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什么是“礼”？朱子认为，“礼”即“理”，礼是天理的外在形式，“礼”与“理”是互为表里的。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3］他认为“礼”与“理”的主要区别是，“理”是形而上的，是一种无形无迹的观念形态，而“礼”则是形而下的、可见、可行、可凭据的实践形态。他说：“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4］他进一步解释说：“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5］有学生问朱子，“礼”之所以叫做“礼”而不谓之“理”，是不是因为“礼”是实在的、具体的、有可以落实的地方？朱子回答说：“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6］
  朱子又认为，礼是“人事之仪则”，也就是说，礼是人们行为处世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朱子在解释《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时说：“何谓约？礼是也。”［7］他认为，礼就是约。什么是约呢？他说就是“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8］约，有二层含义，一为“要”，一为“约束”。要就是主要的原则、规范，而这些原则规范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举止的。细察朱子在各种场合使用“约”字的情况，可以发现，他有时用第一义，有时用第二义，而更多的时候则二种含义兼而有之。在解释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时，他先引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9］再引胡氏曰：“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10］这里约的主要含义在“要”、在“知”——即原则、规范。在解释“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时，他说：“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11］并引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于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12］这里他强调的是约的“约束”之义。所以，他说，有君臣关系，就必然有君臣相处的原则、规范；有夫妇关系，就必然会有夫妇相处的原则、规范；父子、朋友、师长莫不如此，这就是礼。
  朱子的理学思想，特别重视礼的实行和执行。他认为，既然礼具有天理的本质及其规范性，那么，践履就是天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所以，他认为，“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说者，至是可践而履也。”［13］他认为，礼的践履是第一性的。古代未必有礼经（文字），他指出：“然古礼非必有经，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则岂必简策而后传哉！”［14］他还特别强调“知崇礼卑”，指出，践履礼，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厌弃礼的卑微与琐碎，礼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惟其如此，才能够“成性存存，而道义出矣”［15］。
  在朱子庞大的理学体系中，礼学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是，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所以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对此解释说：“盖自天高而地下，万物散殊，礼之制已存乎其中矣……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则礼之体始具于有生之初。形而为恭敬辞逊，著而为威仪度数，则又皆人事之当然而不容已也。圣人因人情而制礼，既本于天理之正。隆古之世，习俗醇厚，亦安行于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于是始以礼为强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于家者，著为一家之书，为斯世虑至切也。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详略犹有可疑，斟酌损益，更为《家礼》。务从本实，以惠后学。盖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则是礼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复天理也。则礼其可缓与？”在他看来，理与礼互为表里，理，是管人的内心——心性；礼是管人的行为——节文。理与礼的结合，就实现了一个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由内而外的天衣无缝的塑造。他认为，礼是理的“事”化和“物”化，“礼”中自然包含着“理”。他把这比喻为形和影的关系。
  在一次与学生讨论《论语·子路》“卫君待子为政”章时，学生问他“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朱子回答说：“‘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16］学生又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朱子说：“实与文元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17］又说：“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18］
  理蕴含在礼中，礼表现在“事”、“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