太极能够自己显现，这在朱子哲学中以“理一分殊”来解释。郑教授认为，这种太极的两面含义是在说明朱熹所谓的“天命流行”、“天道流行”、“天理流行”、“生气流行”、“气化流行”等思想时能够呈现的。成均馆大学校金载京教授在《性理学里面的“形式”问题》一文中，借用康德的形式概念对朱熹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金教授提出“率性”是儒教的一种定言命令，意味着没有任何条件下追随“自然而然这样做”的自然性。并且，“性即理”则是通过把“性”还原为“理”，把“理”所具有的形式意义赋予给“性”。全北大学校黄甲渊教授在《通过华严之法界观与朱熹理气论来看儒佛的交涉》一文中，对朱子学的理气论与华严哲学的理事论进行比较，得出了朱熹所提出的理气论的确是受到了华严法界观的影响，但是朱熹的学术宗旨和世界观明明白白是儒家的结论。因此，黄教授主张宋明理学与佛家的关系不是“阴释阳儒”，乃是“援佛入儒”。
  朱子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也是一个成熟理论课题。有关朱子心性论的论文有《对朱子未发晚年说的检讨》、《朱子的人心道心之说》、《朱子性说之结构的研究》、《朱熹人心道心论的心性论含义》、《朱熹“心性论”的体验主义解释》、《朱熹“理欲论”的体验主义解释》、《朱子的横说与竖说》等。其中，在《朱子的横说与竖说》一文中，高丽大学校的李承焕教授用“横说”与“竖说”这两种框架来讨论朱子学的“四端七情”、“人心道心”等问题。李教授认为，在“横说”的框架下，“气”是指相对于理的气质；在“竖说”的框架下，“气”则是指理乘的形气。前者强调“趋向”之义，后者则强调“材料”之义。退溪学派比较注重于“横说”的框架，而栗谷学派则侧重于在“竖说”的框架来展开其学说。这样不同的角度影响了朝鲜朱子学之分化与发展的方向。
  有关朱子学的工夫论，有《朱子工夫论上的涵养之意义》、《朱子中和说的变迁过程与“敬”工夫论》、《朱熹工夫论的结构》、《朱熹对佛教的批评与未发工夫论》、《朱子哲学之“洒落”的含义》等论文。其中，淑明女子大学校的洪性敏教授认为，朱熹把“洒落”规定为道德自由与道德行为的自在性，而且将敬畏视为洒落工夫。后来，王阳明洒落说的地盘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心体论，这是接受了朱熹的正心论。因此，不但朱熹工夫论具有洒落的境界，而且朱熹和王阳明具有相同的洒落轨道。
  此外，关于朱子易学研究有《朱子卜筮易学研究》、《朱子易学评议》、《朱熹的复卦说》等论文。其中，《朱子卜筮易学研究》一文认为，朱熹首先从传统的易学观点出发，否定了“以传解经”的方法论，主张“以经解经”的易学态度。但是，卜筮易的方法论对建立普遍性的学问体系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朱熹借用象数易和义理易的方法论来建立本体论和伦理论等哲学问题。《朱子易学评议》一文，对朱子经学贡献进行评价，进而讨论有关朱子易学的几个问题。朱子易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周易本义》及此时期的易学贡献；二、《易学启蒙》及此时期的易学贡献；三、《朱子语类》及此时期的易学贡献。《朱熹的复卦说》一文，讨论了朱熹复卦说与未发说之间的关系。朱熹所说的“思虑未萌”是指小雪—大雪，即坤卦，是未发；“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则是指大雪—冬至，即复卦，也是未发；“知觉不昧”则是指冬至—小寒，即复卦，是已发。据朱熹的说法，在复卦之冬至—小寒期间，能够实现涵养未发、知觉四端。
  有关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有《朱熹的“三纲领”、“八条目”思想》、《＜中庸章句＞中的朱熹鬼神论研究》、《朱子对“新民”的解释与道统论之间的关系》等论文。其中，《朱子对“新民”的解释与道统论之间的关系》一文认为，朱熹之所以将《大学》的“亲民”解释为“新民”的理由在于要提高士大夫对道统的担当意识。
  二、对韩国朱子学的研究
