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通过朱子的“理一分殊”说，分析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诸多的国家之“理”互相冲突而并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控制，以致成为压制“边陲”国家的工具。我们也指出，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贯通并浸润在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吊诡的是，一旦“理”从“事”中“流出来”（朱子用语）之后，“理”取得了独立性，因而容易因为“去脉络化”而被少数人或强权所控制，而反过来压制分殊的“事”。因此，本来是“多”中的“一”，遂转化成为“多”上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里，“理一”可能必须转化为诸多分殊而并存之“理”，才能适应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新时代的需求。而且，我们也必须将朱子学中的“理一”所潜藏的从属原则（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如社会、经济等主体）均服从于单一主体（如政治主体）的支配——逐渐转化为“并立原则”（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处于并立及竞争之状态。［25］
  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孟子在谈到舜的美德时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26］他又认为“尧舜与人同耳”［27］。诚如余英时（1930— ）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同”之作为一个价值意识一直受到强调，到了汉末，“异”之作为价值意识才受到重视，这与汉末儒学衰微，新道家兴起，“个人”被重新发现等发展都有关系。［28］因此，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如何落实宋儒陈亮（同甫，1143—1194）所谓“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29］，如何实践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17）所说的“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30］的原则，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