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生活在理性的象牙塔的顶端，但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世俗社会和现实政治，他是一个具有社会抱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关注礼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把“礼”视为改造社会、重塑社会秩序和移风易俗的重要工具。
  他认为，“礼”之为用，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规范“秩序”，这秩序包括人伦之序、君臣之序及各种社会关系之序。他说：“礼是有序，乐是和乐。”［19］“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20］“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21］朱子有很多与友人的书信讨论“礼”，讨论的问题非常具体，如论庙室之向与座位的方向，如讨论丧礼的服制，这些仪式、形式、服饰，在朱子的眼中体现了一个“序”字。他认为，礼仪是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化，不能乱，一乱就失序了，而失序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动荡。
  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说：“盖礼之传世，在上则为典章制度，在下则为风俗教化。朱子所用力者，实欲汇通义理考据，溯往古之旧文，应当前之实用。其议丧服，议庙祧，皆当时朝廷大典礼，而亦有关教化之大，固非区区徒为钩沉炫博，媚古专经之比。至其为古经定制，非一字不可增损，而汉儒之学有补世教，此又非徒争程门义理为直接孔孟传统者所与知。亦非清儒专意尊汉抑宋，惟尚文字考据者所能测。至于议礼而遭忌逐，党禁之祸因此而起。治史者于此，可知在朱子当时，礼学仍为治国立政宣教化民一要项，非可用今人眼光忖测。”［22］绍熙五年（1194年）邵囦刻张栻的《三家礼范》于长沙郡学，朱子为作跋，曰：“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长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礼范》之书，而刻之学宫，盖欲吾党之士相与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伦而新陋俗，其意美矣。”［23］朱子于此明确揭示“礼”对于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按《三家礼范》今佚，据朱子之跋语可以推知其为“家礼”一类著作。朱子对“家礼”、“乡约”、“乡仪”一类著作非常重视，他多次为此类著作写序作跋并鼓励刊刻广为发行。这是因为他明白，此类民间之“礼”书，具有十分有效的“厚彝伦而新陋俗”的作用。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考订，淳熙二年（1175年），朱子始作《家礼》，同年修订《祭仪》，作《增损吕氏乡约》，为《蓝田吕氏乡约》、《蓝田吕氏乡仪》作跋。乾道元年至九年（1169—1173年）修订《祭仪》。如此密集地修礼、论礼是事出有因的，是朱子初任地方官以后对民间风俗、风气作深入考察而有了切身体验后，对整顿礼制，推行礼制之迫切性所作出的学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