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余英时先生在其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反复强调了宋代士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自觉性，而秩序的重建则是贯穿于宋代理学从发生、发展到壮大全过程的永恒主题。他指出，张载“有意三代之治，但他的着手点却是本乡以‘礼’化‘俗’，即所谓‘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吕氏兄弟在张载逝世之年（1077年）正式建立著名的‘乡约’，便是继承其师‘验之一乡’的遗志。范仲淹首创‘义庄’这一事实，则更进一步说明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理想同样可以‘验之一族’。‘义庄’与‘乡约’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他们同时出现在11世纪中叶，表示士大夫已明确地认识到：‘治天下’必须从建立稳定的地方制度开始。这本是儒家的老传统，即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但北宋士大夫所面对的是一个转变了的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设计新的制度来重建儒家秩序，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吕氏‘乡约’或范氏‘义庄’，虽有全国性与地方性之异，都应作如是观。所以分析到最后，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革新活动，背后都有一股共同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当时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朱熹释张载《西铭》‘吾其体，吾其性’说：‘有我去承当之意。’总之，宋代的‘士’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因而显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这是无法否认的。”［34］
  如果说，张载者流是在一乡一村做着理学家们的以“礼”化“俗”的社会实践的话，那么王安石则是希望通过君主的支持而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化俗之运动。他的“变法”主张，其实就是一个不满于社会现实政治、文化、经济秩序的儒者试图变易旧法而改造社会的变革实验。其实，王安石欲行改革，起初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都是认可的。“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35］可见，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合变时节”一词，正说明了易风移俗已成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朱子认为除了王安石性格上的问题外，最主要的是他的“学术不正”。他说：“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36］他认为，王安石的问题是对儒学的传统及其内涵，没有一个正确和完整的理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见道理不透彻”。“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肤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37］王安石的失败，给了朱子以反面的教育，他体悟出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所以，他从儒学的基本经典入手，加以思辨地、深入地和形而上的研究，构筑了一套完整的理学体系。就“礼”学而言，他在建构自己的“礼”学体系时，首先下大力气研究的是儒学关于“礼”的基本经典——“三礼”，及其三者之关系。他认为，《周礼》为礼乐之纲领，《仪礼》乃礼之本经，《礼记》乃《仪礼》之义疏。当他理顺了三礼之间的关系时，他意识到《仪礼》是礼之经，于是转而深研《仪礼》，花了毕生精力予以整理、注释，《仪礼经传通解》便是他心血的结晶。其子朱在曰：“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38］正因为有了对儒家“礼”学经典的深入与整体的把握，所以他能游刃有余地、因时制宜地、与时俱进地制定出《家礼》等新礼书。
  历时三百余年的宋朝，由于战乱频仍，似乎始终处于不停地“稳定—变革—战争—稳定—变革—战争”的循环之中。从大环境看，有宋一朝，稳定时间短，而战争（或准战争）时间长。而一旦社会稍趋稳定，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革和重建儒学政治社会秩序的知识分子便会发出改革的呼声并付诸实践，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南宋理学的大兴，无不印证了这一规律。而几乎绵延于南宋朝始终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理学运动，则是贯穿于整个宋代社会改良与儒家秩序重建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其之所以最具影响力，除了因为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学理论体系已达到了当时不可逾越的思想与学术高度外，还因为，朱子注意到了形而下的世俗的向度，这一向度使他的理论能深植于民间和草根，以致成为中国人生命与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影响中国社会长达八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