  在韩国学者对朝鲜时代的韩国朱子学的研究中，退溪学一直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2011—2012年期间，有关退溪学的研究仍然受到学者的积极关注。2011年7月15—16日，由国际退溪学会和忠南大学汉字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士精神与退溪学”第23次退溪学国际学术讨会在忠南大学开幕。此次会议中，来自韩国、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30多名学者对退溪思想进行了探讨。
  2011—2012年期间，有关退溪的专书、人文书、教养书出版了30本左右，相关学术论文发表了80篇左右。这表明退溪学仍然是韩国朱子学研究的代表主题。退溪的四端七情论和理发说等主要哲学问题则受到学者的积极关注。如《退溪的四端七情论与栗谷的人心道心论里面的政治哲学意义》、《李滉所谓“理尊的”理发说的性善观》、《退溪四七说的日常语言的理解与INUS条件》、《互发的角度下的李滉哲学之价值观》、《退溪哲学的理发本体论》、《李滉所谓“理发气随气发理乘”的理解与应用》、《退溪哲学之理的能动性理论及其渊源》、《退溪哲学的“自然发”意义》等论文讨论了退溪哲学有关心性论和理气论的核心哲学问题。
  其中，《退溪哲学之理的能动性理论及其渊源》一文指出，退溪用“理动”、“理发”、“理到”等概念来解释理之能动性，得出了退溪所认为的理具备了存在性和创造性的两面性这一结论。《退溪哲学的“自然发”意义》一文认为，退溪之所以主张“理发”、“性发”的原因就在于他比宇宙论和本体论等哲学问题更为重视人类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伦理等问题。退溪所谓的“自然发”是指人的道德情感是无为的，就是说人的道德本性具有活动性和主体性。《退溪四七说的日常语言的理解与INUS条件》一文，借用现代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传统思想，值得关注。作者认为英美分析哲学所使用的“INUS条件”可以分明地展示退溪四七说上的日常语言特征，提出了退溪所说的理发和气发是四端和七情的INUS条件，即理是四端的，气则是七情的INUS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韩国学者对退溪学之教育意义的关注较多，相关研究成果有《退溪的自通解学习研究》、《君子有终的教育意义》、《读书教育的活用方案——以退溪＜小学图＞为中心》、《退溪门人建立书院与教育活动》、《退溪与栗谷的道德教育》、《通过退溪、栗谷的读书法用语考察古典读书理论》、《退溪的心理治疗与道德教育》等论文。
  其中，《读书教育的活用方案——以退溪＜小学图＞为中心》一文，认为退溪作《小学图》让学生知道学习《小学》的目的不是在于积累知识，而是能够体会到实践伦理的重要性。可以说，退溪的读书教育观对反思现代以知识为主的填鸭式教育有极大的意义。《退溪的心理治疗与道德教育》一文认为，退溪哲学的重点不是思辨和理论的，而是实践性的学问。退溪把道德本性的丧失看做是心理障碍，主张通过“敬”工夫来恢复人所本来具有的疏通本性。这些研究是从现代社会问题意识开始的，对诊断现代社会的弊病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有一定的作用。
  栗谷思想研究也是韩国学者一直关注的研究主题。这两年有关栗谷学派的学术论文有20多篇。其中，在《有关栗谷学和实学差别性的研究》一文中，启明大学校洪元植教授反对栗谷为实学家的看法，指出了栗谷学所谓的“主气论”是道德形而上学；实学的气学则是脱离道德的，也是脱离形而上学的。而且，栗谷学的经世思想是以道德王国建设为目标的王道论，实学的经世思想则是与道德有区别的一种霸道论的富国论。因此，把栗谷学看做直接的实学先驱者是不正确的。
  在《栗谷学派的理气论》一文中，作者把《栗谷全书》中的理气关系整理为以下几种说法：一、有从理而发者（竖说），有从气而发者（横说）；二、就理上求气（竖说），就气上求理（横说）；三、推本之论（竖说），沿流之论（横说）；四、推本其所以然／极本穷源（竖说），于物上观／以物上观（横说）；五、因有形之物，而可见其理之费处也（竖说），以复卦言之，则一阳未生之前，积分之气，虽在于地中，而便是难看处也（横说）。这就可以说明理气之不相离和不相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明栗谷所谓的“理气之妙”。在《栗谷学之心学的继承与变用》一文中，忠南大学校金世贞教授考察了栗谷—明斋（尹拯）—霞谷（郑齐斗）的学统以及栗谷学之心学的继承。金教授认为，明斋继承了栗谷的“诚”与“实”思想，并展开了务实学。霞谷继承了前二人的思想，并发展了良知为核心概念的心学。栗谷学通过明斋的心学化过程，到了霞谷积极接受了阳明学并确立了韩国特色的心学。
