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从工业革命以后就逐渐形成，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茁壮的全球化潮流加速发展，蔚为新时代历史之主流。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甚多，知识本身成为生产资材的“知识经济”，是一个新的趋势。全球化时代另一项主流趋势就是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所说的，全球化创造了一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结性（inter-connectedness）大幅提升的生活方式。［1］全球各地“相互联结性”的日益加强，固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资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但却也意味着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幅提升。2001年“911事件”以及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所展开的反恐行动，都印证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为了因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循朱子学之思路探讨全球化发展之相关问题，并提出“理一分殊”说在新时代的意义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二、朱子学中“理—”与“分殊”
  之关系：兼论“理”的诡谲性
  （一）“理一”与“分殊”
  “理一分殊”是朱子学的核心概念，朱子说：
  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2］
  但是，“理一”与“分殊”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理一”遍在于作为“分殊”的万事万物之中。朱子说：
  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盖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3］
  在朱子的”理一分殊”论中，“理一”与“分殊”并不相离，“理一”融渗于“分殊”之中。换言之，只有从具体而特殊的“事”之中，才能观察并抽离出抽象而普遍的“理”。也就是说，“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
  朱子在所有著述以及言谈中，屡次申论“理一”与“分殊”不相离，例如他在《中庸或问》中说：
  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此自然之势也。盖人生天地之间，禀天地之气，其体即天地之体，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岂有二物哉？……若以其分言之，则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4］
  朱子在这一段话中，为“理一”与“分殊”的必然性安立一个宇宙论的基础。朱子认为人间秩序本于宇宙秩序而生成发展，此所谓“理一”，但“理一”之具体之表现方式则多元多样，互不相同，此所谓“分殊”。
  为了进一步说明朱子思想中“理一”与“分殊”的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从朱子对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一语的解释开始。
  朱子针对孔子在《论语·里仁》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一语，提出以下的解释：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5］
  朱子这一段解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这句话［6］。朱子以“体”与“用”之关系说明“一本”与“万殊”之不相分离，对13世纪以后东亚思想界影响很大，几乎主导了以后的解释。南宋真德秀（景元，希元，景希，文忠，1178—1235）说：“一以贯之，只是万事一理。”［7］明代薛瑄（德温，1389—1464）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贯之。”［8］都可以视为朱子以“理一分殊”说解释孔学的进一步推衍，足证朱子之解释对后学影响深远，朝鲜时代（1392—1910）的朝鲜儒者更是完全浸润在朱子学的诠释典范之中。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朱子对“理一”与“分殊”的解释，实潜藏着某种方法论的个体论之思维倾向。《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及卷四十五解释“吾道一以贯之”时，充分展现方法论的个体论倾向。朱子说：“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9］朱子以铜钱与绳索作比喻，主张必先积得许多铜钱，才有物可“贯”。朱子进一步解释说：
  而今只管悬想说道“一贯”，却不知贯个甚么？圣人直是事事理会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蓦直恁地去贯得它。……近见永嘉有一两相识，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那个都未有用处，却都不济事。吕伯恭向来教人亦云：“《论语》皆虚言，不如论实事。”便要去考史。如陆子静又只说个虚静，云：“全无许多事。颜子不会学，‘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勿失。’善则一矣，何用更择？‘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一闻之外，何用再闻？”便都与禅家说话一般了。圣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遍。10］
  朱子在上文中一方面批评永嘉学派诸君子论史只考制度，而忽略人心等根本问题，可谓失之琐碎；但朱子另一方面又批评陆九渊（象山，1139—1193）只说“虚静”，不理会分殊之理。
  再从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整体特质来看，朱子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主义”的思想倾向，而与他的“理一分殊”及“格物穷理”等学说互相呼应。朱子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11］，他强调在“分殊”之中才能觅得“理一”的消息。诚如朱子所说，作为“普遍之理”的“太极”，实寓于作为“分殊之理”的“两仪”、“四象”或“八卦”之中。［12］
