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笔者认为，朱子的学术，绝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儒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儒学”。所谓行动的儒学，就是说，这种理论，并不仅仅是供把玩的、研究的、推演的、思辨的，而是除此之外还应该实行的、践履的。
  朱子是中国古代复兴儒学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思想家。他重视“天理”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儒家的礼仪就是把天理与人世间进行对接和过渡的最好方式。他把“礼”看作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又强调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于道”。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能够起到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今天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和研究朱子的学术之路，我们不能不说，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依然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复兴而自然实现，它还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其中“礼”学的复兴，则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加甄别地全盘开放与照单全收的态度，以致西方文化如水银泻地般渗入中国社会的各种肌体。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传统道德的迷失与基本行为规范的缺位。现在中国人被西方人诟病最甚的“不诚信”、造假，即是传统道德迷失的最集中的表现。现代中国人被西方人指为“不文明”的“粗鲁”、“野蛮”，则是中国传统的基本行为规范缺位的必然后果。所以，我们要重拾传统（请注意，不是“重建”）、回归传统，这“传统”就是中国的“礼”。
  近年来，中国大陆提倡“和谐”，之所以倡导和谐，当然是因为不和谐，实际上，“和谐”背后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秩序混乱。提倡和谐，实质上就是要重建合理的、科学的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诉求，也许正可以从以朱子为代表的“礼”学复兴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教益。
  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中民间习俗的被西化与被边缘化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的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礼仪”完全可以从朱子“礼”学的精神宝库中获得武器以对全盘西化发起挑战，从而夺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
  社会的和谐离不开民众素养的培育与养成。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民族素养严重滑坡，以俗为美，以粗野为高雅，以鄙陋为文明，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正常风气。此外，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由儒家“礼俗”养育而成的各种社会规范，如尊师重教，如敬老爱幼，如礼让为先，如尊卑有序，如父慈子孝，如夫妇有别等等均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之病患而破坏殆尽。所以，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非常迫切要解决的大事。社会规范是社会大众共同认可而自觉遵守的约定俗成，一个社会的成熟与否，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其主要的内涵。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好不容易有了一种被世人称为“礼仪之邦”的社会约定俗成，可惜被一旦毁弃，而如今要恢复它，谈何容易。朱子曰：“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39］就是看到了礼之成俗之难，这需要长时间地不懈地推行、实施和潜移默化。
  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来讨论朱子“礼”学的现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