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1053—1135），福建将乐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把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濂学和洛学，从北方引进到福建和我国南方，不仅为闽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开湖湘学、婺学等学派的先河，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向被尊“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是一位学术地位崇高的客家先贤，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杨时是一位正面历史人物，他兼具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文章四长。杨时精神概括为“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
  （一）“诚学穷理”
  所谓“诚学穷理”，是指杨时“笃钟理学”，学道悟道，孜孜以求，心无旁鹜，潜心钻研，矢志不移的恒心和毅力。它是推动杨时一生不断进取、道德自觉、完善人格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它是杨时倡道东南并成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的根本途径。
  “诚学穷理”首先表现为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从弱冠时起，杨时就以道学自任，先后往颍昌、洛阳求学于程颢、程颐。努力向学，终生不逾，终成正果，取得了“倡道东南”的功绩。杨时成了继承、传播和发展二程理学的主将，为其三传弟子朱熹创立的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正因为有杨时的诚意求道，倡道东南，经罗从彦、李侗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后来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闽学。北方的二程洛学终于在南方长成参天大树，结出闽学这一硕果。其次，“诚学穷理”是杨时求道的要诀。他在学习二程洛学和传道东南的过程中，在“穷理”上下功夫，坚持学中悟，悟中传，如此循环往复，以至越学越悟越传，对洛学的研究越深，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洛学。
  再次，“诚学”所讲的“诚”，既是杨时一生追求的道德目标，又是杨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杨时非常推崇《中庸》，对其中的“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夫诚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杨时把天之道和性之德结合起来。他在《礼记解义》中说：“自诚而明，天之道也，故谓之性。自明而成，人之道也，故谓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归则无二致也。故曰诚则明，明则诚也。”人要从“诚之”方面下工夫，安于事，行于果，那样就可以由明而诚，并最终上达天德。
  杨时完善人格、崇尚德行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全社会。杨时所倡导的“反身而诚”，注重从人的内心去寻求的思想对后来的朱熹，特别是明代的阳明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由而推导引申到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形成完美人格乃有启迪意义。
  （二）“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是指杨时尊重老师、敬畏学术的优秀品格和兴教立学、教书育人的的远大志向。“尊师重教”是“诚学穷理”之果。“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为后人树立了尊师重道的典范。杨时“笃钟理学”→“程氏正宗”→“倡道东南”→“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励志求学之路。“程门立雪”启迪着一代代的莘莘学子，勤学好问，笃志求道，学以修身，学以致用。“程门立雪”，它是客家先民崇文重教的闪光点，也是客家后人弘扬客家精神的一盏明灯。
  受杨时的影响，其得意门生罗从彦从家乡剑浦县（今延平区）徒步千里赴浙江萧山，向老师请教，还不惜变卖家产，到洛阳向程颐问学。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感恩尽礼，将客死他乡的师尊罗从彦归葬于故乡。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进士及弟后，从崇安徒步到延平向李侗问学，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穷研圣学，终成大器。杨时一生勤奋研习，深究学问，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作为学连洛闽的宗师，杨时正是通过兴教立学来倡道东南的。程颢程颐的“吾道南矣”最终通过杨时的兴教立学得到实现。
  （三）“爱国怀乡”
  爱国怀乡是指杨时对祖国、对家乡具有深厚的感情并乐于为之奉献的崇高情怀。杨时为官居高位，则谋国计民生。北宋未年，内忧外患，朝廷对外屈辱妥协。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政治态度最为鲜明之处，是杨时“仁”和“义”的具体表现。杨时晚年入朝为官，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他多次上疏朝廷，仅靖康元年，他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投降，提出一系列克敌制胜之策，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所陈均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杨时在上疏中议论褒贬，无所顾避，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
  杨时在他乡则魂牵家园，处平凡则求敦亲睦邻，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造福桑梓。杨时告老还乡时，宋高宗按惯例赐官绢200匹、白银三百两，以颐养天年。但杨时却推辞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充分反映了杨时爱国爱乡的拳拳之心和博大的情怀。北宋靖康元年三月，杨时临危受命，用和平的方式平息了京师的大学潮，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崇高的气节操守。他这种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困难当头敢于担当的精神。
  （四）“清廉为民”
  清廉为民，指杨时清正廉明、安贫乐道的优秀品格和恤民、爱民、为民的仁政观。杨时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以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生邪僻”的道德危机，不是做旁观者，而是积宣扬儒家传统的理论思想和道德观念。他身体力行，明德修身，践履崇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飘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这正是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明的真实写照。杨时自24岁登第进士后步入仕途，历任30多个官职，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正因为杨时注重清正廉洁，具有伟岸正直的美德，所以他才敢于抗佞排奸，与邪恶势力作斗争。
  杨时坚持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宋史·杨时传》：“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这是杨时推崇中庸思想，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
  总之，杨时精神是一个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诚学穷理”体现杨时可贵的学术个性和探求精神，居核心地位；“尊师重教”体现杨时的教育理念，是杨时文化精神的标识；“爱国怀乡”体现杨时崇高的情怀；“清廉为民”体现杨时高尚的人格和为政态度。杨时精承接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思想道德的优良传统，整体上共同发挥文化、思想、精神的包容、引领、激励、提升的功能。