  （二）朱子学中“理”的诡谲性
  细绎朱子“理一分殊”说有关“理”的细部论述，我们可以归纳朱子思想中的“理”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理”是抽象而一元的概念；其次，“理”可以在林林总总的具体事实之中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永不灭绝；第四，“理”的延续或发展，有待于圣贤的心的觉醒与倡导；最后，在具体的历史流变之中所渗透出来的“理”具有双重性格，“理”既是规律又是规范，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然”。朱子学中的“理”既属道德学与伦理学，又属宇宙论的范畴，而且两者融合为一。［13］
  从“理”的发生程序与本质状态来看，朱子学中抽象而普遍的“理一”是从具体而特殊的“分殊”之中生成的，但是，一旦“理”被圣人从“事”中抽离而出或如朱子所说“流出来”［14］之后，“理”就取得了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不再受“事”所拘束，成为“多”之上的“一”（theoneoverthemany），因而对“多”具有支配力与宰制力。
  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
  说的新启示与新挑战
  （一）新启示
  从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观点来看，朱子“理一分殊”说最重要的新启示是：抽象而普世的规范，必须在具体而特殊的情境之中自然生成。我们从“全球化”的本质谈起。正如本文起首所论，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化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纽约股市的变化连带影响东京、台北或上海的股票市场。全球化发展创造了表面的一体感，但在“地球村”的口号与荣景之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压迫与宰制——全球化发展促使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对于居于全球化边陲位置的国家，更肆无忌惮的剥削与控制。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掌控国际性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也掌控全球最先进的航天科技、生命科学知识等，使全球化“中心”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
  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之后，不论在国际间或是在国内脉络，所得分配的不平等也更加严重。经济学者研究告诉我们：从1980年代以降，因全球化而带来的不平等日益严重，1980年代以后在寿命与教育方面虽然看似减缓了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是假象而已。［15］“全球化”已俨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中心国家”宰制“边陲”国家的凭借。
  “全球化”趋势发展至今，之所以成为强凌弱、众暴寡的工具，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成为抽离于世界各国之具体互动脉络之上的抽象理念或具有宰制力的机制，而不是处在于世界各国互动的具体脉络之中，而与时俱进、随时修正的潮流。
  针对“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国际间以及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朱子学的“理一分殊”说有其新时代的启示。朱子强调“所谓理一者，贯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16］，这句话启示我们：作为一种理念或某种机制的所谓“全球化”，应该只能存在于各国的互动关系之中。换言之，作为抽象性的“全球化”，只能存在于具体性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随时调整，与时俱进，才能免于成为国际上强权压制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压迫农工阶级的借口。
  （二）新挑战
  但是，从21世纪的今日世局来看，“全球化”显然已成为抽离于各国具体的国际关系之上的具有宰制力的论述与机制，而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范围内，等同于“美国化”，早在1991年就有人为文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性跨国大公司的领导阶层，只有2％不具有美国国籍的事实。［17］这种状态在21世纪的今日，并无重大改变。
  正如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的吊诡性一样，“全球化”论述就好像朱子的“理一”一旦被从“分殊”之中抽离出来之后，就取得了独立性，而被强者所垄断，成为压迫“边陲”国家与人民的工具。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戴震（东原，1724—1777）痛批“理”学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杀人之工具，戴震说：
  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8］
  二百年前戴东原所谓“今之治人者”以“理”杀人的状况，很近似于21世纪的今天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以“全球化”这个“理”作为控制“边陲”国家的情形。用朱子的语言来说，“全球化”这个“理一”已经从世界各国的“分殊”这个具体情况中剥离出来，而成为全球政经秩序的掌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全球化”的吊诡性与朱子“理”的吊诡性，如出一辙。
  为了进一步思考作为21世纪之“理”的“全球化”价值理念之吊诡性，我们可以再回到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与“心”之关系。朱子一向强调经由“格物致知”的程序之后，人的“心”可以有效地掌握并理解万物及宇宙之“理”，甚至可以达到他在＜大学格物补传＞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9］的境界。
  朱子强调以人“心”掌握万物之“理”的这项思想遗产，对朝鲜时代（1392—1911）的朝鲜思想界影响极为深远，亦衍伸出两个新命题。正如我最近所指出的，朝鲜儒者从朱子学中进一步发展的第一项新命题是：以“吾心之理”贯通“万物之理”。［20］金谨行（字敬甫，号庸斋，1712—？）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者，一者，理也。贯者，心之事也。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也。［21］
