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7月，朱子赴任同安主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地方官职。到任以后，他除了大力整顿县学外，上书“申严婚礼”曰：
  窃惟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其弊非特乖违礼典、渎乱国章而已，至于姤媢相形，稔成祸衅，则或以此杀身而不悔。习俗昏愚，深可悲悯。［24］
  朱熹同时作《民臣礼议》，建议朝廷颁布州县予以实行。同安主簿的地方官经历，使朱子对民间习俗的混乱、迷失与糜烂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说：“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25］他把“振举纲维、变化风俗”列为“今日之急务”。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风气败坏的担忧，所以，朱子在编修礼书时作出了十分有针对性的安排。
  宋廷南迁以后，由于退守仓皇，北宋时代长期积累而成的各种礼仪制度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连年的战争又使统治者无暇重拾礼制，于是民间邪教、淫祠趁虚而入，占领了本应属于儒学传统的各种祭礼及婚丧仪式。尤其是佛、道两教在民间传播影响之大，已对儒学的传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子在《乞增修礼书状》中揭示了这种情况：“今州郡封域不减古之诸侯，而封内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礼，其有祠庙，亦是民间所立，淫诬鄙野，非复古制。顾乃舍其崇高深广、能出云雨之实，而伛偻拜伏于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谓滋养润泽者，于义既无所当，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亵味燕器，欲礼又无所稽。至于有山川而无祠庙者，其岁时祈祷，遂不复禜于山川，而反求诸异教淫祠之鬼。此则尤无义理，而习俗相承，莫知其谬。”［26］所以，他要求朝廷镂版颁降《政和五礼新仪》，并称此举乃“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27］
  在朱子的时代，另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令朱子十分警惕的，那就是奢靡之风。绍熙五年（1194年），上《乞讨论丧服札子》论嫡孙承重之服，主张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而用“漆纱浅黄之服，不唯上违礼律，无以风示天下，且将使寿皇已革之弊去而复留，已行之礼举而复坠。”［28］所以，他希望宁宗能够“明诏礼官稽考礼律，预行指定，其官吏军民男女方丧之礼，亦宜稍为之制，勿使过为华靡”。［29］
  此乃宫廷奢靡，而民间奢靡之风同样令朱子十分忧虑。朱子《家礼·通礼》章全引司马光《居家杂仪》，其第一条即告诫曰：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30］
  “亲迎”章，朱子保留了司马光《书仪》中之“铺房”，这是自北宋时已形成的一种民间习俗，即在亲迎前一日，女方派人到男方家中陈设新房，并将陪嫁之物陈列展示。这是古礼中所没有的内容，但民间已非常普及，故司马光的《书仪》中予以保留，但规定：“床榻荐席桌椅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31］这正是为了避免当时竞相奢华，互相攀比之陋习。朱子《家礼》亦保留了司马光的内容，语言则更简洁和明确：“世俗谓之铺房。然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幙应用之物，其衣服鏁之箧笥，不必陈也。”［32］接着，朱子又引用了司马光的一大段议论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摅其忿，由是爱其女者，务厚其资装，以悦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贪鄙之人，不可盈厌，资装既竭，则安用汝女哉？于是质其女以责货于女氏，货有尽而责无穷，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是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则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可也。”［33］这真是一段振聋发聩的高论。从司马光的时代到朱子的时代，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但从北宋到南宋，社会竞靡的风气依然不见改观，故朱子作《家礼》，不得不再次引用前贤之论，以警示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