  2011—2012年有关栗谷学的学术会议有如下：韩国栗谷研究院2011年6月3日和2012年6月15日两次以“栗谷学的扩散与深化（Ⅱ）（Ⅲ）”为主题讨论了栗谷学在朝鲜时代的展开与发展。其中，崇实大学校郭信焕教授，以宋时烈为栗谷学的中心人物，探讨了宋时烈对礼说和仪礼等义理的礼论。郭教授认为，宋时烈的礼说是根据栗谷的《击蒙要诀》、金长生的《丧礼备要》、朱熹的《家礼》等前人的说法，提出了义理为主要内容的礼说。据郭教授的说法，宋时烈的礼说强调了人伦的普遍性、个别情况下的合理性、忠实为本质的礼仪等内容。灵山大学校金仁圭教授对老论学派的分化与湖洛学派的形成问题进行讨论，以考察所谓“湖洛论证”的思想特点。金教授提出了宋时烈以后老论分化为湖西和洛下两派。洛论派肯定了每个人只要自我修养都能够达到相同的道德境界，湖论派则强调了圣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区别，因此要求比较严格的修身功夫。金教授认为，前者表现出乐观主义的现实认识，后者则表现出分别主义的历史意识。
  2012年6月29日在国立故宫博物馆举行了京畿道坡州市主办的以“栗谷李珥之思想与坡州古迹”为主题的研讨会。国内著名学者对有关栗谷思想及其古迹问题，如栗谷思想的现代意义以及栗谷宗家的复原问题、紫云书院的文化价值、栗谷家族墓制的特点等文化史的问题进行讨论。2012年8月10日韩国哲学史研究会和世明大学校举办了以“朝鲜后期湖洛论辩的综合再照明”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湖洛论争的焦点：心与气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农岩与湖洛论辩》、《遂庵权尙夏的心性论》、《南塘韩元震的心性论》等论文，专门探讨了朝鲜后期湖洛论辩的思想源流。
  其中，《湖洛论争的焦点：心与气质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文中认为，湖洛论争的核心在于心与气质的关系，湖论以气质为心的才质，洛论以气质为耳目口鼻的形质。湖论认为，心与气质的关系是同位同时的关系。这样，洛论批评湖论为荀子的性恶论或扬雄的性善恶混在说。后来，李喆荣提出心（中底未发）与气质（不中底未发）的关系是同位异时的关系。《遂庵权尙夏的心性论》一文，以《寒水斋集》中的心性概念为中心考察了权尚夏之心性论。权尚夏在开始湖洛论争（1709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五常偏全的人物性相异论。湖论学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了自己的五常偏全说。权尚夏坚持心性一物的观点，不接受韩元震和尹凤九等人所认为的“心性二歧论”。这对后来湖洛论争起了很大作用。
  三、朱子学对朝鲜时代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中国朱子学影响了朝鲜时代几百年的学术和政治。首先，韩国学界一直都很关注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2011—2012年有关研究成果如下：《试论朱子思想在朝鲜半岛的转播与影响》、《＜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到朝鲜的传播与影响》、《朱子思想对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丁若镛的＜朱子本义发微＞研究》、《朝鲜对朱子宗法思想的继承与变用》、《朝鲜后期＜朱子封事＞的刊行与使用》、《朝鲜本＜朱子语类＞的刊行与使用》、《朝鲜朝“朱子学”——理气心性论在韩国儒学中的发展趋势》等。