  朝鲜儒者金谨行将孔子的“一以贯之”解释为“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所谓“理在吾心”一语显示相对于朱子的“穷理”之学而言的更进一步“内转”。
  朝鲜儒者从朱子学所发挥的第二项新命题是强调“一本”与“万殊”皆本于心。17世纪朝鲜儒者朴知诫（字仁之，号潜治，1573—1635）说：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朱子曰：“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心”即“一本”也；“理”即“万殊”也。古圣人垂教之说，无非一与万而已。从事于小学而存此心于端庄静一之中者，从一上做工也；从事于格致，而穷众理之妙者，从万上做工也。…自一而万，自万而一，复自一而为万，乃圣人之学也。一本万殊，两仪之象也。知上行上皆有此两端。知觉不昧之在心，曰：“知上之一本”。明烛事物之理，曰：“知上之万殊”，一心之浑然在中，曰：“行上之一本”；躬行践履之在事物，曰：“行上之万殊”，所谓忠恕是也。［22］
  朴知诫所说的这一段解释之特殊之处，在于将朱子的“一本”与“万殊”，再细分为“知上之一本”与“知上之万殊”，以及“行上之一本”与“行上之万殊”，而归结在“心”的作用之上。金谨行进一步发挥朝鲜儒者将“一本”与“万殊”汇归于“心”之上的解释立场，他说：
  以道之总在一心者贯之于万事，则为散殊之道。以道之散在万事者本之于一心，则为总会之道。［23］
  金谨行以“心”将“散殊之道”与“总会之道”加以统一，确较朱子之解释更进一层。
  从朝鲜朱子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如果完全归结于人（尤其是圣人）的“心”的解释与掌握，就难以避免“理”的解释之任意性，并且使“理”失却其客观性，易于被少数人所掌握与宰制。21世纪的“全球化”的解释权之被强权国家所宰制，在某种意义上正与朱子与宋儒的“理”在18世纪中国之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相似。
  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之有其被垄断这项危险性，更因朱子的“理”之同源性而大大提高。在《朱子语类》卷18中，就有学生请教有关“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这个问题，朱子回答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24］
  朱子虽然强调“理”的同源性（“理皆同出一原”），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在实际运作的层次上，各种事物的“理之用”则有互不相同的特殊之理，而且各个具体的事物又分享普遍的“一理”。
  从朱子的理论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趋势，我们可以说，不仅各个不同的文明或国家的分殊之“理”剧烈碰撞，甚至“理”的解释权又被居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的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发展竟为人类前途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那么，如何从朱子的“理一分殊”说中提炼新意义以因应21世纪“全球化”的这项新挑战呢？21世纪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文明、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日俱增，各种源自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理”也互相碰撞激烈冲突。因此，如果朱子的“理一”只有一人或少数人的“心”才能加以解释或掌握，恐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必须别创新解。
  四、结论：在诸多“理”之中求同存异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通过朱子的“理一分殊”说，分析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诸多的国家之“理”互相冲突而并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控制，以致成为压制“边陲”国家的工具。我们也指出，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贯通并浸润在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吊诡的是，一旦“理”从“事”中“流出来”（朱子用语）之后，“理”取得了独立性，因而容易因为“去脉络化”而被少数人或强权所控制，而反过来压制分殊的“事”。因此，本来是“多”中的“一”，遂转化成为“多”上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里，“理一”可能必须转化为诸多分殊而并存之“理”，才能适应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新时代的需求。而且，我们也必须将朱子学中的“理一”所潜藏的从属原则（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如社会、经济等主体）均服从于单一主体（如政治主体）的支配——逐渐转化为“并立原则”（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处于并立及竞争之状态。［25］
  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孟子在谈到舜的美德时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26］他又认为“尧舜与人同耳”［27］。诚如余英时（1930— ）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同”之作为一个价值意识一直受到强调，到了汉末，“异”之作为价值意识才受到重视，这与汉末儒学衰微，新道家兴起，“个人”被重新发现等发展都有关系。［28］因此，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如何落实宋儒陈亮（同甫，1143—1194）所谓“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29］，如何实践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17）所说的“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30］的原则，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