  其中，《朝鲜朝“朱子学”——理气心性论在韩国儒学中的发展趋势》一文，以“朱子学的理同”、“栗谷学的理通”、“洛学的性同”、“北学派的人物均论”为中心，讨论了栗谷的“理通气局论”与湖洛论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进而探讨了以“人物性同异论证”为中心建立的洛论界思想基础、洛学和北学的思想背景以及近代韩国思想史的哲学基础和其趋势。《＜朱子大全＞注释书与＜朱子大全劄疑问目补＞》一文，关注了《朱子大全》在朝鲜期间的注释工作，以金昌协（1651—1708）所编的《朱子大全劄疑问目补》为主要内容，讨论了《朱子大全》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对朝鲜的传承与影响》一文，讨论了《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在朝鲜后期的传承过程及其影响。《四书朱子异同条辨》正符合朝鲜18世纪儒学家研讨《四书大全》小注的趋势，成为朝鲜儒学家的重要参考书。可以说，《四书朱子异同条辨》是对朝鲜后期的儒学家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朝鲜本＜朱子语类＞的刊行与使用》一文，调查了《朱子语类》在朝鲜时代的版本类型以及其普及过程。《朝鲜对朱子宗法思想的继承与变用》一文，讨论了朱子宗法思想的特点与意义以及朱子宗法思想对朝鲜“时祭”、“墓祭”的影响。
  其次，韩中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有如下论文：《对朱熹与退溪之心学的评价和意义》、《韩中儒学传统与变化——以朱子与栗谷为中心》、《朱子居敬与海月的守心正气的比较研究》、《朱子气质之性论的两面性与退、栗理学》、《朱子与尤庵未发说的比较研究》、《＜朱子大全＞注释书与＜朱子大全劄疑问目补＞》、《现代视角中的传统文化——以韩中朱子学研究实例为中心》、《朱子和茶山的未发说与其修养论》、《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茶山学的经学源流：＜春秋左氏传＞的占辞解释研究——以朱熹、毛奇龄、丁若镛为中心》、《从佛教观点来看茶山对朱熹的批评》、《对朱熹与栗谷思想的现代解释》等。
  其中，《朱子和茶山的未发说与其修养论》一文认为，朱子以未发为思虑未萌的状态，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茶山反对此说法，认为未发不是思虑未萌的状态，而是思虑明晰的时刻。但是朱子和茶山的未发说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排斥一些神秘主义的说法，认为作为现实经验意识的“心”应该被当成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朱子与尤庵未发说的比较研究》一文，讨论了朱子与宋时烈对未发的解说。宋时烈区分未发情况为绝无意识状态的坤卦层次和虽有潜隐的意识却还没发展到感情状态的复卦层次。宋时烈以为这么做就能脱开思虑未萌和知觉不昧之间逻辑上的问题，以达到维护朱子的目的。可是，朱熹特别强调不要以未发理解为意识层次上的问题，要不然“知觉不昧”容易被误解为“思虑萌动”。这是朱熹从中和新说以后一向坚持的态度。因为，朱熹所说的知觉并不是意识或情感有无的问题，而是主宰执持等的道德心理学上的问题。
  此外，中日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所关注的研究课题，有关论文有《伊藤仁斋的＜论语＞解释——以与朱子比较为中心》、《伊藤仁斋对＜孟子＞的解说》、《高槁亨的皇道儒学》等。其中，《伊藤仁斋的＜论语＞解说》一文，讨论了伊藤仁斋对孔子与《论语》的看法，并考察了仁斋之所以批评朱子的理由。据仁斋的说法，解释《论语》的中心不是主观的心，而是客观的礼。并且，如果以“理”解释《论语》的话，不能正确地把握活泼泼的宇宙活动。仁斋认为，儒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性，而且其学问是兼知行的。因此，仁斋主张走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是异端的。《伊藤仁斋对＜孟子＞的解说》一文认为，朱子和仁斋重视在孟子思想中的仁义，不过朱子在孟子思想的根底上放置了孟子的性善说。反面，仁斋在孟子思想的根底上放置了孟子的仁义说。仁斋认为孟子的性善说不是孟子学的核心。仁斋主张孟子学的核心是仁义，而孝悌是实践仁义的方法。仁斋以仁义为中心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仁义或者孝悌，得到实践力。这反映出日本朱子学的特征。
  四、其他研究主题
  有关朱子学的教育哲学思想有如下论文：《朱子小学论》、《朱熹与陆九渊鹅湖论争上的教育哲学意义》、《朱熹对公与私的认识与公共性教育》等。西方研究者对朱熹学的理解有《Ken Wilber的视角下之阳明学与朱子学》一文。朱子学对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有《朱子气思想与韩国舞蹈思想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一文。此外，有《朱熹词的内容与风格》、《朱熹＜诗集传＞研究》等文学方面的研究，《＜朱子语类＞之读书法里面的活看论》、《朱子语类中的V得Ca状态述补结构小考》等语言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五、综合评价与回顾
  自2011年至2012年，韩国的朱子学研究者，在各个领域和各种主题上做出了不少的成果。其中，关于传统的朱子学和朝鲜儒学的研究最多，例如“理气”、“理欲”、“人心道心”、“新民”、“三纲领”、“敬工夫”、“洒落”等概念仍然成为韩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对朝鲜儒学的研究方面，“理发”、“理气互发”、“四端七情论争”、“主理主气”等概念就成为韩国学术会议上的中心话题。这些成果可以说明韩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毫无中断，万古传承。他们一方面探索朱子学本身的哲学内含，同时另一方面分清这与其他学派和哲学思想间的异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解释的方法和视角也有变化，韩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郑相峯教授解释“太极动静”、“理生气”时，不是从太极之主宰义或不离不杂的角度，而是从太极之自己展开和发现义重新探讨了这些思想。这些论点不但对朱子学本身的解释，而且对韩国朱子学的传承，都保留多样解释的可能性。李承焕教授采用的“横说”与“竖说”，在“四端七情”的解释方面提供了新的框架。以往的“四端七情”研究，多半以互发、理发等理气关系和二者发现义为主，而李承焕教授的研究是从“横”与“竖”的框架再论“四端七情”之意义，值得参考。还有康德的定言命令与朱子学的比较，是韩国学者善于应用的方法之一。一般康德的定言命令被应用于解释忠恕理论，而这次学者将“率性”比作儒教的定言命令，也是一种崭新的看法。
  此外，东方哲学内的比较研究依然活跃，尤其是朱子学和茶山学的比较研究最突出，2012年是茶山丁若镛诞辰250周年，所以许多韩国学者从茶山学的角度再三讨论了茶山和朱子的异同问题。这些研究不但是理解茶山学本身，而且为朱子学的传承和修正方面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理论题材。关于退溪学本身的研究仍然很热，其中，“理发”即四端之发现意义最受瞩目。将“理发”研究，与退溪的“理到”等思想一起讨论，并且提到自然发现义，这些研究反映着退溪哲学的创新所在。
  目前，韩国到处都有治疗热，心理治疗不仅仅是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一般人也可以从“人文治疗”的视角寻找一种自我恢复及心理治疗。韩国国内的人文治疗热开启了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的新领域。这些年关于朱子学和朝鲜儒学中的哲学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探讨可以说是儒学工夫论上的新的突破。哲学原本不是纯粹理论的对话，而是日常中的闻道和修养。因此笔者认为哲学咨询和心理治疗等领域是未来的朱子学开拓的方向之一。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